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界的基情四射：動物性行為在同物種之間也有許多不同的形式， 而這些行為背後的動機和意思至今還沒被人類完全瞭解……
著名的企鵝同性戀自不必說， 動物界搞同性戀的還有很多：綠頭鴨、野牛、亞馬遜河豚、綿羊……加拿大生物學家布魯斯·貝哲米在1999年發表了一分有關檢閱接近1500個動物物種同性戀行為的文獻， 涉及物種從靈長目到棘頭動物門， 對其中500個物種又有更詳細的著墨。 動物性行為在同物種之間也有許多不同的形式， 而這些行為背後的動機和意思至今還沒被人類完全瞭解……因為大部分物種本身也未被研究透徹。
很少有動物有權像灰雁那樣吹捧自己的忠貞。 大部分灰雁都是一夫一妻制；許多灰雁會陪伴同一只夥伴度過它們10年左右的成年生活， 在彼此身邊不斷交流， 而且只有在第一個伴侶去世後才會和其他雁在一起。 這是一種非凡的忠誠， 連很多人類都會覺得如此忠誠的關係是不自然的。
一對灰雁伴侶
要知道， 有些報告說， 不少於20%的灰雁是同性戀。 這個數字或許誇張了：它包含那些曾是同性戀而後又變成異性戀， 或是那些曾是異性戀而後又變成同性戀的雄雁。 即便如此， 大部分的同性戀還是自始至終都未改變的。
這就帶來了一個疑問：為什麼？
這個問題讓一些科學家十分困惑——不止那些研究灰雁的， 還有那些研究上百種其他出現同性戀行為的物種的科學家。 歸根結底， 繁育是進化的驅動力。 在動物之中——除了那些可以克隆自己的兩棲動物——生育需要兩個性別。 以一個繁殖效率的角度來看， 同性戀看起來起著反作用， 如果不是反常的話。 但它當然不是反常的， 畢竟它是如此得普遍。
用更加科學的方式來表達這個問題， 維也納大學的一名行為生物學家柯特·夏爾問道：同性戀“保存了下來， 是否因為它帶來了什麼穩定的進化優勢？還是它只是大腦發展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產品？”同性戀對宏大的進化進程有何用處嗎？
康拉德·洛倫茲（1903-1989）， 經典比較行為研究的代表人物， 生於維也納。 受他的老師奧斯卡·海因洛斯的影響， 建立了現代動物行為學。 圖為1944年時的洛倫茲。
研究者們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包括已經研究灰雁幾十年了的夏爾。 他在一個以康拉德·洛倫茲（著名奧地利動物學家、鳥類學家、動物心理學家）命名的研究站工作。 而康拉德·洛倫茲最知名的研究也都包括了灰雁。
洛倫茲本人認為同性戀是有用的。“我們可以確定這種本能都有非常特殊的生存價值，”他在介紹這些同性戀夥伴是如何經常在灰雁種群中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時說道。它們的優越性會接著吸引一些落單的雌性，而一隻同性戀雄雁或與這只雌雁短暫交配，直到它把它的注意力轉向它實際的戀人，洛倫茲如是寫道。從這個角度看的話，同性戀促進了生育。但這只是可能的解釋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很多。
亞馬遜河豚有時會以3至5條為一組進行非交配性行動，小組以雄性為主，偶爾加入一兩條雌性，不分性別互相以口鼻和鰭摩擦，有時雄性還用生殖器插進另一個同性的噴氣孔。
其他的科學家提出，同性戀伴侶可能會負責一些重要的社會義務，比如幫助撫養其他伴侶的雛鳥，或者保護種群免受捕食者的傷害。這能幫助同性伴侶的親戚，而不是它們自己。這是一種叫做親緣選擇（又稱漢密爾頓法則，其主要內容是：親緣關係越近，動物彼此合作傾向和利他行為也就越強烈；親緣越遠，則表現越弱）的眾所周知的進化策略，一個十分具有戲劇性的例子便是蜜蜂中那些放棄生育能力、為蜂巢犧牲自己的工蜂。
夏爾猜測，同性之間的“類交配行為”也許恰恰來自于通常意義上的異性交配，考慮到異性繁殖總是首先基於情感層面上的配對，那麼在實現異性間配對的過程中總會出現一些同性間配對的“副產品”。
要不是它雌雄長得那麼像，我們可能早就注意到：作為北美最常見的鳥類，30%的加拿大雁都存在這樣的行為傾向。
或者，因為同性戀在那些照顧孩子的義務集中於一個性別的物種裡更常見，也許同性戀是一個性別有更多空餘時間的結果。這種無害的放縱也許能解釋為何同性戀在灰雁中似乎和性別比例有聯繫。如果雄性比雌性多很多，那麼有些雄性可能會互相陪伴——而在一個社會地位很重要的物種裡，當不成雙的個體被欺負又被降級到更惡劣的覓食地之時，找一個同性戀伴侶總比一個人呆著好。這樣來說，同性戀便是一個社會性與競爭的副產物。夏爾提出，它也可以被不同性別進化出的擇偶標準影響。對於一些動物來說，戀愛關係的品質也許比瑣碎的性別重要。
羅伊和塞隆（1987年出生）是紐約中央公園動物園的一對同性雄性南極企鵝伴侶。1998年，它們被動物園的工作人員發現進行交配儀式，但沒有實際的性行為被目睹，次年更把石頭誤當成蛋試圖孵化。及後動物園飼養員給它們一個另一對企鵝伴侶不能孵化的蛋，羅伊和塞隆成功將蛋孵化，並餵養了一隻健康的幼鳥，命名為探戈。
《三口之家》是由彼得·帕內爾和賈斯汀·理查森共同撰寫的兒童讀物，于2005年出版。該書基於兩隻南極企鵝——羅伊和塞隆間的真實故事，講述了他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六年經歷，其間它們還得到了一個蛋供他們撫養。本書贏得多個獎項，但也成為一場有關審查，和關於同性婚姻、領養以及動物界的同性戀行為的一場文化戰爭的焦點。
也許所有以上的因素都重要，又或是些許以上的因素。這些猜測不是互相矛盾的。它們的應用性也是多樣化的：同性戀在動物王國中這麼多，這麼廣泛的角落裡面存在，它不太可能是來源於同一個祖先，而是不斷被進化出來的。“我不認為有一個統一的或者包羅萬象的解釋，”加拿大勒斯布里奇大學比較性學研究所的主任保羅·瓦希說道，“每個物種的獨特進化史常常需要不同的解釋。”
同性戀的情況確實總是不同的。有些時候，例如灰雁，同性戀只在一個性別中出現；在其他物種中，包括加拿大雁（屬於鴨科黑雁屬），雄性和雌性都會形成同性伴侶。（要不是它雌雄長得那麼像，我們可能早就注意到了：作為北美最常見的鳥類，30%的加拿大雁都存在這樣的行為傾向。）
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的動物學家克勞迪婭·威斯勒指出了另一些細節：如果同性戀經常是帶來進化優勢的，就像她認為的那樣，那麼它不會是像那些明確被一個固定百分比的人口遺傳的特質，隨之帶來像毛髮色彩和身高那樣直戳了當的頻率分佈。事實上，成為同性戀的潛力會充滿了個體差異，如同好奇心，勇氣或者任何其他的個性特徵，它會取決於生物學與社會和環境狀況的複雜交互影響。
動物學家克勞迪婭·威斯勒
所以，一個物種的性取向是不斷受到進化壓力的。甚至在物種的層面概括同性戀也有可能是不合適的。它很有可能在不同的社區中經歷了不同的進化路線，而這個進化過程現在也以多種方式依然持續著。
威斯勒舉了一個看似天生的行為特徵大幅改變的例子，在歐洲，小嘴烏鴉會守護領地，並在領地中成對生育。但是在築巢地點周圍食物充足的西班牙北部，它們卻生活在大群、合作的繁殖群體中。把蛋從瑞士帶到西班牙，或是相反，小鳥會適應新的生態環境。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傾向。
“同性戀也許是一個非常相似的情況，“威斯勒說道。一個人可以想像個別環境會比其他環境更能培養同性戀行為。這也許能成為有趣的研究物件：比如城市和農村環境，是如何影響雁的性取向的？
當然，在個體的層面，這些變數都只是學術上的。生物學家可以討論親緣選擇和進化策略，可是那些鳥類本身並不會意識到這些變數，就像我們在尋找我們的伴侶時不會意識到一個道理。
對每只雁來說，重要的不是進化而是吸引力——所有那些建立特殊紐帶的情感和體驗都是紮根於同性戀與異性戀共有的一個生物學系統之中的。威斯勒說：“愛，就是愛。”
洛倫茲本人認為同性戀是有用的。“我們可以確定這種本能都有非常特殊的生存價值，”他在介紹這些同性戀夥伴是如何經常在灰雁種群中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時說道。它們的優越性會接著吸引一些落單的雌性，而一隻同性戀雄雁或與這只雌雁短暫交配，直到它把它的注意力轉向它實際的戀人，洛倫茲如是寫道。從這個角度看的話，同性戀促進了生育。但這只是可能的解釋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很多。
亞馬遜河豚有時會以3至5條為一組進行非交配性行動，小組以雄性為主，偶爾加入一兩條雌性，不分性別互相以口鼻和鰭摩擦，有時雄性還用生殖器插進另一個同性的噴氣孔。
其他的科學家提出，同性戀伴侶可能會負責一些重要的社會義務，比如幫助撫養其他伴侶的雛鳥，或者保護種群免受捕食者的傷害。這能幫助同性伴侶的親戚，而不是它們自己。這是一種叫做親緣選擇（又稱漢密爾頓法則，其主要內容是：親緣關係越近，動物彼此合作傾向和利他行為也就越強烈；親緣越遠，則表現越弱）的眾所周知的進化策略，一個十分具有戲劇性的例子便是蜜蜂中那些放棄生育能力、為蜂巢犧牲自己的工蜂。
夏爾猜測，同性之間的“類交配行為”也許恰恰來自于通常意義上的異性交配，考慮到異性繁殖總是首先基於情感層面上的配對，那麼在實現異性間配對的過程中總會出現一些同性間配對的“副產品”。
要不是它雌雄長得那麼像，我們可能早就注意到：作為北美最常見的鳥類，30%的加拿大雁都存在這樣的行為傾向。
或者，因為同性戀在那些照顧孩子的義務集中於一個性別的物種裡更常見，也許同性戀是一個性別有更多空餘時間的結果。這種無害的放縱也許能解釋為何同性戀在灰雁中似乎和性別比例有聯繫。如果雄性比雌性多很多，那麼有些雄性可能會互相陪伴——而在一個社會地位很重要的物種裡，當不成雙的個體被欺負又被降級到更惡劣的覓食地之時，找一個同性戀伴侶總比一個人呆著好。這樣來說，同性戀便是一個社會性與競爭的副產物。夏爾提出，它也可以被不同性別進化出的擇偶標準影響。對於一些動物來說，戀愛關係的品質也許比瑣碎的性別重要。
羅伊和塞隆（1987年出生）是紐約中央公園動物園的一對同性雄性南極企鵝伴侶。1998年，它們被動物園的工作人員發現進行交配儀式，但沒有實際的性行為被目睹，次年更把石頭誤當成蛋試圖孵化。及後動物園飼養員給它們一個另一對企鵝伴侶不能孵化的蛋，羅伊和塞隆成功將蛋孵化，並餵養了一隻健康的幼鳥，命名為探戈。
《三口之家》是由彼得·帕內爾和賈斯汀·理查森共同撰寫的兒童讀物，于2005年出版。該書基於兩隻南極企鵝——羅伊和塞隆間的真實故事，講述了他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六年經歷，其間它們還得到了一個蛋供他們撫養。本書贏得多個獎項，但也成為一場有關審查，和關於同性婚姻、領養以及動物界的同性戀行為的一場文化戰爭的焦點。
也許所有以上的因素都重要，又或是些許以上的因素。這些猜測不是互相矛盾的。它們的應用性也是多樣化的：同性戀在動物王國中這麼多，這麼廣泛的角落裡面存在，它不太可能是來源於同一個祖先，而是不斷被進化出來的。“我不認為有一個統一的或者包羅萬象的解釋，”加拿大勒斯布里奇大學比較性學研究所的主任保羅·瓦希說道，“每個物種的獨特進化史常常需要不同的解釋。”
同性戀的情況確實總是不同的。有些時候，例如灰雁，同性戀只在一個性別中出現；在其他物種中，包括加拿大雁（屬於鴨科黑雁屬），雄性和雌性都會形成同性伴侶。（要不是它雌雄長得那麼像，我們可能早就注意到了：作為北美最常見的鳥類，30%的加拿大雁都存在這樣的行為傾向。）
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的動物學家克勞迪婭·威斯勒指出了另一些細節：如果同性戀經常是帶來進化優勢的，就像她認為的那樣，那麼它不會是像那些明確被一個固定百分比的人口遺傳的特質，隨之帶來像毛髮色彩和身高那樣直戳了當的頻率分佈。事實上，成為同性戀的潛力會充滿了個體差異，如同好奇心，勇氣或者任何其他的個性特徵，它會取決於生物學與社會和環境狀況的複雜交互影響。
動物學家克勞迪婭·威斯勒
所以，一個物種的性取向是不斷受到進化壓力的。甚至在物種的層面概括同性戀也有可能是不合適的。它很有可能在不同的社區中經歷了不同的進化路線，而這個進化過程現在也以多種方式依然持續著。
威斯勒舉了一個看似天生的行為特徵大幅改變的例子，在歐洲，小嘴烏鴉會守護領地，並在領地中成對生育。但是在築巢地點周圍食物充足的西班牙北部，它們卻生活在大群、合作的繁殖群體中。把蛋從瑞士帶到西班牙，或是相反，小鳥會適應新的生態環境。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傾向。
“同性戀也許是一個非常相似的情況，“威斯勒說道。一個人可以想像個別環境會比其他環境更能培養同性戀行為。這也許能成為有趣的研究物件：比如城市和農村環境，是如何影響雁的性取向的？
當然，在個體的層面，這些變數都只是學術上的。生物學家可以討論親緣選擇和進化策略，可是那些鳥類本身並不會意識到這些變數，就像我們在尋找我們的伴侶時不會意識到一個道理。
對每只雁來說，重要的不是進化而是吸引力——所有那些建立特殊紐帶的情感和體驗都是紮根於同性戀與異性戀共有的一個生物學系統之中的。威斯勒說：“愛，就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