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 晨光微露。
國民黨36師師部一派肅殺之氣。 特務連連長走進囚室， 向瞿秋白出示了槍決命令。
瞿秋白在案頭早已寫下了絕筆：“眼底雲煙過盡時， 正我逍遙處。 ”
9時20分， 瞿秋白穿著一件中式黑色對襟衫， 一條白色齊膝短褲， 黑襪黑鞋， 神態自若， 緩步走出囚室。
長汀中山公園涼亭， 已擺好了四碟小菜， 一甕薄酒。 瞿秋白整一整衣衫， 自斟自飲， 談笑自若：“我有兩個要求：第一， 不能屈膝跪著死， 我要坐著；第二， 不能打我的頭。 ”說完， 他向刑場走去， 身後緊隨著特務連的一百多名士兵。 從公園到刑場， 約兩華里的路程，
西門外羅漢林下， 有一片草坪。 瞿秋白停下腳步， 環視四周：山上青松挺秀， 山前綠草如茵。 他點頭微笑：“此地甚好。 ”接著， 在草地上盤腿而坐， 含笑飲彈。 是年， 瞿秋白年僅36歲。
瞿秋白，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 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他從20多歲起， 就承擔著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開拓和指導的重任， 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創和初步系統化的工作。 為此， 蔣介石的謀士戴季陶曾這樣叫囂：“瞿秋白赤化了千萬青年， 這樣的人不殺， 殺誰？”
今天， 從發黃的歷史像冊上， 人們已很難尋覓到一個真切的瞿秋白。 但從瞿秋白女兒瞿獨伊的講述中，
破落舊家庭的“叛逆者”
長汀， 閩西的一座古城。 在城西羅漢嶺的半山腰， 屹立著“瞿秋白烈士紀念碑”。 當年寸草不生的羅漢嶺， 如今已滿目蔥郁， 之中有株枝幹挺拔的柏樹， 是1984年瞿獨伊特地從北京來此種下的。
瞿秋白烈士犧牲的那年， 瞿獨伊14歲。 “父親犧牲時， 我年紀還小， 可他親切的形象， 深深印在了我的心裡。 在我模糊的幼年記憶中， 父親清瘦， 戴著眼鏡， 話不多， 很溫和。 母親不讓我簡單地叫他‘爸爸’， 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 我就一直這樣稱呼父親。 ”在瞿獨伊的眼裡， 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於常州， 在故鄉生活了整整18年。 常州武進瞿氏， 門台很高， 是當地的望族， 世代讀書， 也世代做官。 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親都只有空頭銜， 沒做實任的官， 早就窮了。 瞿秋白幼年過了幾年“少爺生活”， 少年時代就在詩詞、繪畫、篆刻、書法等方面顯示出非同凡響的天資。
在經濟狀況還不十分窘困時， 瞿世瑋到常州玄妙觀、紅梅閣等處遊玩會友， 也常帶瞿秋白去。 到了瞿秋白十三四歲的時候， 家裡就已經很貧苦， 連租房的錢都沒有了， 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 為了家， 為了孩子們， 瞿世瑋拋下畫筆， 去做自己不喜歡做的“帳房”。
1915年夏， 離中學畢業只有半年時間， 瞿秋白卻無奈輟學。
更加沉重的打擊接踵而來——1916年春節剛過， 瞿秋白的母親突然自殺。 母親性格柔中帶剛， 情感豐富細膩， 對秋白特別慈愛。 家道衰敗， 要強的她鼓動丈夫出外謀業， 並將婆婆送去大哥處。 不料婆婆在大兒子家裡亡故， 以致親友都責怪她害死婆婆。 也因此， 親友都不再對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 瞿母迫于各方壓力， 最終選擇服毒自殺。
這一悲劇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響。 每每談起母親， 他都沉默無語。母親去世時，家裡最小的孩子才3歲。瞿秋白一直很關愛弟弟妹妹，努力維繫著失去母親後的親情聯繫，也一心想把弟弟們教育成才。
瞿獨伊今天談起這些傳奇的家世，仍會感慨萬千。呷了幾口茶水，她輕聲歎道：“家庭破滅的淒慘現實，逼迫父親很早便脫離舊環境，開始尋求新價值、新出路，這也使他更容易摒棄原有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
複雜的情感糾葛
瞿獨伊坦率地講述了母親與瞿秋白的真實情感。瞿秋白一生有兩次愛情。第一個愛人王劍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學的摯友，是一位聰慧的時代女性。1923年兩人相識、相愛，不到半年即結合。由於兩人都有志於革命，並且都熱愛文學，有著詩人的氣質和才華，他們婚後的生活充滿了詩歌的浪漫和詞賦的情趣。遺憾的是，結婚僅7個月，王劍虹就因患肺結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給丁玲的信中表白說“自己的心也隨劍虹而去”。
瞿獨伊的母親楊之華，1900年出生于浙江蕭山，是家道中落的紳士門第小姐，當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讀於浙江女子師範學校。20歲時，她和浙江有名的開明士紳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相愛成婚。沈劍龍喜歡詩詞、音樂，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後，經不起十裡洋場、燈紅酒綠的生活引誘，墮落了。此時，楊之華已生下一女，便是“獨伊”，意即只生你一個，可見楊之華心中的怨憤。1922年楊之華隻身跑到上海，參加婦女運動，認識了向警予、王劍虹等人，並於1923年底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錄取。
瞿秋白當時是社會學系的系主任，他風度翩翩、知識淵博，在師生中聲望很高。楊之華第一次聽瞿秋白的課，就對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楊之華學習努力，又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瞿秋白與她漸漸熟悉起來。瞿秋白還做了她的入黨介紹人。然而，當楊之華感覺到兩人互有好感時，內心充滿矛盾。她選擇回避，跑回了蕭山母親家。面對人生的重大抉擇，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劍龍已經背叛了楊之華，為什麼我不能去愛？既然我真心地愛她，為什麼不敢表示！於是趁放暑假的機會，瞿秋白大膽來到了蕭山楊家。
當時沈劍龍也在楊家。不曾想，沈劍龍竟然和瞿秋白一見如故，對瞿秋白的人品與才華十分尊敬、仰慕。面對複雜的感情問題，他們三人開始了一場奇特的“談判”：先在楊家談了兩天，然後沈劍龍把瞿秋白、楊之華接到他家去談，各自推心置腹，互訴衷腸，又談了兩天。最後，瞿秋白又把沈劍龍和楊之華接到常州，再談。當時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連把椅子都沒有，三個人就坐在一條破棉絮上談心。談判結果是在上海《民國日報》上同時刊登三條啟事：一是沈劍龍與楊之華離婚啟事，二是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啟事，三是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好友啟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楊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儀式，沈劍龍親臨祝賀。從此，瞿秋白和沈劍龍也成了好友，經常書信來往，寫詩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劍龍送給瞿秋白一張六寸照片——沈劍龍剃光了頭，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鮮花，照片上寫著“鮮花獻佛”四個字，意即他不配楊之華，他把她獻給瞿秋白。
有一次刻圖章，瞿秋白對楊之華說：“我一定要把‘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刻成3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瞿獨伊說：“為了紀念他們的結合，父親在一枚金別針上親自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7個字，送給母親。這一愛情信物，後來伴隨母親度過了幾十年風風雨雨。”
曾有人問楊之華，為何瞿秋白犧牲後不再婚，她這樣回答：“再沒有人比秋白對我更好了。”1955年，經過20年的努力尋找，楊之華終於在福建長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並運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來總理親筆題寫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銘。楊之華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懷念、銘記著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終了。
不是生父勝似生父
瞿獨伊說自己從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親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還要貼心、周到的愛。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來提前到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蘇舉行的籌備工作，後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兩年；同年5月，作為中共“六大”代表的楊之華帶著瞿獨伊也秘密來到莫斯科。那時，瞿獨伊已6歲半，開始記事。“過境時，我掩護過好幾個中共代表，在媽媽的引導下認幾位叔叔叫爸爸。不過，後來我不叫了，為什麼？那麼多爸爸誰相信？”瞿獨伊沏上茶，接著說：“‘六大’在中共歷史上是很特殊的，會址不在國內而在國外。開會時我還記得，是在莫斯科郊區一座別墅裡舉行的，我當時去過，每逢他們休會，我常常給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當時的我很天真活潑。”
“母親忙於工運，無暇照料我。父親對我十分慈愛，不管多忙，只要有一點空就到幼稚園接送我。在家時，他手把手地教我寫字、畫畫。”說到自己的生父，瞿獨伊說：“對生父沒有一點印象，也沒有一張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親就是瞿秋白。”
“我的父親，無愧於‘好爸爸’這個稱呼，他給我帶來無限的溫暖和快樂。”瞿秋白知道獨伊喜歡吃牛奶渣，每隔一周，他從共產國際下班回來，總不忘記買一些帶到幼稚園去給獨伊吃。夏天，他們在樹林裡采蘑菇，瞿秋白畫圖折紙給獨伊玩；冬天，地上鋪滿了厚厚的雪氈，他把獨伊放在雪車裡，自己拉著車跑，故意把雪車拉得忽快忽慢，有時假裝拉不動了，有時假裝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臉哭了起來，這時候獨伊就向媽媽叫起來：“媽媽，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開手，哈哈大笑。獨伊也拍手大笑。
“我永遠忘不了，一次爸爸媽媽來莫斯科兒童院看我，帶我到河裡劃木筏玩，爸爸卷起褲管，露出細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著長竿用力地撐，我和母親坐在一旁。後來，父親引吭高歌起來，我和母親也應和著唱，一家人其樂融融。”
1930年，瞿秋白夫婦途經歐洲秘密回國，不料這次分別竟是女兒和父親的永訣。瞿獨伊回憶說：“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兒童院的孩子們在烏克蘭德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參觀休息。忽然，同學們圍著一張報紙驚訝地議論著，還時不時看看我。我很好奇，也爭著要看。當我一把搶過來，看到《共青團真理報》上報導著父親于6月18日犧牲的消息，並附有一張4寸大小的半身照。我驚呆了，隨即失聲痛哭起來，暈倒在地。”
1935年8月，楊之華第二次來蘇聯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期間，她把瞿獨伊接出兒童院與自己一起生活了幾個月。每當夜深人靜，只剩下母女倆相對無眠時，楊之華翻看著瞿秋白的遺作與信件，看著看著，忍不住悲從中來，淚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時，瞿獨伊就安慰媽媽：“媽媽，我給你唱個歌。”於是，一口氣唱起《馬賽曲》、《兒童進行曲》等好幾首歌，直唱得媽媽臉上少了悲戚、眼睛裡恢復了堅強才停下來。母女倆就這樣相互慰勉著度過了最悲痛的一段時光。
和槍決父親者面對面
蘇德戰爭爆發後，瞿獨伊結束了13年旅居異國的生活。1941年她隨母親回國，在新疆被地方軍閥盛世才“無端”逮捕。抗戰勝利後，經過黨的營救和張治中將軍的努力，她們才重新獲得自由。
瞿獨伊在獄中意外收穫了愛情，她與同在監獄的李何結了婚。出獄後，瞿獨伊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開國大典時，瞿獨伊為蘇聯文化友好代表團團長法捷耶夫一行當翻譯。當時，她還用俄文廣播了毛主席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獨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蘇聯，籌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當時，莫斯科分社裡就只有他們夫婦倆，瞿獨伊戲稱他們是“八大員”，譯電員、翻譯員、交通員、採購員、炊事員等。
1957年瞿獨伊回國，被分配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後，在“哈軍工”讀大學的兒子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連的打擊使瞿獨伊和母親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獨伊才回到了新華社，在國際部俄文組從事翻譯和編輯工作，直止1982年離休。在晚年，瞿獨伊多次重訪莫斯科，追尋早年那裡留給她的青春的夢境。
瞿獨伊說：“說實話，我不愛回憶往事，因為內心的傷痛實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說，“為了後人能瞭解歷史”。談及父親的英勇就義時，她老淚縱橫，“‘文革’時，把我父親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淩辱。” “文革”後，瞿獨伊在眾多前輩的鼓勵下向中紀委進行了申訴，為此，中紀委成立了“瞿秋白複查組”，複查組跋山涉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外調與核查。“而我呢，則帶著女兒，直接去找了對我父親執行槍決的原國民黨36師師長宋希濂——他是個獲赦戰犯。我去見宋希濂，實在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而宋希濂見到我，也是渾身不自在，一臉難堪。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啊！我們兩人必須見這一面。”宋希濂如實向瞿獨伊介紹了情況，說瞿秋白在臨終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神態從容地環視刑場上的松樹與草坪，微微地笑說“此地很好”。爾後，慷慨就義。“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著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複查組則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證明了‘四人幫’強加給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沒有一點根據！”瞿獨伊感歎，“今天，父親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採訪結束時，瞿獨伊深有感觸地說：“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親首先是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樣，也有七情六欲，對家庭、愛情和婚姻也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寬闊胸襟和高尚情操。”她在記者的留言本上寫下了瞿秋白的兩句詞：“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並用俄文簽名。
作者：《環球人物》特約記者 吳志菲
他都沉默無語。母親去世時，家裡最小的孩子才3歲。瞿秋白一直很關愛弟弟妹妹，努力維繫著失去母親後的親情聯繫，也一心想把弟弟們教育成才。瞿獨伊今天談起這些傳奇的家世，仍會感慨萬千。呷了幾口茶水，她輕聲歎道：“家庭破滅的淒慘現實，逼迫父親很早便脫離舊環境，開始尋求新價值、新出路，這也使他更容易摒棄原有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
複雜的情感糾葛
瞿獨伊坦率地講述了母親與瞿秋白的真實情感。瞿秋白一生有兩次愛情。第一個愛人王劍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學的摯友，是一位聰慧的時代女性。1923年兩人相識、相愛，不到半年即結合。由於兩人都有志於革命，並且都熱愛文學，有著詩人的氣質和才華，他們婚後的生活充滿了詩歌的浪漫和詞賦的情趣。遺憾的是，結婚僅7個月，王劍虹就因患肺結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給丁玲的信中表白說“自己的心也隨劍虹而去”。
瞿獨伊的母親楊之華，1900年出生于浙江蕭山，是家道中落的紳士門第小姐，當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讀於浙江女子師範學校。20歲時，她和浙江有名的開明士紳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相愛成婚。沈劍龍喜歡詩詞、音樂，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後，經不起十裡洋場、燈紅酒綠的生活引誘，墮落了。此時，楊之華已生下一女，便是“獨伊”，意即只生你一個，可見楊之華心中的怨憤。1922年楊之華隻身跑到上海，參加婦女運動，認識了向警予、王劍虹等人，並於1923年底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錄取。
瞿秋白當時是社會學系的系主任，他風度翩翩、知識淵博，在師生中聲望很高。楊之華第一次聽瞿秋白的課，就對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楊之華學習努力，又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瞿秋白與她漸漸熟悉起來。瞿秋白還做了她的入黨介紹人。然而，當楊之華感覺到兩人互有好感時，內心充滿矛盾。她選擇回避，跑回了蕭山母親家。面對人生的重大抉擇，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劍龍已經背叛了楊之華，為什麼我不能去愛？既然我真心地愛她，為什麼不敢表示！於是趁放暑假的機會，瞿秋白大膽來到了蕭山楊家。
當時沈劍龍也在楊家。不曾想，沈劍龍竟然和瞿秋白一見如故，對瞿秋白的人品與才華十分尊敬、仰慕。面對複雜的感情問題，他們三人開始了一場奇特的“談判”：先在楊家談了兩天，然後沈劍龍把瞿秋白、楊之華接到他家去談，各自推心置腹，互訴衷腸，又談了兩天。最後，瞿秋白又把沈劍龍和楊之華接到常州，再談。當時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連把椅子都沒有，三個人就坐在一條破棉絮上談心。談判結果是在上海《民國日報》上同時刊登三條啟事：一是沈劍龍與楊之華離婚啟事，二是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啟事，三是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好友啟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楊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儀式，沈劍龍親臨祝賀。從此，瞿秋白和沈劍龍也成了好友，經常書信來往，寫詩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劍龍送給瞿秋白一張六寸照片——沈劍龍剃光了頭，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鮮花，照片上寫著“鮮花獻佛”四個字，意即他不配楊之華，他把她獻給瞿秋白。
有一次刻圖章，瞿秋白對楊之華說：“我一定要把‘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刻成3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瞿獨伊說：“為了紀念他們的結合，父親在一枚金別針上親自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7個字，送給母親。這一愛情信物，後來伴隨母親度過了幾十年風風雨雨。”
曾有人問楊之華，為何瞿秋白犧牲後不再婚，她這樣回答：“再沒有人比秋白對我更好了。”1955年，經過20年的努力尋找，楊之華終於在福建長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並運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來總理親筆題寫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銘。楊之華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懷念、銘記著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終了。
不是生父勝似生父
瞿獨伊說自己從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親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還要貼心、周到的愛。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來提前到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蘇舉行的籌備工作，後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兩年；同年5月，作為中共“六大”代表的楊之華帶著瞿獨伊也秘密來到莫斯科。那時，瞿獨伊已6歲半，開始記事。“過境時，我掩護過好幾個中共代表，在媽媽的引導下認幾位叔叔叫爸爸。不過，後來我不叫了，為什麼？那麼多爸爸誰相信？”瞿獨伊沏上茶，接著說：“‘六大’在中共歷史上是很特殊的，會址不在國內而在國外。開會時我還記得，是在莫斯科郊區一座別墅裡舉行的，我當時去過，每逢他們休會，我常常給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當時的我很天真活潑。”
“母親忙於工運，無暇照料我。父親對我十分慈愛，不管多忙，只要有一點空就到幼稚園接送我。在家時，他手把手地教我寫字、畫畫。”說到自己的生父，瞿獨伊說：“對生父沒有一點印象，也沒有一張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親就是瞿秋白。”
“我的父親，無愧於‘好爸爸’這個稱呼，他給我帶來無限的溫暖和快樂。”瞿秋白知道獨伊喜歡吃牛奶渣，每隔一周，他從共產國際下班回來，總不忘記買一些帶到幼稚園去給獨伊吃。夏天，他們在樹林裡采蘑菇，瞿秋白畫圖折紙給獨伊玩；冬天，地上鋪滿了厚厚的雪氈，他把獨伊放在雪車裡，自己拉著車跑，故意把雪車拉得忽快忽慢，有時假裝拉不動了，有時假裝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臉哭了起來，這時候獨伊就向媽媽叫起來：“媽媽，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開手，哈哈大笑。獨伊也拍手大笑。
“我永遠忘不了，一次爸爸媽媽來莫斯科兒童院看我，帶我到河裡劃木筏玩，爸爸卷起褲管，露出細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著長竿用力地撐，我和母親坐在一旁。後來，父親引吭高歌起來，我和母親也應和著唱，一家人其樂融融。”
1930年，瞿秋白夫婦途經歐洲秘密回國，不料這次分別竟是女兒和父親的永訣。瞿獨伊回憶說：“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兒童院的孩子們在烏克蘭德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參觀休息。忽然，同學們圍著一張報紙驚訝地議論著，還時不時看看我。我很好奇，也爭著要看。當我一把搶過來，看到《共青團真理報》上報導著父親于6月18日犧牲的消息，並附有一張4寸大小的半身照。我驚呆了，隨即失聲痛哭起來，暈倒在地。”
1935年8月，楊之華第二次來蘇聯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期間，她把瞿獨伊接出兒童院與自己一起生活了幾個月。每當夜深人靜，只剩下母女倆相對無眠時，楊之華翻看著瞿秋白的遺作與信件，看著看著，忍不住悲從中來，淚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時，瞿獨伊就安慰媽媽：“媽媽，我給你唱個歌。”於是，一口氣唱起《馬賽曲》、《兒童進行曲》等好幾首歌，直唱得媽媽臉上少了悲戚、眼睛裡恢復了堅強才停下來。母女倆就這樣相互慰勉著度過了最悲痛的一段時光。
和槍決父親者面對面
蘇德戰爭爆發後，瞿獨伊結束了13年旅居異國的生活。1941年她隨母親回國，在新疆被地方軍閥盛世才“無端”逮捕。抗戰勝利後，經過黨的營救和張治中將軍的努力，她們才重新獲得自由。
瞿獨伊在獄中意外收穫了愛情，她與同在監獄的李何結了婚。出獄後，瞿獨伊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開國大典時，瞿獨伊為蘇聯文化友好代表團團長法捷耶夫一行當翻譯。當時，她還用俄文廣播了毛主席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獨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蘇聯，籌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當時，莫斯科分社裡就只有他們夫婦倆，瞿獨伊戲稱他們是“八大員”，譯電員、翻譯員、交通員、採購員、炊事員等。
1957年瞿獨伊回國，被分配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後，在“哈軍工”讀大學的兒子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連的打擊使瞿獨伊和母親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獨伊才回到了新華社，在國際部俄文組從事翻譯和編輯工作，直止1982年離休。在晚年，瞿獨伊多次重訪莫斯科，追尋早年那裡留給她的青春的夢境。
瞿獨伊說：“說實話，我不愛回憶往事，因為內心的傷痛實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說，“為了後人能瞭解歷史”。談及父親的英勇就義時，她老淚縱橫，“‘文革’時，把我父親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淩辱。” “文革”後，瞿獨伊在眾多前輩的鼓勵下向中紀委進行了申訴，為此，中紀委成立了“瞿秋白複查組”，複查組跋山涉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外調與核查。“而我呢，則帶著女兒，直接去找了對我父親執行槍決的原國民黨36師師長宋希濂——他是個獲赦戰犯。我去見宋希濂，實在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而宋希濂見到我，也是渾身不自在，一臉難堪。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啊！我們兩人必須見這一面。”宋希濂如實向瞿獨伊介紹了情況，說瞿秋白在臨終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神態從容地環視刑場上的松樹與草坪，微微地笑說“此地很好”。爾後，慷慨就義。“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著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複查組則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證明了‘四人幫’強加給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沒有一點根據！”瞿獨伊感歎，“今天，父親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採訪結束時，瞿獨伊深有感觸地說：“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親首先是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樣，也有七情六欲，對家庭、愛情和婚姻也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寬闊胸襟和高尚情操。”她在記者的留言本上寫下了瞿秋白的兩句詞：“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並用俄文簽名。
作者：《環球人物》特約記者 吳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