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 為發展高等教育， 在各地陸續新設了一批國立大學， 至抗戰全面爆發前夕， 全國已有國立大學13所。 從理論上講， 國立大學直屬教育部， 校長由中央任命， 經費由國庫負擔， 而在最初數年， 各項制度政策尚未完備， 或者未切實執行， 特別是教育經費問題。 事實上， 民國建立後， 教育經費支絀拖欠、挪用一直是阻礙教育發展的一大問題。 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 中央及地方政府財政困難， 內爭未寧， 民族危機日亟， 各國立大學普遍面臨經費不足與拖欠的困境， 並引發教師索薪罷教、學生學潮、校長辭職等一系列問題。
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 與其他國立大學類似， 浙江大學在其發展中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難。 1927年8月， 南京國民政府在杭州設立第三中山大學， 由蔣夢麟擔任校長。 1928年4月， 該校更名為中華民國大學院浙江大學， 7月， 改為國立浙江大學。 1930年7月， 早已擔任教育部部長的蔣夢麟辭去兼領的浙大校長職。 此後， 直到抗戰全面爆發， 七年間， 先後有四人擔任浙大校長——邵裴子、程天放、郭任遠、竺可楨。 對於這種教育事業主辦者頻繁更迭的現象， 1937年， 王世傑在即將卸任教育部部長之際曾慨言， 教育工作必需要長時期方能收效，
蔣夢麟
經費危機導致學潮， 邵裴子堅辭校長
1930年12月， 浙大開學已四個月， 但僅領到一個月的經費， 校務難以進行。 教職員因生活無繼， 組織教職員聯合會， 甚至有大舉索薪之動議。 是月， 國民政府宣佈自1931年1月1日一律廢除厘金（厘金是晚清出現的一種新稅制， 起初為官員為籌措軍費在局地實行的一種臨時舉措， 隨後， 各地紛紛效法， 逐漸發展為一種商品流通稅， 並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之一。 厘金雖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但其弊端也日益凸顯：局卡林立， 抽厘過重， 對商運貨物， 層層盤剝， 阻礙了商品流通；各省厘金徵收沒有統一的稅額， 且章法不嚴， 易使地方官吏中飽私囊。 厘金制度沿襲到民國時期。
4月15日， 蔣介石到浙大視察， 參觀工學院。 次日， 再赴浙大， 在大禮堂向教職員及學生千余人演講。 他表示， 對於經費問題， 毋需擔心， 從南京動身前，已決定解決辦法，即：一半由浙江省支付，一半由中央補助，並雲，“國家不怕沒有經費，只怕沒有好的學校”。
浙大工學院
浙大經費雖經蔣介石承諾，由財政部、浙江省財政廳負擔各半，但經費拖欠問題依然十分嚴重。1931年度，浙大經費被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廳積欠達30余萬。11月4日，農學院學生為解決本院經費問題，全體聚集，要求面見校長邵裴子，後者召集農學院師生商談。一些工學院學生進入會場旁聽，不久，這些學生衝撞農學院教授，包圍辦公室，邵裴子及工學院院長李熙謀無法制止。邵裴子隨後致電教育部，以“校務不易維持、學風尤待於整飭”為由請辭。教育部再三慰留，但邵裴子辭意已決。
邵裴子
程天放未能完成的心願：經費全部由國庫負擔
1932年3月，國民政府批准邵裴子辭職，任命程天放為浙大校長。4月，程天放就任時，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依然是經費竭蹶。自“一·二八”事變爆發，國民政府宣佈遷都洛陽，全國財政滯塞，各地教育經費積欠。就浙大而言，截至4月，經費中由中央撥給部分已積欠三個月，由浙江省負擔部分亦數月欠發。正式就任前，程天放即與浙江省財政廳聯絡，沒有結果；他又進京向中央求助，教育部、財政部略有撥發。6月，浙大各學院教授因已欠薪數月，生活無法維持，數度派代表向校方催發積欠而無果，遂召集全體緊急會議，宣佈自8日起總請假。校方緊急籌發一個月薪俸，9日，各院教授恢復上課。
程天放
“總請假”風潮發生時，程天放正在南京接洽經費。返回杭州後，他對《申報》記者表示，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答覆，從7月起，浙大經費可按月發足；蔣介石亦關心該校，以私人名義致電浙江省政府，自7月起全額發放浙大經費。程天放稱，對此結果，該校教授、學生表示滿意，問題完全解決。6月7日，蔣介石致電浙江省主席魯滌平、財政廳廳長周駿彥，叮囑其“浙省補助浙江大學每月三萬五千元，務希按月照撥，並望于本周內撥付一月，二十一年度預算內，務望仍列四十二萬元，弗予縮減為要”。
7月，教育部在南京召集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會議，國立大學經費問題成為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之一。程天放首先提出經費問題，各校長敦促中央對國立大學經費應按月發清。關於國立各校經費問題，會議決議三項辦法，呈交中政會和行政院：1.國立各校經費，自七月起，不減成發給；2.關於上年度積欠，應即確定清償辦法或以現金分期減償，或發行有確實抵押之公債；3.國立各院校經費，應指定的款，以為保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致函各校長稱，對於教育經費，政府現已積極籌湊，並承諾自7月份起，所有國立專科以上學校經費不減成發給。對於清還舊欠問題，汪精衛之復函雖原則上予以承諾，但未確定何時能發放；對於指定的款問題，行政院方面未予贊同。隨後的兩個月，教育部的確按月向浙大發放經費。總體來看，此次會議後，浙大經費困境有了顯著緩解。
中央方面的經費來源似已有一定保障，而由浙江省所負擔部分能否按月十足撥發依然成問題。在程天放看來，浙大既然是國立大學，則其經費應全部由中央財政撥付，這是解決經費問題的切實辦法。11月，他呈請蔣介石仿效中央大學前例，由財政部完全負擔浙大經費。其呈文雲：“惟浙省財政困難已極，無法發足，積欠甚巨。浙大與其他各大學較，相形見絀，無從發展，員生睹此情形，紛請援中央大學例，以後經費完全由財部發給。放於本日來京接洽此事，浙大經費每月六萬五千，現財部已擔任三萬五，再增加三萬，於國庫為數甚微，而於浙大關係至巨。宋部長刻正在漢，務懇鈞座面囑宋部長，對此事予以批准，則浙江高等教育幸甚。”蔣介石轉交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核辦。12月，教育部指令，浙大經費由財政部加撥1.5萬元，其餘仍由浙江省財政廳撥付。程天放又致電蔣介石，請其面諭周駿彥，“浙大經費，中央未允前，仍應由浙省負擔”，複得蔣介石之同意。1933年初，隨著第四次“剿共”湖北戰事的結束，蔣介石決意大力整頓湖北省政，重新佈置人事，程天放被任命為湖北教育廳廳長。直至程天放離任，他使浙大經費完全由國庫負擔的目標遠未實現。
興建校舍、增加預算：苦心經營的竺可楨
1936年初，經浙大教育系主任鄭曉滄的推薦，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的陳佈雷向蔣介石提議，以竺可楨為下任浙大校長人選。竺可楨接受任命前，向陳佈雷提出三點要求，其中之一是“財政須源源接濟”。陳佈雷表示，由國庫承擔的4.5萬元按月發放是可靠的。1936年4月，竺可楨被任命為浙大校長。他數次與教育部部長王世傑商洽，要求將國庫負擔浙大經費款額增加到每月6萬元，終獲應允。此外，為繼續修建新校舍，竺可楨試圖增加浙大臨時費預算，但與教育部當局數度接洽，沒有結果。
竺可楨
1936年10月，竺可楨在中央航空學校畢業典禮上，遇到蔣介石，感到後者頗關心浙大，遂邀請其到浙大演講。15日，蔣介石在陳佈雷等陪同下，到浙大參觀。竺可楨向蔣介石提及，浙大擴充校舍須將工學院旁的軍政部兵工署軍械司所屬浙江省軍械局火藥庫的土地納入，蔣介石表示應允。竺可楨又提出，為修建校舍，須在一兩年內擴充浙大臨時費。蔣介石表示本年已無辦法，需俟下年度。隨後，竺可楨等陪同蔣介石到教室、圖書館參觀，並借機展示校舍之殘破現狀，蔣介石“即謂確非加新建築不可”。
此後，蔣介石對於浙大校務多有過問，使竺可楨感到蔣介石關心浙大。竺可楨作《半年來浙大之改進》，托陳佈雷轉交蔣介石。11月初，蔣介石電告竺可楨對於報告的意見。隨後，竺可楨接到通知，行政院會議已決議將軍械局土地撥歸浙大使用。竺可楨為浙大的發展前景稱幸，“蔣先生雖不在南京，而此事之得成功竟如此迅速，乃賴佈雷、詠霓之幫忙不少。卅年以來火藥庫與大學毗鄰，人心不遑寧處，今一旦解決為之大快，而浙大百年大計亦於此決定，以現有二百畝之地基辦一大學亦綽綽有餘矣，何必再移城外華家池哉”。
1937年初，浙大擬訂建築計畫，分兩年進行，預計需臨時費120萬元，呈報教育部、行政院批准。3月5日，蔣介石召集行政院茶談，討論1938年度中央預算問題。15日，教育部擬定1938年度中央教育文化預算。
浙大文理學院
竺可楨由陳佈雷處得知，王世傑似認為浙大的臨時費預算數額過大。竺、陳二人商定，此事須與蔣介石面談。3月30日，竺可楨等在陳佈雷陪同下，謁見蔣介石。蔣介石問到軍械局土地情況，竺可楨告訴他，與何應欽原商定撥給其土地後即搬遷，但後來何應欽索價30萬。蔣介石表示，此事他可以解決。蔣介石看過浙大建築計畫後提出，120萬分作兩年支付則每年數額過多，可分作五、六年支付。陳佈雷隨即受命發電報給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及財政部、教育部，“囑撥建築費”。然而，次日中午，暫代翁文灝行事的何廉告知竺可楨，教育部下年度預算早已送入國府，已開會四次，此日為最後一次審查。“故蔣電成馬後炮。”午後，何廉又電話告知，教育部預算審查結果，浙大經常費增加2萬，臨時費定為15萬。這與浙大的預算相距甚遠，竺可楨于失望之餘，又感到尚有一絲希望，“惟知蔣先生特別欲幫助浙大，則可于臨時預備費想辦法耳”。但是，浙大建築計畫暫時已無法完成，數月後，盧溝橋事變爆發，年底，浙大被迫踏上西遷之路。
浙大農學院
從理論上講，國立大學經費應由國庫負擔，但實際上各校經費來源各異。就浙大而言，1931年前，該校經費依慣例由浙江省財政廳就代征國稅項下劃撥。1928年度至1931年度，該校經費預算分別為：64.5萬元、86.9萬元、76.9萬元、76.9萬元。而從浙江省的財政狀況來看，1927年至1936年，該省大舉從事建設事業，政費膨脹，又受水旱風災、國民政府稅制改革等因素影響，因而財政累年入不敷出，1930年後，省財政歷經整理，到1936年，始轉危為安。自1930年下半年，因浙江省財政廳拖欠，使完全仰仗於省庫的浙大遭遇了嚴重的經費問題，浙大歷任校長，皆力圖解決這一問題。浙大解決經費問題的途徑，有一定的特殊之處，這種特殊性與地緣因素有關。浙江是蔣介石的故鄉，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他不時到杭州小住，加以其不少親信幕僚都是浙江籍，故而，他對這所浙江省最高學府，也給予了一定關注，並多次到浙大視察。自程天放之後，歷任浙大校長解決經費問題的路徑大致有兩條，一方面，他們力圖使浙大經費全部由國家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他們通過私人管道，同蔣介石、其親信浙籍幕僚及高官進行接洽。而蔣介石等出於“鄉誼”，對於浙大的經費給予一定優待。這種情形在抗戰時期依然延續。浙大為解決經費問題而與蔣介石等建立了較為密切的聯繫，但這一特殊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雙刃劍，使該校更易於受中央政權及國民黨之干預。
本文改寫自《國立大學與國民政府——以抗戰爆發前浙江大學校長更迭為主線的考察》一文，原載於2016年第4期的《抗日戰爭研究》雜誌。作者張靜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登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從南京動身前，已決定解決辦法，即：一半由浙江省支付，一半由中央補助，並雲，“國家不怕沒有經費，只怕沒有好的學校”。浙大工學院
浙大經費雖經蔣介石承諾，由財政部、浙江省財政廳負擔各半，但經費拖欠問題依然十分嚴重。1931年度，浙大經費被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廳積欠達30余萬。11月4日，農學院學生為解決本院經費問題，全體聚集，要求面見校長邵裴子，後者召集農學院師生商談。一些工學院學生進入會場旁聽，不久，這些學生衝撞農學院教授，包圍辦公室，邵裴子及工學院院長李熙謀無法制止。邵裴子隨後致電教育部，以“校務不易維持、學風尤待於整飭”為由請辭。教育部再三慰留，但邵裴子辭意已決。
邵裴子
程天放未能完成的心願：經費全部由國庫負擔
1932年3月，國民政府批准邵裴子辭職，任命程天放為浙大校長。4月，程天放就任時，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依然是經費竭蹶。自“一·二八”事變爆發，國民政府宣佈遷都洛陽，全國財政滯塞，各地教育經費積欠。就浙大而言，截至4月，經費中由中央撥給部分已積欠三個月，由浙江省負擔部分亦數月欠發。正式就任前，程天放即與浙江省財政廳聯絡，沒有結果；他又進京向中央求助，教育部、財政部略有撥發。6月，浙大各學院教授因已欠薪數月，生活無法維持，數度派代表向校方催發積欠而無果，遂召集全體緊急會議，宣佈自8日起總請假。校方緊急籌發一個月薪俸，9日，各院教授恢復上課。
程天放
“總請假”風潮發生時，程天放正在南京接洽經費。返回杭州後，他對《申報》記者表示，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答覆，從7月起，浙大經費可按月發足；蔣介石亦關心該校，以私人名義致電浙江省政府，自7月起全額發放浙大經費。程天放稱，對此結果，該校教授、學生表示滿意，問題完全解決。6月7日，蔣介石致電浙江省主席魯滌平、財政廳廳長周駿彥，叮囑其“浙省補助浙江大學每月三萬五千元，務希按月照撥，並望于本周內撥付一月，二十一年度預算內，務望仍列四十二萬元，弗予縮減為要”。
7月，教育部在南京召集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會議，國立大學經費問題成為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之一。程天放首先提出經費問題，各校長敦促中央對國立大學經費應按月發清。關於國立各校經費問題，會議決議三項辦法，呈交中政會和行政院：1.國立各校經費，自七月起，不減成發給；2.關於上年度積欠，應即確定清償辦法或以現金分期減償，或發行有確實抵押之公債；3.國立各院校經費，應指定的款，以為保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致函各校長稱，對於教育經費，政府現已積極籌湊，並承諾自7月份起，所有國立專科以上學校經費不減成發給。對於清還舊欠問題，汪精衛之復函雖原則上予以承諾，但未確定何時能發放；對於指定的款問題，行政院方面未予贊同。隨後的兩個月，教育部的確按月向浙大發放經費。總體來看，此次會議後，浙大經費困境有了顯著緩解。
中央方面的經費來源似已有一定保障，而由浙江省所負擔部分能否按月十足撥發依然成問題。在程天放看來，浙大既然是國立大學，則其經費應全部由中央財政撥付，這是解決經費問題的切實辦法。11月，他呈請蔣介石仿效中央大學前例，由財政部完全負擔浙大經費。其呈文雲：“惟浙省財政困難已極，無法發足，積欠甚巨。浙大與其他各大學較，相形見絀，無從發展，員生睹此情形，紛請援中央大學例，以後經費完全由財部發給。放於本日來京接洽此事，浙大經費每月六萬五千，現財部已擔任三萬五，再增加三萬，於國庫為數甚微，而於浙大關係至巨。宋部長刻正在漢，務懇鈞座面囑宋部長，對此事予以批准，則浙江高等教育幸甚。”蔣介石轉交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核辦。12月，教育部指令，浙大經費由財政部加撥1.5萬元，其餘仍由浙江省財政廳撥付。程天放又致電蔣介石，請其面諭周駿彥，“浙大經費，中央未允前，仍應由浙省負擔”，複得蔣介石之同意。1933年初，隨著第四次“剿共”湖北戰事的結束，蔣介石決意大力整頓湖北省政，重新佈置人事，程天放被任命為湖北教育廳廳長。直至程天放離任，他使浙大經費完全由國庫負擔的目標遠未實現。
興建校舍、增加預算：苦心經營的竺可楨
1936年初，經浙大教育系主任鄭曉滄的推薦，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的陳佈雷向蔣介石提議，以竺可楨為下任浙大校長人選。竺可楨接受任命前，向陳佈雷提出三點要求，其中之一是“財政須源源接濟”。陳佈雷表示，由國庫承擔的4.5萬元按月發放是可靠的。1936年4月，竺可楨被任命為浙大校長。他數次與教育部部長王世傑商洽，要求將國庫負擔浙大經費款額增加到每月6萬元，終獲應允。此外，為繼續修建新校舍，竺可楨試圖增加浙大臨時費預算，但與教育部當局數度接洽，沒有結果。
竺可楨
1936年10月，竺可楨在中央航空學校畢業典禮上，遇到蔣介石，感到後者頗關心浙大，遂邀請其到浙大演講。15日，蔣介石在陳佈雷等陪同下，到浙大參觀。竺可楨向蔣介石提及，浙大擴充校舍須將工學院旁的軍政部兵工署軍械司所屬浙江省軍械局火藥庫的土地納入，蔣介石表示應允。竺可楨又提出，為修建校舍，須在一兩年內擴充浙大臨時費。蔣介石表示本年已無辦法，需俟下年度。隨後，竺可楨等陪同蔣介石到教室、圖書館參觀，並借機展示校舍之殘破現狀，蔣介石“即謂確非加新建築不可”。
此後，蔣介石對於浙大校務多有過問，使竺可楨感到蔣介石關心浙大。竺可楨作《半年來浙大之改進》，托陳佈雷轉交蔣介石。11月初，蔣介石電告竺可楨對於報告的意見。隨後，竺可楨接到通知，行政院會議已決議將軍械局土地撥歸浙大使用。竺可楨為浙大的發展前景稱幸，“蔣先生雖不在南京，而此事之得成功竟如此迅速，乃賴佈雷、詠霓之幫忙不少。卅年以來火藥庫與大學毗鄰，人心不遑寧處，今一旦解決為之大快，而浙大百年大計亦於此決定，以現有二百畝之地基辦一大學亦綽綽有餘矣，何必再移城外華家池哉”。
1937年初，浙大擬訂建築計畫，分兩年進行，預計需臨時費120萬元，呈報教育部、行政院批准。3月5日，蔣介石召集行政院茶談，討論1938年度中央預算問題。15日，教育部擬定1938年度中央教育文化預算。
浙大文理學院
竺可楨由陳佈雷處得知，王世傑似認為浙大的臨時費預算數額過大。竺、陳二人商定，此事須與蔣介石面談。3月30日，竺可楨等在陳佈雷陪同下，謁見蔣介石。蔣介石問到軍械局土地情況，竺可楨告訴他，與何應欽原商定撥給其土地後即搬遷，但後來何應欽索價30萬。蔣介石表示，此事他可以解決。蔣介石看過浙大建築計畫後提出，120萬分作兩年支付則每年數額過多，可分作五、六年支付。陳佈雷隨即受命發電報給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及財政部、教育部，“囑撥建築費”。然而，次日中午，暫代翁文灝行事的何廉告知竺可楨，教育部下年度預算早已送入國府，已開會四次，此日為最後一次審查。“故蔣電成馬後炮。”午後，何廉又電話告知，教育部預算審查結果，浙大經常費增加2萬，臨時費定為15萬。這與浙大的預算相距甚遠，竺可楨于失望之餘，又感到尚有一絲希望，“惟知蔣先生特別欲幫助浙大，則可于臨時預備費想辦法耳”。但是，浙大建築計畫暫時已無法完成，數月後，盧溝橋事變爆發，年底，浙大被迫踏上西遷之路。
浙大農學院
從理論上講，國立大學經費應由國庫負擔，但實際上各校經費來源各異。就浙大而言，1931年前，該校經費依慣例由浙江省財政廳就代征國稅項下劃撥。1928年度至1931年度，該校經費預算分別為：64.5萬元、86.9萬元、76.9萬元、76.9萬元。而從浙江省的財政狀況來看，1927年至1936年，該省大舉從事建設事業，政費膨脹，又受水旱風災、國民政府稅制改革等因素影響，因而財政累年入不敷出，1930年後，省財政歷經整理，到1936年，始轉危為安。自1930年下半年，因浙江省財政廳拖欠，使完全仰仗於省庫的浙大遭遇了嚴重的經費問題，浙大歷任校長，皆力圖解決這一問題。浙大解決經費問題的途徑，有一定的特殊之處，這種特殊性與地緣因素有關。浙江是蔣介石的故鄉，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他不時到杭州小住，加以其不少親信幕僚都是浙江籍，故而，他對這所浙江省最高學府，也給予了一定關注，並多次到浙大視察。自程天放之後，歷任浙大校長解決經費問題的路徑大致有兩條，一方面，他們力圖使浙大經費全部由國家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他們通過私人管道，同蔣介石、其親信浙籍幕僚及高官進行接洽。而蔣介石等出於“鄉誼”，對於浙大的經費給予一定優待。這種情形在抗戰時期依然延續。浙大為解決經費問題而與蔣介石等建立了較為密切的聯繫，但這一特殊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雙刃劍，使該校更易於受中央政權及國民黨之干預。
本文改寫自《國立大學與國民政府——以抗戰爆發前浙江大學校長更迭為主線的考察》一文，原載於2016年第4期的《抗日戰爭研究》雜誌。作者張靜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登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