孫佳山 中國藝術研究院
新世紀以來， 《舌尖上的中國》系列在紀實鄉愁乃至在整個紀錄片領域， 都有著獨一無二的不可撼動的地位。
《舌尖上的中國》系列的複合收益已經超過了5億元， 並將紀錄片的產業鏈從傳統的廣告、音像、圖書等擴展到電商、電影等領域， 甚至拉動了相關行業的股票價格， 這一切在中國紀錄片歷史上， 都是可以標識出兩個時代的具有承前啟後意義的歷史座標。 在其後還陸續出現了《味道中國》《味道》《北京味道》......等一系列與之相似的美食題材紀錄片， 《舌尖上的中國》系列在這個維度上， 具有著強烈的類型示範意義。
的確， 今天不管操持哪種立場， 《舌尖上的中國》系列所激起的生態鄉愁：在大地鄉野發現美食，
這種舌尖式的生態鄉愁， 在《舌尖上的中國2》中， 經過《舌尖上的中國1》的起承轉合後， 脈絡更為清晰明瞭， 使《舌尖上的中國2》不在沉迷於美食的各種特寫展示， 而是逐漸回歸到與這些食物相關的天南海北的中國故事。
無論是高考“工廠”毛坦中學裡苦讀的學生， 還是貴州苗族的打工仔和留守兒童， 這些在近年來已經頻頻成為表現當今社會深度撕裂的新聞熱點的經典素材， 其實已經不經意間進入到《舌尖上的中國》系列的影像中， 只不過並不為大多數人所察覺。
作為以真實為最高倫理的紀錄片， 在對美食進行了惟妙惟肖地刻畫和雕琢之後， 本應進入到對美食背後的人倫與現實的解析；但在《舌尖上的中國》系列， 每當到了這種關鍵性節點， 卻都習慣性的進入到了美食影像的抒情之中， 實在難以自圓其說的時候， 則乾脆以主觀性的解說詞來直接越皰代俎。
特雷•伊格爾頓曾說過， “對於我們這種飲食趣味的徹底分析可能會表明， 它們與幼年期的某些成長經驗、與我與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關係， 以及與其他很多文化因素都密切相關”， 而這些因素“完全是社會性的和‘非主觀’的”。
無論是從白山黑水到魚米之鄉， 還是從東南沿海到塞北高原， 《舌尖上的中國》系列所不斷暗示或者赤裸直抒的美食與勞動和諧共生的自然詩意， 恰恰為我們呈現出了一種非社會性的、主觀的生態“景觀”；美食背後最為重要的成長經驗、親緣關係等文化因素以及這背後的階層、社會身份的差異， 則在美食的生態“景觀”中被悄然疏散和轉移， 包括在這其中所不能觸碰的個體際遇與時代傷痛， 也被盡可能地緩解和撫慰。
在意識形態功能上，《舌尖上的中國》系列確實也取得了同樣巨大的成功；但對於紀錄片的本體屬性而言，《舌尖上的中國》則是一部未完成的爛尾作品，舌尖上的鄉愁以生態“景觀”的方式成功地抹平了那些美食背後的客觀存在的社會性的，深刻體現那數以億計的新的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的文化裂痕。
在充分吸收、整合了從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超驗主義，以及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環保主義者們的各式理論資源和美學體系之後，在這個年代，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通過生態“景觀”的方式來完成後工業鄉愁的文化訴求已經屢見不鮮、屢試不爽。
這個套路既是在對現代性價值進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同時也是拯救現代性的最有效方式——或者說其最深刻地體現了現代性的二律背反、最徹底地呈現了全球中產階級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其高度認同將各種美食與生態話語進行對應捆綁，並將其安置於後工業社會的文化景觀裝置之中；另一方面，這種後工業社會的文化景觀，又是中產階級對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食品安全、生態危機的恐懼、焦慮的真切投射。
因此，這種看似完美無暇的記錄著舌尖上的鄉愁的紀實影像，不僅沒有真正照射進這些鄉愁“景觀”背後的殘酷現實，還在這種生態“景觀”式的呈現中背叛了其自身，更遑論為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出現的數以億計的新的城市居民提供“精神戶籍”的慰藉，而這正是今天所有被寄予了後工業文化鄉愁想像的美食題材紀錄片的最大癥結所在。
在意識形態功能上，《舌尖上的中國》系列確實也取得了同樣巨大的成功；但對於紀錄片的本體屬性而言，《舌尖上的中國》則是一部未完成的爛尾作品，舌尖上的鄉愁以生態“景觀”的方式成功地抹平了那些美食背後的客觀存在的社會性的，深刻體現那數以億計的新的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的文化裂痕。
在充分吸收、整合了從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超驗主義，以及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環保主義者們的各式理論資源和美學體系之後，在這個年代，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通過生態“景觀”的方式來完成後工業鄉愁的文化訴求已經屢見不鮮、屢試不爽。
這個套路既是在對現代性價值進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同時也是拯救現代性的最有效方式——或者說其最深刻地體現了現代性的二律背反、最徹底地呈現了全球中產階級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其高度認同將各種美食與生態話語進行對應捆綁，並將其安置於後工業社會的文化景觀裝置之中；另一方面，這種後工業社會的文化景觀，又是中產階級對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食品安全、生態危機的恐懼、焦慮的真切投射。
因此，這種看似完美無暇的記錄著舌尖上的鄉愁的紀實影像，不僅沒有真正照射進這些鄉愁“景觀”背後的殘酷現實，還在這種生態“景觀”式的呈現中背叛了其自身，更遑論為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出現的數以億計的新的城市居民提供“精神戶籍”的慰藉，而這正是今天所有被寄予了後工業文化鄉愁想像的美食題材紀錄片的最大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