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蔡元培

王開林

羅家倫等多位蔡門弟子都曾憶及一件往事：在“七七事變”前兩年，東鄰虎視眈眈，戰爭的陰霾日益濃厚。蔡元培到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請他共進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規勸汪精衛改變親日立場，收斂親日言行，表明嚴正態度，將抗戰的國策確立不拔。蔡元培說：“關於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們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 ”言猶未畢，蔡元培的眼淚脫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摻淚的葡萄酒，一飲而盡。聽其言而觀其行，

舉座動容，無不肅然起敬，汪精衛則如坐針氈，神情尷尬，顧左右而言他。愛國，有可能彰顯為叱吒風雲，也有可能表現為溫言規勸。

蔡元培的性格用“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八字形容最為恰當。蔣夢麟是蔡元培的早期弟子，且與蔡元培共事多年，對乃師的性格知之最深，其回憶錄《西潮·新潮》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瞭，也像絨布下面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 ”蔡元培應小事以圓，處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他講求一個“和”字，但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

蔡元培曾在南洋公學任教，黃炎培回憶道：“全班四十二人，

計每生隔十來日聆訓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于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 ……吾師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隨地湧現矣。 ”先生之風，果然山高水長。

唯仁者愛人以德，成人之美，這話是不錯的。蔡元培的心地如同菩薩般善良，平生不知道如何拒絕別人的求助。晚年，他幫人寫推薦信，一寫就是數封，多則十來封，幾乎到了有求必應的地步。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一文中揭示了蔡先生的仁者心法：“大凡中國人在法律之應用上，是先假定一個人有罪，除非證明其無罪；西洋近代法律是先假定一個人無罪，除非證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無不如此。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

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說進，先假定其意誠，其動機善，除非事實證明其相反。如此辦法自然要上當，但這正是孟子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了。 ”在蔡先生的心目中，只有“道心惟微”，沒有“人心惟危”，他始終相信人類趨善求美是主流的，是值得竭力推動的。

抗戰初期，蔡元培因病滯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識的青年不嫌路途遙遠，從重慶寄來快信，自稱是北大畢業生，在重慶窮困潦倒，無以為生，請求老校長伸出援手，將他推薦給用人單位。蔡元培當即致函某機關負責人，稱那位青年學有所成，這封推薦信不久即發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報到時，所出示的畢業證書並非北大簽發。某機關負責人趕緊寫信詢問蔡元培，

是否真的瞭解那位青年的底細。蔡元培回復對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畢業證書而不是人才，斷不可用；如果他沒有北大畢業證書而是人才，理應錄用。你有用人之權，我盡介紹之責，請自行斟酌。結果那位青年得到了這份差事，特意寫信向蔡先生道歉，感謝他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時，沒有隻字片言責備對方矇騙欺罔，反而勉勵對方努力服務于社會。

蔡元培不憚煩勞，為素不相識的青年人寫推薦信，除了愛惜人才，也因為他有一個定見：“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為這些人挺身請命，披荊斬棘，是老年人的義務！”

有人誤以為蔡元培是一位雄辯滔滔的演說家，

其實不然。他具有超然的態度，平日集會，其言訥訥，如不能出諸口，但與人交接，則侃侃如也，他最愛談論的話題並非時事，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當教育部長也好，當北大校長也好，蔡元培都偏重於理想，始終只負責確立宗旨，制定方針，他並不羈縻于行政。很顯然，蔡元培知人善用，他總能擢選到好搭檔，如範源濂、蔣夢麟、楊杏佛、丁文江、傅斯年，個個都是治學的高才，治事的高手，為他打理實際事務。對此，胡適在1935年7月26日致羅隆基的信中有一段評價可謂恰如其分：“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權，不再過問；遇有困難時，他卻挺身負全責；若有成功，他每嘖嘖歸功於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歸功於他老人家。因此，人每樂為之用，又樂為盡力。亦近于無為，而實則盡人之才，此是做領袖的絕大本領。”

唯仁者恩澤廣被而若無其事。蔡元培的人格魅力怎麼高估都不為過，諸多大名鼎鼎的學者均發自內心地敬重他，樂於為他效命，在民國時期的教育界和文化界，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都是最大的，沒有之一。

（作者為湖南省作家）

因此，人每樂為之用，又樂為盡力。亦近于無為，而實則盡人之才，此是做領袖的絕大本領。”

（作者為湖南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