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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江南大營被擊潰後,曾國藩緊急召開湘軍高級將領會議!

1860年, 英法聯軍攻入北京, 火燒了圓明園;與此同時, 清廷苦心經營的江南大營再次被擊潰, 江浙地區易主。 俗話說, 亂世出梟雄。 因為, 混亂與機遇, 永遠是一對孿生兄弟。 這一年, 對苦命天子咸豐來說, 是生不如死的折磨;但對曾國藩來說, 卻是真正崛起的機會。

清人入關後推行“首崇滿洲”政策, 千方百計對漢族官員進行限制, 不讓他們握有軍政實權。 《清朝野史大觀》裡有一段話:

“本朝君臨漢土, 漢人雖悉為臣僕, 然究非同族。 今雖用漢人為大臣, 然不過用以羈縻之而已。 我子孫須時時省記此意, 不可輕授漢人以大權, 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云。 ”

因為八旗、綠營兵力不足, 而且不堪一擊, 咸豐不得已連續任命了40多個漢族團練大臣, 以求儘快鎮壓太平天國。 曾國藩, 在1853年1月21日接到協助湖南巡撫幫辦湖南團練的命令, 從此開始了“書生仗劍走天涯”的傳奇之路, 打造了一支軍事勁旅——湘軍。

湘軍受到清廷重視, 是在湘潭之戰後, 而這種“募勇成軍”的做法也得到咸豐默許。 1854年10月14日, 湘軍收復武昌。 咸豐興奮得忘乎所以, 馬上下旨任命曾國藩為湖北巡撫, 並對軍機大臣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 乃能建此奇功。 ”沒想到, 軍機大臣的一番話就像一盆冷水一樣澆了下來:

“曾國藩以侍郎在籍, 猶匹夫耳。 匹夫居閭裡, 一呼, 蹶起從之者萬餘人, 恐非國家福也。 ”

咸豐馬上想起了不能給領兵漢人以地方實權的祖訓, “默然變色者久之”, 隨即收回成命。 促使事情發生根本轉折的, 是肅順!

他是整個滿洲貴族裡面唯一一個看透形勢的人,

即:只有重用漢族官員, 才能挽救大清頹勢!其實, 對於滿族統治者來說, 這是個很矛盾的事。 不給實權, 清王朝在劫難逃;給了實權, 中央權威勢必衰微。 正所謂“兩害相比取其輕”, 肅順認為重用漢人乃利大於弊。 在他的影響下, 咸豐終於意識到重用漢人對維繫清王朝安危的重要性。 1855年4月13日, 在肅順力挺下, 咸豐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 就此吹響了“以漢制漢”的號角, 成為他執政後期的根本方針。

1860年, 江南大營被第二次擊潰後, 曾國藩知道局勢已發生重大變化, 遂在宿松大營召開湘軍高級將領會議, 商討下一步的軍事策略, 左宗棠、李元度、曾國荃、胡林翼、李翰章、李鴻章等悉數到場。

討論的結果是:湘軍仍以安徽為中心, 只是稍作調整。

很快, 咸豐諭令曾國藩“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 迅速馳往江蘇, 署理兩江總督”。 隨後, 曾國藩向朝廷複奏:

“竊以為蘇、常未失, 即宜提兵赴援, 冀保完善之區。 蘇、常既失, 則須通籌各路全域, 擇下手之要著, 求立腳之根本。 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等皆督軍由東面進攻,原欲遮罩蘇浙,因時制宜,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尚單薄,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焰益張,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複金陵,北岸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攻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仍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

曾國藩並未因兩江總督的任命而放棄實施不久的謀皖規劃,仍以攻取安慶為職志。因為,曾國藩的戰略是:先踞上游之勢,再建瓴而下。而且,此時他所統湘軍僅萬餘,面對皖、蘇、浙三省的龐大局面,實在是力不從心。

當時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的騎兵威名遠在湘軍之上,江南地方官也更期盼僧王南下,相關謠言傳得滿天飛,但僧王的主要任務,是對抗英法聯軍。在這種情況下,清廷只能按照曾國藩所擬辦法施行。

祺祥政變後,慈禧和奕䜣繼承了肅順的“以漢制漢”政策,命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1862年,又升任曾國藩為協辦大學士,並多次強調江浙等處軍務“惟曾國藩是賴”。

至此,曾國藩成為清方江南戰局的主持者和戰略規劃者,徹底從邊緣走向中心,完成華麗麗的轉身。

【評論見仁見智,但真相只有一個:還原最勁爆、最有趣的歷史細節。】

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等皆督軍由東面進攻,原欲遮罩蘇浙,因時制宜,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尚單薄,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焰益張,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複金陵,北岸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攻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仍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

曾國藩並未因兩江總督的任命而放棄實施不久的謀皖規劃,仍以攻取安慶為職志。因為,曾國藩的戰略是:先踞上游之勢,再建瓴而下。而且,此時他所統湘軍僅萬餘,面對皖、蘇、浙三省的龐大局面,實在是力不從心。

當時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的騎兵威名遠在湘軍之上,江南地方官也更期盼僧王南下,相關謠言傳得滿天飛,但僧王的主要任務,是對抗英法聯軍。在這種情況下,清廷只能按照曾國藩所擬辦法施行。

祺祥政變後,慈禧和奕䜣繼承了肅順的“以漢制漢”政策,命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1862年,又升任曾國藩為協辦大學士,並多次強調江浙等處軍務“惟曾國藩是賴”。

至此,曾國藩成為清方江南戰局的主持者和戰略規劃者,徹底從邊緣走向中心,完成華麗麗的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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