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 為政多涉於柔巽， 處事每患于優遊;恩或多濫， 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幸進之門， 罰輕故成冒犯之習。 文武恬戲， 法綱解弛， 有識者頗以為憂。 (《朝鮮李朝實錄》)
雖然沒來過中國， 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著深刻的理解。 他說， 在中國， 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 “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 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 一切都將廢弛， 政府全部解體， 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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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 專制政治中， 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 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 不但是人亡政息， 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 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 皇帝的勤奮進取， 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 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 然而皇帝的鬆懈懶惰， 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 抵達到基層， 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 不願生事， 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 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 皇帝對山積的奏摺感到頭疼， 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 更是避之不及。 遇到公事， 層層推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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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堂審案， 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 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 千方百計推託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准， 不審， 終年延擱。 小民拖累不堪， 赴控， 上司批查， 亦屢催不復。 ”也就是說， 老百姓告狀， 他不開庭審理， 一拖就是一年。 老百姓等不及， “越級上訪”， 上司詢問， 他也懶得答覆。 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 給自己添麻煩， 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 必加刑責， 而案件仍不為審。 ”(《乾隆吏科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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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員考成制度中， 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