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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國際禁毒日|鴉☆禁☆片的中國簡史

國際禁毒日:今天, 是第30個國際禁毒日。 聯合國於1987年建議將每年的6月26日定為“國際禁毒日”, 以引起世界各國對毒品問題的重視, 共同抵禦毒品的危害。 因林則徐虎門銷煙是6月3日起, 到6月26日止, 故將6月26日定為國際禁毒日 。

鴉 片:從罌粟當中加工提取而成。 罌粟在唐代時由阿拉伯人介紹給中國。 鴉片則至少到明朝天順、成化年間已經可以在我國市場上流通, 並在醫療方面有所應用。 而鴉片對中國社會造成巨大危害, 始於1624-1662年間荷蘭人盤踞臺灣時, 將煙草與鴉片拌合吸食(即鴉片煙)的方法傳入中國。

在中國近代史中,

鴉片發揮了一個既隱晦又特殊的作用:它是英屬東印度公司瓦解中國閉關鎖國政策、打開中國市場的利器;是荼毒國人身心, 侵蝕國民財富的毒草;是引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直接因素。 同時, 它又是促進中國融入世界的誘發物, 是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 在近代中國, 人們對鴉片既痛恨又重視, 曾經對其明令禁止, 也曾進行過廣泛種植。 這一集合了諸多矛盾的植物, 在中國近代史中有著自己的獨特身影。

下面溯源君將帶你回溯鴉片在近代中國的歷史。

▲ 清朝吸食鴉片的煙客

雍正皇帝禁毒

鴉片進入中國, 要比我們想像的早很多。

還在唐朝, 穆斯林商人就把罌粟帶入中國, 作為止咳治痢的藥物出售;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 鴉片也是一味珍貴的藥材, 主治“瀉痢脫肛不止”。

直到17世紀, 英國和荷蘭在東南亞的殖民活動不斷開展, 鴉片作為一種毒品, 隨著不斷增長的貿易網路滲透入中國, 開始流毒於我國南方。

收到官員的奏章後, 雍正皇帝于1729年頒佈了最早的禁毒法令《懲辦興販鴉片煙及開設煙館條例》,

嚴厲禁止了販賣鴉片和開設煙管的行為。

“興販鴉片煙照收買違禁物例, 枷號一個月, 發邊衛充軍。 若私開鴉片煙館, 引誘良家子弟者, 照邪教惑眾律擬監候, 為從杖一百, 流三千里。 船戶, 地保, 鄰右人等俱杖一百, 徒二年。 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 計贓照枉法律治罪。 失察之訊口地方文武各官, 及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 均交部嚴加議處。 ”

▲ 鴉片走私的路線, 出發地是印度的孟買(Bombay)和加爾各達(Calcutta), 目的地是中國的澳門(Macao), 廣州(Canton), 廈門(Amoy)

英國人的敲門磚

雍正皇帝的禁令在一段時間內, 是卓見成效的, 每年僅約數百箱鴉片(每箱約重63.5公斤)進入中國。

1773年, 長期打不開中國市場, 必須用白銀換取中國茶葉和絲綢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印度的鴉片生產, 獲得專賣權, 開始用金錢賄賂和武裝走私向中國大規模輸出鴉片。

當鴉片的吸食人群從底層波及至精英, 從南部擴展到京城時, 清政府再次行動了起來, 1800年嘉慶皇帝宣佈禁止進口鴉片, 這一年的鴉片進口量是4000箱。

然而皇帝的禁令無法遏制英屬印度的財政需求, 也難擋國內官紳的趨之若鶩, 當虎門銷煙的主角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時, 每年流入鴉片已達30000多箱。

▲ 1839年11月3日,中英穿鼻之戰,關天培率領的清軍水師被擊退

隨之而來的便是眾所周知的第一次鴉片戰爭, 勝利的英國人獲得了五口通商的權利。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並沒有讓鴉片貿易合法化,但清政府採取不干預政策,鴉片走私日益猖獗。到40年代末時,每年進入中國的鴉片已達40000箱,並在50年代末達增加至60000箱。1854年,上海的進口貨物總值為1262萬兩,其中鴉片的價值就達到了911萬兩。

▲ 《南京條約》簽訂現場

隨著鴉片貿易的不斷增長,英國對於鴉片貿易的依賴也越來越深。如果沒有鴉片,英國將無法將對華貿易的巨大赤字扭虧為盈;沒有鴉片,英國也無法維持東南亞殖民地(印度、香港和新加坡等)的巨大開支;沒有鴉片,英國甚至無法從美國購買足夠英國本土工廠開工的原棉。

所以儘管鴉片會使人身體虛弱、意志渙散,儘管從英國民間到議院,都有著大量反對鴉片的聲音,譴責鴉片收入在“道德上不可原諒”,但在滾滾利益洪流面前,堅守道德的聲音瞬間被吞沒,對華輸出鴉片依然是英國的第一選擇。

▲ 英國畫家阿羅姆在他的《中國記憶》中描繪的廣州鴉片煙館內的情景

從外來到內植,罌粟花曾經盛開在中國

英國的鴉片貿易也並非一帆風順。1880年,每年來自英屬印度的鴉片進口量達到了80000箱,此後,鴉片進口量急劇下降到每年50000箱左右,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初。

鴉片進口量的大幅下降,難道是侵略者的良心發現嗎?

答案是否定的,事實反而更加令人痛心。

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已經無力管控鴉片貿易。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也十分緊張,不僅要籌備軍餉,還要攤派清政府的賠款,出於經濟考慮,地方官員縱容甚至鼓勵農民種植鴉片,主張以自產代替進口。

四川的鴉片從19世紀中葉開始種植,到90年代時,本土出產的鴉片已經可以抵消由進口棉花、紗線和洋布引起的貿易逆差。到1906年,鴉片種植為四川省政府帶來了250萬兩白銀的稅收,占全省稅收的15%。除卻四川省外,鴉片的種植同樣遍及全國。

▲ 清朝的海關土藥稅專照

1908年的清政府總稅收約為2.92億兩,其中土藥(本土鴉片)稅收高達2800余萬兩,洋藥(進口鴉片)稅收僅502萬兩。從練兵軍費到海軍經費,從創辦工廠到興學辦校,都得到了土藥稅的重要支持。例如張之洞創辦的南京陸軍學堂,每年辦學經費需6萬兩白銀,土藥稅負責籌集其中的1.3萬兩。

人人都知道鴉片是個壞東西,但鴉片在經濟、政治、醫療甚至文化上的強大吸引力給予了它頑強的生命力。每一個限制鴉片的政策一經發佈,就會受到整個社會有意或是無意的抵制。

從此,鴉片從撞開國門的洪水猛獸,轉身成了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 清朝時的四川罌粟田

20世紀初,從短暫根除到再度猖獗

上個世紀初開始,中國也曾短暫“根除”鴉片。

一方面是中國民間禁毒呼聲的高漲,1906年,光緒皇帝頒佈禁煙法令,試圖逐步減少本土鴉片種植直至完全消滅;另一方面,英國議院內反對鴉片貿易的聲音日漸佔據主流。1907年,中英就鴉片貿易問題簽訂合約,英政府承諾,只要中國停止本國的鴉片生產,英國將每年減少10%的鴉片出口量,三年後再作續訂。

當時的禁毒運動的確效果顯著,1911年初,四川省的鴉片生產幾乎完全停止,雲南和貴州的鴉片產量也減少了四分之三,謝立山爵士代表英國政府在鴉片產區調查後,也親自證實了這一點。

1913年,在英國議會上,印度事務次達成蒙塔格激情宣佈:“印度現代歷史上第一次……我們不向中國出售一盎司罌粟。”英屬印度也在1913年的規定日期前停止了對華的鴉片出口。

▲ 英屬印度的鴉片工廠

然而這次鴉片貿易和鴉片生產的終止十分短暫,隨著清政府的崩潰和軍閥混戰,到了1926年,罌粟種植又變得隨處可見。軍閥們為了籌集軍費,強迫農民種植罌粟以徵收鴉片貿易稅,甚至經常為了鴉片貿易的控制權而兵戎相見。

▲ 上海浦東黃浦江邊,運送鴉片的船隻

此後國民政府的禁毒計畫,是把鴉片貿易置於政府控制之下,壟斷鴉片貿易,逐步減少鴉片的吸食總量。然而這兩個目標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是矛盾的。當鴉片稅收帶來了巨大經濟利益時,很多人沒能抵制住它的誘惑。在國民黨三心二意的禁毒政策下,販毒集團日益猖獗,禁毒部門假公濟私,讓中國百姓飽受鴉片的荼毒。

▲ 1946年,一名正在吸食鴉片的煙客

“無毒國”——史無前例的成功

1925年,擔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的共產黨人周恩來針對煙賭盛行的情況,下令予以禁絕;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後,毛澤東痛斥國民黨以苛捐雜稅尤其是大煙稅剝削農民;中央紅軍抵達陝後,陝甘寧邊區對於鴉片和毒品採取了堅決措施,基本上根絕了煙毒。

▲ 1950年12月29日,在拓東體育場召開“昆明市各界人民禁毒大會”,銷毀了收繳的煙毒、煙具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時,舊社會留下的販毒、吸毒現象仍十分嚴重,極大危及了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繁榮。禁毒是一項迫不及待的工作。1950年2月24日,政務院發佈《關於嚴禁鴉片毒品的通令》,一場雷厲風行的禁毒行動展開了。在西南大區,僅1950年就繳獲毒品94.8萬兩,煙具22萬件,查封煙館5400家,查獲相關罪犯1萬多名。

▲ 收繳展出的鴉片煙具

1952年,南京召開各類群眾會議8800餘次,聽眾達74萬餘人,使得禁毒運動家喻戶曉。政府機關收到了58300件檢舉信,吸毒者和毒販們坐立不安,紛紛接受登記,坦白罪行。當時共逮捕毒販1153名,收繳鴉片2萬餘兩。

同年,武漢召開了2萬多人參加的宣判大會,共計公訴和宣判了20多名毒販,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者兩名,極大打擊了毒販的囂張氣焰。大會之後,販毒集團開始分化瓦解,被抓獲的毒販開始交代罪行,5000餘名毒販進行了登記,百餘年來武漢的煙毒也得以禁絕。

截止1952年12月,禁毒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全國共查獲毒販近37萬人,逮捕82056人,繳獲毒品近400萬兩,槍斃毒販880名。從內地到邊疆,基本肅清了鴉片種植、毒品製造,以及販毒、吸毒現象。

▲ 重慶市公安局開辦的戒毒學習班

從1949年到1952年三年時間,禍害中華民族兩百餘年的煙毒一掃而光,中國得以享受“無毒國”這一殊榮二十餘年。直到80年代海洛因等毒品的捲土重來。

目前,全國登記在冊的緝毒人員達390萬人,35歲以下吸毒人員占59.3%。僅2015年一年,就破獲毒品犯罪案件11.3萬起,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13.4萬。

鴉片雖禁,但滋生罪惡的溫床沒有被徹底打破,其背後的社會境況和民眾心理錯綜複雜。但只要有人敢鋌而走險,以毒害人民身心的方式積累財富,等待他的必將是法律的制裁。

勝利的英國人獲得了五口通商的權利。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並沒有讓鴉片貿易合法化,但清政府採取不干預政策,鴉片走私日益猖獗。到40年代末時,每年進入中國的鴉片已達40000箱,並在50年代末達增加至60000箱。1854年,上海的進口貨物總值為1262萬兩,其中鴉片的價值就達到了911萬兩。

▲ 《南京條約》簽訂現場

隨著鴉片貿易的不斷增長,英國對於鴉片貿易的依賴也越來越深。如果沒有鴉片,英國將無法將對華貿易的巨大赤字扭虧為盈;沒有鴉片,英國也無法維持東南亞殖民地(印度、香港和新加坡等)的巨大開支;沒有鴉片,英國甚至無法從美國購買足夠英國本土工廠開工的原棉。

所以儘管鴉片會使人身體虛弱、意志渙散,儘管從英國民間到議院,都有著大量反對鴉片的聲音,譴責鴉片收入在“道德上不可原諒”,但在滾滾利益洪流面前,堅守道德的聲音瞬間被吞沒,對華輸出鴉片依然是英國的第一選擇。

▲ 英國畫家阿羅姆在他的《中國記憶》中描繪的廣州鴉片煙館內的情景

從外來到內植,罌粟花曾經盛開在中國

英國的鴉片貿易也並非一帆風順。1880年,每年來自英屬印度的鴉片進口量達到了80000箱,此後,鴉片進口量急劇下降到每年50000箱左右,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初。

鴉片進口量的大幅下降,難道是侵略者的良心發現嗎?

答案是否定的,事實反而更加令人痛心。

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已經無力管控鴉片貿易。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也十分緊張,不僅要籌備軍餉,還要攤派清政府的賠款,出於經濟考慮,地方官員縱容甚至鼓勵農民種植鴉片,主張以自產代替進口。

四川的鴉片從19世紀中葉開始種植,到90年代時,本土出產的鴉片已經可以抵消由進口棉花、紗線和洋布引起的貿易逆差。到1906年,鴉片種植為四川省政府帶來了250萬兩白銀的稅收,占全省稅收的15%。除卻四川省外,鴉片的種植同樣遍及全國。

▲ 清朝的海關土藥稅專照

1908年的清政府總稅收約為2.92億兩,其中土藥(本土鴉片)稅收高達2800余萬兩,洋藥(進口鴉片)稅收僅502萬兩。從練兵軍費到海軍經費,從創辦工廠到興學辦校,都得到了土藥稅的重要支持。例如張之洞創辦的南京陸軍學堂,每年辦學經費需6萬兩白銀,土藥稅負責籌集其中的1.3萬兩。

人人都知道鴉片是個壞東西,但鴉片在經濟、政治、醫療甚至文化上的強大吸引力給予了它頑強的生命力。每一個限制鴉片的政策一經發佈,就會受到整個社會有意或是無意的抵制。

從此,鴉片從撞開國門的洪水猛獸,轉身成了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 清朝時的四川罌粟田

20世紀初,從短暫根除到再度猖獗

上個世紀初開始,中國也曾短暫“根除”鴉片。

一方面是中國民間禁毒呼聲的高漲,1906年,光緒皇帝頒佈禁煙法令,試圖逐步減少本土鴉片種植直至完全消滅;另一方面,英國議院內反對鴉片貿易的聲音日漸佔據主流。1907年,中英就鴉片貿易問題簽訂合約,英政府承諾,只要中國停止本國的鴉片生產,英國將每年減少10%的鴉片出口量,三年後再作續訂。

當時的禁毒運動的確效果顯著,1911年初,四川省的鴉片生產幾乎完全停止,雲南和貴州的鴉片產量也減少了四分之三,謝立山爵士代表英國政府在鴉片產區調查後,也親自證實了這一點。

1913年,在英國議會上,印度事務次達成蒙塔格激情宣佈:“印度現代歷史上第一次……我們不向中國出售一盎司罌粟。”英屬印度也在1913年的規定日期前停止了對華的鴉片出口。

▲ 英屬印度的鴉片工廠

然而這次鴉片貿易和鴉片生產的終止十分短暫,隨著清政府的崩潰和軍閥混戰,到了1926年,罌粟種植又變得隨處可見。軍閥們為了籌集軍費,強迫農民種植罌粟以徵收鴉片貿易稅,甚至經常為了鴉片貿易的控制權而兵戎相見。

▲ 上海浦東黃浦江邊,運送鴉片的船隻

此後國民政府的禁毒計畫,是把鴉片貿易置於政府控制之下,壟斷鴉片貿易,逐步減少鴉片的吸食總量。然而這兩個目標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是矛盾的。當鴉片稅收帶來了巨大經濟利益時,很多人沒能抵制住它的誘惑。在國民黨三心二意的禁毒政策下,販毒集團日益猖獗,禁毒部門假公濟私,讓中國百姓飽受鴉片的荼毒。

▲ 1946年,一名正在吸食鴉片的煙客

“無毒國”——史無前例的成功

1925年,擔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的共產黨人周恩來針對煙賭盛行的情況,下令予以禁絕;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後,毛澤東痛斥國民黨以苛捐雜稅尤其是大煙稅剝削農民;中央紅軍抵達陝後,陝甘寧邊區對於鴉片和毒品採取了堅決措施,基本上根絕了煙毒。

▲ 1950年12月29日,在拓東體育場召開“昆明市各界人民禁毒大會”,銷毀了收繳的煙毒、煙具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時,舊社會留下的販毒、吸毒現象仍十分嚴重,極大危及了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繁榮。禁毒是一項迫不及待的工作。1950年2月24日,政務院發佈《關於嚴禁鴉片毒品的通令》,一場雷厲風行的禁毒行動展開了。在西南大區,僅1950年就繳獲毒品94.8萬兩,煙具22萬件,查封煙館5400家,查獲相關罪犯1萬多名。

▲ 收繳展出的鴉片煙具

1952年,南京召開各類群眾會議8800餘次,聽眾達74萬餘人,使得禁毒運動家喻戶曉。政府機關收到了58300件檢舉信,吸毒者和毒販們坐立不安,紛紛接受登記,坦白罪行。當時共逮捕毒販1153名,收繳鴉片2萬餘兩。

同年,武漢召開了2萬多人參加的宣判大會,共計公訴和宣判了20多名毒販,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者兩名,極大打擊了毒販的囂張氣焰。大會之後,販毒集團開始分化瓦解,被抓獲的毒販開始交代罪行,5000餘名毒販進行了登記,百餘年來武漢的煙毒也得以禁絕。

截止1952年12月,禁毒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全國共查獲毒販近37萬人,逮捕82056人,繳獲毒品近400萬兩,槍斃毒販880名。從內地到邊疆,基本肅清了鴉片種植、毒品製造,以及販毒、吸毒現象。

▲ 重慶市公安局開辦的戒毒學習班

從1949年到1952年三年時間,禍害中華民族兩百餘年的煙毒一掃而光,中國得以享受“無毒國”這一殊榮二十餘年。直到80年代海洛因等毒品的捲土重來。

目前,全國登記在冊的緝毒人員達390萬人,35歲以下吸毒人員占59.3%。僅2015年一年,就破獲毒品犯罪案件11.3萬起,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13.4萬。

鴉片雖禁,但滋生罪惡的溫床沒有被徹底打破,其背後的社會境況和民眾心理錯綜複雜。但只要有人敢鋌而走險,以毒害人民身心的方式積累財富,等待他的必將是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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