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在中國歷朝歷代有過很多次， 但仔細看來， 我們就會發現， 這其中， 真正成功了的可真是寥寥無幾。 像秦末陳勝吳廣起義， 新朝赤眉綠林起義， 東漢黃巾之亂， 隋末農民起義， 唐末黃巢之亂， 元末紅巾軍起義， 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 清朝的太平天國等。 幾乎每一個朝代都發生過農民起義， 然而， 除了明朝朱元璋取得成功外， 其他的農民起義都以最後的失敗而告終。
農民為什麼會發動起義？
官府濫用民力， 橫徵暴斂。
官府實行嚴厲的經濟壟斷， 比如茶葉專賣、海禁等政策， 中國古代凡是經濟利益比較好的專案都是由國家壟斷。
官府進行嚴厲的戶口控制， 一種是百姓想要遷徙卻被限制， 另一種是百姓不想遷徙卻被官府強行遷徙到偏遠地區去墾荒。
官府吏治腐敗， 法外敲詐。 所謂的法外敲詐指的是， 中國古代官員的俸祿普遍不高， 所以他們想方設法地私自給百姓攤派，
官府和民間對組織資源的爭奪。 宗教等組織提供了一種民間結社的形式， 官府是不允許民間結社這種現象存在的， 所以官民之間會發生衝突。
天災與外患等非社會因素。
因此， 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四個字——官逼民反。 中性地來說， 這是專制朝廷和民間社會矛盾的反映， 而不是所謂的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鬥爭。
雖然農民起義聲勢浩大， 但是最終都被地主或官僚階級摘了果實， 那麼農民起義為什麼會失敗？
一、領導集團的忘本變質和高度腐化
黃巢在長安， 李自成在北京， 洪秀全在南京就是最好的印證。
西元881年二月十三日， 黃巢稱帝， 建立了大齊政權。 黃巢在長安當上了天子， 而生活卻越發淫蕩和奢侈了。 這種未得天下就沾沾自喜的做法， 就代表了一種流氓無產者的本質，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把天下和人民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 一旦他們達到了目標， 獲得了一些成績，
因為黃巢的奢靡腐化， 長安有人題詩譏諷， 黃巢大怒徹查此事， 可是怎麼查也查不出個結果來， 黃巢再也不遵守攻佔福州、廣州時那個不殺儒生的偈語， 索性把長安城中三千多無辜的儒生都砍了頭。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之後， 封宮女竇美儀為妃。 大順軍入北京之初， 兵不滿二萬 ， 李自成下令：“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 ”京城秩序尚好， 店鋪營業如常。 但從二十七日起， 農民軍開始拷掠明官， 四處抄家， 規定助餉額為“中堂十萬， 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 道科吏部五萬三萬， 翰林三萬二萬一萬， 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 劉宗敏製作了五千具夾棍， “木皆生棱， 用釘相連， 以夾人無不骨碎。
李自成入北京後， 從宮中搜出內帑“銀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可見其內部之腐化。
洪秀全：一個落第書生，搖身一變成了邪教總頭目，還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割據政權，把正統的基督教的教義圖改得滑稽可笑的鬧劇。本來他身死國滅，已經證明了他人間天堂神話的破產，但後來又被不同的人所利用，把他打扮成農民的代言人，民族英雄，他早年要高考得中，做了官，就不會有後來的太平天國的悲劇了。定都“天京”後，洪就不在過問民事，早就幻想帝王妻妾成群的他，直到死都沒有出過後宮。
農民最大的優點是吃苦耐勞忍辱負重；最大的弱點是沒有遠見缺乏自製力，他們能夠忍受起義早期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可一旦處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機一消除，就眼睛發昏看不到未來，更看不到隱藏的危機。他們急不可耐地想放縱一下自己的肉體，那些長年被壓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各種欲望急劇膨脹，以至忘了自己是誰。在眼花繚亂的金銀珠寶和國色天香面前，他們幾乎在一霎時便把當初舉事的初衷忘得一乾二淨，沉醉於自己曾經痛恨的墮落生活。假使黃巢在當了皇帝後不被宮娥彩女包圍，不委派宦官當監軍逼反大將朱溫；李自成的部將劉宗敏不搶走陳圓圓，招惹吳三桂衝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後仍勤于國政，中國的大部分歷史也許都要重寫。
二、農民領袖禦人乏術，導致領導集團的分裂和內耗
任何新興力量都有兩個最致命的危機：一是腐化，完全背棄他們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奮鬥目標；一是不能團結，發生一連串自斬手足式的內鬥。農民政權基於農民與生俱來的弱點，都不能渡過兩方面的危機。最致命的是農民領袖大都缺乏禦人的膽略和胸懷，不能確立自己在領導集團中不可動搖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勵和鞭策部下始終如一地向終極目標不懈地努力；要麼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墮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劉宗敏強搶陳圓圓，大順帝國的二十一條軍規對順兵團不起約束作用；要麼不能團結部屬目標一致，如劉福通的三路北伐軍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結果被蒙古軍隊各個擊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達開帶兵出走；要麼不能預防部將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如太平天國的東、北、翼諸王相互攻殺時，天國的最高領袖洪秀全一籌莫展；要麼不能警醒部將野心膨脹，對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國的農民領袖徐壽輝就死在農民宰相陳友諒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點在東王楊秀清的逼迫下讓位；要麼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軍閥在形勢不利時叛變投敵，如黃巢不能防止朱溫投降李唐王朝。所有這些不該發生的故事都是因為農民領袖不能嚴于律己，沒有容人之量，缺乏領導藝術，使自己在下屬面前威信掃地，導致形勢急轉直下才發生的。
三、沒有全域觀念，缺乏政治頭腦，不注重政權建設
農民領袖在舉事之初，往往沒有明確的奮鬥目標，只著眼於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報復仇殺和掠奪 財富等低層次的鬥爭水準上，而沒有長遠的打算。因此農民領袖缺乏政治頭腦，不注重政權建設。他們每攻克一個地方，主要的任務是殺富劫財，不在那裡建立自己的政權為己服務，不在征服地徵收稅賦以供軍需，而是靠掠奪來解決後勤供應。掠奪是暫時的，且能招致堅強的抵抗；徵稅則是長期的，只要稅負合理，抵抗情緒很輕甚至沒有。所以農民起義除了破壞執政府的統治秩序外，自身並不能替代被摧毀的舊政府，不能象舊政府那樣長期享用政權果實。極少數農民領袖如黃巢、李自成之輩在讀書人的輔佐下有一定的政治頭腦，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他們立足點不高，不能從總體上把握當時的政治形勢。黃巢、李自成當了皇帝後，事實上只控制了中國的一部分地區，可他們都自認為控制了全中國，儼然大一統國家的君主，閉眼不看四周環伺的強敵，不乘勝把這些強敵消滅，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締造自己的萬世基業，過早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結果給對手以喘息之機，使他們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權反攻，把起義的農民趕進墳墓。農民軍的缺乏全域觀念，韓宋帝國中路北伐軍的出征路線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這支農民武裝在攻克蒙古帝國的上都開平後，不乘勝南下攻擊距離才二百五十公里的帝國首都北平，反而把進攻矛頭指向和總體戰略目標沒任何關聯的遙遠的高麗王國，使蒙古帝國躲過了迫在眉睫的危機。如果當時中路軍兵鋒南指，和東路北伐軍南北夾擊大都，蒙古帝國極有可能立即崩潰，韓宋帝國就會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
四、逞一時之快報復仇殺，不注重收服人心
黃巢在佔領長安後，對唐政府的官員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屠殺，把徘徊觀望隨時準備投降的唐政府殘餘勢力推上拚死抵抗這一條路，實在是一個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沒有汲取前車之鑒，對歸順過來的明政府官員動用慘無人道的酷刑追贓派晌，任意掠奪他們的財富，淩辱他們的妻女，硬是把吳三桂這支生力軍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為大順政權培植了一個強勁的剋星。太平軍打進南京時，清朝官員、滿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醫生、店員、藝人，皆被視為妖人，擄掠屠殺不在話下。“凡擄之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指為妖，或一見即殺，或問答後殺，或不勝刑掠自承為妖殺，或競捶楚以死。”對於滿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殺光。不少漢族大小官員、紳士、讀書人，逃不掉又不願死在太平軍手裡的，全家便一同自殺……興許是出於無知和嫉妒兩方面的原因，幾乎所有的農民政權都仇視讀書人，對他們無情地砍殺和侮辱。知識份子雖然是一個專門做官的階層，有很多與生俱來的弱點，但那些沒有步入仕途的知識份子因為沒有多少機會作惡的緣故，良心和理性並未完全泯滅，身上有不少美好的東西。因為謹慎膽小的緣故，知識份子不能為打江山衝鋒陷陣，但他們的頭腦比農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農民遠大，正可邇補農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設和鞏固新政權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農民政權應該把這些人吸收進來為新政權效力，基於吃不上葡萄便說葡萄酸的心理和讀書人結怨實在是農民領袖極大的不智，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自己。至於農民領袖不能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為新政權服務，可以從太平天國對西洋人的態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國以基督教立國，西洋那些基督教國家自然十分興奮，加上對清政府的惡感，他們都盼望太平天國成功，把太平軍當成自己人。一八五三年，法國大使朵博爾隆到南京晉見洪秀全，意圖和太平天國聯合起來對抗清政府。這個主動送上門來的橄欖枝對太平天國自然不是一件壞事，可天國的所有領導人物大都是一字不識的農民，對國際局勢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員一樣地茫然無知，硬生生地把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壞事。
農民起義一直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沒有遠見的。中國古代歷史少有靠農民起義而推動社會發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農民起義成功的例子，農民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底層,從統計角度看，這個階層缺少真正的領袖，因此，中國的發展應該以安撫農民為第一要務，而在城市化後，應該是"農民和城市下層平民",這個層面挑起的激烈行動，不會對歷史進程產生實質的影響，反而會造成社會不必要的動盪。這是對農民起義從根本上進行否定。更進一步，社會的進步如果到了必須靠革命才得以推動的話，是社會成本相當大的非最優選擇，也是最後不得以的選擇，社會治理結構必須進行再造，不僅要避免群眾革命性激烈行為,而且應使社會前進的力量通過正常的社會成本小的管道釋放出來。
從宮中搜出內帑“銀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可見其內部之腐化。洪秀全：一個落第書生，搖身一變成了邪教總頭目，還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割據政權，把正統的基督教的教義圖改得滑稽可笑的鬧劇。本來他身死國滅，已經證明了他人間天堂神話的破產，但後來又被不同的人所利用，把他打扮成農民的代言人，民族英雄，他早年要高考得中，做了官，就不會有後來的太平天國的悲劇了。定都“天京”後，洪就不在過問民事，早就幻想帝王妻妾成群的他，直到死都沒有出過後宮。
農民最大的優點是吃苦耐勞忍辱負重；最大的弱點是沒有遠見缺乏自製力，他們能夠忍受起義早期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可一旦處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機一消除，就眼睛發昏看不到未來，更看不到隱藏的危機。他們急不可耐地想放縱一下自己的肉體，那些長年被壓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各種欲望急劇膨脹，以至忘了自己是誰。在眼花繚亂的金銀珠寶和國色天香面前，他們幾乎在一霎時便把當初舉事的初衷忘得一乾二淨，沉醉於自己曾經痛恨的墮落生活。假使黃巢在當了皇帝後不被宮娥彩女包圍，不委派宦官當監軍逼反大將朱溫；李自成的部將劉宗敏不搶走陳圓圓，招惹吳三桂衝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後仍勤于國政，中國的大部分歷史也許都要重寫。
二、農民領袖禦人乏術，導致領導集團的分裂和內耗
任何新興力量都有兩個最致命的危機：一是腐化，完全背棄他們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奮鬥目標；一是不能團結，發生一連串自斬手足式的內鬥。農民政權基於農民與生俱來的弱點，都不能渡過兩方面的危機。最致命的是農民領袖大都缺乏禦人的膽略和胸懷，不能確立自己在領導集團中不可動搖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勵和鞭策部下始終如一地向終極目標不懈地努力；要麼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墮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劉宗敏強搶陳圓圓，大順帝國的二十一條軍規對順兵團不起約束作用；要麼不能團結部屬目標一致，如劉福通的三路北伐軍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結果被蒙古軍隊各個擊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達開帶兵出走；要麼不能預防部將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如太平天國的東、北、翼諸王相互攻殺時，天國的最高領袖洪秀全一籌莫展；要麼不能警醒部將野心膨脹，對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國的農民領袖徐壽輝就死在農民宰相陳友諒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點在東王楊秀清的逼迫下讓位；要麼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軍閥在形勢不利時叛變投敵，如黃巢不能防止朱溫投降李唐王朝。所有這些不該發生的故事都是因為農民領袖不能嚴于律己，沒有容人之量，缺乏領導藝術，使自己在下屬面前威信掃地，導致形勢急轉直下才發生的。
三、沒有全域觀念，缺乏政治頭腦，不注重政權建設
農民領袖在舉事之初，往往沒有明確的奮鬥目標，只著眼於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報復仇殺和掠奪 財富等低層次的鬥爭水準上，而沒有長遠的打算。因此農民領袖缺乏政治頭腦，不注重政權建設。他們每攻克一個地方，主要的任務是殺富劫財，不在那裡建立自己的政權為己服務，不在征服地徵收稅賦以供軍需，而是靠掠奪來解決後勤供應。掠奪是暫時的，且能招致堅強的抵抗；徵稅則是長期的，只要稅負合理，抵抗情緒很輕甚至沒有。所以農民起義除了破壞執政府的統治秩序外，自身並不能替代被摧毀的舊政府，不能象舊政府那樣長期享用政權果實。極少數農民領袖如黃巢、李自成之輩在讀書人的輔佐下有一定的政治頭腦，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他們立足點不高，不能從總體上把握當時的政治形勢。黃巢、李自成當了皇帝後，事實上只控制了中國的一部分地區，可他們都自認為控制了全中國，儼然大一統國家的君主，閉眼不看四周環伺的強敵，不乘勝把這些強敵消滅，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締造自己的萬世基業，過早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結果給對手以喘息之機，使他們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權反攻，把起義的農民趕進墳墓。農民軍的缺乏全域觀念，韓宋帝國中路北伐軍的出征路線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這支農民武裝在攻克蒙古帝國的上都開平後，不乘勝南下攻擊距離才二百五十公里的帝國首都北平，反而把進攻矛頭指向和總體戰略目標沒任何關聯的遙遠的高麗王國，使蒙古帝國躲過了迫在眉睫的危機。如果當時中路軍兵鋒南指，和東路北伐軍南北夾擊大都，蒙古帝國極有可能立即崩潰，韓宋帝國就會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
四、逞一時之快報復仇殺，不注重收服人心
黃巢在佔領長安後，對唐政府的官員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屠殺，把徘徊觀望隨時準備投降的唐政府殘餘勢力推上拚死抵抗這一條路，實在是一個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沒有汲取前車之鑒，對歸順過來的明政府官員動用慘無人道的酷刑追贓派晌，任意掠奪他們的財富，淩辱他們的妻女，硬是把吳三桂這支生力軍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為大順政權培植了一個強勁的剋星。太平軍打進南京時，清朝官員、滿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醫生、店員、藝人，皆被視為妖人，擄掠屠殺不在話下。“凡擄之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指為妖，或一見即殺，或問答後殺，或不勝刑掠自承為妖殺，或競捶楚以死。”對於滿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殺光。不少漢族大小官員、紳士、讀書人，逃不掉又不願死在太平軍手裡的，全家便一同自殺……興許是出於無知和嫉妒兩方面的原因，幾乎所有的農民政權都仇視讀書人，對他們無情地砍殺和侮辱。知識份子雖然是一個專門做官的階層，有很多與生俱來的弱點，但那些沒有步入仕途的知識份子因為沒有多少機會作惡的緣故，良心和理性並未完全泯滅，身上有不少美好的東西。因為謹慎膽小的緣故，知識份子不能為打江山衝鋒陷陣，但他們的頭腦比農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農民遠大，正可邇補農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設和鞏固新政權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農民政權應該把這些人吸收進來為新政權效力，基於吃不上葡萄便說葡萄酸的心理和讀書人結怨實在是農民領袖極大的不智，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自己。至於農民領袖不能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為新政權服務，可以從太平天國對西洋人的態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國以基督教立國，西洋那些基督教國家自然十分興奮，加上對清政府的惡感，他們都盼望太平天國成功，把太平軍當成自己人。一八五三年，法國大使朵博爾隆到南京晉見洪秀全，意圖和太平天國聯合起來對抗清政府。這個主動送上門來的橄欖枝對太平天國自然不是一件壞事，可天國的所有領導人物大都是一字不識的農民，對國際局勢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員一樣地茫然無知，硬生生地把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壞事。
農民起義一直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沒有遠見的。中國古代歷史少有靠農民起義而推動社會發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農民起義成功的例子，農民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底層,從統計角度看，這個階層缺少真正的領袖，因此，中國的發展應該以安撫農民為第一要務，而在城市化後，應該是"農民和城市下層平民",這個層面挑起的激烈行動，不會對歷史進程產生實質的影響，反而會造成社會不必要的動盪。這是對農民起義從根本上進行否定。更進一步，社會的進步如果到了必須靠革命才得以推動的話，是社會成本相當大的非最優選擇，也是最後不得以的選擇，社會治理結構必須進行再造，不僅要避免群眾革命性激烈行為,而且應使社會前進的力量通過正常的社會成本小的管道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