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1837-1909）曆官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 1907 年內召為軍機大臣。 “政治 家”的生涯， 應該是他的本分。 不過， 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資本和社會影響力，
好發縱橫捭闔的議論， 堅守儒家義理， 熱衷詩酒交遊， 關注學術文教， 這些舊時清流黨的氣 質， 逐漸凝結為張之洞周邊學人圈子的底色
在眾多晚清督撫當中， 張之洞的幕府能夠獨樹一幟， 吸引大量學人。 這跟他早年參與“清流” 的經歷， 也就是李鴻章所謂“書生習氣”的養成， 有很大的關係。
張之洞功名早達：十六歲高中順天鄉試解元， 二十七歲時會試中式， 殿試被點為探花， 隨後 進入翰林院。 在此前後， 他結識了翁同龢、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等活躍于京城的學者型官僚， 成為這一時期京城士大夫交遊的重要組織者。
所謂“清流”， 是古已有之的對清議集團的稱呼， 以朝臣的犯顏直諫為標誌， 同時包涵了東 漢黨錮、宋代太學生、明末東林黨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論勢力。
晚清“清流”區別于前代清議的一大特點， 在於其主體並非負有言責的諫官， 而是張之洞、 張佩綸、陳寶琛、寶廷等翰林院的“講官”。
1884 年中法戰爭成為“清流”命運的轉捩點。 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等清流人物紛紛被外 派會辦防務， 卻因戰事不利而淪為舉國非笑的對象。 甲申以後， “清流”勢力幾乎全軍覆沒。 唯 一的倖存者就是張之洞。 此前他被外放為山西巡撫， 戰爭期間又臨危受命， 署理兩廣總督， 實際 上已從翰林清流搖身一變而為封疆重臣。
“清流”經歷對於外任督撫的張之洞而言， 絕不僅僅是一段年少輕狂的往事。 作為清流僅存 的碩果， 張之洞在他的幕府和屬下的書院書局中安置了許多清流人物， 如梁鼎芬、吳兆泰、繆荃 孫、沈曾植、鄭孝胥、陳慶年、陳衍等，多為當年翰林院清議分子的後輩或門生。當時京城裡流 傳的話頭是：“有好主人在，不患無書院坐。”即便在朝中得罪了人，也還有張之洞這樣的“好主 人”，為清流士大夫提供出路。好發縱橫捭闔的議論，堅守儒家義理，熱衷詩酒交遊，關注學術文教，這些舊時清流黨的氣質，逐漸凝結為張之洞周邊學人圈子的底色。
張之洞從提倡新學的先驅蛻化為新、舊之間的調和者，並非退步，其實這正是他出入於“清 流”和“洋務”兩個群體、兩種閱歷之間所獲的進境
今人提起張之洞，首先映入腦簾的，恐怕是“洋務派”三個字。說起“洋務派”或“洋務運 動”，張之洞絕不是始作俑者。若是從曾國藩、李鴻章等興辦安慶內軍械所、江南製造局算起， 怎麼也有三十年了。張之洞大規模從事洋務，是受“甲申馬江一敗”的刺激，在晚清督撫隊中已 屬後起者。槍炮、鐵路、鋼鐵、紡織等形而下的“器物”製造，更非“清流”出身的張之洞的長 項。在一開始，他只能亦步亦趨地摹仿甚至請教李鴻章、盛宣懷等洋務重臣經驗。如何將昔日“清 流”經歷及幕府中清流學人的劣勢轉化為優勢，使其翻出與曾、李系統截然不同的新面目？這是 張之洞作為“洋務殿軍”必須直面的難題。
大概在 1890 年前後，張之洞曾致信王韜（1828-1897），請他在上海聘洋人翻譯西學書籍。不 過王韜返回的題名為《洋務輯要》的稿件，不很令人滿意。張之洞不得不從李鴻章那裡請來精通 洋務的楊模、楊楷兄弟，組織人員修改譯稿。這位楊楷就是清末民國時期有名的楊道霖 （1856-1931），趙元任夫人楊步偉的祖父。當時他有一封致張之洞的長信，信中詳細列舉了編輯 洋務書的人員、分工和進度。參與重修者，除了楊模、楊楷，還有汪康年、華世芳、葉瀚、秦堅、 王鏡瑩、鐘天緯等，多半來自當時活躍在上海周邊的新學圈子。更重要的是，這部洋務書採取分 門編輯的方式，列有疆域、官制、學校、工作、商務、賦稅、國用、軍實、刑律、邦交、教派、 禮俗共十二門類。其中，官制、學校、刑律、教派、禮俗五門，涉及西學的制度文化層次，在甲 午戰爭以前，應屬較為領先的構想。
在我看來，正是張之洞及其周邊學人的“清流”背景，使他們在面臨西學、西政衝擊時，能 夠保持對於制度、文化、風俗、教育等內容的高度敏感，從而實現“洋務”的內在化突破。“洋 務”和“清流”在思維方式上並沒有對立，他們大體都是中體西用論者，在人脈上也多有聯繫甚 至重疊。但出自“清流”的張之洞系統，與出自軍功的李鴻章及其後繼者不同的是，前者衡量中 西文化整體的標準，逐漸從“功利”返回到了“義理”，於是洋務自然就從器物流入了制度、文 化、教育，甚至倫理。人們看到張之洞晚年逐漸從提倡新學的先驅蛻化為新、舊之間的調和者， 視之為退步。其實，這正是張之洞出入於“清流”和“洋務”兩個群體、兩種閱歷之間所獲的進 境。 張之洞學人圈附著於體制內部的特性和執著于名教義理的底色，這段學術史上的大事因緣， 卻在近代中國日益趨新求變的社會氛圍中逐漸黯淡下去
在清初康雍乾時代，皇權較為強勢，他們主張“君師合一”，利用全國性的思想統制和文化 工程，對從理學到考據學的學風轉移發揮了引導作用。到了嘉慶、道光、咸豐以後，政治上“內 輕外重”局面的形成，文化權勢也逐漸向握有實權的督撫轉移。“君師合一”下移為“官師合一”， 畢沅、阮元、曾國藩等以督撫的身份和資源提倡學術文教，或編輯大部叢書，或創辦經古書院， 或經營官書局。張之洞學人圈的成立，正是在清代封疆大吏主持風教傳統的延長線上。
近代中國正是處在這樣一個舊範式已殘而新範式未立的過渡時代，學界中人對外在環境的變 化越來越敏感，學人交往等外緣的作用也就越來越大。近代學術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交鋒，無不是 在“群”與“群”之間展開。在此過程中，學人圈邊緣人物的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 子事變期間，張之洞與劉坤一等督撫主持“東南互保”，張幕下的錢恂、汪康年等則與海外“勤 王”勢力頗有糾纏，甚至有意鼓動張之洞離開清廷而獨立，旋即被張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 鎮壓自立會起事的果斷措施。而張之洞作為群體核心人物的個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個學人圈 氛圍的制約。庚子以後，張之洞受八國聯軍入侵的刺激，覺得一切必須盡變西法，從皮毛學起。 這種“全盤西化”的議論，遭到周邊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最終他與劉坤一聯合上奏的《變 法三疏》，仍採用了較為折衷的論調。
“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會學啟發而特別重視的一個觀念。不過以往學界往往只重視思想傾向進步的“新學群體”，如學會、報社、政團、政黨等，卻對士大夫社會固有的交遊傳統不無忽 視。事實上，康梁一派新學群體的發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體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 命團體，更完全繼承了唱和、雅集、拍曲、評選詩文等晚明以來士大夫交遊的外在形式。清末以 張之洞為中心的學人交遊，正是處於新舊之間。然而，由於張之洞學人圈附著於體制內部的特性 和執著于名教義理的底色，這段學術史上的大事因緣，卻在近代中國日益趨新求變的社會氛圍中 逐漸黯淡下去。在張之洞等晚清督撫身後，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負向讀書社會輸送學術新經驗的使 命，也再難聚集起足以在學術文化史上留下印記的學人群體。
如梁鼎芬、吳兆泰、繆荃 孫、沈曾植、鄭孝胥、陳慶年、陳衍等，多為當年翰林院清議分子的後輩或門生。當時京城裡流 傳的話頭是：“有好主人在，不患無書院坐。”即便在朝中得罪了人，也還有張之洞這樣的“好主 人”，為清流士大夫提供出路。好發縱橫捭闔的議論，堅守儒家義理，熱衷詩酒交遊，關注學術文教，這些舊時清流黨的氣質，逐漸凝結為張之洞周邊學人圈子的底色。
張之洞從提倡新學的先驅蛻化為新、舊之間的調和者，並非退步，其實這正是他出入於“清 流”和“洋務”兩個群體、兩種閱歷之間所獲的進境
今人提起張之洞，首先映入腦簾的，恐怕是“洋務派”三個字。說起“洋務派”或“洋務運 動”，張之洞絕不是始作俑者。若是從曾國藩、李鴻章等興辦安慶內軍械所、江南製造局算起， 怎麼也有三十年了。張之洞大規模從事洋務，是受“甲申馬江一敗”的刺激，在晚清督撫隊中已 屬後起者。槍炮、鐵路、鋼鐵、紡織等形而下的“器物”製造，更非“清流”出身的張之洞的長 項。在一開始，他只能亦步亦趨地摹仿甚至請教李鴻章、盛宣懷等洋務重臣經驗。如何將昔日“清 流”經歷及幕府中清流學人的劣勢轉化為優勢，使其翻出與曾、李系統截然不同的新面目？這是 張之洞作為“洋務殿軍”必須直面的難題。
大概在 1890 年前後，張之洞曾致信王韜（1828-1897），請他在上海聘洋人翻譯西學書籍。不 過王韜返回的題名為《洋務輯要》的稿件，不很令人滿意。張之洞不得不從李鴻章那裡請來精通 洋務的楊模、楊楷兄弟，組織人員修改譯稿。這位楊楷就是清末民國時期有名的楊道霖 （1856-1931），趙元任夫人楊步偉的祖父。當時他有一封致張之洞的長信，信中詳細列舉了編輯 洋務書的人員、分工和進度。參與重修者，除了楊模、楊楷，還有汪康年、華世芳、葉瀚、秦堅、 王鏡瑩、鐘天緯等，多半來自當時活躍在上海周邊的新學圈子。更重要的是，這部洋務書採取分 門編輯的方式，列有疆域、官制、學校、工作、商務、賦稅、國用、軍實、刑律、邦交、教派、 禮俗共十二門類。其中，官制、學校、刑律、教派、禮俗五門，涉及西學的制度文化層次，在甲 午戰爭以前，應屬較為領先的構想。
在我看來，正是張之洞及其周邊學人的“清流”背景，使他們在面臨西學、西政衝擊時，能 夠保持對於制度、文化、風俗、教育等內容的高度敏感，從而實現“洋務”的內在化突破。“洋 務”和“清流”在思維方式上並沒有對立，他們大體都是中體西用論者，在人脈上也多有聯繫甚 至重疊。但出自“清流”的張之洞系統，與出自軍功的李鴻章及其後繼者不同的是，前者衡量中 西文化整體的標準，逐漸從“功利”返回到了“義理”，於是洋務自然就從器物流入了制度、文 化、教育，甚至倫理。人們看到張之洞晚年逐漸從提倡新學的先驅蛻化為新、舊之間的調和者， 視之為退步。其實，這正是張之洞出入於“清流”和“洋務”兩個群體、兩種閱歷之間所獲的進 境。 張之洞學人圈附著於體制內部的特性和執著于名教義理的底色，這段學術史上的大事因緣， 卻在近代中國日益趨新求變的社會氛圍中逐漸黯淡下去
在清初康雍乾時代，皇權較為強勢，他們主張“君師合一”，利用全國性的思想統制和文化 工程，對從理學到考據學的學風轉移發揮了引導作用。到了嘉慶、道光、咸豐以後，政治上“內 輕外重”局面的形成，文化權勢也逐漸向握有實權的督撫轉移。“君師合一”下移為“官師合一”， 畢沅、阮元、曾國藩等以督撫的身份和資源提倡學術文教，或編輯大部叢書，或創辦經古書院， 或經營官書局。張之洞學人圈的成立，正是在清代封疆大吏主持風教傳統的延長線上。
近代中國正是處在這樣一個舊範式已殘而新範式未立的過渡時代，學界中人對外在環境的變 化越來越敏感，學人交往等外緣的作用也就越來越大。近代學術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交鋒，無不是 在“群”與“群”之間展開。在此過程中，學人圈邊緣人物的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 子事變期間，張之洞與劉坤一等督撫主持“東南互保”，張幕下的錢恂、汪康年等則與海外“勤 王”勢力頗有糾纏，甚至有意鼓動張之洞離開清廷而獨立，旋即被張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 鎮壓自立會起事的果斷措施。而張之洞作為群體核心人物的個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個學人圈 氛圍的制約。庚子以後，張之洞受八國聯軍入侵的刺激，覺得一切必須盡變西法，從皮毛學起。 這種“全盤西化”的議論，遭到周邊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最終他與劉坤一聯合上奏的《變 法三疏》，仍採用了較為折衷的論調。
“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會學啟發而特別重視的一個觀念。不過以往學界往往只重視思想傾向進步的“新學群體”，如學會、報社、政團、政黨等，卻對士大夫社會固有的交遊傳統不無忽 視。事實上，康梁一派新學群體的發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體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 命團體，更完全繼承了唱和、雅集、拍曲、評選詩文等晚明以來士大夫交遊的外在形式。清末以 張之洞為中心的學人交遊，正是處於新舊之間。然而，由於張之洞學人圈附著於體制內部的特性 和執著于名教義理的底色，這段學術史上的大事因緣，卻在近代中國日益趨新求變的社會氛圍中 逐漸黯淡下去。在張之洞等晚清督撫身後，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負向讀書社會輸送學術新經驗的使 命，也再難聚集起足以在學術文化史上留下印記的學人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