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最為寬待士大夫， 宋朝的士大夫最有風骨， 之所以能成功做到這一點， 主要原因是開國皇帝趙匡胤在立國之初密刻了一塊誓碑， 明確規定後嗣皇帝不得殺士大夫。
宋太祖趙匡胤（陳建斌版）
這塊誓碑高約七八尺， 闊四尺餘， 誓詞三行。 一為“柴氏（禪位給趙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 縱犯謀逆， 止於獄中賜盡， 不得市曹行戮， 亦不得連坐支屬”；一為“不得殺士大夫， 及上書言事人”；一為“子孫有渝此誓者， 天必殛之”。
宋王朝對於士大夫的寬容優待， 這塊誓碑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第一， 因為是太祖所立， 具有國家法律的權威。 第二， 趙匡胤為趙氏家族的開國之君， 他所立的誓碑， 自然也就有約束整個家族的力量；第三， 誓碑裡面的讖語詛咒， 對後世繼承人的阻嚇作用， 也是不容忽視的。
沒有殺頭的危險， 沒有後顧之憂， 這就讓宋朝士大夫敢做敢為， 他們特別敢說話，
真宗朝的翰林學士楊億， 恃才傲物， 一日由楊億起草《答契丹書》， 楊用了一句“鄰壤交歡”， 宋真宗可能是出於對契丹之恨， 在文稿上注了“朽壤、鼠壤、糞壤”等語嘲笑之。 次日， 楊億提出辭呈， 說“皇上既然不滿意我的文字， 我辭職吧”。 宋真宗只好挽留這位大才子， 又對宰相說：“楊億不通商量， 真有氣性。 ”
仁宗朝時， 張知白擔任台諫官， “言事無所避”。 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談話， 大概是說他“孤寒”， 沒有朋友， 要注意說話的方寸之類。 張知白一聽， 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 陛下才孤寒。 ”仁宗問道：“何也？”張知白說：“臣家有妻孥， 外有親戚， 何來孤寒？陛下只有宮女相伴， 豈非孤寒？”說得仁宗神情黯淡，
理宗時， 台諫官李伯玉因為發表過激言論， 受到降官處分。 但降官的制書， 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 以此抵制皇帝的決定。 過了一年， 降官制書仍未能頒佈。 後來牟子才兼舍人院， 覺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 終於將降官制書草擬出來， 但牟子才卻用他的生花妙筆對李伯玉大加褒獎， 看起來哪裡是一份謫詞， 分明是表揚信。 理宗找牟子才商量：“謫詞皆褒語， 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過來說情， 牟子才強硬地說：“腕可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