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在中國歷史上自古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對於臺灣的記載也非常早， 春秋戰國時期稱臺灣為“島夷”;到了秦朝稱“瀛州”;三國時期稱“夷洲”;隋朝至元朝稱“流求”， 明朝中期以後民間對臺灣的稱呼很多， 如“雞籠”(指臺灣北部)、“北港”(臺灣西部沿海的通稱)、“大員”、“台員”、“台窩灣”(指今台南安平地區附近)， 官方稱為“東番”。 鄭成功改稱“東都”， 後鄭經改為“東寧”。 清朝更名為“臺灣”， 並設置臺灣府， 隸屬於福建省， 這是臺灣的正式定名。
對於臺灣的故事， 我們非常熟悉的一個事就是康熙年間收復臺灣的戰役， 當時臺灣在鄭成功後裔也稱為明鄭政權的統治下， 因為一直作為反清勢力而存在， 康熙當時決定通過武力來收復臺灣， 於是在1683年7月8日， 清政府派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水陸官兵2萬余人、戰船200餘艘， 從銅山(今屬福建漳州)向澎湖、臺灣進發。 清軍向澎湖守軍發起攻擊，
但是收復臺灣之後， 並沒有清朝並沒有像我們想像中， 或者是電視劇中那樣的重視臺灣， 相反康熙對於臺灣非常的不在意， 反而認為臺灣是“海外地方， 無甚關係， 得之無所加， 不得無所損。 ”這樣的評價可是把臺灣堪稱了標準的雞肋。
但是後來在李光地和施琅等人的勸說下， 康熙還是決定接管臺灣， 將臺灣納入版圖。 那麼為什麼康熙會對臺灣如此不感冒呢?原因無他， 當時的臺灣實在是雞肋， 清朝對於東南亞地區一直沒有開拓的意願， 對於海域的探索也不甚感冒， 收復臺灣純粹是因為臺灣是反清複明最後的大本營， 而且更多的還是象徵意義， 並沒有太大的威脅， 只是對福建的海防造成威脅。
另一方面就是臺灣的可控制面積， 鄭成功收復臺灣之後， 並沒有對於臺灣進行太多的開墾和拓展， 明鄭政權只是佔據著靠近大陸的這一側， 島上大片的面積都是原住民在居住， 基本上屬於無主之地，
由於這樣的消極統治， 導致臺灣的大部面積處於荒蠻狀態， 很多原住民依舊過著原始的生活， 事件一轉到了1871年10月一艘日本的船隻在航行時遭遇颱風， 漂流至臺灣南端，
然後日本就派遣人員來問責， 責問為什麼他們的國民遭到殺害， 而清朝不管， 奉行三不管的清政府則回答：“生番系化外之民， 問罪與否， 聽憑貴國辦理。 ”於是乎日本看到了佔領臺灣的希望， “化外之民”的說法成為日本出兵臺灣的介面和依據， 是次出兵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於是乎日本就出兵臺灣，最早清朝並沒有重視，但隨著日本想要蠶食臺灣的野心曝光，清朝派出了幾千淮軍支援臺灣，日軍當時不敢與淮軍對壘，於是選擇了退兵。清廷方面派遣沈葆楨來台查看，辦理臺灣海防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之後與日本大久保利通進行談判，簽訂《北京專約》。
根據《北京專約》，日本方面要求清朝承認日本出兵是為了“保民義舉”，這就等於承認琉球是日本的屬地，中止了中國(清朝)與琉球間的藩屬關係。而清朝的主權行使範圍包括全台，也在日本簽下條約之後不再有爭議。仗著美國的撐腰，日本向清政府索賠50萬兩白銀。雖然對日本這樣一個東瀛小國賠款十分有失大清帝國的體面，但是考慮到1840年以來大清帝國積貧積弱的實際情況，清政府最終選擇了花錢消災。
但是這次戰事，也讓清朝看到了之前輕視臺灣的錯誤，於是乎清朝在對台最後統治的20年(1874年-1894年甲午戰爭)中積極建設臺灣。劉銘傳和沈葆楨還留下了非常卓越的政績，開山撫番也成為這個時期臺灣的主要行動，只可惜大清國積貧積弱，臺灣最終在馬關條約中被割走，著實令人惋惜!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清代詩人龔自珍的這首詩，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龔自珍世代官宦，出自書香門第，自幼才華橫溢。且其為人正直，在國家落後、列強欺辱的時代中，尋求變革圖強之法。
然而，在清政府腐朽統治下，社會階層固化，人才凋零。龔自珍只能詠詩感歎，希望上天能降下偉人來扭轉乾坤。
龔自珍在世時沒能看到國家改革圖強，反而在清政府統治下，國家逐步沒落。而龔自珍的長子——龔半倫，並未繼承父親憂國憂民的秉性。雖然龔半倫也是有才華之人，但在上進無望的現實面前，放棄了科考，而選擇了給外國人當翻譯。
據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方面派出恭親王奕訢為代表和英法聯軍談判。而當時英法聯軍的翻譯官，就是龔半倫。
在談判期間，龔半倫完全站在聯軍一邊，對清政府百般刁難，提出種種無理要求。氣的恭親王大罵他說：“你等世受國恩，如今卻為虎作倀，甘願去做漢奸!”
龔半倫聽了，不但毫不畏縮，反而怒喝恭親王，說：“我本來想報效國家，可是上進之路被你們全部堵死，還讓貪官盤剝得衣食不全，被逼得只能乞食於外邦。今你罵我是漢奸，我看你們才是真正的國賊!”恭親王聽罷，一時啞口無言。
雖說在民族大義面前，大是大非不能站錯隊，龔半倫為圖衣食給洋人賣命，已丟了氣節，不足一哂。然而他對恭親王說的話並非無理，在外敵環伺的情況下，清政府不思求變，仍讓利益集團佔據高位，底層士子上進受阻，百官以盤剝百姓為業。縱是良民，也被逼反了。
於是乎日本就出兵臺灣，最早清朝並沒有重視，但隨著日本想要蠶食臺灣的野心曝光，清朝派出了幾千淮軍支援臺灣，日軍當時不敢與淮軍對壘，於是選擇了退兵。清廷方面派遣沈葆楨來台查看，辦理臺灣海防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之後與日本大久保利通進行談判，簽訂《北京專約》。
根據《北京專約》，日本方面要求清朝承認日本出兵是為了“保民義舉”，這就等於承認琉球是日本的屬地，中止了中國(清朝)與琉球間的藩屬關係。而清朝的主權行使範圍包括全台，也在日本簽下條約之後不再有爭議。仗著美國的撐腰，日本向清政府索賠50萬兩白銀。雖然對日本這樣一個東瀛小國賠款十分有失大清帝國的體面，但是考慮到1840年以來大清帝國積貧積弱的實際情況，清政府最終選擇了花錢消災。
但是這次戰事，也讓清朝看到了之前輕視臺灣的錯誤，於是乎清朝在對台最後統治的20年(1874年-1894年甲午戰爭)中積極建設臺灣。劉銘傳和沈葆楨還留下了非常卓越的政績，開山撫番也成為這個時期臺灣的主要行動，只可惜大清國積貧積弱，臺灣最終在馬關條約中被割走，著實令人惋惜!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清代詩人龔自珍的這首詩，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龔自珍世代官宦，出自書香門第，自幼才華橫溢。且其為人正直，在國家落後、列強欺辱的時代中，尋求變革圖強之法。
然而，在清政府腐朽統治下，社會階層固化，人才凋零。龔自珍只能詠詩感歎，希望上天能降下偉人來扭轉乾坤。
龔自珍在世時沒能看到國家改革圖強，反而在清政府統治下，國家逐步沒落。而龔自珍的長子——龔半倫，並未繼承父親憂國憂民的秉性。雖然龔半倫也是有才華之人，但在上進無望的現實面前，放棄了科考，而選擇了給外國人當翻譯。
據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方面派出恭親王奕訢為代表和英法聯軍談判。而當時英法聯軍的翻譯官，就是龔半倫。
在談判期間，龔半倫完全站在聯軍一邊，對清政府百般刁難，提出種種無理要求。氣的恭親王大罵他說：“你等世受國恩，如今卻為虎作倀，甘願去做漢奸!”
龔半倫聽了，不但毫不畏縮，反而怒喝恭親王，說：“我本來想報效國家，可是上進之路被你們全部堵死，還讓貪官盤剝得衣食不全，被逼得只能乞食於外邦。今你罵我是漢奸，我看你們才是真正的國賊!”恭親王聽罷，一時啞口無言。
雖說在民族大義面前，大是大非不能站錯隊，龔半倫為圖衣食給洋人賣命，已丟了氣節，不足一哂。然而他對恭親王說的話並非無理，在外敵環伺的情況下，清政府不思求變，仍讓利益集團佔據高位，底層士子上進受阻，百官以盤剝百姓為業。縱是良民，也被逼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