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
朱德和隨行人員到蘭州五泉山考察，
途中看到一座牌坊，
牌坊上正書：“高處何如低處好”，
後書：“下去還比上來難”。
朱德感慨道：“古人把‘下去還比上來難’寫在這裡，
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們的現實情況聯繫起來看，
的確是‘下去’更難些。
所以，
毛主席一再宣導各級幹部要深入實際，
調查研究；宣導幹部下放鍛煉，
將軍下連當兵，
書記種試驗田。
”朱德一貫十分重視“下去”，
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可以說伴隨一生，
受益一生。
通過對國情世情的深入調查，
朱德堅定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
早年，
朱德在舊軍隊帶兵打仗時，
戰前“總是堅持從各方面弄清敵人陣地的情況”。
他曾說：“每次作戰，
無論大小，
我總事先勘察地形，
精密計畫每項細節。
”這種良好習慣，
使他經常能打勝仗，
“主要戰術一般都很成功”。
突出的戰績讓朱德很快成為滇軍著名的將領。
後來，
朱德到德國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
為瞭解詳細情況，
“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國，
到處去過了”。
通過對德國的深入瞭解，
朱德“認清中國革命問題是與國際問題相連的，
而且瞭解到革命決不是某一塊地方的事情”，
開闊了視野，
也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追求和選擇。
從德國到蘇聯後，
朱德繼續保持了這一好習慣。
他在莫斯科學習時，
常常深入農村和基層，
跑了不少地方。
用朱德自己的話說：“比在柏林時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
同時更把中國的事看通了。
”在蘇聯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感受，
進一步加深了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並將其確定為自己終身奮鬥的目標。
通過對陝甘寧邊區糧食問題的調查，
朱德提出了“南泥灣屯田政策”
抗日戰爭中期，
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雙重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
處境十分困難。
朱德在協助毛澤東指揮各敵後抗日根據地軍事鬥爭的同時，
十分關心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情況。
他邀請董必武、徐特立和從事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幾個負責人一起到各地視察工、農、商各行業的情況，
進行調查研究。
在調研的基礎上，
1940年10月，
朱德先後發表《論發展邊區的經濟建設》《完成1941年度財政經濟計畫》等文章，
闡述他對發展邊區經濟的構想。
為了解決陝甘寧邊區糧食困難問題，
1940年，
朱德、董必武等到南泥灣臨鎮等地進行實地視察，
提出了南泥灣屯田政策。
李維漢回憶道：“軍隊實行屯田是朱德宣導的。
他從前線回延安後，
非常關心部隊的生產，
主張以部隊強壯眾多的勞動力，
投入到生產運動中去，
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一片荒涼的“爛泥灣”變成了“平川種嘉禾，
水田栽新稻。
屯田僅告成，
戰士粗溫飽。
農場牛羊肥，
馬蘭造紙俏”（朱德所作的詩）的陝北“好江南”。
“南泥灣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
而這個嘉名永遠與朱德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通過對東北農村農民問題的調查，
朱德力請解散農村公共食堂
新中國成立後，
曾指揮千軍萬馬的朱德不顧年事已高，
經常下去調研，
體察民情民意。
據統計，
從1956年至1966年，
朱德在外視察調研就達27次，
平均每年外出近90天，
這11年間他向中央致函致電24封，
寫出調查報告13個，
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
但是，
當時有些進城幹部並不像朱德那樣，
重視調查研究，
“下去”傾聽民意，
瞭解民情，
而是想當然地採取單純行政命令的辦法處理問題。
這種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做法嚴重侵蝕著領導幹部和党的威信。
對此，
朱德曾嚴厲指出：這種官僚主義作風是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犯罪行為。
當然，
從朱德“下去”的經歷看，
在那個年代裡，
“下去”的確很難，
這不僅僅體現在難聽到真話，
還體現在瞭解到實情後所帶來的風險。
“大躍進”開始時，
朱德熱情也是比較高的，
但他逐漸發現了問題，
便挺身而出，
主動“下去”瞭解真相。
1959年5月，
他和董必武、林楓一起到東北三省就農業問題特別是公共食堂問題進行調研後，
聯名給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
分析多數群眾不願意長年參加農村公共食堂的具體原因，並力請解散農村公共食堂。為此，他在隨後的廬山會議上受到了錯誤的批判。但後來的歷史很快證明，解散公共食堂是正確的！
分析多數群眾不願意長年參加農村公共食堂的具體原因，並力請解散農村公共食堂。為此，他在隨後的廬山會議上受到了錯誤的批判。但後來的歷史很快證明，解散公共食堂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