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為何霸佔四大美女之首

中國古代四大美女， 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西施名列古代四大美女之首， 因其為國效忠的舉動， 多為後人所褒揚。 2006年， 西施傳說被列入第一批國家“非遺”名錄。

西施故里在浙江省諸暨市城南苧蘿山下， 浣紗江畔。 約2500年前的春秋時代， 西施就出生在這裡。 浣江春水， 千年奔流， 滔滔不絕， 如今浣紗素妝的西施塑像， 在蓮池邊亭亭玉立， 仿佛依然洋溢著青春的芬芳。

關於西施， “一作先施。 又稱西子。 姓施。 春秋末越國苧羅人。 由越王勾踐獻于吳王夫差， 成為夫差最寵愛的妃子。 傳說吳亡後， 與範蠡入五湖而去， 明梁辰魚據此故事編為傳奇《浣紗記》”。 西元前494年， 吳越交兵， 越敗于吳， 越王勾踐被迫屈膝求和， 攜妻將臣入吳作為人質三年。 勾踐歸國後， 發誓洗刷這一奇恥大辱， 採納范蠡、文種等人建議， 發展經濟、訓練軍隊、增強國力等， 並向吳王夫差進獻美女，

面對國亡家破之痛， 興越滅吳是越國上下一致的心願。 範蠡幾經尋覓， 終於在越國古都諸暨南“得苧蘿山賣薪女西施”。 西施， 姓施， 名夷光， “父鬻薪， 母浣紗”。 西施幼承浣紗之業， 故世稱“浣紗女”。 勾踐選到西施後， 獻于吳王， 吳王大悅， “越貢西施， 乃勾踐之盡忠于吳之證也”， 從此沉湎於酒色不能自拔。 越國卻上下一心， 勵精圖治， 終於打敗了吳國。 後人為紀念這位忍辱負重、以身許國的絕代佳人， 在苧蘿山下修建西施殿。

關於西施出生地， 曾經出現兩種說法：

一說在諸暨， 在《吳越春秋》《越絕書》等中就有記載。 諸暨建有西施殿最遲出現在唐代， 書聖王羲之還在西施浣紗江邊留下“浣紗”兩個遒勁的大字。

還有一說認為西施故里在蕭山。 比如， 清初文人毛奇齡《九懷詞·苧蘿小姑》：“西施住蕭山之苧蘿村……施亡後， 鄉人思之， 為立祠溪旁， 以其為鄉所出。 ”對於這一說法， 梁啟超曾痛斥：“有信口臆說者， 有不可考古而妄言者， 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為無稽者。 ”

上世紀80年代初， 我曾沿著西施北上之路進行實地考察。 在諸暨的南面幾乎沒有西施的傳說， 這大概同西施由諸暨北上入吳時沿途停駐過的地方有關。 在途經之地， 如諸暨錢池、諸暨三江口、蕭山臨浦、紹興、德清新市、嘉興、蘇州、吳縣等， 都留有西施文物遺跡或傳說。

上海博物館展品——2500年前的青銅器“夫差口”， 也見證了西施的存在。 這尊酒具形器莊重大方， 紋飾精美， 是春秋時期留下的、可能與西施有關的唯一實物。 在青銅器的肩上刻有一句銘文“吾王夫差吳金鑄女子之器吉”， 大意為吳王夫差用諸侯敬獻的青銅， 專為一名女子鑄造。 已故的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馬承元曾跟我講， 這尊酒器是吳王贈送給西施的。

這尊青銅器是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宮廷用品， 只有在祭祀或隆重的慶典活動中才能使用。 在當時的貴族社會中， 等級森嚴， 君王所賜任何禮品必須在銘文中表明姓氏。 嫁女娶妻都標國名或父姓， 只有這件“夫差口”是特例， 未有國名沒有姓， 表明這個女子不是貴族。 原有社會地位低下，

中國幾千年來， 美女何其多也， 然因時乖運蹇， 終被埋沒者又何其多哉！在以嚴肅信實著稱的《史記》中， 《越王勾踐世家》等寫到了越國重臣範蠡， 卻唯獨沒有關於西施的敘述。

不過，史書中沒有記載，並不等於西施在歷史上不存在。我們在先秦諸子著作中，多次與西施“謀面”。《墨子》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戰國策》有雲：“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莊子》中三次提到西施，其中“東施效顰”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管子》記載：“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降及兩漢唐宋，提到西施的書甚多，如賈誼《新書》、劉向《說苑》等。

後世對一代佳人西施的去向，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被沉于江，二是跟隨範蠡歸隱於五湖。

先看“沉江說”。《史記》記載，範蠡離開越國後，帶領全家人來到齊地，“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治產數十萬”。在這裡，根本沒有西施的影子。

那麼，西施究竟在哪裡呢？相傳勾踐班師回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負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國之物，留之何為？”

拋開民間傳說不談，《墨子》裡其實明確寫著：“西施之沈，其美也。”我認為，這道出了西施的真正死因。“沈”在古代就是“沉”的意思。這句話就是說，西施被沉于水中，淒美而亡。墨子出生於春秋末期，距越國滅掉吳國的時間很近，很可能耳聞關於吳越的史事軼說，相關記載應該更接近於歷史真相。

東漢趙曄在《吳越春秋》中說：“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而終。”鴟夷，是皮革製成的口袋。當年夫差派人送屬鏤劍，令伍子胥自殺。越國處死西施的手段，與其相似，即將其裝入皮袋，投入江中。孟子曾說：“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這句話在告訴人們，越國在事前，只是把西施當成實現謀略的一顆棋子；在西施完成使命後，便把她作為一個“蒙不潔”的罪人給殺了。

再看“泛湖說”。範蠡帶著西施泛舟五湖隱居起來的說法，最早見於東漢袁康的《越絕書》記載：“吳亡後，西施複歸範蠡，同泛五湖而去。”這是說範蠡與西施，離開越國，來到理想的樂土，過上了美滿的生活。

明代戲曲作家梁辰魚的《浣紗記》進一步描述：範蠡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巡遊故里，在諸暨苧蘿山下若耶溪，偶遇正在浣紗的西施，為其天姿國色所傾。於是，二人以溪水之紗相訂白首之約。不久，吳王領兵打進越國，越王勾踐作了俘虜，範蠡也到吳國成為奴隸。三年以後，勾踐夫婦和范蠡返回越國。勾踐力圖報仇雪恥，便採用範蠡所獻的美人計。夫差一見西施，果然大喜，寵愛無比，最後反被越國滅掉。勾踐正要論功行賞，範蠡卻不願做官，接了西施，隱姓埋名泛舟湖上。

民間還流傳這樣的說法：姑蘇城破、吳國滅亡之時，範蠡匆匆來到吳宮深處，將西施救出，從水道進入雲霧靄靄的太湖。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後，范蠡化名陶朱公，以其雄才大略，經商致富，與西施從此過著美滿的生活，福壽雙全而終。

對於西施和範蠡隱居，古人的詩詞中也有很多描述。李白《西施》詩雲：“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蘇軾的《水龍吟》寫道：“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蘇軾《範蠡》詩雲：“誰遺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杜牧《杜娘詩》詩雲：“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

儘管相關故事有虛構的成分，但人們同情、熱愛美麗的西施，敬仰功成身退的範蠡，不願意看到這麼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於是傳出了西施和範蠡泛舟同遊江湖的佳話。這可能是大眾所樂意看到的結局吧。

除了對歷史進程產生的影響，西施身上的文化價值千百年來也為文人墨客所好。蘇東坡“欲把西湖比西子”，道出了西施的文化高度：她是美麗、美好事物的象徵，是儒家文化圈公認的美女。諸暨西施廟到南宋改為西子祠，就與這首詩有關。其實最早孟子就稱西施為西子，但並未引起人們注意。一個普通女子竟然能和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文化巨匠一樣被人尊稱為“子”，這在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需要強調的是，西施對越人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特別對越人集體性格的形成產生了積極而實在的作用。她的精神財富不僅是越人的文化遺產，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

一是報效家國，忍辱負重。在國難當頭之際，西施忍辱負重，以身許國，與鄭旦一起由越王勾踐獻給吳王夫差，成為吳王最寵愛的妃子，把吳王迷惑得眾叛親離、無心於國事，為勾踐的東山再起起了掩護作用，表現了一個愛國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有的人為一點蠅頭小利而爭名於朝堂、奪利於民間，做出不少人格低下的事情，與西施這種高尚的人格、寬闊的胸懷，形成了強烈反差。

二是剛烈俠義，賢慧雙全。西施是剛毅有為的。一個鄉野村姑，竟然擔負起拯救越國的偉大使命，敢冒風險、勇於擔當，沒有俠義之氣，是不可能的。這種為國獻身的精神，深深影響了故鄉的後人。抗日戰爭時期，流傳一段俚語：“中國人怕日本佬的飛機，日本佬怕中國的諸暨。”原來，日本鬼子到諸暨時，遭到民眾的頑強抵抗，小股部隊常常有去無還。諸暨人性格剛烈、直來直去，這與他們一直推崇的寧折不彎精神有關，隱約可以看到西施剛烈的影子。

賢慧雙全，這個“慧”是智慧的“慧”。西施作為一個鄉間女子，在家時浣紗勞作，那是很艱苦的活。她希望用自己的辛苦付出，減輕父母的負擔，讓雙親能過上幸福的日子，這是賢慧之舉。同時，西施又是聰慧之女。如果不聰明，怎敢隻身虎穴、與狼共舞？一位浣紗女成為修養有素的宮女，待人接物大方得體、察言觀色，在美女如雲的吳宮脫穎而出，顯然有著驚人的智慧和非凡之勇氣。

三是姝妍絕世，美麗化身。西施成為美女的代表，成為人世間美麗的化身。人們耳熟能詳的“情人眼裡出西施”，最早可能出自明代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第五回——“他眼也不轉看著元娘，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紅樓夢》第七十九回也有此語——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人眼裡出西施’。”茅盾在《戀愛與貞潔》一文中指出：“中國有句成語‘情人眼裡出西施’，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

從民俗學角度來看，人們已將西施抽象成為美好事物的代表，演繹出一種西施文化現象。西施具有“沉魚落雁”的美貌，水中的魚兒看到她的驚豔容貌，都自愧不如而沉入江底；在國難當頭之際，西施又有忍辱負重、以身許國的勇氣；加上功成卻被投入江湖的悲劇，深得民眾的同情和愛戴。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以昇華，成為一種崇高完美的象徵。中國四大美女中，唯有西施擁有一種道德高度的文化精神和歷史擔當，故西施成為大眾的“情人”，也在情理之中。

越國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子西施，被一場吳越之戰，推到風口浪尖上，西施是幸運的，也是悲哀的。一個村姑被朝廷選中，又曉以利害、威脅引誘、軟硬兼施，她又如何能把握自己的命運？

在春秋戰國激烈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中，各國為達到削弱對方的目的，以選送美女作誘餌是常見的事，甚至像呂不韋那樣饋獻懷有身孕的美女，恐怕也並非“純屬虛構”。在中國古代，女子常常是悲劇的承擔者：取勝了，是男人的功勞；失敗了，則被視為禍水。西施就是這種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學者南懷瑾曾說：“西施常患胃病，捂著胸口皺著眉頭，人以為美才被選中。她到吳國只知道‘去侍奉一個外國人’，可得些錢孝敬其父。因此吳人說她壞，越人說她好，好壞莫辨，這是春秋無義戰的派生論的翻版，並不新鮮。但我以為，一介村女，已知愛國愛鄉就很了不起了，如果讓她當個賢德的吳妃去幫助夫差，那不成了叛徒？時下西施也被翻了出來走上螢屏，不過我勸觀眾在看此類劇的同時，不妨流覽一下史籍，不要忘了西施的本來面目。”

一些詠西施的詩篇，多把亡吳的根源歸之於女色，客觀上為統治者開脫或減輕了罪責，這顯然是不公正的。這種陳腐的“女人禍水論”，歷來受到人們的批駁。

唐代詩人崔道融《逛西施灘》雲：“伯嚭亡吳國，西施陷惡名。浣紗春水急，似有不平聲。”他把吳國之亡歸咎于吳國的權臣，一翻西施亡吳舊案。晚唐詩人羅隱詩雲：“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這首詩也反對將亡吳的罪責強加在西施身上，質疑並否定“女人是禍水”的論調。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為西施鳴不平，他在一首詩中寫道：“謀臣本自系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裡有西施。”

亡國與權勢者（君王及謀臣）本身有直接的關係，在以男人為中心的古代社會，女人怎麼會導致一個國家滅亡呢？魯迅曾對“女人亡國論”進一步予以辛辣諷刺。他說：“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姬亡殷、西施亡吳、楊貴妃亂唐那些古老話。在男權社會裡，女性是絕不會有這麼大的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由男的負。但向來男性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

自古以來，世人對西施有種種傳說和評議。在我看來，美麗無比的西施心懷報國之志，擔負起拯救國家的重任，實在是可歌可泣。吳國也好，越國也罷，一朝一代的興亡盛衰，有其自身發展規律，不是某一個人所能左右。我們應該肯定的是，在國破家亡時，舉國上下的憂患意識、高度的凝聚力、強烈的復興精神，才能使國家由弱轉強、反敗為勝，這是真正的強者之歌，並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也是後世歌頌之真諦所在。

不過，史書中沒有記載，並不等於西施在歷史上不存在。我們在先秦諸子著作中，多次與西施“謀面”。《墨子》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戰國策》有雲：“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莊子》中三次提到西施，其中“東施效顰”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管子》記載：“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降及兩漢唐宋，提到西施的書甚多，如賈誼《新書》、劉向《說苑》等。

後世對一代佳人西施的去向，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被沉于江，二是跟隨範蠡歸隱於五湖。

先看“沉江說”。《史記》記載，範蠡離開越國後，帶領全家人來到齊地，“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治產數十萬”。在這裡，根本沒有西施的影子。

那麼，西施究竟在哪裡呢？相傳勾踐班師回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負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國之物，留之何為？”

拋開民間傳說不談，《墨子》裡其實明確寫著：“西施之沈，其美也。”我認為，這道出了西施的真正死因。“沈”在古代就是“沉”的意思。這句話就是說，西施被沉于水中，淒美而亡。墨子出生於春秋末期，距越國滅掉吳國的時間很近，很可能耳聞關於吳越的史事軼說，相關記載應該更接近於歷史真相。

東漢趙曄在《吳越春秋》中說：“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而終。”鴟夷，是皮革製成的口袋。當年夫差派人送屬鏤劍，令伍子胥自殺。越國處死西施的手段，與其相似，即將其裝入皮袋，投入江中。孟子曾說：“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這句話在告訴人們，越國在事前，只是把西施當成實現謀略的一顆棋子；在西施完成使命後，便把她作為一個“蒙不潔”的罪人給殺了。

再看“泛湖說”。範蠡帶著西施泛舟五湖隱居起來的說法，最早見於東漢袁康的《越絕書》記載：“吳亡後，西施複歸範蠡，同泛五湖而去。”這是說範蠡與西施，離開越國，來到理想的樂土，過上了美滿的生活。

明代戲曲作家梁辰魚的《浣紗記》進一步描述：範蠡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巡遊故里，在諸暨苧蘿山下若耶溪，偶遇正在浣紗的西施，為其天姿國色所傾。於是，二人以溪水之紗相訂白首之約。不久，吳王領兵打進越國，越王勾踐作了俘虜，範蠡也到吳國成為奴隸。三年以後，勾踐夫婦和范蠡返回越國。勾踐力圖報仇雪恥，便採用範蠡所獻的美人計。夫差一見西施，果然大喜，寵愛無比，最後反被越國滅掉。勾踐正要論功行賞，範蠡卻不願做官，接了西施，隱姓埋名泛舟湖上。

民間還流傳這樣的說法：姑蘇城破、吳國滅亡之時，範蠡匆匆來到吳宮深處，將西施救出，從水道進入雲霧靄靄的太湖。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後，范蠡化名陶朱公，以其雄才大略，經商致富，與西施從此過著美滿的生活，福壽雙全而終。

對於西施和範蠡隱居，古人的詩詞中也有很多描述。李白《西施》詩雲：“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蘇軾的《水龍吟》寫道：“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蘇軾《範蠡》詩雲：“誰遺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杜牧《杜娘詩》詩雲：“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

儘管相關故事有虛構的成分，但人們同情、熱愛美麗的西施，敬仰功成身退的範蠡，不願意看到這麼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於是傳出了西施和範蠡泛舟同遊江湖的佳話。這可能是大眾所樂意看到的結局吧。

除了對歷史進程產生的影響，西施身上的文化價值千百年來也為文人墨客所好。蘇東坡“欲把西湖比西子”，道出了西施的文化高度：她是美麗、美好事物的象徵，是儒家文化圈公認的美女。諸暨西施廟到南宋改為西子祠，就與這首詩有關。其實最早孟子就稱西施為西子，但並未引起人們注意。一個普通女子竟然能和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文化巨匠一樣被人尊稱為“子”，這在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需要強調的是，西施對越人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特別對越人集體性格的形成產生了積極而實在的作用。她的精神財富不僅是越人的文化遺產，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

一是報效家國，忍辱負重。在國難當頭之際，西施忍辱負重，以身許國，與鄭旦一起由越王勾踐獻給吳王夫差，成為吳王最寵愛的妃子，把吳王迷惑得眾叛親離、無心於國事，為勾踐的東山再起起了掩護作用，表現了一個愛國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有的人為一點蠅頭小利而爭名於朝堂、奪利於民間，做出不少人格低下的事情，與西施這種高尚的人格、寬闊的胸懷，形成了強烈反差。

二是剛烈俠義，賢慧雙全。西施是剛毅有為的。一個鄉野村姑，竟然擔負起拯救越國的偉大使命，敢冒風險、勇於擔當，沒有俠義之氣，是不可能的。這種為國獻身的精神，深深影響了故鄉的後人。抗日戰爭時期，流傳一段俚語：“中國人怕日本佬的飛機，日本佬怕中國的諸暨。”原來，日本鬼子到諸暨時，遭到民眾的頑強抵抗，小股部隊常常有去無還。諸暨人性格剛烈、直來直去，這與他們一直推崇的寧折不彎精神有關，隱約可以看到西施剛烈的影子。

賢慧雙全，這個“慧”是智慧的“慧”。西施作為一個鄉間女子，在家時浣紗勞作，那是很艱苦的活。她希望用自己的辛苦付出，減輕父母的負擔，讓雙親能過上幸福的日子，這是賢慧之舉。同時，西施又是聰慧之女。如果不聰明，怎敢隻身虎穴、與狼共舞？一位浣紗女成為修養有素的宮女，待人接物大方得體、察言觀色，在美女如雲的吳宮脫穎而出，顯然有著驚人的智慧和非凡之勇氣。

三是姝妍絕世，美麗化身。西施成為美女的代表，成為人世間美麗的化身。人們耳熟能詳的“情人眼裡出西施”，最早可能出自明代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第五回——“他眼也不轉看著元娘，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紅樓夢》第七十九回也有此語——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人眼裡出西施’。”茅盾在《戀愛與貞潔》一文中指出：“中國有句成語‘情人眼裡出西施’，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

從民俗學角度來看，人們已將西施抽象成為美好事物的代表，演繹出一種西施文化現象。西施具有“沉魚落雁”的美貌，水中的魚兒看到她的驚豔容貌，都自愧不如而沉入江底；在國難當頭之際，西施又有忍辱負重、以身許國的勇氣；加上功成卻被投入江湖的悲劇，深得民眾的同情和愛戴。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以昇華，成為一種崇高完美的象徵。中國四大美女中，唯有西施擁有一種道德高度的文化精神和歷史擔當，故西施成為大眾的“情人”，也在情理之中。

越國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子西施，被一場吳越之戰，推到風口浪尖上，西施是幸運的，也是悲哀的。一個村姑被朝廷選中，又曉以利害、威脅引誘、軟硬兼施，她又如何能把握自己的命運？

在春秋戰國激烈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中，各國為達到削弱對方的目的，以選送美女作誘餌是常見的事，甚至像呂不韋那樣饋獻懷有身孕的美女，恐怕也並非“純屬虛構”。在中國古代，女子常常是悲劇的承擔者：取勝了，是男人的功勞；失敗了，則被視為禍水。西施就是這種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學者南懷瑾曾說：“西施常患胃病，捂著胸口皺著眉頭，人以為美才被選中。她到吳國只知道‘去侍奉一個外國人’，可得些錢孝敬其父。因此吳人說她壞，越人說她好，好壞莫辨，這是春秋無義戰的派生論的翻版，並不新鮮。但我以為，一介村女，已知愛國愛鄉就很了不起了，如果讓她當個賢德的吳妃去幫助夫差，那不成了叛徒？時下西施也被翻了出來走上螢屏，不過我勸觀眾在看此類劇的同時，不妨流覽一下史籍，不要忘了西施的本來面目。”

一些詠西施的詩篇，多把亡吳的根源歸之於女色，客觀上為統治者開脫或減輕了罪責，這顯然是不公正的。這種陳腐的“女人禍水論”，歷來受到人們的批駁。

唐代詩人崔道融《逛西施灘》雲：“伯嚭亡吳國，西施陷惡名。浣紗春水急，似有不平聲。”他把吳國之亡歸咎于吳國的權臣，一翻西施亡吳舊案。晚唐詩人羅隱詩雲：“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這首詩也反對將亡吳的罪責強加在西施身上，質疑並否定“女人是禍水”的論調。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為西施鳴不平，他在一首詩中寫道：“謀臣本自系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裡有西施。”

亡國與權勢者（君王及謀臣）本身有直接的關係，在以男人為中心的古代社會，女人怎麼會導致一個國家滅亡呢？魯迅曾對“女人亡國論”進一步予以辛辣諷刺。他說：“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姬亡殷、西施亡吳、楊貴妃亂唐那些古老話。在男權社會裡，女性是絕不會有這麼大的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由男的負。但向來男性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

自古以來，世人對西施有種種傳說和評議。在我看來，美麗無比的西施心懷報國之志，擔負起拯救國家的重任，實在是可歌可泣。吳國也好，越國也罷，一朝一代的興亡盛衰，有其自身發展規律，不是某一個人所能左右。我們應該肯定的是，在國破家亡時，舉國上下的憂患意識、高度的凝聚力、強烈的復興精神，才能使國家由弱轉強、反敗為勝，這是真正的強者之歌，並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也是後世歌頌之真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