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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監察委員會首任主席被周恩來稱大哥,女婿任職電信總局卻不先裝家用電話

王荷波。 記者胡冬冬翻拍

請求黨組織對我的子女加強革命教育, 教育他們千萬別走和我相反的道路。 ——王荷波

作者:長江日報特派記者蔣太旭

6月5日, 午後, 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鳥聲如洗。

70歲的趙迪佇立在外祖父墓碑前, 抬頭仰望高大墓碑上鐫刻的“王荷波等烈士之墓”幾個大字, 仿佛仰望外祖父高大的身影。

這身影穿越90年的歷史煙雲, 在他的眼前愈來愈清晰。 他緩緩側過身, 對赴京採訪他的長江日報記者說:“姥爺就義前, 在獄中給家人留下的唯一囑託, 就是請求黨組織對他的子女加強革命教育, 教育他們千萬別走和他相反的道路。 現在, 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了, 他的後人一直在沿著他的足跡前行。 ”

周恩來指示尋找王荷波遺骸

1927年5月, 王荷波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上, 當選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在隨後召開的漢口“八七”會議上, 他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擔任北方局書記。 同年10月, 由於叛徒出賣, 他在北京被捕。 一個月後, 45歲的他被敵人秘密殺害于北京安定門外, 拋屍荒野。 北京剛解放不久, 他的遺骸被找到。 1949年12月, 由周恩來總理親自主祭, 其遺骨被移葬八寶山革命公墓。

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中國代表合影。

記者胡冬冬翻拍

王荷波生前育有一子二女。 兒子王夏甯死於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 年僅18歲。 抗戰初期, 兩個女兒被周恩來派人接到延安, 在延安學習成長, 並參加革命。 新中國成立後, 兩個女兒分別定居南京和北京, 現均已離世。

趙迪是王荷波小女兒王修竹的長子, 退休前系企業職工。 王荷波犧牲時, 王修竹還是個三四歲的孩子, 關於王荷波的事蹟是她到延安後, 聽王荷波當年的同事、戰友所說, 其中也包括周恩來。

“聽母親說, 連周恩來總理都尊稱姥爺為‘大哥’”, 趙迪指著一張家藏的王荷波照片說, 這張照片曾一直掛在家中。 照片中的王荷波蓄著鬍鬚, 臉龐略顯清瘦, 雙目炯炯有神。

在長期革命鬥爭中,

王荷波和周恩來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 周恩來任軍事總指揮, 王荷波作為上海市總工會負責人之一, 也參與了這次起義的組織和領導。

“姥爺比周恩來大十幾歲, 又長著大鬍子, 這或許是周恩來尊稱姥爺為‘大哥’的原因, 但我認為, 這‘大哥’的稱呼更多的是蘊含著總理對姥爺人品的敬重”, 趙迪說, 姥爺犧牲後, 周總理無比悲痛, 北京剛解放不久, 他在指示修建八寶山革命公墓時, 就向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提出要組織力量尋找姥爺的遺骸。

他公私分明, 被工友們稱為“王胡”

外祖父的《革命烈士證明書》一直由趙迪保管。 這張證書於1983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換發)。 上面的資訊顯示:王荷波出生於1882年4月,

籍貫為“福建閩侯”。

在趙迪心目中, 姥爺就是一個傳奇。

位於南京市浦口區的浦鎮車輛廠前身叫浦鎮機廠, 這裡是王荷波革命生涯的起始之地。 在這裡, 他贏得了廣大工友的信任和尊重, 成為工運領袖。 從出生地到就義地, 從南到北, 趙迪曾不止一次踏訪過姥爺的革命足跡。

王荷波童年僅讀過兩年私塾, 為了謀生, 曾當過水手, 在旅順槍炮局做過機匠。 1916年, 飽受顛沛流離之苦的王荷波來到津浦鐵路浦鎮機廠當了一名鉗工。 直至35歲時, 他才在這裡娶妻成家。

趙迪說, 姥爺慷慨無私, 工友們對他十分敬重。 為了替工友們爭取權益, 他多次帶領工友與廠方作鬥爭, 並取得一次次勝利, 這使得他在工友中的威望越來越高。 1921年3月,他秘密籌建浦鎮機廠工會,被工友們選為會長。

1922年,王荷波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的革命生涯中,他組織和領導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工人運動。

“這時的姥爺已經從自發進行經濟鬥爭的勞工領袖,成長為在党的領導下進行自覺政治鬥爭的工運領袖。這也恰恰說明,工人階級只有從自發到自覺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趙迪說,在擔任工會領導工作中,姥爺遵守章程、嚴以律己、辦事公正、公私分明,而且帳目清楚,從不亂花大夥的一文錢,深得群眾信賴。

“工人們把滿臉鬍鬚的姥爺,親昵地稱呼為‘王胡’,在他40歲生日時,工友們送他一塊牌匾,上題‘品重柱石’4個大字”,趙迪深有感觸地說,這4個字體現了工人兄弟對姥爺的崇敬和愛戴,共產黨人和群眾打成一片,為群眾謀利益,就會獲得群眾擁護。

趙迪認為,自身清廉,一塵不染,在群眾中具有崇高威望,或是姥爺當選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原因。

遭遇嚴刑拷打,也不透露半點黨的機密

“我常想,姥爺就義前為什麼要給後人留下那句唯一囑託,其實,答案就在其中”,趙迪說。

小時候,趙迪一直把姥爺和周恩來在一起幹革命的故事,作為向小夥伴炫耀的資本,覺得姥爺要是能活到革命成功,一定會是級別很高的“大官”。但長大後,他漸漸明白了,姥爺當年之所以為黨的事業和人民的解放犧牲生命,是因為他對党忠誠、對信仰執著。他參加革命的動機決不是為了將來自己能做大官,讓子孫享受榮華富貴。

安定門外是王荷波等烈士被敵人秘密殺害之地。趙迪曾數次試圖尋找當年刑場遺跡,無奈由於歷年城市變遷,未能如願。

在北洋政府員警廳關於王荷波等被捕情況的原始報告檔案中,趙迪看到,王荷波被捕後,在初審時稱自己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經營西服店。後經叛徒指認,他僅承認了真實姓名和叛徒指認身份,而對黨的機密,無論敵人怎樣嚴刑拷打,始終沒有透露半個字。

敵人的檔案,無聲地記錄著一位元傑出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對党的忠誠和堅貞不屈、慷慨赴死的豪邁。在趙迪眼中,姥爺不僅是一個傳奇,更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

姥爺留下的最大精神財富是乾淨忠誠

趙迪的父母生前都是離休幹部,父親曾任電信總局副局長。趙迪說,父母從來不為家人行使特權,從小到大,他們兄妹幾個沒沾過這個“革命家庭”的半點光。

有兩個小事,趙迪至今記憶深刻。一是父親從不用公家的車辦私事,平時上班都是騎自行車。二是直到家用電話基本普及,家裡一直沒有安裝過電話。父親說,按規定不能裝就不能開這個口子。

“母親1939年參加革命,離休前是郵票廠的普通科員,她從未向組織提出過任何要求,還經常鼓勵我們,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趙迪說,所謂家風不是刻意教育出來的,而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通過一言一行傳下來的。

“千萬不要走與黨和人民相反的道路,這不僅是父母,也是我們這些後人對姥爺臨終遺言的理解”,趙迪說,“姥爺留給我們最大的精神財富就是四個字——‘乾淨’‘忠誠’!”

探訪

三個弟弟在他帶領下都參加了革命

6 月 5 日北京,王荷波外孫趙迪(左)和其五弟王凱之女王皓光接受長江日報記者採訪。記者胡冬冬 攝

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離王荷波烈士墓不遠,寄存著王荷波五弟王凱的骨灰,兄弟倆年齡相差19歲。王凱曾長期從事黨中央地下機關的秘密交通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國務院機要交通局局長。

王凱的女兒王皓光告訴記者,王荷波兄弟五人,他是老大。四個弟弟中除一人早逝外,其他三個都在他的帶領下參加了革命。

“父親生前曾一再叮囑我們,每年清明,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一定要去為大伯父王荷波掃墓,要繼承大伯父的精神,不要違背他的遺願”,王皓光說,大伯父雖然犧牲得早,但他的言行對父親的影響很大。大伯父犧牲後,父親也被國民黨逮捕,在監獄中關押了十年。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父親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

家住福州的王更生是王荷波三弟王介山之子。王介山於1983年逝世,生前曾任福州市西湖公園管理處主任。王更生向記者介紹說,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後,大伯父從上海去武漢參加中共五大,父親也一起赴漢,擔任黨的“地下交通員”。

“大伯父的思想對我父親的影響尤為深刻。”王更生回憶說,他退伍時,本想到父親單位搞攝影,沒想到卻被父親一口拒絕,最後到工廠當了一名工人,直至退休。

“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分一厘,我們從小就受到這樣的教育”,王更生記得,上世紀70年代,父親管理的公園恢復舉辦菊花展,每張門票9分錢,一些親朋好友找他索票,父親自掏腰包購買了100多張票,贈送給他們。此後,每屆都是這樣。

揭秘:

從敵人檔案中找到就義線索

拋屍荒野20多年後,王荷波的遺骸如何被找到和確認的?王荷波的五弟王凱作為家屬代表,曾參加過當年的安葬儀式。日前,在北京,王凱的女兒王皓光向長江日報記者披露了相關細節。

1949年,北京剛解放不久,北京市就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下達了《關於尋找王荷波等同志遺骸的通知》,並成立了專門的工作組。王荷波就義已有20多年,工作組一邊向收編的偽警瞭解情況,一邊查閱京師員警廳的檔案。通過異常艱難的查找,工作人員終於從一則檔案中查找到記載王荷波等18位烈士在安定門外箭樓東側就義的情況。

工作組又找到當地幾位老人,掌握了烈士遺骨掩埋的準確地點。老人們雖不知道烈士的名字,但埋葬這些人的事還依稀記得。在這些老人的幫助和指認下,經過三天挖掘,終於找到了烈士們的遺骸。因為王荷波長得十分高大,骨架粗大,遺骨中有一具明顯大於其他烈士遺骨,加上找到一隻皮鞋,是他生前經常穿的那種,且尺碼也相符,因此被家屬確認。

【編輯:耿尕卓】

1921年3月,他秘密籌建浦鎮機廠工會,被工友們選為會長。

1922年,王荷波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的革命生涯中,他組織和領導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工人運動。

“這時的姥爺已經從自發進行經濟鬥爭的勞工領袖,成長為在党的領導下進行自覺政治鬥爭的工運領袖。這也恰恰說明,工人階級只有從自發到自覺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趙迪說,在擔任工會領導工作中,姥爺遵守章程、嚴以律己、辦事公正、公私分明,而且帳目清楚,從不亂花大夥的一文錢,深得群眾信賴。

“工人們把滿臉鬍鬚的姥爺,親昵地稱呼為‘王胡’,在他40歲生日時,工友們送他一塊牌匾,上題‘品重柱石’4個大字”,趙迪深有感觸地說,這4個字體現了工人兄弟對姥爺的崇敬和愛戴,共產黨人和群眾打成一片,為群眾謀利益,就會獲得群眾擁護。

趙迪認為,自身清廉,一塵不染,在群眾中具有崇高威望,或是姥爺當選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原因。

遭遇嚴刑拷打,也不透露半點黨的機密

“我常想,姥爺就義前為什麼要給後人留下那句唯一囑託,其實,答案就在其中”,趙迪說。

小時候,趙迪一直把姥爺和周恩來在一起幹革命的故事,作為向小夥伴炫耀的資本,覺得姥爺要是能活到革命成功,一定會是級別很高的“大官”。但長大後,他漸漸明白了,姥爺當年之所以為黨的事業和人民的解放犧牲生命,是因為他對党忠誠、對信仰執著。他參加革命的動機決不是為了將來自己能做大官,讓子孫享受榮華富貴。

安定門外是王荷波等烈士被敵人秘密殺害之地。趙迪曾數次試圖尋找當年刑場遺跡,無奈由於歷年城市變遷,未能如願。

在北洋政府員警廳關於王荷波等被捕情況的原始報告檔案中,趙迪看到,王荷波被捕後,在初審時稱自己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經營西服店。後經叛徒指認,他僅承認了真實姓名和叛徒指認身份,而對黨的機密,無論敵人怎樣嚴刑拷打,始終沒有透露半個字。

敵人的檔案,無聲地記錄著一位元傑出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對党的忠誠和堅貞不屈、慷慨赴死的豪邁。在趙迪眼中,姥爺不僅是一個傳奇,更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

姥爺留下的最大精神財富是乾淨忠誠

趙迪的父母生前都是離休幹部,父親曾任電信總局副局長。趙迪說,父母從來不為家人行使特權,從小到大,他們兄妹幾個沒沾過這個“革命家庭”的半點光。

有兩個小事,趙迪至今記憶深刻。一是父親從不用公家的車辦私事,平時上班都是騎自行車。二是直到家用電話基本普及,家裡一直沒有安裝過電話。父親說,按規定不能裝就不能開這個口子。

“母親1939年參加革命,離休前是郵票廠的普通科員,她從未向組織提出過任何要求,還經常鼓勵我們,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趙迪說,所謂家風不是刻意教育出來的,而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通過一言一行傳下來的。

“千萬不要走與黨和人民相反的道路,這不僅是父母,也是我們這些後人對姥爺臨終遺言的理解”,趙迪說,“姥爺留給我們最大的精神財富就是四個字——‘乾淨’‘忠誠’!”

探訪

三個弟弟在他帶領下都參加了革命

6 月 5 日北京,王荷波外孫趙迪(左)和其五弟王凱之女王皓光接受長江日報記者採訪。記者胡冬冬 攝

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離王荷波烈士墓不遠,寄存著王荷波五弟王凱的骨灰,兄弟倆年齡相差19歲。王凱曾長期從事黨中央地下機關的秘密交通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國務院機要交通局局長。

王凱的女兒王皓光告訴記者,王荷波兄弟五人,他是老大。四個弟弟中除一人早逝外,其他三個都在他的帶領下參加了革命。

“父親生前曾一再叮囑我們,每年清明,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一定要去為大伯父王荷波掃墓,要繼承大伯父的精神,不要違背他的遺願”,王皓光說,大伯父雖然犧牲得早,但他的言行對父親的影響很大。大伯父犧牲後,父親也被國民黨逮捕,在監獄中關押了十年。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父親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

家住福州的王更生是王荷波三弟王介山之子。王介山於1983年逝世,生前曾任福州市西湖公園管理處主任。王更生向記者介紹說,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後,大伯父從上海去武漢參加中共五大,父親也一起赴漢,擔任黨的“地下交通員”。

“大伯父的思想對我父親的影響尤為深刻。”王更生回憶說,他退伍時,本想到父親單位搞攝影,沒想到卻被父親一口拒絕,最後到工廠當了一名工人,直至退休。

“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分一厘,我們從小就受到這樣的教育”,王更生記得,上世紀70年代,父親管理的公園恢復舉辦菊花展,每張門票9分錢,一些親朋好友找他索票,父親自掏腰包購買了100多張票,贈送給他們。此後,每屆都是這樣。

揭秘:

從敵人檔案中找到就義線索

拋屍荒野20多年後,王荷波的遺骸如何被找到和確認的?王荷波的五弟王凱作為家屬代表,曾參加過當年的安葬儀式。日前,在北京,王凱的女兒王皓光向長江日報記者披露了相關細節。

1949年,北京剛解放不久,北京市就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下達了《關於尋找王荷波等同志遺骸的通知》,並成立了專門的工作組。王荷波就義已有20多年,工作組一邊向收編的偽警瞭解情況,一邊查閱京師員警廳的檔案。通過異常艱難的查找,工作人員終於從一則檔案中查找到記載王荷波等18位烈士在安定門外箭樓東側就義的情況。

工作組又找到當地幾位老人,掌握了烈士遺骨掩埋的準確地點。老人們雖不知道烈士的名字,但埋葬這些人的事還依稀記得。在這些老人的幫助和指認下,經過三天挖掘,終於找到了烈士們的遺骸。因為王荷波長得十分高大,骨架粗大,遺骨中有一具明顯大於其他烈士遺骨,加上找到一隻皮鞋,是他生前經常穿的那種,且尺碼也相符,因此被家屬確認。

【編輯:耿尕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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