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講：人是分為階級的， 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 政黨是由領袖來主持的。
大概有人類就有黨， 除政黨外還有朋黨、鄉黨等小黨。 毛澤東同志就提到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 同好者為黨， 同利者為黨。 在私有制的基礎上， 結黨為了營私， 党成了求權、求榮、求利的工具。 項羽、劉邦為楚漢兩黨， 漢黨勝， 建劉漢王朝；三國演義就是曹、吳、劉三黨演義；朱元璋結黨扯旗， 他的對立面除元政權這個執政黨外， 還有張士誠、陳友諒各在野黨， 結果朱黨勝而建朱明王朝。 只有共產黨成立以後才宣佈， 它是專門為解放全人類而做犧牲的黨，
周總理在文革後期的照片
1974年， 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療。 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症在身， 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康。 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和， 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後罵。 工作人員告訴總理， 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 但總理笑一笑， 還是去。 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 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 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 他是老大，
“文化大革命”中總理盡全力保護救助幹部。 一次范長江的夫人沈譜（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之女）找到總理的侄女周秉德， 希望能向總理轉交一封信， 救救長江。 周秉德是沈鈞儒長孫媳婦， 沈譜是她丈夫的親姑姑。 范長江是我黨新聞事業的開拓者， 又是沈老的女婿， 總理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 以這樣深的背景，
五十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
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 當時周恩來身兼五職， 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 在遵義會議上， 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 把毛澤東請了回來。 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後），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又冒出個張國燾。
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 1957年底， 冒進情緒明顯抬頭， 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提出反冒進， 毛澤東大怒， 說不是冒進， 是躍進， 並多次讓周恩來檢討。 甚至說到黨的分裂。 周恩來立即站出來將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 幾乎逢會就檢討，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保住黨的團結， 保住一批如陳雲、劉少奇等有正確經濟思想的幹部， 留得青山在， 為黨渡危機。 而他在修訂規劃時， 又小心地堅持原則， 實事求是。 他藏而不露地將“十五年趕上英國”， 改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後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後，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雲，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餘地。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騙取了毛主席信任。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主任，畢恭畢敬地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帥”請示彙報，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大會堂等公眾場合為之領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當時的投機表現、身體狀況，總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這個班的，但主席同意了，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了，總理只有服從。果然，九大之後只有兩年多，林彪自我爆炸，總理連夜坐鎮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餘黨一網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
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後總理威信已到絕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這時已經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絕症，一病難起，於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鄧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長沙與毛澤東商量鄧小平的任職。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鋸戰，這時總理躺在醫院裡，就像諸葛亮當年臥病軍帳之中，仍側耳靜聽著帳外的金戈鐵馬聲。“四人幫”惟一忌憚的就是周恩來還在世。這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系於周恩來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鐘，黨的統一就能維持一分鐘。現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藥的戰士，只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發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後來連大劑量的鎮痛、麻醉藥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著，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鐘，黨的希望就多一分。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1976年1月8日。這時消息還未正式公佈，但群眾一看醫院內外的動靜就猜出大事不好。這天總理的保健醫生外出辦事，一個熟人攔住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真的嗎？”他不敢回答，稍一遲疑，對方轉身就走，邊走邊哭，終於放聲大哭起來。9個月後，百姓心中的這股怨氣，一舉掀翻了“四人幫”。總理在死後又一次救了黨。
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萬眾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為首。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周恩來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麼能不天下歸心呢？
改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後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後，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雲，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餘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騙取了毛主席信任。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主任，畢恭畢敬地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帥”請示彙報，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大會堂等公眾場合為之領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當時的投機表現、身體狀況，總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這個班的，但主席同意了，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了，總理只有服從。果然，九大之後只有兩年多，林彪自我爆炸，總理連夜坐鎮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餘黨一網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
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後總理威信已到絕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這時已經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絕症，一病難起，於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鄧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長沙與毛澤東商量鄧小平的任職。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鋸戰，這時總理躺在醫院裡，就像諸葛亮當年臥病軍帳之中，仍側耳靜聽著帳外的金戈鐵馬聲。“四人幫”惟一忌憚的就是周恩來還在世。這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系於周恩來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鐘，黨的統一就能維持一分鐘。現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藥的戰士，只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發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後來連大劑量的鎮痛、麻醉藥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著，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鐘，黨的希望就多一分。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1976年1月8日。這時消息還未正式公佈，但群眾一看醫院內外的動靜就猜出大事不好。這天總理的保健醫生外出辦事，一個熟人攔住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真的嗎？”他不敢回答，稍一遲疑，對方轉身就走，邊走邊哭，終於放聲大哭起來。9個月後，百姓心中的這股怨氣，一舉掀翻了“四人幫”。總理在死後又一次救了黨。
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萬眾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為首。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周恩來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麼能不天下歸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