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寧七年， 正忙於變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煩事， 一個本來由他獎掖提拔的看城門的小官鄭俠要和他的變法過不去， 畫了一幅《流民圖》進呈天子神宗， 說變法有問題。
神宗趙頊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國無比危難的時刻走到歷史前臺的。 1068年， 年僅20歲的宋神宗承嗣大統， 英氣勃勃， 志向非凡。 他自幼痛心于列祖列宗對北方敵國的屈服退讓， 不滿於朝廷、州縣的萎靡不振， 焦心於國家稅收減少、財政緊蹙， 有著富國安民、強兵雪恥的強烈願望。 親政以後， 他急於物色能安邦治國的英才， 曾對大臣說：“國之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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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也確實很棒， 年富力強， 曾任多年地方官員，
1069年， 宋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對和阻撓， 果斷地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 籌備變法事宜。 就這樣，
然而， 事不遂人願， 越改麻煩越多。 從熙寧六年秋開始， 天下大旱， 10個月滴雨未下， 麥苗焦枯， 神宗成天眉頭緊鎖。 農曆四月這天上朝回來， 忽然內侍來報， 一個叫鄭俠的小官， 繪了一幅《流民圖》以驛站馬密件進呈皇帝， 還附了一道奏疏， 大意是說他負責看守安上門， 每天在城門上看到為變法所苦的貧民扶攜塞道， 質妻鬻子， 斬桑拆屋。 於是將這些圖景繪下來請皇帝聖覽。
這個當年曾與王安石很談得來的鄭俠還說圖中所繪， 均屬實情， 請神宗觀其圖， 罷廢害民之法， “延萬姓垂死之命。 十日不雨， 乞斬臣宣德門外， 以正欺君之罪。 ”
神宗打開一看， 圖上無數流民攜兒牽女，
《續資治通鑒》記載：神宗接下了這份鄭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來的《流民圖》， 袖以入內， 反復觀看， 面色凝重。 四月初六， 皇帝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後， 下詔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 據說， 詔下， 天降大雨， 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讖緯之說， 並不怎麼可信， 鄭俠的一番舉動巧合因素很大。 而且後來經過呂惠卿等人一番連消帶打的政治動作， 將鄭俠搞進了大牢， 變法還是照常進行。 但事實是無可動搖的， 王安石大變法確實到了一種民怨沸騰的程度。
應該說， 王安石的變法政策無一不從良好願望出發。 比如“青苗法”， 本意上就是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的， 而且， 他在鄞縣做官時試驗過， “貸谷於民， 立息以償”， 效果不錯。 然而當他將此法推向全國， 同比例放大， 卻南轅而北轍了。 不識字的鄉農們去申請青苗法的貸款， 要經過以下程式：為了填寫申請書， 就要花錢請書吏;再拿到衙門去申請，碰到貪官污吏，中間不知要花多少打點費，而且貸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寫，農民都不識字呀。據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過中間貪官污吏的層層盤剝，最後貸款農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於是逼得農民寧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利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
更要命的是，安石先生過於自信，急於求成，在推行新法過程中採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須貸出多少錢，給下面下指標。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硬性攤派了，除了一般的農民要其貸款，連中農、富農、地主都必須接受貸款。其實中農、富農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問題，根本用不著貸款，但地方官員就是硬逼著他們貸款，因為要完成指標。這樣一來，到了還錢的時候不要說一般農民吃不消，就是中農、富農也吃不消。自然，這項措施變成了官員的贏利設置，他們的權力尋租也有了改革這一至高無上的藉口。再有像“市易法”，本來是規定收購滯銷貨，後來就變成了專門收購緊俏物，這時的衙門已經變成了一個賺錢的機構，結果成了全官經商，官商作風愈演愈烈，政府與民間爭利。
許多史書，都把王安石變法作為正面典型來歌頌，以為既為變法，便是對傳統機制的突破，必須嘉許，而不論實際結局如何。現在回溯千年探究，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怎麼富國強兵，一向立意高遠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財”二字，最後就是一個錢字。在一個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一定時期財富總額是一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官家。一個“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錢“理”進了“官家”的口袋。幾乎每次廊廟相會，司馬光、蘇軾等人都詰難王安石這個問題，王沒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為變法立言的原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論，王先生的“三不”信條確實是非常值得一書的，這是改革家大無畏的鬥爭精神。但反過來看，改革家非理性過頭的激情也於此暴露無遺。說句唐突古人的話，就是光顧自己一逞政治抱負，變法變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於不顧。對於弱勢群體的血和淚，王安石企圖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這又哪裡克服得了呢?
就要花錢請書吏;再拿到衙門去申請，碰到貪官污吏，中間不知要花多少打點費，而且貸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寫，農民都不識字呀。據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過中間貪官污吏的層層盤剝，最後貸款農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於是逼得農民寧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利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更要命的是，安石先生過於自信，急於求成，在推行新法過程中採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須貸出多少錢，給下面下指標。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硬性攤派了，除了一般的農民要其貸款，連中農、富農、地主都必須接受貸款。其實中農、富農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問題，根本用不著貸款，但地方官員就是硬逼著他們貸款，因為要完成指標。這樣一來，到了還錢的時候不要說一般農民吃不消，就是中農、富農也吃不消。自然，這項措施變成了官員的贏利設置，他們的權力尋租也有了改革這一至高無上的藉口。再有像“市易法”，本來是規定收購滯銷貨，後來就變成了專門收購緊俏物，這時的衙門已經變成了一個賺錢的機構，結果成了全官經商，官商作風愈演愈烈，政府與民間爭利。
許多史書，都把王安石變法作為正面典型來歌頌，以為既為變法，便是對傳統機制的突破，必須嘉許，而不論實際結局如何。現在回溯千年探究，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怎麼富國強兵，一向立意高遠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財”二字，最後就是一個錢字。在一個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一定時期財富總額是一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官家。一個“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錢“理”進了“官家”的口袋。幾乎每次廊廟相會，司馬光、蘇軾等人都詰難王安石這個問題，王沒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為變法立言的原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論，王先生的“三不”信條確實是非常值得一書的，這是改革家大無畏的鬥爭精神。但反過來看，改革家非理性過頭的激情也於此暴露無遺。說句唐突古人的話，就是光顧自己一逞政治抱負，變法變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於不顧。對於弱勢群體的血和淚，王安石企圖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這又哪裡克服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