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克·方納（Eric Foner）：美國歷史學界為數不多的同時具有廣泛的國內和國際影響力的美國歷史學家， 曾兩次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偉大教師”的榮譽稱號。
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畫的邀請， 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
3月6日晚， 方納在北大發表題為“奴隸制， 反奴隸制和美國政治”的演講， 拉開了其“十九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系列講座的序幕， 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發表致辭，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那大學教授王希主持。 方納圍繞美國早期歷史中的一個核心矛盾——對自由的追求與奴隸制現實的共存——講述了奴隸制如何在早期美國史中演變成為一個威脅到國家分裂的政治問題的過程。
3月6日晚， 方納在北大發表題為“奴隸制， 反奴隸制和美國政治”的演講。
“生而自由”的新大陸與蓄奴制度的意識形態衝突
方納指出， 自稱“生而自由”的英國人在“新大陸”開拓自己的經濟、宗教和政治自由的同時卻通過奴隸制奴役非洲黑人， 在一個所謂的為追求自由的人提供庇護的地方剝奪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 曾在1776年《獨立宣言》中寫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湯瑪斯·傑弗遜是與喬治·華盛頓齊名的美國“國父”，
演講現場。
雖然建國精英們不希望在1787年制訂的聯邦憲法中使用“奴隸”或“奴隸制”等字眼， 而代之以“其他人（other persons）”等來回避奴隸制問題， 但他們並沒有禁止奴隸制， 相反， 還允許海外販奴貿易在立憲後繼續存在20年。 方納指出， 允許奴隸制的繼續存在成為了聯邦得以建立的前提條件，而南方奴隸主也通過類似“五分之三條款”這類的憲政機制安排在國會和總統選舉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但方納指出，美國革命和立憲對奴隸制形成了第一輪的衝擊。自由黑人和奴隸都曾提出過“自由請願書”，要求獲得自由。包括貴格派在內的白人群體也對奴隸制與自由的並存提出了挑戰。與此同時，早期圍繞奴隸制的爭論也引發了另外一個深遠的問題，即誰可以成為美國人，或者說哪些人可以獲得完全的美國人身份。最早的聯邦歸化法規定自由白人可以自動獲取美國公民資格，而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卻被排除在外。這說明美國在早期是一個白人至上的國家，膚色是劃分社會階層的工具。直到今天，美國人仍然未能擺脫這個歷史的負擔。
隨後方納從經濟維度闡釋了奴隸制對於南方的重要性，1776年美國約有50萬黑人奴隸，而到了1860年，在南部“棉花王國”中黑人奴隸的數量已達到將近400萬，奴隸財產在當時的總值高達30多億美元，高過當時美國所有的銀行、鐵路和工廠的價值總和。雖然南部的大部分白人家庭並沒有擁有奴隸，但是蓄奴州的大種植園主不僅控制著南部的政治和經濟命脈，而且也對聯邦政治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自華盛頓到林肯的70年時間裡，大部分美國總統都是奴隸主，奴隸主在國會中也佔據優勢。方納還將美國奴隸制和巴西奴隸制進行了對比，指出在南美奴隸不乏獲得自由的途徑，如贖買、同白人通婚等方式，而在美國這些通道統統被切斷，因為奴隸體制被深深地建構在法律、偏見和日常生活之中。方納隨後舉出密蘇里州的西莉亞案來說明當時南部社會如何將奴隸視為財產，無論主人施加任何暴行，奴隸都無權反抗。
南北矛盾與廢奴抗爭
方納接著論述了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西進如何激發了南北之間的矛盾。圍繞新加入聯邦的領土是否可以蓄奴的問題，南北區域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執。1820年密蘇裡妥協案暫時平息了爭論，但1848年美墨戰爭及其結果又將此問題進一步激化。1830年代廢奴主義運動的興起開始使關於奴隸制的爭論進入美國政治議題中心。到1850年代中後期，新建立的共和黨開始質疑：如果奴隸制移植到廣袤的西部，那麼奴隸制將會在美國整體政治態勢中佔據主導優勢，美國就會從一個帶有奴隸制體制的國家變為一個由奴隸制主導的國家，這關係到美國的未來和美國如何定義自身的問題，這些問題幫助林肯在1860年獲得總統提名，並贏得大選。
方納曾在理查·霍夫斯塔特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戰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全面研究了1850年代共和黨的形成過程。在此次講座中，他指出1854年《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通過後，奴隸制的擴展從此不再受地域限制，引發了北部的憤怒抗議，各類反奴隸制團體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共和黨正是誕生在北部反對奴隸制的共識基礎之上。當時的共和黨是由北部廢奴主義者、自由土地黨人、輝格黨人、前民主黨和本土主義者等聚合而成，它所提出的“自由勞動”與南部的奴隸制經濟形成鮮明對比。共和黨人認為道德敗壞的南部威脅了“自由勞動者”的文明，南部奴隸主對西部領土的覬覦更是讓他們深感不安，他們認為真正代表美國精神的小農場主更應該進入西部領土拓荒。來自伊利諾州的林肯雖然不是廢奴主義者，但他厭惡奴隸制度，認為奴隸制讓標榜自由的美國人顯得虛偽，並偷走了勞動者的果實。林肯無法擺脫時代的影響，同樣對黑人抱有偏見。1857年最高法院對斯科特案的判決結果宣告黑人無法成為美國公民，此舉讓北部大為失望，認為這個國家在道德衡量標準上出現了問題。這一情形有力地幫助了林肯在1860年大選中贏得了所有北部州的選票，當然林肯的當選還有選舉人制度。方納強調，北部社會的激進主義和廢奴主義者呼籲將奴隸從法律和習俗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並直接將黑人吸納為美國公民，真實地開啟了以“人權”為基礎的全球性的歷史追求。
在講座中，方納批判了白人解放黑人奴隸的敘事模式，強調黑人並非被動等待自由的曙光，而是努力主動向自由奔跑。為了獲得自由，部分黑人在獨立戰爭期間站在英國一邊，為自由而戰。獨立戰爭後也有部分黑人為獲得自由而乘船前往英國。自由黑人在廢奴運動中積極行動，為南部奴隸的自由奔走呼告。同時北部黑人並不慶祝美國獨立日，而是慶祝8月1日，因為1833年這一天英聯邦領土上所有奴隸獲得解放，在黑人眼裡,是英國而非美國是自由的燈塔。
提問環節：
北部的“勞資關係”形成區別於南部的“工資奴隸”？
在聽眾提問環節，有人問，既然奴隸制獲利豐厚，那麼為何北部並不採用這種經濟體制？方納答道，這要區分南北差別，南部是奴隸社會（slave society）,奴隸種植園佔據主要的經濟形式，而北部是帶有少量奴隸的社會（society with slave），並且從自由勞動力的成本考量以及道德批判因素的制約，都不允許北方出現大規模的使用奴隸現象。方納也提到了宗教的因素，在北部貴格教派不允許信徒擁有奴隸。有聽眾從內戰聯繫其他歷史事件問，歷史的發展是不是一個預定的過程，方納認為不存在陰謀論，並沒有某一群體強大到能夠控制歷史走向，當然處於不同層級的人對歷史的影響是不同的，美國總統和中國主席在考慮問題時要格外謹慎。在內戰前沒有人預料到戰爭會持續如此長的時間，造成如此大的傷亡，也沒有人預料到奴隸制在內戰後被徹底剷除。林肯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說“雙方也都沒有期望衝突的根源會隨著衝突的停止而消除，或甚至在衝突本身停止之前就會消除”。王希在隨後補充說道，在內戰爆發後的第一場戰鬥中，附近的居民攜老扶幼前去觀看，他們認為內戰是一場充滿樂趣的戲劇，而非殘酷血腥的戰爭。有觀眾問及北部以“非道德”去譴責南部奴隸制，而南部是否可以同樣用“非道德”去抨擊北部勞資關係？方納指出“工資奴隸”是南部批評北部工廠主剝削所謂的自由勞動力的武器，奴隸主認為自己把奴隸一家照顧得衣食無憂，而北方卻對工人冷暖不管不顧。約翰·卡爾霍恩用馬克思理論抨擊北部以自由之名行對工人剝削之實，認為奴隸比自由勞動者更有保障，他們即使到年老無法工作時同樣可以得到照顧，而工人卻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被資本家榨幹了價值後棄若敝履。然後方納調侃“可是我們只聽說過奴隸通過地下鐵路逃亡北方，卻沒有聽說過自由黑人從北方棄暗投明”。在被問到內戰爆發起因時，方納回答在其他地方演講時，也被問到過內戰的起因是不是其他因素，比如聯邦權力與州權之間的衝突，他隨後解釋，南部各州捍衛州權的目的正是為捍衛奴隸制，南卡羅萊納州第一個脫離聯邦，宣稱是為保存奴隸制才與聯邦決裂，南部分離各州不再信任北方控制的聯邦，在邦聯憲法中明確使用奴隸制字眼，這些證據毋庸置疑地證明奴隸制是引發內戰的根本起因。隨後他補充說，並非每一個參戰士兵的目的都和奴隸制有關，原因複雜多樣，他們多數參戰意圖難說是為保衛或者摧毀奴隸制，可能是“我親人在軍隊裡面”，“我朋友參戰了，我也要去”，南部參戰白人大部分都不是奴隸主，他們趕赴前線可能只是為了不願看到家園被北方佬踐踏。
方納的講演揭示了19世紀早期美國社會內部的尷尬——建立在自由信念基礎之上的社會主要經濟形式竟然是奴隸制，剖析奴隸制如何獲得憲法和法律承認並成為根深蒂固的觀念，以及隨著領土的擴張奴隸制如何從地方性問題成為全國性問題，如何對待奴隸制又決定對自身屬性定位問題，1860年共和黨人林肯當選美國總統讓奴隸主感到聯邦和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馳從而意欲脫離。方納為我們描繪了在內戰前各方政治力量對待奴隸制爭論不斷激化的圖景，從而為其後的三講構建歷史語境。
允許奴隸制的繼續存在成為了聯邦得以建立的前提條件，而南方奴隸主也通過類似“五分之三條款”這類的憲政機制安排在國會和總統選舉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但方納指出，美國革命和立憲對奴隸制形成了第一輪的衝擊。自由黑人和奴隸都曾提出過“自由請願書”，要求獲得自由。包括貴格派在內的白人群體也對奴隸制與自由的並存提出了挑戰。與此同時，早期圍繞奴隸制的爭論也引發了另外一個深遠的問題，即誰可以成為美國人，或者說哪些人可以獲得完全的美國人身份。最早的聯邦歸化法規定自由白人可以自動獲取美國公民資格，而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卻被排除在外。這說明美國在早期是一個白人至上的國家，膚色是劃分社會階層的工具。直到今天，美國人仍然未能擺脫這個歷史的負擔。隨後方納從經濟維度闡釋了奴隸制對於南方的重要性，1776年美國約有50萬黑人奴隸，而到了1860年，在南部“棉花王國”中黑人奴隸的數量已達到將近400萬，奴隸財產在當時的總值高達30多億美元，高過當時美國所有的銀行、鐵路和工廠的價值總和。雖然南部的大部分白人家庭並沒有擁有奴隸，但是蓄奴州的大種植園主不僅控制著南部的政治和經濟命脈，而且也對聯邦政治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自華盛頓到林肯的70年時間裡，大部分美國總統都是奴隸主，奴隸主在國會中也佔據優勢。方納還將美國奴隸制和巴西奴隸制進行了對比，指出在南美奴隸不乏獲得自由的途徑，如贖買、同白人通婚等方式，而在美國這些通道統統被切斷，因為奴隸體制被深深地建構在法律、偏見和日常生活之中。方納隨後舉出密蘇里州的西莉亞案來說明當時南部社會如何將奴隸視為財產，無論主人施加任何暴行，奴隸都無權反抗。
南北矛盾與廢奴抗爭
方納接著論述了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西進如何激發了南北之間的矛盾。圍繞新加入聯邦的領土是否可以蓄奴的問題，南北區域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執。1820年密蘇裡妥協案暫時平息了爭論，但1848年美墨戰爭及其結果又將此問題進一步激化。1830年代廢奴主義運動的興起開始使關於奴隸制的爭論進入美國政治議題中心。到1850年代中後期，新建立的共和黨開始質疑：如果奴隸制移植到廣袤的西部，那麼奴隸制將會在美國整體政治態勢中佔據主導優勢，美國就會從一個帶有奴隸制體制的國家變為一個由奴隸制主導的國家，這關係到美國的未來和美國如何定義自身的問題，這些問題幫助林肯在1860年獲得總統提名，並贏得大選。
方納曾在理查·霍夫斯塔特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戰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全面研究了1850年代共和黨的形成過程。在此次講座中，他指出1854年《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通過後，奴隸制的擴展從此不再受地域限制，引發了北部的憤怒抗議，各類反奴隸制團體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共和黨正是誕生在北部反對奴隸制的共識基礎之上。當時的共和黨是由北部廢奴主義者、自由土地黨人、輝格黨人、前民主黨和本土主義者等聚合而成，它所提出的“自由勞動”與南部的奴隸制經濟形成鮮明對比。共和黨人認為道德敗壞的南部威脅了“自由勞動者”的文明，南部奴隸主對西部領土的覬覦更是讓他們深感不安，他們認為真正代表美國精神的小農場主更應該進入西部領土拓荒。來自伊利諾州的林肯雖然不是廢奴主義者，但他厭惡奴隸制度，認為奴隸制讓標榜自由的美國人顯得虛偽，並偷走了勞動者的果實。林肯無法擺脫時代的影響，同樣對黑人抱有偏見。1857年最高法院對斯科特案的判決結果宣告黑人無法成為美國公民，此舉讓北部大為失望，認為這個國家在道德衡量標準上出現了問題。這一情形有力地幫助了林肯在1860年大選中贏得了所有北部州的選票，當然林肯的當選還有選舉人制度。方納強調，北部社會的激進主義和廢奴主義者呼籲將奴隸從法律和習俗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並直接將黑人吸納為美國公民，真實地開啟了以“人權”為基礎的全球性的歷史追求。
在講座中，方納批判了白人解放黑人奴隸的敘事模式，強調黑人並非被動等待自由的曙光，而是努力主動向自由奔跑。為了獲得自由，部分黑人在獨立戰爭期間站在英國一邊，為自由而戰。獨立戰爭後也有部分黑人為獲得自由而乘船前往英國。自由黑人在廢奴運動中積極行動，為南部奴隸的自由奔走呼告。同時北部黑人並不慶祝美國獨立日，而是慶祝8月1日，因為1833年這一天英聯邦領土上所有奴隸獲得解放，在黑人眼裡,是英國而非美國是自由的燈塔。
提問環節：
北部的“勞資關係”形成區別於南部的“工資奴隸”？
在聽眾提問環節，有人問，既然奴隸制獲利豐厚，那麼為何北部並不採用這種經濟體制？方納答道，這要區分南北差別，南部是奴隸社會（slave society）,奴隸種植園佔據主要的經濟形式，而北部是帶有少量奴隸的社會（society with slave），並且從自由勞動力的成本考量以及道德批判因素的制約，都不允許北方出現大規模的使用奴隸現象。方納也提到了宗教的因素，在北部貴格教派不允許信徒擁有奴隸。有聽眾從內戰聯繫其他歷史事件問，歷史的發展是不是一個預定的過程，方納認為不存在陰謀論，並沒有某一群體強大到能夠控制歷史走向，當然處於不同層級的人對歷史的影響是不同的，美國總統和中國主席在考慮問題時要格外謹慎。在內戰前沒有人預料到戰爭會持續如此長的時間，造成如此大的傷亡，也沒有人預料到奴隸制在內戰後被徹底剷除。林肯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說“雙方也都沒有期望衝突的根源會隨著衝突的停止而消除，或甚至在衝突本身停止之前就會消除”。王希在隨後補充說道，在內戰爆發後的第一場戰鬥中，附近的居民攜老扶幼前去觀看，他們認為內戰是一場充滿樂趣的戲劇，而非殘酷血腥的戰爭。有觀眾問及北部以“非道德”去譴責南部奴隸制，而南部是否可以同樣用“非道德”去抨擊北部勞資關係？方納指出“工資奴隸”是南部批評北部工廠主剝削所謂的自由勞動力的武器，奴隸主認為自己把奴隸一家照顧得衣食無憂，而北方卻對工人冷暖不管不顧。約翰·卡爾霍恩用馬克思理論抨擊北部以自由之名行對工人剝削之實，認為奴隸比自由勞動者更有保障，他們即使到年老無法工作時同樣可以得到照顧，而工人卻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被資本家榨幹了價值後棄若敝履。然後方納調侃“可是我們只聽說過奴隸通過地下鐵路逃亡北方，卻沒有聽說過自由黑人從北方棄暗投明”。在被問到內戰爆發起因時，方納回答在其他地方演講時，也被問到過內戰的起因是不是其他因素，比如聯邦權力與州權之間的衝突，他隨後解釋，南部各州捍衛州權的目的正是為捍衛奴隸制，南卡羅萊納州第一個脫離聯邦，宣稱是為保存奴隸制才與聯邦決裂，南部分離各州不再信任北方控制的聯邦，在邦聯憲法中明確使用奴隸制字眼，這些證據毋庸置疑地證明奴隸制是引發內戰的根本起因。隨後他補充說，並非每一個參戰士兵的目的都和奴隸制有關，原因複雜多樣，他們多數參戰意圖難說是為保衛或者摧毀奴隸制，可能是“我親人在軍隊裡面”，“我朋友參戰了，我也要去”，南部參戰白人大部分都不是奴隸主，他們趕赴前線可能只是為了不願看到家園被北方佬踐踏。
方納的講演揭示了19世紀早期美國社會內部的尷尬——建立在自由信念基礎之上的社會主要經濟形式竟然是奴隸制，剖析奴隸制如何獲得憲法和法律承認並成為根深蒂固的觀念，以及隨著領土的擴張奴隸制如何從地方性問題成為全國性問題，如何對待奴隸制又決定對自身屬性定位問題，1860年共和黨人林肯當選美國總統讓奴隸主感到聯邦和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馳從而意欲脫離。方納為我們描繪了在內戰前各方政治力量對待奴隸制爭論不斷激化的圖景，從而為其後的三講構建歷史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