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顧偉倫
孫冶方（1908—1983）， 原名薛萼果， 無錫縣玉祁禮社人， 1908年10月24日生。 經濟學家。 1923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 次年轉為中共黨員， 為無錫第一個中共支部的書記。 1925年赴蘇聯學習。 1930年歸國後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1937年任中共江蘇省委文委書記。 1941年夏到鹽阜抗日根據地從事宣傳教育和財經工作。
上海解放後， 孫冶方歷任上海市軍管會重工業處處長， 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等職。 1964年受到錯誤批判， “文化大革命”時期遭迫害入獄7年。 1977年後擔任中國社科院顧問、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顧問、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
孫冶方
北京“中華世紀壇”雕塑著從古及今百餘位傑出的歷史人物， 孫冶方以其對經濟學的傑出貢獻和堅持真理的錚錚鐵骨而躋身其中，
人們都知道， 孫冶方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其實他還是一位老資格的無產階級革命者。 早在1923年， 15歲的孫冶方就參加了由中共黨員糜文溶在家鄉無錫玉祁發起成立的進步團體青城導社。 這年秋天， 正在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讀書的孫冶方， 經張效良老師（中共地下黨員）介紹， 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並被選為團支部書記。 1924年， 中共上海地委決定在無錫發展黨員， 建立基層組織。 孫冶方、唐光明、徐萼芳等由董亦湘介紹， 成為在無錫發展的第一批中共黨員。 1925年1月， 中共無錫支部成立， 孫冶方被推選為第一任支部書記。 從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革命工作，
中共無錫第一個支部誕生場景雕塑
1925年9月， 黨組織決定派孫冶方去蘇聯學習。 為尋求革命真理， 年僅17歲的他遠離雙親， 毅然決然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 在此期間， 由於他不滿米夫、王明等的家長作風和宗派主義領導， 結果遭到誣陷打擊。 他們捏造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反黨小集團“江浙同鄉會”， 把孫冶方定為骨幹成員， 揚言要拘禁、槍斃他。 後經聯共、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聯合調查， 雖否定了此案， 但王明等人還是強加給了孫冶方“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
1930年9月， 孫冶方根據黨的指示歸國到上海， 從事工人運動， 因機關遭破壞而失去了與黨的聯繫。 一天， 他在南京路上碰到中山大學時的同學周天繆，
陳翰笙
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重建，孫冶方任省委文委書記。此時上海已成淪陷區中的孤島，鬥爭環境十分險惡。孫冶方冒著巨大風險四處奔波，深入群眾，團結進步人士，巧妙地利用租界當局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積極開展抗日文化活動。面對嚴酷的環境，他對新婚的妻子洪克平說：“如果晚上過了12點鐘還不見我回來，你就不用等我了，那一定是我出了事。你趕緊把緊要的檔材料銷毀，想法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他早已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1941年6月，孫冶方輾轉抵達鹽城新四軍軍部，先後擔任華中局宣傳教育科科長、華中局黨校教育科科長兼馬列主義課教員、津浦路西地委宣傳部長。抗戰勝利後，歷任華中分局財經委員會委員、蘇皖邊區政府貨物管理局副局長、華東局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在保障軍隊的物資供應和後方的財經工作方面作出了貢獻。
探求真理 無私無畏1955年年初，孫冶方被任命為剛剛建立的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後又調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他深感責任之重大，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上。1958年，全國正在“大躍進”的熱潮之中，許多地方用小高爐煉鐵，根本不計成本，煉出的卻是一堆廢鐵；在農村，因刮“共產風”，吃“大鍋飯”，造成嚴重後果。為此孫冶方接連向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寫了10多份報告，坦言“大躍進”把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看得太簡單了，犯了唯意志論的毛病，指出“就速度和比例二者的關係來說，不能說速度是主要的，而應當說比例是主要的”。他針對企業生產不計成本，怕講利潤的現狀大聲疾呼：“要恢復社會主義利潤指標的名譽”，明確提出“要以最小的勞動消耗獲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利潤是抓好企業的‘牛鼻子’”等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見的經濟觀點。然而曾經當面贊同過孫冶方的康生卻在毛澤東面前說：“蘇聯有一個利別爾曼，可是中國還有一個比利別爾曼還要利別爾曼的，那就是孫冶方。”從此，孫冶方被打成“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康生、陳伯達等人先後組織了39次對他的圍攻批判。但孫冶方不懼權勢，不怕圍攻，他只要求有“答辯權”。他說：“我不需要‘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答辯權，允許我反批判”，並表示“利潤問題涉及原則，我的立場就是寸步不讓!”由於在理論上批不倒、壓不服，康生等人竟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與張聞天（時任經濟所特約研究員）打成“張孫反黨聯盟”，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下放北京郊區房山縣“勞動改造”。
孫冶方經濟學觀點集中到一點，就是堅持價值規律的內因論。1964年在一次辯論中他提出“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1978年他再次在《光明日報》以此為題發表文章，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經濟理論觀點。1979年4月，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與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聯合在無錫舉辦“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主題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孫冶方和薛暮橋共同主持了會議，孫冶方在會上作了《價值規律的內因論和外因論》的學術報告。
身陷囹圄 矢志不移“文化大革命”開始，孫冶方被列為重點“批鬥對象”，精神上、肉體上受盡折磨。1968年4月5日，康生下令將他投入秦城監獄單人囚禁。面對厄運，他坦然地對家屬說：“死不足惜，名譽毀了也不要緊，但是我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形成的觀點不能丟，我要為真理而活下去。”
在獄中他經過多次鬥爭，才被允許閱讀馬恩和毛澤東的著作。他說：“現在我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死以前多讀些馬、恩、列、斯、毛的書，活一天，總要學習一天，改造一天思想。領導上或許認為我這個頑固頭腦的改造是沒有指望的了，但是我自己還沒有絕望。我還想在死以前對自己的經濟學思想做一次清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野心，在死之前，在監牢裡寫一部既是我的自我批判，又是對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的揭發和批判的政治經濟學。”
正是抱著這樣的強烈願望，他在獄中精心研讀著一部又一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無紙無筆的情況下，他用指甲在一些重要段落和論述的旁邊刻畫各種符號，或夾上用糖果紙、香煙紙等做成的“書簽”。這些符號和書簽，包含著內容極其豐富的摘要、聯想和心得體會，是一篇篇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奇特的讀書筆記。與此同時，他以驚人的毅力，在腦海裡構思著《社會主義經濟論》的提綱。他一遍又一遍地打著腹稿，為怕忘記，他竟先後默默地將這部22章、183節書稿的提綱背誦了80多遍。
《社會主義經濟論稿》
1975年4月10日，囚禁了整整7年的孫冶方被放了出來。軍管會的一個人找他談話，說他的罪行是嚴重的，要他悔過自新，將功贖罪。孫冶方回答：“我不知道為什麼坐牢，也不知道你們為什麼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組織跟我談話，那我就談三點，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觀點。”明確表示“個人恩怨我從不計較，理論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
生命不息 戰鬥不止走出監獄的孫冶方，瘦骨嶙峋，容顏枯槁，滿身傷痛。但他堅強淡定，樂觀面對。他一邊在京養病，一邊關注著黨和國家的命運。此時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活動十分猖獗，張春橋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機，發表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文中對馬恩的有關論述斷章取義、肆意歪曲，孫冶方看了非常氣憤，當即寫了一篇批駁的文章，要送中國科學院學部。夫人洪克平怕他再遭牢獄之災，勸說他別往上送了。但他全然不顧個人安危，堅持送了上去。不久，江青便在大寨的一次講話中點了他的名，說“孫冶方又要翻案了”。他聽到後坦然地說：“我有什麼案可翻？至於經濟學問題，我可以同她爭論。他們把經濟搞成這個樣子，難道也是我孫冶方的罪過嗎？”
江青反革命集團垮臺後，孫冶方的冤案終於得以平反。一個有見解、有骨氣的經濟學家應當得到的尊重終於回到他的身邊。這時他雖已疾病纏身，但他主動申請到貴州等邊遠地區調查，一路上所見，生產秩序混亂，物資供應奇缺。接著他又去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調查，情況雖略為好些，但遭受破壞的情景同樣觸目驚心。調查歸來，他奮筆疾書，寫下了《“四人幫”的極右實質和左的外衣》一文，揭露江青一夥在極左詞句掩蓋下，大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同時他又從經濟學的角度，寫了《要理直氣壯地抓社會主義利潤》一文，痛斥江青反革命集團一夥不講利潤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危害。
1979年秋，他那備受摧殘的身軀得了不治的癌症，醫生用了5個小時從他肝區割下了一個裝滿4英寸盤子的大瘤子。此後3年多時間裡，他先後4次住院。他意識到生命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要儘量為國家為人民多留下一些東西來。他以驚人的毅力，先後撰寫了《關於改革中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幾點意見》等20多篇論文，完成了專著《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續集）》的修改定稿。
孫冶方遺言
1982年9月，孫冶方帶病出席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黨中央提出的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20年翻兩番的奮鬥目標充滿信心。中宣部領導希望他能寫篇文章詳細論述一下這個問題。此時他已經感到身體不適，不得不再次住進醫院，經醫生檢查。肝癌已到晚期。躺在病床上的孫冶方，全身水腫，還不時伴有心絞痛。他知道生命已進入倒計時，他要搶在死神到來之前完成這篇文章。他在病痛中不停地構思著、推敲著，連文章的起承轉合都想好了，正當他要落筆成文時，卻兩手麻木、顫抖，再也無力握筆了。他無奈地找來助手，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二十年翻兩番不僅有政治保證面且有技術經濟保證——兼論“基數大，速度低”不是規律》一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和中央領導同志的肯定，一位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特地到醫院看望他，讚揚他寫了一篇好文章。1982年12月16日，中國社科院機關黨委作出決定，授予孫冶方模範共產黨員稱號。
在生命之燭行將燃盡之前，孫冶方看到了自己所堅持的觀點得到了驗證，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十分欣慰。兩個多月後，這位一生坎坷，百折不撓的老共產黨員、著名經濟學家，在北京醫院病房裡安詳、坦然、無憾無慮地走了，時鐘定格在1983年2月22日17時05分。
陳翰笙
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重建，孫冶方任省委文委書記。此時上海已成淪陷區中的孤島，鬥爭環境十分險惡。孫冶方冒著巨大風險四處奔波，深入群眾，團結進步人士，巧妙地利用租界當局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積極開展抗日文化活動。面對嚴酷的環境，他對新婚的妻子洪克平說：“如果晚上過了12點鐘還不見我回來，你就不用等我了，那一定是我出了事。你趕緊把緊要的檔材料銷毀，想法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他早已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1941年6月，孫冶方輾轉抵達鹽城新四軍軍部，先後擔任華中局宣傳教育科科長、華中局黨校教育科科長兼馬列主義課教員、津浦路西地委宣傳部長。抗戰勝利後，歷任華中分局財經委員會委員、蘇皖邊區政府貨物管理局副局長、華東局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在保障軍隊的物資供應和後方的財經工作方面作出了貢獻。
探求真理 無私無畏1955年年初，孫冶方被任命為剛剛建立的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後又調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他深感責任之重大，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上。1958年，全國正在“大躍進”的熱潮之中，許多地方用小高爐煉鐵，根本不計成本，煉出的卻是一堆廢鐵；在農村，因刮“共產風”，吃“大鍋飯”，造成嚴重後果。為此孫冶方接連向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寫了10多份報告，坦言“大躍進”把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看得太簡單了，犯了唯意志論的毛病，指出“就速度和比例二者的關係來說，不能說速度是主要的，而應當說比例是主要的”。他針對企業生產不計成本，怕講利潤的現狀大聲疾呼：“要恢復社會主義利潤指標的名譽”，明確提出“要以最小的勞動消耗獲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利潤是抓好企業的‘牛鼻子’”等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見的經濟觀點。然而曾經當面贊同過孫冶方的康生卻在毛澤東面前說：“蘇聯有一個利別爾曼，可是中國還有一個比利別爾曼還要利別爾曼的，那就是孫冶方。”從此，孫冶方被打成“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康生、陳伯達等人先後組織了39次對他的圍攻批判。但孫冶方不懼權勢，不怕圍攻，他只要求有“答辯權”。他說：“我不需要‘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答辯權，允許我反批判”，並表示“利潤問題涉及原則，我的立場就是寸步不讓!”由於在理論上批不倒、壓不服，康生等人竟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與張聞天（時任經濟所特約研究員）打成“張孫反黨聯盟”，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下放北京郊區房山縣“勞動改造”。
孫冶方經濟學觀點集中到一點，就是堅持價值規律的內因論。1964年在一次辯論中他提出“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1978年他再次在《光明日報》以此為題發表文章，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經濟理論觀點。1979年4月，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與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聯合在無錫舉辦“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主題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孫冶方和薛暮橋共同主持了會議，孫冶方在會上作了《價值規律的內因論和外因論》的學術報告。
身陷囹圄 矢志不移“文化大革命”開始，孫冶方被列為重點“批鬥對象”，精神上、肉體上受盡折磨。1968年4月5日，康生下令將他投入秦城監獄單人囚禁。面對厄運，他坦然地對家屬說：“死不足惜，名譽毀了也不要緊，但是我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形成的觀點不能丟，我要為真理而活下去。”
在獄中他經過多次鬥爭，才被允許閱讀馬恩和毛澤東的著作。他說：“現在我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死以前多讀些馬、恩、列、斯、毛的書，活一天，總要學習一天，改造一天思想。領導上或許認為我這個頑固頭腦的改造是沒有指望的了，但是我自己還沒有絕望。我還想在死以前對自己的經濟學思想做一次清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野心，在死之前，在監牢裡寫一部既是我的自我批判，又是對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的揭發和批判的政治經濟學。”
正是抱著這樣的強烈願望，他在獄中精心研讀著一部又一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無紙無筆的情況下，他用指甲在一些重要段落和論述的旁邊刻畫各種符號，或夾上用糖果紙、香煙紙等做成的“書簽”。這些符號和書簽，包含著內容極其豐富的摘要、聯想和心得體會，是一篇篇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奇特的讀書筆記。與此同時，他以驚人的毅力，在腦海裡構思著《社會主義經濟論》的提綱。他一遍又一遍地打著腹稿，為怕忘記，他竟先後默默地將這部22章、183節書稿的提綱背誦了80多遍。
《社會主義經濟論稿》
1975年4月10日，囚禁了整整7年的孫冶方被放了出來。軍管會的一個人找他談話，說他的罪行是嚴重的，要他悔過自新，將功贖罪。孫冶方回答：“我不知道為什麼坐牢，也不知道你們為什麼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組織跟我談話，那我就談三點，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觀點。”明確表示“個人恩怨我從不計較，理論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
生命不息 戰鬥不止走出監獄的孫冶方，瘦骨嶙峋，容顏枯槁，滿身傷痛。但他堅強淡定，樂觀面對。他一邊在京養病，一邊關注著黨和國家的命運。此時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活動十分猖獗，張春橋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機，發表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文中對馬恩的有關論述斷章取義、肆意歪曲，孫冶方看了非常氣憤，當即寫了一篇批駁的文章，要送中國科學院學部。夫人洪克平怕他再遭牢獄之災，勸說他別往上送了。但他全然不顧個人安危，堅持送了上去。不久，江青便在大寨的一次講話中點了他的名，說“孫冶方又要翻案了”。他聽到後坦然地說：“我有什麼案可翻？至於經濟學問題，我可以同她爭論。他們把經濟搞成這個樣子，難道也是我孫冶方的罪過嗎？”
江青反革命集團垮臺後，孫冶方的冤案終於得以平反。一個有見解、有骨氣的經濟學家應當得到的尊重終於回到他的身邊。這時他雖已疾病纏身，但他主動申請到貴州等邊遠地區調查，一路上所見，生產秩序混亂，物資供應奇缺。接著他又去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調查，情況雖略為好些，但遭受破壞的情景同樣觸目驚心。調查歸來，他奮筆疾書，寫下了《“四人幫”的極右實質和左的外衣》一文，揭露江青一夥在極左詞句掩蓋下，大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同時他又從經濟學的角度，寫了《要理直氣壯地抓社會主義利潤》一文，痛斥江青反革命集團一夥不講利潤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危害。
1979年秋，他那備受摧殘的身軀得了不治的癌症，醫生用了5個小時從他肝區割下了一個裝滿4英寸盤子的大瘤子。此後3年多時間裡，他先後4次住院。他意識到生命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要儘量為國家為人民多留下一些東西來。他以驚人的毅力，先後撰寫了《關於改革中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幾點意見》等20多篇論文，完成了專著《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續集）》的修改定稿。
孫冶方遺言
1982年9月，孫冶方帶病出席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黨中央提出的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20年翻兩番的奮鬥目標充滿信心。中宣部領導希望他能寫篇文章詳細論述一下這個問題。此時他已經感到身體不適，不得不再次住進醫院，經醫生檢查。肝癌已到晚期。躺在病床上的孫冶方，全身水腫，還不時伴有心絞痛。他知道生命已進入倒計時，他要搶在死神到來之前完成這篇文章。他在病痛中不停地構思著、推敲著，連文章的起承轉合都想好了，正當他要落筆成文時，卻兩手麻木、顫抖，再也無力握筆了。他無奈地找來助手，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二十年翻兩番不僅有政治保證面且有技術經濟保證——兼論“基數大，速度低”不是規律》一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和中央領導同志的肯定，一位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特地到醫院看望他，讚揚他寫了一篇好文章。1982年12月16日，中國社科院機關黨委作出決定，授予孫冶方模範共產黨員稱號。
在生命之燭行將燃盡之前，孫冶方看到了自己所堅持的觀點得到了驗證，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十分欣慰。兩個多月後，這位一生坎坷，百折不撓的老共產黨員、著名經濟學家，在北京醫院病房裡安詳、坦然、無憾無慮地走了，時鐘定格在1983年2月22日17時0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