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美國前國務卿辦公室高級顧問、蘭德公司客座學者、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教授彼得·曼德維爾
引子
6月14日上午， 盤古智庫智見系列講座“中東局勢的歷史進程”在香山書院舉辦， 主講人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美國前國務卿辦公室高級顧問、蘭德公司客座學者、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教授彼得·曼德維爾（Peter Mandaville）介紹了中東政治伊斯蘭教的發展歷程， 分析了ISIS之後的中東局勢。
本文是對本次講座相關觀點的整理。
要理解當代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的發展， 就必須理解這些運動的歷史起源。 在美國， 人們在腦海中往往傾向於將不同的組織混為一談， 比如ISIS、穆斯林兄弟會、真主党、“基地”組織……許多伊斯蘭運動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 而曼達維爾試圖搞清楚，
在回到歷史之前， 曼達維爾提示了幾個核心的理論問題。 首先， 政治伊斯蘭組織的出現， 是由於外因還是內因？換而言之， 是將其理解為宏觀的全球變化、國際政治秩序以及外來文化和經濟壓力的產物， 還是具體到每個國家的國內政治環境去解釋？第二， 政治伊斯蘭的興起根植於意識形態因素還是結構因素？這是一個重要的爭論， 現在正在影響華盛頓的政治和政策辯論， 政治伊斯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由意識形態所驅使， 而這種意識形態根植於伊斯蘭宗教信仰中？還是對政治、經濟、安全、衝突等機制結構性變化的回應？第三， 縱觀整個穆斯林世界， 政治伊斯蘭表達呈現高度多樣性，
18世紀政治伊斯蘭的起源：
復興主義VS改良主義
18世紀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時期， 世界維度的急劇變化召喚了政治伊斯蘭的崛起。 從17世紀到19世紀， 歐洲帝國主義勢力崛起， 在中東和穆斯林世界， 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土地被歐洲殖民勢力佔領， 奧斯曼帝國悄然衰弱。 這一形勢在伊斯蘭學者中引起了爭議和討論，
此時， 崛起了兩股重要的思潮， 如今成為伊斯蘭內部重要分歧的基礎， 也可以說是“基地組織”、ISIS與穆兄會的區別， 前者拒絕民主國家的立法建構， 而後者選擇參與選舉和民主體系， 這一重要區別產生於17、18世紀。
第一個思潮， 我們稱之為伊斯蘭復興主義（Islamic Revivalism）， 這裡的關鍵人物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蔔（Muhammad ibn Abdul Wahhab）， 沙烏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另一個人物是謝赫·瓦利烏拉（Shah Wali Ullah）， 一個主要活動於印度的保守主義宗教學者。 他們對於伊斯蘭文明在17、18世紀衰弱的診斷是穆斯林遠離信仰的結果，
第二股思潮稍晚出現， 它來自軍隊， 叫做伊斯蘭改良主義（Islamic Reformism）， 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哲瑪律丁·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和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學者、思想家以及政治活動家。 在19世紀後半葉， 他們急切地眺望西方， 看到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經濟體系、現代政治機制， 這些都是伊斯蘭沒有的。 伊斯蘭曾在幾個世紀裡佔據科學領先的地位， 伊斯蘭曾是世界上最繁榮和充滿活力的貿易力量， 所以伊斯蘭可以把技術和經濟搞得很好。他們認為，伊斯蘭沒有理由不能成為現代世界的領袖，而它之所以沒有這樣的思想和能力，是因為伊斯蘭學者和領袖們變得懶惰。因此，應該做的是，在律法層面上復興、鼓勵、改良伊斯蘭的知識傳統，使之與時俱進。他們的分析不同于復興主義者，他們不認為信仰已經遭到破壞或者不純淨，信仰本身沒有問題，要變得現代和成功，只需要在思想和知識生產上變得更加活躍。
阿富汗尼本人是一個活動家，他創立了一個運動，叫做泛伊斯蘭（Pan-Islam）。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某種意義上他嚴格借鑒了卡爾·馬克思的想法，當他環顧穆斯林世界，發現主要的國家都面臨共同的處境，都處於歐洲殖民勢力的佔領之下，馬克思說：“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你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失去的只有鎖鏈。”阿富汗尼說：“全世界穆斯林聯合起來，你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失去的只有歐洲帝國主義。”他鼓動全世界的穆斯林基於宗教身份認同發起一個反殖民運動，形成全球共同體。他的運動失敗了，從未真正實行，因為它有一個競爭者，就是民族主義。差不多同一時期，許多反殖民鬥爭，比如在印度、南亞和非洲，都宣稱自己是民族主義，以民族認同回應歐洲帝國主義。大多數人更能認同這一理念，因為當你告訴一個摩洛哥穆斯林，你要和一個馬來西亞穆斯林產生共情，他們中間隔了六七千英里的距離，講著不同的語言，擁有不同的歷史，這是不現實的。但是如果你告訴人們，你要和講著相同語言，有著共同背景，分享同一歷史的同胞聯合起來，建立免於外部干預的獨立國家，這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敘述。所以普世宗教認同，在與20世紀興起的特定民族認同的競爭中，民族主義無疑勝利了。
阿富汗尼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非常相似，他是一個跨國活動家，從波斯前往法國，在法國花了很多時間出版反殖民的時事通訊。他如果活到今天，也許會是一個社交媒體活躍用戶，他能夠理解如何用傳播技術傳遞政治目的。阿富汗尼最重要是學生是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後者是20世紀早期一個偉大的埃及改革者，雖然他在著名的宗教大學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受訓，但深刻地捲入到埃及的社會改革，他宣導向所有埃及年輕人提供基礎教育，包括女孩在內。他這樣一個宗教人士成為了改良主義的關鍵人物，這是一個有趣的現代化現象。
曼達維爾認為，我們有可能從這一時期的復興主義和改良主義兩股思潮和群體中理出一條線索，建立復興主義與“基地”和ISIS的聯繫，以及改良主義與穆兄會的聯繫。即便我們現在的新聞主要是關於ISIS的，但曼達維爾認為，政治伊斯蘭的歷史主流是穆兄會。
“一戰”後哈裡發的廢除
宗教VS世俗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之一是奧斯曼帝國的終結和拆解，以及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誕生，直到此時，穆斯林世界才有了現代政治機構。因為ISIS的宣傳，我們熟知哈裡發（Caliphate）這個詞，哈裡髮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後的伊斯蘭阿拉伯政權元首，這一機制被設計用來為穆斯林社會提供宗教和政治領導。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後，哈裡發制度立即被創設，在此之後阿拉伯世界一直有一位Caliphate，或者擁有Khalifah或者Caliph頭銜的人（Caliphate、Khalifah、Caliph均為“哈裡發”之意）。到了西元9世紀到10世紀左右，這一頭銜不再具有“統治穆斯林全部領土”的意思，因為穆斯林領土變得分裂和碎片化，各種各樣的伊斯蘭帝國、王朝和王國興起。但是，從西元632年一直到1924年，始終有一個人象徵性地擁有哈裡發頭銜，在大約1300年時間裡延續了一個未曾斷絕的譜系。
1924年是決定性的一年，這一年，在凱末爾講話的指揮下，土耳其國民議會廢除了哈裡發頭銜。對於這一事件，當時大多數人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如喪考妣，實際上絕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乎，因為長期以來哈裡發與他們的生活毫無關係，它不過是一個符號，他們有更加迫近的問題需要處理。但是，哈裡發的廢除在伊斯蘭學者中引發了一場危機，他們不得不去解釋，伊斯蘭信仰對此該如何回應。
這以一場辯論的形式展開，主題是在20世紀20、30年代，伊斯蘭該如何處理與20世紀早期出現的嶄新的世界秩序的關係，這一問題在某些層面上也可以是，對於伊斯蘭而言什麼是合適的政治體系。這場辯論中同樣有兩個關鍵性的思想家，第一個是來自埃及的學者阿裡·阿卜杜勒·拉齊格（Ali Abd al-Razig），他主張伊斯蘭並不需要一個政治體系，因為《古蘭經》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及一個政府應該這樣或者那樣。《古蘭經》清楚地表述了一些統治原則，比如統治者與人民之間需要有磋商，但《古蘭經》從未規定一個特定的政府體系。所以拉齊格得出結論道，任何政府體系都能夠運用於伊斯蘭，只要政府的實踐方式包含在信仰的價值和教導中。
另一個思想家是拉希德·裡達（Rashid Rida），他是敘利亞埃及人，宗教學者。他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從中世紀的證據和文獻中得出結論，哈裡發是一個傳統政治機構，理論上伊斯蘭應該有一個哈裡發體系，但是20世紀早期的現代環境並不適宜維持這個體系。相反，需要在民族範圍內建立伊斯蘭國家，拉希德·裡達和現代政治伊斯蘭之間能夠勾勒出一條直接的線索，他的思想成為現代穆斯林創建伊斯蘭民族國家的思想基礎。但是，他並非一個實踐者、活動家、政治家或者運動領袖，而是一個著書立作的思想者。
這裡我們還需要介紹另一個關鍵人物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一個埃及人，他不是一個伊斯蘭學者，不是一個滿臉鬍子的老頭子，從舊書裡走出來勸人為善，他是在埃及現代教育學院裡學習的現代學校老師，教授地理、社會研究和現代題材。他住在埃及蘇伊士河岸邊的一個叫做伊斯梅裡亞（Ismailia）的城鎮，抬眼就能望到蘇伊士運河。當時蘇伊士運河被英國深度佔領，在埃及是殖民力量的持續生動的展示。班納最大的關切和憂慮在於，埃及的現代化面臨失去文化身份的風險，在埋頭趕路的急劇變化中，人們遺忘了埃及的文化遺產，尤其是伊斯蘭宗教，所以他在1928年開創了一個社會運動，叫做穆斯林兄弟社會（Society of Muslim Brothers），今天我們簡稱為穆兄會（Muslim Brotherhood），這一組織在社會、學校和清真寺運作，其宗旨不是政治的，而是社會和文化的，在現代社會確保宗教在埃及人民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很快，這一運動徹底政治化，進入政治，參與選舉，並越來越傾向於對抗埃及國家，最終迅速與20世紀偉大的埃及統治者迦瑪爾·阿卜杜爾· 納賽爾（Gamal Abdul Nasser）攤牌。
納賽爾不僅是一個埃及政治家，同時也是一個阿拉伯領袖，一個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主張在阿拉伯身份認同的基礎上聯合中東所有的阿拉伯人。再者，他還是一個第三世界領袖，在冷戰情境下，他非常有意識地避免埃及與美國或蘇聯任何一方結盟，以期尋找一條中間道路，是不結盟運動的一個關鍵人物。他的教導和政治活動是相當世俗的民族主義，與穆兄會相互猜忌，導致了宗教與世俗的對抗。20世紀50年代，納賽爾及其政府試圖掌控埃及的宗教機構，確保它們教授的伊斯蘭教義與埃及政府版本的國家發展規劃相適應，他想要確保宗教領袖和宗教人士無法成為其政治反對派。其中一個靶子就是埃及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它是一所擁有清真寺的大學，愛資哈爾體系存在于全埃及成千上萬的學校中，每個埃及人都在愛資哈爾體系中接受教育，它是一個巨大的教育基礎設施。納賽爾政府對其進行改造，將其置於國家控制之下，將愛資哈爾的長老領袖變為公務員，直接向國家總統報告。1954年，埃及通過一項法律，規定任何政治黨派不得建立在宗教基礎上，這一法律專門針對穆兄會，將其排除在政治之外。
穆兄會與埃及國家之間的對抗，也引發了穆兄會內部的危機，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發生了分裂，前者樂於在國家統治下運作，而後者則主張直接挑戰國家。後者的思想領袖在20世紀伊斯蘭思想中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中樞性人物，他叫做賽義德·庫特蔔（Sayyid Qutb），他同樣也不是一個宗教學者，而是現代學校教育系統出身，曾前往美國學習教育管理的最新趨勢。庫特卜無疑是現代聖戰（Jihad）思想最重要的創立者。“聖戰”一詞在阿拉伯語中指的是戰鬥，但這個詞最常見的用法指的是採取暴力手段的伊斯蘭運動。庫特蔔在其著作中試圖向讀者說明，在20世紀50、60年代的埃及，穆斯林應該做些什麼。他認為，埃及的現代領導者，也就是納賽爾，正將埃及帶回到賈西利葉時期（蒙昧時期，Jahiliyyah，這是一個阿拉伯詞語，指的是穆罕默德受到天啟之前的歷史時期，也就是前伊斯蘭時期），人們沒有通往伊斯蘭教導的路徑。他指責政治領導層阻止人民學習並生活在信仰的教導和要求之下，這麼做不僅是非法的，而且有必要採取任何形式直接反抗它，包括暴力。庫特卜是一個跨國思想家，他在復興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畫上了一條明顯的連線，從改良主義開始，最終走向復興主義。他在20世紀50、60年代鼓動對國家的直接反抗，也許是今天“基地”和ISIS最重要和最鄰近的思想來源。他本人在1966年因密謀顛覆政府罪被國家判處死刑，但他的影響和陰影仍在持續。
20世紀70年代，納賽爾去世，埃及新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el-Sadat）上臺，他將埃及帶到了美國以及西方的地緣政治軌道上來，而與蘇聯切斷了聯繫。非常令人意外的是，他決定向宗教敞開自我，他認識到宗教的力量，認為如果自己看上去是一個宗教人物，將會在埃及人民中獲得更多的合法性，所以他和自己的信仰做了一個交易。薩達特找到溫和派穆兄會說，何不回來重啟社會和宗教組織，國家會接受你們，只要你們不參與政治並公開拒絕暴力。溫和派領導非常樂意，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採取暴力，所以70年代，溫和派穆兄會作為公民社會組織回歸運作。這也引發了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新一輪的對抗，後者分裂出去，離開穆兄會，創立了自己的孤立、小型但是高度武裝化、暴力化的組織穆斯林社會（Takfir wa al-Hijrah）等組織，他們對埃及國家採取暴力行動，尤其針對員警和安全部門。這些團體成為當代薩拉菲聖戰運動（Salafi Jihad）的前輩。在這裡我們能看到兩條重要的支線，溫和派穆兄會進入埃及人民的日常生活，成為埃及公民社會舞臺上的主要角色，創設慈善網路，提供社會服務，最後取代政府提供社會服務，從而變得廣受歡迎，我們知道他們最終找到進入政權的路徑，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達到了戲劇性的政治成就頂點。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
現代聖戰思想的崛起
而另一條支線，形成於一個重要的年份——1979年，這是20世紀晚期政治伊斯蘭發展最重要的單個年份。在此之前，除了學術專家和智庫分析師以外，美國沒什麼人真正在乎復興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區別，沒人在乎穆兄會和庫特蔔的區別。1979年發生了伊朗伊斯蘭革命，從而把政治伊斯蘭拉到了人們的視野。這對美國有一個直接的影響，伊朗曾是美國親近的盟友，後來卻發生了革命，美國外交人員被劫持，發生了人質危機，這也讓霍梅尼成為一個偶像。但是霍梅尼的思想和我剛才說的思想系譜是沒什麼聯繫的，你可以把他當做一個復興改良主義者，之前提到的復興主義和改良主義都是遜尼派，而霍梅尼和伊斯蘭革命是什葉派。而其委員會思想的意識形態基礎是典型的什葉派政治思想闡釋，其最終結論是宗教學者要自己直接掌握政府，換而言之，要建立神權政治，成為伊斯蘭政府的典範。伊朗革命對於政治伊斯蘭而言是一個重要事件，但它並不是我要說的主線，也不是從埃及暴力團體脫胎出“基地”和ISIS的解釋。
1979年有另一個重大事件，就是蘇聯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有足夠的群眾基礎在宗教感召下抵抗蘇聯佔領，這些戰士以阿富汗聖戰者（Mujahideen）聞名於世，這個詞在阿拉伯語中意味著“進行聖戰的人”。你腦海中能夠想像這樣一幅圖景，鄉下山地間的阿富汗抵抗戰士罩著長袍，戴著頭巾，肩上扛著火箭筒，朝蘇聯直升機發射飛彈，這些飛彈據說還是由我的國家（美國）買單。抵抗侵略穆斯林領土的超級力量，這一思想讓中東的穆斯林深受感召，所以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領袖開始組織志願者團體，奔赴阿富汗參加聖戰。更重要的是，他們中一個叫做阿卜杜拉·阿紮姆（Abdullah Azzam）的人建立了整個思想體系，他與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思想領導群體有很強的聯繫，他寫了小冊子宣傳，鼓勵年輕的阿拉伯聖戰者志願前往阿富汗，與阿富汗聖戰者一同作戰。
其中有一個人閱讀了這本小冊子，決定前往阿富汗，他就是烏薩馬·本·拉登（Usama bin Ladin）。拉登本人是沙烏地阿拉伯最富有的建造和工業公司家庭的兒子，在沙特擁有最好的經濟地位，但他感到自己充滿了伊斯蘭責任，因為沙特正在腐敗，而他想要尋找一些有意義的東西，所以他奔赴阿富汗。他有能力搞錢，知道如何組織事情，知道怎麼實現目的，所以成了阿紮姆的親密搭檔。而阿紮姆受到阿富汗經驗的感召，提出了建立類似於伊斯蘭全球聖戰快速反應部隊之類的東西，希望其有能力到全球任何一個穆斯林受到入侵或壓迫的地方發動聖戰，他提議將這個組織稱為“al-Qaidah”，意為“阿拉伯基地”。“基地”從阿富汗經驗中誕生，在此之後，拉登以“基地”為資源，資助聖戰行動，前往波士尼亞、車臣、菲律賓等地作戰。
這裡還有一個關鍵人物，構成這一思想的最後一塊拼圖，他叫做艾曼·紮瓦西裡（Ayman al-Zawahiri），現在仍是“基地”的重要領導人。他們三人並肩作戰，不過傳言阿紮姆和紮瓦西裡不和。紮瓦西裡最重要的思想貢獻是，他對拉登說，我們不僅僅應該資助在車臣、波士尼亞、菲律賓、巴基斯坦的戰鬥，這僅僅是被動反抗，我們還需要主動出擊，不要局限于對抗穆斯林國家的腐敗政權，而應該直接攻擊他們的後臺，換而言之，“基地”應該直接攻擊西方。紮瓦西裡從90年代中期開始思考如何操作直接針對西方目標的攻擊行動，他們在1998年第一次直接攻擊了西方目標——美國在東非坦尚尼亞的大使館；2000年，他們攻擊了美國停靠在葉門的戰艦；2001年“911”事件，他們攻擊了紐約和華盛頓，讓“基地”一夜之間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
伊拉克戰爭：
ISIS出世
我們已經在這幅地圖上歸置了“基地”，歸置了穆兄會，還差最後一塊拼圖，就是ISIS。許多美國人第一次聽說ISIS是在2014年夏天，它看起來好像是橫空出世，這一敘利亞聖戰組織突破國境，進入伊拉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收編了大量恐怖分子，佔領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幾個月後他們宣佈重設早已在1924年廢除的哈裡發制度。
ISIS當然不是橫空出世的，它是“基地”的一個分支，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不久後成立，創立者名為阿布·穆薩布·紮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紮卡維是一個約旦人。紮卡維並不是一個思想家，而是一個暴徒性質的罪犯，他更喜歡戰鬥和殺戮。他注意到美國入侵伊拉克帶來的災難性安全真空，所以流竄到伊拉克，建立了地方暴動組織，與美軍和其他西方聯軍作戰。他與躲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拉登和紮瓦西裡取得聯繫，對他們說，請允許我在伊拉克以“基地”的名義行動，他名聲很差，拉登和紮瓦西裡不願與他發生聯繫，但他們沒有太多的選擇，因為他們仍然需要被關注，而此時卻處於逃亡狀態，所以他們勉強授權給紮卡維在伊拉克以“基地”的名義行動，我們稱之為AQI（al-Qaidah in Iraq，伊拉克基地），但很快地，AQI與“基地”的關係也惡化了，因為它極端暴力，見人就殺，包括其他穆斯林，尤其是什葉派穆斯林，因為根據遜尼派伊斯蘭的嚴格教義，什葉派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它殺害的穆斯林遠遠多於西方士兵。有一封信是紮瓦西裡寫給紮卡維的，他說，你能不能冷靜一下，不要見誰都殺，你給“基地”帶來了壞名聲。紮卡維最終在2006年被美軍殺了，2007年美軍大量湧入伊拉克，成功將AQI暴動重新置於掌控之下，至少它轉入了地下。
直到2012年，AQI以ISIS的名義在敘利亞重現，由神秘的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領導。在意識形態上，ISIS與“基地”有著相同的思想背景，但他們之間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你問“基地”領導人，你怎麼看哈裡發國？他們會說，嗯，我們最終會實現的，也許是五十年後，也許是兩百年或者三百年之後，這不是現在最緊要的，最緊要的是戰鬥。但ISIS在2014年宣稱自己是“伊斯蘭國”，他們說，我們不會等待哈裡發，我們不想在未來去推進，我們現在就要創造它，我們想要鼓動人們來到這裡，住在這裡，並為它戰鬥，如果你是一個歐洲穆斯林，並且想要生活在一個真正的伊斯蘭國家，你應該移民到敘利亞或者伊拉克，住在一個嶄新的哈裡發國。由此，2014年，全球聖戰最活躍的、最中心的吸引力，從“基地”轉移到了ISIS身上。
未來的政治伊斯蘭：
不只有一個故事
曼達維爾表示，限於時間，他略過了很多細節。今天，我們正處於政治伊斯蘭發展最令人捉摸不透神魂顛倒的歷史時刻，在我們討論的所有思潮中，最溫和的是非暴力的穆兄會，它統治了埃及一年，最終在2013年被軍方政變推翻，被迫轉入地下。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它的未來會怎樣？當ISIS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被擊敗，摩蘇爾被全球反ISIS聯軍奪回，後者正將目光投向ISIS的首都拉卡，一旦ISIS失去了其所有領土將會怎樣？“基地”會復興嗎，“基地”有未來嗎？
但是還有另一個故事，我們不常聽說，因為它相當枯燥。我們之所以聽了很多ISIS，是因為媒體喜歡ISIS，他們會鼓吹，戲劇性。我們也聽說過埃及穆兄會，因為它迅速成功，又迅速走向失敗，他們贏得了選舉，試圖運營這個國家，然後被軍方政變趕走，所有的領導人被判處死刑。這是一個很好的媒體故事，它製造了這樣的印象：政治伊斯蘭生活在極端之中，要麼非常成功，要麼徹底失敗。
但是，如果你環顧阿拉伯世界，會發現這種敘事是不真實的。在摩洛哥，執政黨是通過民選產生的伊斯蘭政黨，其思想根基與穆兄會如出一轍，它叫做正義與發展黨（Parti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另一個例子是，約旦民選議會中最大的反對派就是穆兄會。另外，伊斯蘭政黨最近在科威特議會選舉中表現優異。我們也不要忘記，最近幾年最能幹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表現，是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它們都根植于大體上與穆兄會相同的伊斯蘭主義。土耳其總統最近贏得了修憲公投，將政治體系改革得更加集權于總統，受到議會更少的監視，它讓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最長能統治這個國家直到2029年。
政治伊斯蘭要麼失敗困窘，要麼變成恐怖主義的印象是不對的。所以，圍繞埃及穆兄會未來的一些問題，圍繞ISIS和聖戰派的一些問題之外，在新聞標題之下，還有其他更加龐大、重要的政治伊斯蘭表達，正在變成政治生活的常態和慣例。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中“倖存”下來的突尼斯，它是阿拉伯之春開始的地方，也是唯一一個國家，成功渡過了這些事件，既沒有發生內戰，也沒有回到威權主義。之前的執政黨“伊斯蘭復興運動”（Ennahdha）成功撰寫了一部新的憲法，主動放棄權力，將國家暫時置於技術官僚政府的掌控之下，直到新的選舉可以舉行，他們讓突尼斯順利渡過難關。
所以，我們今天掌握的所有證據都表明，政治伊斯蘭並沒有一個可以被統一講述的故事，因為在不同國家之間，它的表達，它的經驗，它的未來軌跡迥然不同。■
主編郵箱： xinshuping@pangoal.cn
所以伊斯蘭可以把技術和經濟搞得很好。他們認為，伊斯蘭沒有理由不能成為現代世界的領袖，而它之所以沒有這樣的思想和能力，是因為伊斯蘭學者和領袖們變得懶惰。因此，應該做的是，在律法層面上復興、鼓勵、改良伊斯蘭的知識傳統，使之與時俱進。他們的分析不同于復興主義者，他們不認為信仰已經遭到破壞或者不純淨，信仰本身沒有問題，要變得現代和成功，只需要在思想和知識生產上變得更加活躍。阿富汗尼本人是一個活動家，他創立了一個運動，叫做泛伊斯蘭（Pan-Islam）。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某種意義上他嚴格借鑒了卡爾·馬克思的想法，當他環顧穆斯林世界，發現主要的國家都面臨共同的處境，都處於歐洲殖民勢力的佔領之下，馬克思說：“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你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失去的只有鎖鏈。”阿富汗尼說：“全世界穆斯林聯合起來，你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失去的只有歐洲帝國主義。”他鼓動全世界的穆斯林基於宗教身份認同發起一個反殖民運動，形成全球共同體。他的運動失敗了，從未真正實行，因為它有一個競爭者，就是民族主義。差不多同一時期，許多反殖民鬥爭，比如在印度、南亞和非洲，都宣稱自己是民族主義，以民族認同回應歐洲帝國主義。大多數人更能認同這一理念，因為當你告訴一個摩洛哥穆斯林，你要和一個馬來西亞穆斯林產生共情，他們中間隔了六七千英里的距離，講著不同的語言，擁有不同的歷史，這是不現實的。但是如果你告訴人們，你要和講著相同語言，有著共同背景，分享同一歷史的同胞聯合起來，建立免於外部干預的獨立國家，這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敘述。所以普世宗教認同，在與20世紀興起的特定民族認同的競爭中，民族主義無疑勝利了。
阿富汗尼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非常相似，他是一個跨國活動家，從波斯前往法國，在法國花了很多時間出版反殖民的時事通訊。他如果活到今天，也許會是一個社交媒體活躍用戶，他能夠理解如何用傳播技術傳遞政治目的。阿富汗尼最重要是學生是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後者是20世紀早期一個偉大的埃及改革者，雖然他在著名的宗教大學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受訓，但深刻地捲入到埃及的社會改革，他宣導向所有埃及年輕人提供基礎教育，包括女孩在內。他這樣一個宗教人士成為了改良主義的關鍵人物，這是一個有趣的現代化現象。
曼達維爾認為，我們有可能從這一時期的復興主義和改良主義兩股思潮和群體中理出一條線索，建立復興主義與“基地”和ISIS的聯繫，以及改良主義與穆兄會的聯繫。即便我們現在的新聞主要是關於ISIS的，但曼達維爾認為，政治伊斯蘭的歷史主流是穆兄會。
“一戰”後哈裡發的廢除
宗教VS世俗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之一是奧斯曼帝國的終結和拆解，以及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誕生，直到此時，穆斯林世界才有了現代政治機構。因為ISIS的宣傳，我們熟知哈裡發（Caliphate）這個詞，哈裡髮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後的伊斯蘭阿拉伯政權元首，這一機制被設計用來為穆斯林社會提供宗教和政治領導。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後，哈裡發制度立即被創設，在此之後阿拉伯世界一直有一位Caliphate，或者擁有Khalifah或者Caliph頭銜的人（Caliphate、Khalifah、Caliph均為“哈裡發”之意）。到了西元9世紀到10世紀左右，這一頭銜不再具有“統治穆斯林全部領土”的意思，因為穆斯林領土變得分裂和碎片化，各種各樣的伊斯蘭帝國、王朝和王國興起。但是，從西元632年一直到1924年，始終有一個人象徵性地擁有哈裡發頭銜，在大約1300年時間裡延續了一個未曾斷絕的譜系。
1924年是決定性的一年，這一年，在凱末爾講話的指揮下，土耳其國民議會廢除了哈裡發頭銜。對於這一事件，當時大多數人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如喪考妣，實際上絕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乎，因為長期以來哈裡發與他們的生活毫無關係，它不過是一個符號，他們有更加迫近的問題需要處理。但是，哈裡發的廢除在伊斯蘭學者中引發了一場危機，他們不得不去解釋，伊斯蘭信仰對此該如何回應。
這以一場辯論的形式展開，主題是在20世紀20、30年代，伊斯蘭該如何處理與20世紀早期出現的嶄新的世界秩序的關係，這一問題在某些層面上也可以是，對於伊斯蘭而言什麼是合適的政治體系。這場辯論中同樣有兩個關鍵性的思想家，第一個是來自埃及的學者阿裡·阿卜杜勒·拉齊格（Ali Abd al-Razig），他主張伊斯蘭並不需要一個政治體系，因為《古蘭經》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及一個政府應該這樣或者那樣。《古蘭經》清楚地表述了一些統治原則，比如統治者與人民之間需要有磋商，但《古蘭經》從未規定一個特定的政府體系。所以拉齊格得出結論道，任何政府體系都能夠運用於伊斯蘭，只要政府的實踐方式包含在信仰的價值和教導中。
另一個思想家是拉希德·裡達（Rashid Rida），他是敘利亞埃及人，宗教學者。他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從中世紀的證據和文獻中得出結論，哈裡發是一個傳統政治機構，理論上伊斯蘭應該有一個哈裡發體系，但是20世紀早期的現代環境並不適宜維持這個體系。相反，需要在民族範圍內建立伊斯蘭國家，拉希德·裡達和現代政治伊斯蘭之間能夠勾勒出一條直接的線索，他的思想成為現代穆斯林創建伊斯蘭民族國家的思想基礎。但是，他並非一個實踐者、活動家、政治家或者運動領袖，而是一個著書立作的思想者。
這裡我們還需要介紹另一個關鍵人物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一個埃及人，他不是一個伊斯蘭學者，不是一個滿臉鬍子的老頭子，從舊書裡走出來勸人為善，他是在埃及現代教育學院裡學習的現代學校老師，教授地理、社會研究和現代題材。他住在埃及蘇伊士河岸邊的一個叫做伊斯梅裡亞（Ismailia）的城鎮，抬眼就能望到蘇伊士運河。當時蘇伊士運河被英國深度佔領，在埃及是殖民力量的持續生動的展示。班納最大的關切和憂慮在於，埃及的現代化面臨失去文化身份的風險，在埋頭趕路的急劇變化中，人們遺忘了埃及的文化遺產，尤其是伊斯蘭宗教，所以他在1928年開創了一個社會運動，叫做穆斯林兄弟社會（Society of Muslim Brothers），今天我們簡稱為穆兄會（Muslim Brotherhood），這一組織在社會、學校和清真寺運作，其宗旨不是政治的，而是社會和文化的，在現代社會確保宗教在埃及人民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很快，這一運動徹底政治化，進入政治，參與選舉，並越來越傾向於對抗埃及國家，最終迅速與20世紀偉大的埃及統治者迦瑪爾·阿卜杜爾· 納賽爾（Gamal Abdul Nasser）攤牌。
納賽爾不僅是一個埃及政治家，同時也是一個阿拉伯領袖，一個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主張在阿拉伯身份認同的基礎上聯合中東所有的阿拉伯人。再者，他還是一個第三世界領袖，在冷戰情境下，他非常有意識地避免埃及與美國或蘇聯任何一方結盟，以期尋找一條中間道路，是不結盟運動的一個關鍵人物。他的教導和政治活動是相當世俗的民族主義，與穆兄會相互猜忌，導致了宗教與世俗的對抗。20世紀50年代，納賽爾及其政府試圖掌控埃及的宗教機構，確保它們教授的伊斯蘭教義與埃及政府版本的國家發展規劃相適應，他想要確保宗教領袖和宗教人士無法成為其政治反對派。其中一個靶子就是埃及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它是一所擁有清真寺的大學，愛資哈爾體系存在于全埃及成千上萬的學校中，每個埃及人都在愛資哈爾體系中接受教育，它是一個巨大的教育基礎設施。納賽爾政府對其進行改造，將其置於國家控制之下，將愛資哈爾的長老領袖變為公務員，直接向國家總統報告。1954年，埃及通過一項法律，規定任何政治黨派不得建立在宗教基礎上，這一法律專門針對穆兄會，將其排除在政治之外。
穆兄會與埃及國家之間的對抗，也引發了穆兄會內部的危機，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發生了分裂，前者樂於在國家統治下運作，而後者則主張直接挑戰國家。後者的思想領袖在20世紀伊斯蘭思想中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中樞性人物，他叫做賽義德·庫特蔔（Sayyid Qutb），他同樣也不是一個宗教學者，而是現代學校教育系統出身，曾前往美國學習教育管理的最新趨勢。庫特卜無疑是現代聖戰（Jihad）思想最重要的創立者。“聖戰”一詞在阿拉伯語中指的是戰鬥，但這個詞最常見的用法指的是採取暴力手段的伊斯蘭運動。庫特蔔在其著作中試圖向讀者說明，在20世紀50、60年代的埃及，穆斯林應該做些什麼。他認為，埃及的現代領導者，也就是納賽爾，正將埃及帶回到賈西利葉時期（蒙昧時期，Jahiliyyah，這是一個阿拉伯詞語，指的是穆罕默德受到天啟之前的歷史時期，也就是前伊斯蘭時期），人們沒有通往伊斯蘭教導的路徑。他指責政治領導層阻止人民學習並生活在信仰的教導和要求之下，這麼做不僅是非法的，而且有必要採取任何形式直接反抗它，包括暴力。庫特卜是一個跨國思想家，他在復興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畫上了一條明顯的連線，從改良主義開始，最終走向復興主義。他在20世紀50、60年代鼓動對國家的直接反抗，也許是今天“基地”和ISIS最重要和最鄰近的思想來源。他本人在1966年因密謀顛覆政府罪被國家判處死刑，但他的影響和陰影仍在持續。
20世紀70年代，納賽爾去世，埃及新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el-Sadat）上臺，他將埃及帶到了美國以及西方的地緣政治軌道上來，而與蘇聯切斷了聯繫。非常令人意外的是，他決定向宗教敞開自我，他認識到宗教的力量，認為如果自己看上去是一個宗教人物，將會在埃及人民中獲得更多的合法性，所以他和自己的信仰做了一個交易。薩達特找到溫和派穆兄會說，何不回來重啟社會和宗教組織，國家會接受你們，只要你們不參與政治並公開拒絕暴力。溫和派領導非常樂意，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採取暴力，所以70年代，溫和派穆兄會作為公民社會組織回歸運作。這也引發了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新一輪的對抗，後者分裂出去，離開穆兄會，創立了自己的孤立、小型但是高度武裝化、暴力化的組織穆斯林社會（Takfir wa al-Hijrah）等組織，他們對埃及國家採取暴力行動，尤其針對員警和安全部門。這些團體成為當代薩拉菲聖戰運動（Salafi Jihad）的前輩。在這裡我們能看到兩條重要的支線，溫和派穆兄會進入埃及人民的日常生活，成為埃及公民社會舞臺上的主要角色，創設慈善網路，提供社會服務，最後取代政府提供社會服務，從而變得廣受歡迎，我們知道他們最終找到進入政權的路徑，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達到了戲劇性的政治成就頂點。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
現代聖戰思想的崛起
而另一條支線，形成於一個重要的年份——1979年，這是20世紀晚期政治伊斯蘭發展最重要的單個年份。在此之前，除了學術專家和智庫分析師以外，美國沒什麼人真正在乎復興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區別，沒人在乎穆兄會和庫特蔔的區別。1979年發生了伊朗伊斯蘭革命，從而把政治伊斯蘭拉到了人們的視野。這對美國有一個直接的影響，伊朗曾是美國親近的盟友，後來卻發生了革命，美國外交人員被劫持，發生了人質危機，這也讓霍梅尼成為一個偶像。但是霍梅尼的思想和我剛才說的思想系譜是沒什麼聯繫的，你可以把他當做一個復興改良主義者，之前提到的復興主義和改良主義都是遜尼派，而霍梅尼和伊斯蘭革命是什葉派。而其委員會思想的意識形態基礎是典型的什葉派政治思想闡釋，其最終結論是宗教學者要自己直接掌握政府，換而言之，要建立神權政治，成為伊斯蘭政府的典範。伊朗革命對於政治伊斯蘭而言是一個重要事件，但它並不是我要說的主線，也不是從埃及暴力團體脫胎出“基地”和ISIS的解釋。
1979年有另一個重大事件，就是蘇聯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有足夠的群眾基礎在宗教感召下抵抗蘇聯佔領，這些戰士以阿富汗聖戰者（Mujahideen）聞名於世，這個詞在阿拉伯語中意味著“進行聖戰的人”。你腦海中能夠想像這樣一幅圖景，鄉下山地間的阿富汗抵抗戰士罩著長袍，戴著頭巾，肩上扛著火箭筒，朝蘇聯直升機發射飛彈，這些飛彈據說還是由我的國家（美國）買單。抵抗侵略穆斯林領土的超級力量，這一思想讓中東的穆斯林深受感召，所以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領袖開始組織志願者團體，奔赴阿富汗參加聖戰。更重要的是，他們中一個叫做阿卜杜拉·阿紮姆（Abdullah Azzam）的人建立了整個思想體系，他與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思想領導群體有很強的聯繫，他寫了小冊子宣傳，鼓勵年輕的阿拉伯聖戰者志願前往阿富汗，與阿富汗聖戰者一同作戰。
其中有一個人閱讀了這本小冊子，決定前往阿富汗，他就是烏薩馬·本·拉登（Usama bin Ladin）。拉登本人是沙烏地阿拉伯最富有的建造和工業公司家庭的兒子，在沙特擁有最好的經濟地位，但他感到自己充滿了伊斯蘭責任，因為沙特正在腐敗，而他想要尋找一些有意義的東西，所以他奔赴阿富汗。他有能力搞錢，知道如何組織事情，知道怎麼實現目的，所以成了阿紮姆的親密搭檔。而阿紮姆受到阿富汗經驗的感召，提出了建立類似於伊斯蘭全球聖戰快速反應部隊之類的東西，希望其有能力到全球任何一個穆斯林受到入侵或壓迫的地方發動聖戰，他提議將這個組織稱為“al-Qaidah”，意為“阿拉伯基地”。“基地”從阿富汗經驗中誕生，在此之後，拉登以“基地”為資源，資助聖戰行動，前往波士尼亞、車臣、菲律賓等地作戰。
這裡還有一個關鍵人物，構成這一思想的最後一塊拼圖，他叫做艾曼·紮瓦西裡（Ayman al-Zawahiri），現在仍是“基地”的重要領導人。他們三人並肩作戰，不過傳言阿紮姆和紮瓦西裡不和。紮瓦西裡最重要的思想貢獻是，他對拉登說，我們不僅僅應該資助在車臣、波士尼亞、菲律賓、巴基斯坦的戰鬥，這僅僅是被動反抗，我們還需要主動出擊，不要局限于對抗穆斯林國家的腐敗政權，而應該直接攻擊他們的後臺，換而言之，“基地”應該直接攻擊西方。紮瓦西裡從90年代中期開始思考如何操作直接針對西方目標的攻擊行動，他們在1998年第一次直接攻擊了西方目標——美國在東非坦尚尼亞的大使館；2000年，他們攻擊了美國停靠在葉門的戰艦；2001年“911”事件，他們攻擊了紐約和華盛頓，讓“基地”一夜之間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
伊拉克戰爭：
ISIS出世
我們已經在這幅地圖上歸置了“基地”，歸置了穆兄會，還差最後一塊拼圖，就是ISIS。許多美國人第一次聽說ISIS是在2014年夏天，它看起來好像是橫空出世，這一敘利亞聖戰組織突破國境，進入伊拉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收編了大量恐怖分子，佔領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幾個月後他們宣佈重設早已在1924年廢除的哈裡發制度。
ISIS當然不是橫空出世的，它是“基地”的一個分支，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不久後成立，創立者名為阿布·穆薩布·紮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紮卡維是一個約旦人。紮卡維並不是一個思想家，而是一個暴徒性質的罪犯，他更喜歡戰鬥和殺戮。他注意到美國入侵伊拉克帶來的災難性安全真空，所以流竄到伊拉克，建立了地方暴動組織，與美軍和其他西方聯軍作戰。他與躲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拉登和紮瓦西裡取得聯繫，對他們說，請允許我在伊拉克以“基地”的名義行動，他名聲很差，拉登和紮瓦西裡不願與他發生聯繫，但他們沒有太多的選擇，因為他們仍然需要被關注，而此時卻處於逃亡狀態，所以他們勉強授權給紮卡維在伊拉克以“基地”的名義行動，我們稱之為AQI（al-Qaidah in Iraq，伊拉克基地），但很快地，AQI與“基地”的關係也惡化了，因為它極端暴力，見人就殺，包括其他穆斯林，尤其是什葉派穆斯林，因為根據遜尼派伊斯蘭的嚴格教義，什葉派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它殺害的穆斯林遠遠多於西方士兵。有一封信是紮瓦西裡寫給紮卡維的，他說，你能不能冷靜一下，不要見誰都殺，你給“基地”帶來了壞名聲。紮卡維最終在2006年被美軍殺了，2007年美軍大量湧入伊拉克，成功將AQI暴動重新置於掌控之下，至少它轉入了地下。
直到2012年，AQI以ISIS的名義在敘利亞重現，由神秘的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領導。在意識形態上，ISIS與“基地”有著相同的思想背景，但他們之間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你問“基地”領導人，你怎麼看哈裡發國？他們會說，嗯，我們最終會實現的，也許是五十年後，也許是兩百年或者三百年之後，這不是現在最緊要的，最緊要的是戰鬥。但ISIS在2014年宣稱自己是“伊斯蘭國”，他們說，我們不會等待哈裡發，我們不想在未來去推進，我們現在就要創造它，我們想要鼓動人們來到這裡，住在這裡，並為它戰鬥，如果你是一個歐洲穆斯林，並且想要生活在一個真正的伊斯蘭國家，你應該移民到敘利亞或者伊拉克，住在一個嶄新的哈裡發國。由此，2014年，全球聖戰最活躍的、最中心的吸引力，從“基地”轉移到了ISIS身上。
未來的政治伊斯蘭：
不只有一個故事
曼達維爾表示，限於時間，他略過了很多細節。今天，我們正處於政治伊斯蘭發展最令人捉摸不透神魂顛倒的歷史時刻，在我們討論的所有思潮中，最溫和的是非暴力的穆兄會，它統治了埃及一年，最終在2013年被軍方政變推翻，被迫轉入地下。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它的未來會怎樣？當ISIS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被擊敗，摩蘇爾被全球反ISIS聯軍奪回，後者正將目光投向ISIS的首都拉卡，一旦ISIS失去了其所有領土將會怎樣？“基地”會復興嗎，“基地”有未來嗎？
但是還有另一個故事，我們不常聽說，因為它相當枯燥。我們之所以聽了很多ISIS，是因為媒體喜歡ISIS，他們會鼓吹，戲劇性。我們也聽說過埃及穆兄會，因為它迅速成功，又迅速走向失敗，他們贏得了選舉，試圖運營這個國家，然後被軍方政變趕走，所有的領導人被判處死刑。這是一個很好的媒體故事，它製造了這樣的印象：政治伊斯蘭生活在極端之中，要麼非常成功，要麼徹底失敗。
但是，如果你環顧阿拉伯世界，會發現這種敘事是不真實的。在摩洛哥，執政黨是通過民選產生的伊斯蘭政黨，其思想根基與穆兄會如出一轍，它叫做正義與發展黨（Parti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另一個例子是，約旦民選議會中最大的反對派就是穆兄會。另外，伊斯蘭政黨最近在科威特議會選舉中表現優異。我們也不要忘記，最近幾年最能幹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表現，是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它們都根植于大體上與穆兄會相同的伊斯蘭主義。土耳其總統最近贏得了修憲公投，將政治體系改革得更加集權于總統，受到議會更少的監視，它讓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最長能統治這個國家直到2029年。
政治伊斯蘭要麼失敗困窘，要麼變成恐怖主義的印象是不對的。所以，圍繞埃及穆兄會未來的一些問題，圍繞ISIS和聖戰派的一些問題之外，在新聞標題之下，還有其他更加龐大、重要的政治伊斯蘭表達，正在變成政治生活的常態和慣例。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中“倖存”下來的突尼斯，它是阿拉伯之春開始的地方，也是唯一一個國家，成功渡過了這些事件，既沒有發生內戰，也沒有回到威權主義。之前的執政黨“伊斯蘭復興運動”（Ennahdha）成功撰寫了一部新的憲法，主動放棄權力，將國家暫時置於技術官僚政府的掌控之下，直到新的選舉可以舉行，他們讓突尼斯順利渡過難關。
所以，我們今天掌握的所有證據都表明，政治伊斯蘭並沒有一個可以被統一講述的故事，因為在不同國家之間，它的表達，它的經驗，它的未來軌跡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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