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頭來,史達林不得不最害怕的,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猶太人,更不是庫茲涅佐夫､阿巴庫莫夫,或他們的追隨者｡他的真正的敵人是老年的到來,以及政治局裡頭那個最接近他的小圈子裡的人｡他沒能活著到阿巴庫莫夫被處決,或者那些叛徒被審判,他也沒能活著看到他的敵人被揭露,他更無法逃脫或嚇退死亡｡
是什麼導致焦慮日益上升,加速了史達林身體的崩潰呢?這個問題值得討論｡他的病重發生在索菲婭・卡爾帕伊同維諾格拉多夫產生最後衝突後的10天｡與此同時,犯罪的起訴正在準備之中｡隨著73歲的史達林去世,醫生的案件也如同它的神秘開始一樣,神秘地終結了｡然而,雖然最後保留下來的一份檔,是2月18日在索菲婭・卡爾帕伊和維諾格拉多夫之間面對面進行的審訊記錄,我們卻得知,醫生們一直被審訊到最後｡史達林死於1953年3月5日晚上9點50分,雷日科夫醫生那天被審訊兩次｡一次是從下午1點10分到下午4點45分,還有一次是從晚上9點20分到淩晨1點45分｡審訊的內容我們不得而知｡關於史達林的死,我們不知道的其實比我們知道的要多得多｡沒人準確地知道他是如何死的｡報紙上報導他死於腦溢血,而大約就在同一個時候,據說史達林的兒子瓦西裡跑進垂死的老人的房間大聲叫嚷:“他們殺了我的父親!這些雜種啊!”關於他的死亡的種種描述都是極其地相互矛盾的｡
過去50年裡,在這個資訊的真空中,充斥著流言和神話｡季米特裡・沃爾科戈諾夫,是所有俄國的和外國的研究者當中,查閱過最秘密的特別文檔的專家,他寫道:“史達林死於1953年3月5日上午9點50分｡”然而,普遍的看法卻是他死於晚上9點50分｡A・I雷賓是莫斯科大劇院的警衛,他向沃爾科戈諾夫提供的口頭證詞,恰好同他自己幾年前發表出來的證詞在許多要點上相矛盾｡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的各種各樣的描述,雖然總的來說證實了赫魯雪夫的回憶錄,裡面也包含了許多未經證實的看法｡赫魯雪夫關於史達林死前幾天的描述,是一篇令人困惑､為自己利益極盡誇張之能事的傑作｡最後,埃米・奈特對圍繞著史達林之死的情況提供了一個比較公平的概括,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解釋這些不一致的方面｡
當得知史達林病重時,領導成員們有可能故意拖延了他的治療――也許至少推遲了10至12個小時,然後他們掩蓋了他們的拖延｡(至於史達林是否因此而死當然還只是一件猜測中的事)雖然阿利盧耶娃認為罪責首先在貝利亞,她的描述卻也沒有赦免所有在場的領導成員｡她沒說這些人是誰,但暗示至少有3個人是在那裡的:馬林科夫､赫魯雪夫､布林加寧｡而這為赫魯雪夫證明……史達林的下屬們居然會將他的治療拖延如此長的時間,要說出他們這樣做的可能的動機是不困難的｡他們也許拿不定主意要幫他做些什麼,因為害怕將來要為他治療中的任何錯誤負責｡當然,他們也可能想要他死｡
儘管有埃米・奈特的謹慎態度,卻也有一種經久不息的謠言在流傳,說史達林可能是被貝利亞謀殺的｡不過關於這一說法至今還沒有搜集到過得硬的目擊者的證據來支持它｡因此,如《真理報》報導的那樣,說他自然死於腦溢血的觀點,還是最可信的解釋｡然而,他的死亡的很多細節仍是模糊的｡在某種意義上,一個新檔的發現又加深了史達林死亡的神秘性｡這個檔是根據醫療報告寫成的,提供了從醫生們3月2日到達他的別墅起,直到3天后他咽氣這段時間的病史｡
在史達林死後的日子裡,10個在他病重期間照顧他的醫生們開始撰寫這份20頁的報告,但直到1953年7月才完成｡沒人知道是誰在指導撰寫最後的定稿,也許是貝利亞和他那一夥人｡至少修改了兩稿之後(這兩個草稿在許多重大方面都不相同),這個檔被蓋上了“絕密”的印章,提交給了中央委員會｡50年來,兩個草稿都保存在那裡,沒有發表,顯然也沒人讀到｡檔的題目是:《1953年3月2日-5日,約・維・史達林病史》(以下簡稱《史達林病史》)｡這個檔裡頭所敘述的內容同我們聽到過的任何說法都大不相同,它也給這些醫生們的描述提供了合適的結論｡
第一手的材料是這樣描述的,史達林是在布裡日尼亞,即他的昆采沃近郊別墅裡同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布林加寧共進晚餐時病倒的｡晚餐在2月28日,星期五晚上開始,直到3月1日,星期六的清晨才結束｡雷賓陳述晚餐是在早上4點結束的,但赫魯雪夫回憶說一直延續到了3月1日“早上5､6點鐘”｡赫魯雪夫還進一步聲稱,“史達林醉得很厲害,情緒高昂,他一點也沒有表現出身體上的任何不適”｡雷賓則是這樣寫的,他說史達林那天夜裡除了果汁外沒喝任何東西｡這個描述更可信,因為根據廣泛的報導,史達林幾乎不喝烈性飲料,他在這種場合寧願聽他的客人胡說八道｡
赫魯雪夫寫道:“開完這個特別會議之後,因為晚餐時沒有出錯,我們很愉快地回家了｡在史達林家裡的晚餐並不總是這樣愉快地結束的｡”可是沃爾科戈諾夫卻引用雷賓的口頭證詞描寫了一個憤怒和妄想狂的史達林,說他對“醫生陰謀”案件的進展感到困擾,他親口說,假如伊格納季耶夫不能得到他想要的口供的話,“我就要將他的身高減去一個頭”｡他還寫道,史達林“顯然對在座的這幾年人很惱怒｡只有布林加寧逃脫了他憤怒的譴責｡但這個憤怒的爆發對於他來說是最後的了,他突然在半句話中間停下來,站起身,到房間裡去了｡其他人都沉默地散去,各自回家｡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是坐同一輛車走的｡”沃爾科戈諾夫很可能從赫魯雪夫的回憶錄裡選用了這個最後的細節,但這也是他們意見相合的惟一的一點｡
晚餐聚會解散後的那段時間,事情變得更為模糊不清｡尤其是貝利亞､赫魯雪夫､布林加甯和馬林科夫重新聚集在布裡日尼亞別墅裡目睹史達林死亡的痛苦的這段時間｡雷賓寫道,在3月1日的中午,史達林的住宅裡沒有任何響動,服務員和其他工作人員都不允許進去,要進去的話必須在指定的時間,或經過特別的批准｡雖然這些工作人員都很擔憂,卻沒有做任何努力去弄清史達林的健康狀況,下午6點30分,房裡的一盞燈亮了,那是表示史達林醒著,正在工作的標誌｡
雷賓還寫道,史達林被一個叫洛茲加切夫的警衛員發現四肢攤開躺在他書桌旁的地毯上,當時是晚上10點半｡他在另一處地方又說,一名叫斯塔羅斯京的警衛發現史達林穿著睡褲和貼身內衣躺在地上,身旁有張《真理報》｡他向沃爾科戈諾夫陳述,史達林“一定在那裡躺了好長時間了,因為燈還沒有開”｡然而在先前他還提到史達林房裡6點30分燈還亮著,說這減輕了屋內的工作人員心中的害怕｡
與此形成對照,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寫道,史達林是3月2日淩晨3點被發現的,不是前一天的晚上10點30分｡赫魯雪夫則寫道,史達林是3月1日夜間被他的忠實的保姆馬特廖娜・彼得羅夫娜發現的｡只是在這個時候,安全警衛員們才將史達林抬起來,放到了長沙發上｡阿利盧耶娃接著補充她的描述說,是史達林的保姆瓦連京娜・伊斯托米娜發現史達林3月1日夜間躺在地板上後,才要求派人去叫醫生的｡而醫生們直到3月2日上午10點鐘才來｡
雷賓是大劇院的警衛,他其實從來沒有照顧過史達林,他僅僅是重複那些他聲稱是別人講給他聽的事,強調國家安全部的重要性――是他們發現了史達林;是他們主動打電話給馬林科夫;是他們守著史達林,在漫長的夜裡等待醫生的到達｡赫魯雪夫和阿利盧耶娃的描述則是為了貶低警衛員們的作用,指責貝利亞｡在他們的描述裡,到了要將史達林抬上長沙發時,安全部的警衛員們才出現｡而醫生們就在沙發上檢查他｡至於國家安全部的頭頭伊格納季耶夫,則根本沒被提到｡
赫魯雪夫說,沒有採取直接行動去叫醫生是因為他們認為史達林可能是宿醉反應｡“當史達林處在這樣一種不體面的狀況下時,我們認為讓人知道我們在場是不合適的｡”但史達林在什麼方面“不體面”呢?赫魯雪夫沒有說｡
鑒於20世紀50年代早期充斥於克里姆林宮政治中的那種政治氛圍,以及由“醫生陰謀”所激起來的史達林的暴怒的程度,還有我們所熟悉的他那種威嚇人､辱駡人的態度,雷賓的描述――儘管自相矛盾,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還是顯得比赫魯雪夫的更有說服力｡此外,雷賓特別提到那天夜裡史達林除了新釀的格魯吉亞酒(史達林喜歡喝它,將它說成果汁)之外什麼也沒喝,要懷疑他這樣說的理由也很困難｡
赫魯雪夫寫道,他被叫到布裡日尼亞別墅兩次,一次在3月1日夜裡,一次在3月2日清晨｡而根據雷賓的書面描述,赫魯雪夫僅僅出現了一次,是在3月2日早晨的7點30分｡然而雷賓的口頭證詞卻又說,這次露面是在一個半小時之後,即上午9點才發生的｡雷賓寫道,貝利亞在3月1日夜裡11點左右打電話到別墅,警告警衛員們關於史達林的患病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而他的口頭證詞卻這樣說,從3月1日夜裡11點到3月2日淩晨3點,找不到貝利亞,因此也沒法叫醫生來｡甚至到了那個時候貝利亞也沒有要讓史達林就醫的任何表示｡
同樣的事情,赫魯雪夫描述起來又大不相同｡他說3月1日夜裡,馬林科夫打電話給他,告訴他說史達林看來生病了｡赫魯雪夫到了別墅裡,“顯然史達林是從床上下來,跌倒了”｡他說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和貝利亞､馬林科夫和布林加寧幾個人如果被人看到在屋內的話是不合適的,所以他們離家了｡深夜,馬林科夫又打來更緊急的電話,赫魯雪夫又一次趕到別墅,這一次他們叫來了醫生｡
荒廖的是,雷賓的描述雖然是抬高安全部的,卻比赫魯雪夫將貝利亞描寫得更為陰險｡這也許看起來奇怪｡因為赫魯雪夫給貝利亞抹黑,可以從中大大獲利,並且他抓住一切能找到的機會這樣做｡會不會赫魯雪夫不希望太給貝利亞抹黑,因為他害怕因此會將懷疑引到史達林最後晚餐的“四重奏”的其他人身上呢?一種說法是,貝利亞被逼供時招認,醫療救助被拖延了至少4到5小時;另一種說法是,一旦情況弄清,醫療救助就到達了｡一種說法是,由於沒完沒了地拖延對史達林的照管,安全機構完全應受到譴責;另一種說法是,安全系統在正常發揮作用｡赫魯雪夫的描述的真實性因此更顯得可疑,即克里姆林宮的警衛部門長期有一個有效的制度,那就是如果克里姆林宮的任何一名官員顯出患病的症狀的話,警衛員們自己應立即去叫醫生,完全沒有必要通過馬林科夫､貝利亞或赫人去為史達林尋求醫療救助｡所以要麼就是政治局的成員給了警衛員指示讓他們違背這個制度,要麼就是他們尋求幫助的要求被撤回了｡從這兩種情況看來,史達林的死亡似乎是註定的｡
3月5日晚間在史達林別墅裡,赫魯雪夫和其他人流下的眼淚,也許既是為他們集體合謀做下的事感到恐懼而流,也是為這位偉大領導人的去世感到悲哀而流｡這件事我們將永遠無法查明｡然而,從《史達林病史》裡,我們現在確立了一個粗略的時間､地點和醫療情況的座標,它們比較符合於圍繞著史達林之死客觀發生的事件｡ (殘雪 鄧曉芒 譯，原刊《中華讀書報》)
史達林評傳 ￥36.5 購買
在史達林死後的日子裡,10個在他病重期間照顧他的醫生們開始撰寫這份20頁的報告,但直到1953年7月才完成｡沒人知道是誰在指導撰寫最後的定稿,也許是貝利亞和他那一夥人｡至少修改了兩稿之後(這兩個草稿在許多重大方面都不相同),這個檔被蓋上了“絕密”的印章,提交給了中央委員會｡50年來,兩個草稿都保存在那裡,沒有發表,顯然也沒人讀到｡檔的題目是:《1953年3月2日-5日,約・維・史達林病史》(以下簡稱《史達林病史》)｡這個檔裡頭所敘述的內容同我們聽到過的任何說法都大不相同,它也給這些醫生們的描述提供了合適的結論｡
第一手的材料是這樣描述的,史達林是在布裡日尼亞,即他的昆采沃近郊別墅裡同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布林加寧共進晚餐時病倒的｡晚餐在2月28日,星期五晚上開始,直到3月1日,星期六的清晨才結束｡雷賓陳述晚餐是在早上4點結束的,但赫魯雪夫回憶說一直延續到了3月1日“早上5､6點鐘”｡赫魯雪夫還進一步聲稱,“史達林醉得很厲害,情緒高昂,他一點也沒有表現出身體上的任何不適”｡雷賓則是這樣寫的,他說史達林那天夜裡除了果汁外沒喝任何東西｡這個描述更可信,因為根據廣泛的報導,史達林幾乎不喝烈性飲料,他在這種場合寧願聽他的客人胡說八道｡
赫魯雪夫寫道:“開完這個特別會議之後,因為晚餐時沒有出錯,我們很愉快地回家了｡在史達林家裡的晚餐並不總是這樣愉快地結束的｡”可是沃爾科戈諾夫卻引用雷賓的口頭證詞描寫了一個憤怒和妄想狂的史達林,說他對“醫生陰謀”案件的進展感到困擾,他親口說,假如伊格納季耶夫不能得到他想要的口供的話,“我就要將他的身高減去一個頭”｡他還寫道,史達林“顯然對在座的這幾年人很惱怒｡只有布林加寧逃脫了他憤怒的譴責｡但這個憤怒的爆發對於他來說是最後的了,他突然在半句話中間停下來,站起身,到房間裡去了｡其他人都沉默地散去,各自回家｡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是坐同一輛車走的｡”沃爾科戈諾夫很可能從赫魯雪夫的回憶錄裡選用了這個最後的細節,但這也是他們意見相合的惟一的一點｡
晚餐聚會解散後的那段時間,事情變得更為模糊不清｡尤其是貝利亞､赫魯雪夫､布林加甯和馬林科夫重新聚集在布裡日尼亞別墅裡目睹史達林死亡的痛苦的這段時間｡雷賓寫道,在3月1日的中午,史達林的住宅裡沒有任何響動,服務員和其他工作人員都不允許進去,要進去的話必須在指定的時間,或經過特別的批准｡雖然這些工作人員都很擔憂,卻沒有做任何努力去弄清史達林的健康狀況,下午6點30分,房裡的一盞燈亮了,那是表示史達林醒著,正在工作的標誌｡
雷賓還寫道,史達林被一個叫洛茲加切夫的警衛員發現四肢攤開躺在他書桌旁的地毯上,當時是晚上10點半｡他在另一處地方又說,一名叫斯塔羅斯京的警衛發現史達林穿著睡褲和貼身內衣躺在地上,身旁有張《真理報》｡他向沃爾科戈諾夫陳述,史達林“一定在那裡躺了好長時間了,因為燈還沒有開”｡然而在先前他還提到史達林房裡6點30分燈還亮著,說這減輕了屋內的工作人員心中的害怕｡
與此形成對照,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寫道,史達林是3月2日淩晨3點被發現的,不是前一天的晚上10點30分｡赫魯雪夫則寫道,史達林是3月1日夜間被他的忠實的保姆馬特廖娜・彼得羅夫娜發現的｡只是在這個時候,安全警衛員們才將史達林抬起來,放到了長沙發上｡阿利盧耶娃接著補充她的描述說,是史達林的保姆瓦連京娜・伊斯托米娜發現史達林3月1日夜間躺在地板上後,才要求派人去叫醫生的｡而醫生們直到3月2日上午10點鐘才來｡
雷賓是大劇院的警衛,他其實從來沒有照顧過史達林,他僅僅是重複那些他聲稱是別人講給他聽的事,強調國家安全部的重要性――是他們發現了史達林;是他們主動打電話給馬林科夫;是他們守著史達林,在漫長的夜裡等待醫生的到達｡赫魯雪夫和阿利盧耶娃的描述則是為了貶低警衛員們的作用,指責貝利亞｡在他們的描述裡,到了要將史達林抬上長沙發時,安全部的警衛員們才出現｡而醫生們就在沙發上檢查他｡至於國家安全部的頭頭伊格納季耶夫,則根本沒被提到｡
赫魯雪夫說,沒有採取直接行動去叫醫生是因為他們認為史達林可能是宿醉反應｡“當史達林處在這樣一種不體面的狀況下時,我們認為讓人知道我們在場是不合適的｡”但史達林在什麼方面“不體面”呢?赫魯雪夫沒有說｡
鑒於20世紀50年代早期充斥於克里姆林宮政治中的那種政治氛圍,以及由“醫生陰謀”所激起來的史達林的暴怒的程度,還有我們所熟悉的他那種威嚇人､辱駡人的態度,雷賓的描述――儘管自相矛盾,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還是顯得比赫魯雪夫的更有說服力｡此外,雷賓特別提到那天夜裡史達林除了新釀的格魯吉亞酒(史達林喜歡喝它,將它說成果汁)之外什麼也沒喝,要懷疑他這樣說的理由也很困難｡
赫魯雪夫寫道,他被叫到布裡日尼亞別墅兩次,一次在3月1日夜裡,一次在3月2日清晨｡而根據雷賓的書面描述,赫魯雪夫僅僅出現了一次,是在3月2日早晨的7點30分｡然而雷賓的口頭證詞卻又說,這次露面是在一個半小時之後,即上午9點才發生的｡雷賓寫道,貝利亞在3月1日夜裡11點左右打電話到別墅,警告警衛員們關於史達林的患病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而他的口頭證詞卻這樣說,從3月1日夜裡11點到3月2日淩晨3點,找不到貝利亞,因此也沒法叫醫生來｡甚至到了那個時候貝利亞也沒有要讓史達林就醫的任何表示｡
同樣的事情,赫魯雪夫描述起來又大不相同｡他說3月1日夜裡,馬林科夫打電話給他,告訴他說史達林看來生病了｡赫魯雪夫到了別墅裡,“顯然史達林是從床上下來,跌倒了”｡他說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和貝利亞､馬林科夫和布林加寧幾個人如果被人看到在屋內的話是不合適的,所以他們離家了｡深夜,馬林科夫又打來更緊急的電話,赫魯雪夫又一次趕到別墅,這一次他們叫來了醫生｡
荒廖的是,雷賓的描述雖然是抬高安全部的,卻比赫魯雪夫將貝利亞描寫得更為陰險｡這也許看起來奇怪｡因為赫魯雪夫給貝利亞抹黑,可以從中大大獲利,並且他抓住一切能找到的機會這樣做｡會不會赫魯雪夫不希望太給貝利亞抹黑,因為他害怕因此會將懷疑引到史達林最後晚餐的“四重奏”的其他人身上呢?一種說法是,貝利亞被逼供時招認,醫療救助被拖延了至少4到5小時;另一種說法是,一旦情況弄清,醫療救助就到達了｡一種說法是,由於沒完沒了地拖延對史達林的照管,安全機構完全應受到譴責;另一種說法是,安全系統在正常發揮作用｡赫魯雪夫的描述的真實性因此更顯得可疑,即克里姆林宮的警衛部門長期有一個有效的制度,那就是如果克里姆林宮的任何一名官員顯出患病的症狀的話,警衛員們自己應立即去叫醫生,完全沒有必要通過馬林科夫､貝利亞或赫人去為史達林尋求醫療救助｡所以要麼就是政治局的成員給了警衛員指示讓他們違背這個制度,要麼就是他們尋求幫助的要求被撤回了｡從這兩種情況看來,史達林的死亡似乎是註定的｡
3月5日晚間在史達林別墅裡,赫魯雪夫和其他人流下的眼淚,也許既是為他們集體合謀做下的事感到恐懼而流,也是為這位偉大領導人的去世感到悲哀而流｡這件事我們將永遠無法查明｡然而,從《史達林病史》裡,我們現在確立了一個粗略的時間､地點和醫療情況的座標,它們比較符合於圍繞著史達林之死客觀發生的事件｡ (殘雪 鄧曉芒 譯，原刊《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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