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婢賤口交易在宋代已不合法
販賣兒童婦女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營生了。 按《周禮》， 先秦時已有合法的奴婢交易市場， 政府設了“質人”一職，
東晉時， 政府還從奴婢交易中徵稅。 《隋書·食貨志》載， “晉自過江， 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 有文券， 率錢一萬， 輸估四百入官， 賣者三百， 買者一百。 ”稅率為4%， 其中3%由賣家承擔， 1%由買家承擔。
其實在宋代之前， 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奴婢賤口”制度， 奴婢在法律上被劃入賤民， 不具備“國民”身份， 而是視同主家的私有財產， 可以牽到市場上買賣， 如《唐律》便明文規定：“奴婢賤人， 律比畜產”；“奴婢既同資財， 即合由主處分”。 販賣奴婢是合法的， 跟你牽頭牛到市場上販賣沒有什麼區別。
此外， 歷代都有不合法的人口交易， 叫做“略賣人口”，
入宋之後， 奴婢賤口制度開始瓦解， 宋代“奴婢”的涵義已不同於之前的“奴婢賤口”， 不再是主家的私產， 而是具有獨立法律人格的自由民。 奴婢與主家的關係也不是人身依附關係， 而是經濟意義上的雇傭關係， 法律將這些奴婢稱為“女使”、“人力”。
雇傭奴婢必須訂立契約， 寫明雇傭的期限、工錢， 到期之後， 主僕關係即解除。 為了防止出現終身為奴的情況， 宋朝法律還規定了雇傭奴婢的最長年限：“在法， 雇人為婢， 限止十年。 ”也就是說， 從前那種合法的奴婢賤口買賣， 在宋代已經不合法了。
當然， 奴婢賤口制度在宋朝的瓦解有一個過程，
我們說， 美國用一場南北戰爭結束了奴隸制度， 宋朝則靠文明的自發演進逐漸告別了奴婢賤口制。 可惜這個“去奴婢化”的進程在宋亡之後又中斷了， 元明清時期均出現了奴婢賤口制的回流。
需要注意的是， 宋人在語言習慣上還保留著“奴婢”的說法， 也經常將“雇傭”與“買賣”混用。 《宋刑統》由於照抄唐律的原故， 也存留大量的“奴婢”字眼， 容易讓不明就裡的讀者誤以為宋代還有奴婢賤口制度。
這一點我們在讀史時不可不察。 其實， 南宋人已經說明白了：“《刑統》皆漢唐舊文，
宋朝法律對買賣人口的嚴懲
儘管奴婢賤口交易已在法律上宣告不合法， 但是， 這並不意味著宋朝就沒有販賣人口現象。 實際上， 宋代的略賣人口犯罪是相當猖獗的。 如北宋末， 福建的“生口牙人， 或無圖輩巧設計幸， 或以些小錢物， 多端弄賺人家婦女並使女， 稱要聘為妻， 或養為子， 因而引誘出偏僻人家停藏， 經日後便帶往逐處， 輾轉販賣， 深覓厚利”。 又如南宋初葉， 四川“多有浮浪不逞之人， 規圖厚利， 於恭、涪、瀘州與生口牙人通同， 誘略良民婦女， 或于江邊用船津載， 每船不下數十人”。 這裡的“生口牙人”，
宋朝法律對這種販賣人口的行為是嚴懲不貸的， 宋人自謂：“略人之法， 最為嚴重。 ”按《宋刑統》， “略賣人（不和為略， 十歲以下雖和， 亦同略法）為奴婢者， 絞；為部曲者， 流三千里；
為妻妾、子孫者， 徒三年；因而殺傷人者， 同強盜法；和誘者， 各減一等。 ”宋政府將販賣人口的行為區分為“略賣”與“和誘”， 略賣相當於拐賣， 和誘相當於拐誘。 和誘的罪行比略賣減一等。 但對十歲以下的兒童， 即使是和誘， 也按略賣人口罪處置。
根據這條立法， 我們可以確知， 宋朝政府如果抓到一名拐賣兒童的人販子， 將按被拐兒童的遭遇給予不同的懲罰：凡略賣兒童為他人奴婢的， 判絞刑；略賣為莊園童工的， 流放三千里；略賣為他人子孫的，判徒刑三年；
對被略賣人的身體造成傷害的，按強盜法處置，宋代的強盜法很嚴厲，為首者一般就是死刑了。
我們知道，中國現行法律對人販子的處罰較重，對買家卻幾乎不處罰，因而不少法律界學者都在呼籲修訂刑法，加大對買方的懲罰力度。而按宋朝立法，如果你明知這孩子是被拐賣的，卻掏錢買下來，那麼你也要負刑事責任：“諸知略、和誘、和同相賣，及略、和誘部曲、奴婢而買之，各減賣者罪一等；
輾轉知情而買，各與初買者同；雖買時不知，買後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論。”買家的罪責比人販子減一等。對藏匿被拐人口的交易仲介，法律也會給予嚴懲：“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略誘者，依藏匿犯人法。”
那些被略買的兒童、婦女，一經發現，即由政府解救出來，送回原來的家庭，如宋太宗時的一道立法規定：“驗認到（被略賣）人口，便仰根問來處，牒送所屬州府，付本家。仍令逐處粉壁曉示。”宋仁宗時，“湖南之人掠良人，逾嶺賣為奴婢。
周湛為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搦，及令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世少知之。”廣南東路提刑官周湛破了一個大案子，解救出被拐人口2600餘人，送他們回到各自的家庭。
政府出錢贖回被賣兒童
除了不合法的略賣、和誘人口犯罪之外，宋朝社會還存在一種無奈卻合法的販賣人口行為：貧困家庭由於無力撫養未成年人口，只好將自己的孩子賣掉。如《夷堅志》講述的一則故事：北宋末，有一漂亮少婦，“在民家生二子，荊楚歲饑，貧不能自存，其夫鬻之于田氏為侍兒。”
如果按照今日某些“奧派”公知的胡扯，這叫做“兒童撫養權的流轉”，應該受到法律的承認與保護，因為承認兒童撫養權可以自由轉讓，才可以杜絕拐賣兒童的黑市。
宋朝政府當然不可能像今日“奧派”公知那樣懂許多經濟學名詞，不過其人文關懷卻可以將“奧派”公知拋出一百條街。在宋朝，因為貧窮而賣掉自己的孩子，儘管不是犯罪，卻無疑是骨肉相離的人間悲劇。
宋政府對此的應對舉措是——動用公帑替那些貧困家庭贖回孩子。“贖買”的干預方式，也意味著宋政府預設這種人口交易為合法，只是非常不人道。
讓我們來看幾個事例：《宋史·太宗本紀》載，淳化二年（991）七月，太宗“詔陝西緣邊諸州饑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這件事在范仲淹的文章中也有記錄：“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戶饑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
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亦下詔：“前歲陝西民饑，有鬻子者，官為購贖還其家。”
由於許多被父母賣出去的兒童都被政府贖回，導致不少人家均不願意再掏錢收養孩子，因為收養後被政府發現，又會被贖回去，儘管經濟上或無損失，卻白白浪費了工夫。
明道元年（1032），便有臣僚向仁宗皇帝提議，應默許民間的人口交易：“比詔淮南民饑，有以男女雇人者，官為贖還之。今民間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無自存，望聽其便。”這裡的“以男女雇人”，實際上就是將家中的孩子賣給有錢人家當奴婢，否則政府也沒必要代為贖回。
宋仁宗儘管批准了這位臣僚的建議，但宋政府為貧者贖回被鬻子女的政策並未停止。慶曆八年（1048），河北瀛、莫、恩、冀等州歲饑，民多鬻子，宋仁宗“賜瀛、莫、恩、冀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南宋隆興元年（1163），宋孝宗也有詔曰：“中都、平州及饑荒地並經契丹剽掠，有質賣妻子者，官為收贖。”
對於實際上被販賣的宋朝兒童數目而言，宋政府的贖回政策可能是杯水車薪。但，政府出於仁者愛人之念，為貧困人家贖回無奈賣掉的孩子，正是大宋文明的過人之處。我見聞有限，不知其他王朝是否也有類似的人道主義表現。
流放三千里；略賣為他人子孫的，判徒刑三年；對被略賣人的身體造成傷害的，按強盜法處置，宋代的強盜法很嚴厲，為首者一般就是死刑了。
我們知道，中國現行法律對人販子的處罰較重，對買家卻幾乎不處罰，因而不少法律界學者都在呼籲修訂刑法，加大對買方的懲罰力度。而按宋朝立法，如果你明知這孩子是被拐賣的，卻掏錢買下來，那麼你也要負刑事責任：“諸知略、和誘、和同相賣，及略、和誘部曲、奴婢而買之，各減賣者罪一等；
輾轉知情而買，各與初買者同；雖買時不知，買後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論。”買家的罪責比人販子減一等。對藏匿被拐人口的交易仲介，法律也會給予嚴懲：“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略誘者，依藏匿犯人法。”
那些被略買的兒童、婦女，一經發現，即由政府解救出來，送回原來的家庭，如宋太宗時的一道立法規定：“驗認到（被略賣）人口，便仰根問來處，牒送所屬州府，付本家。仍令逐處粉壁曉示。”宋仁宗時，“湖南之人掠良人，逾嶺賣為奴婢。
周湛為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搦，及令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世少知之。”廣南東路提刑官周湛破了一個大案子，解救出被拐人口2600餘人，送他們回到各自的家庭。
政府出錢贖回被賣兒童
除了不合法的略賣、和誘人口犯罪之外，宋朝社會還存在一種無奈卻合法的販賣人口行為：貧困家庭由於無力撫養未成年人口，只好將自己的孩子賣掉。如《夷堅志》講述的一則故事：北宋末，有一漂亮少婦，“在民家生二子，荊楚歲饑，貧不能自存，其夫鬻之于田氏為侍兒。”
如果按照今日某些“奧派”公知的胡扯，這叫做“兒童撫養權的流轉”，應該受到法律的承認與保護，因為承認兒童撫養權可以自由轉讓，才可以杜絕拐賣兒童的黑市。
宋朝政府當然不可能像今日“奧派”公知那樣懂許多經濟學名詞，不過其人文關懷卻可以將“奧派”公知拋出一百條街。在宋朝，因為貧窮而賣掉自己的孩子，儘管不是犯罪，卻無疑是骨肉相離的人間悲劇。
宋政府對此的應對舉措是——動用公帑替那些貧困家庭贖回孩子。“贖買”的干預方式，也意味著宋政府預設這種人口交易為合法，只是非常不人道。
讓我們來看幾個事例：《宋史·太宗本紀》載，淳化二年（991）七月，太宗“詔陝西緣邊諸州饑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這件事在范仲淹的文章中也有記錄：“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戶饑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
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亦下詔：“前歲陝西民饑，有鬻子者，官為購贖還其家。”
由於許多被父母賣出去的兒童都被政府贖回，導致不少人家均不願意再掏錢收養孩子，因為收養後被政府發現，又會被贖回去，儘管經濟上或無損失，卻白白浪費了工夫。
明道元年（1032），便有臣僚向仁宗皇帝提議，應默許民間的人口交易：“比詔淮南民饑，有以男女雇人者，官為贖還之。今民間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無自存，望聽其便。”這裡的“以男女雇人”，實際上就是將家中的孩子賣給有錢人家當奴婢，否則政府也沒必要代為贖回。
宋仁宗儘管批准了這位臣僚的建議，但宋政府為貧者贖回被鬻子女的政策並未停止。慶曆八年（1048），河北瀛、莫、恩、冀等州歲饑，民多鬻子，宋仁宗“賜瀛、莫、恩、冀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南宋隆興元年（1163），宋孝宗也有詔曰：“中都、平州及饑荒地並經契丹剽掠，有質賣妻子者，官為收贖。”
對於實際上被販賣的宋朝兒童數目而言，宋政府的贖回政策可能是杯水車薪。但，政府出於仁者愛人之念，為貧困人家贖回無奈賣掉的孩子，正是大宋文明的過人之處。我見聞有限，不知其他王朝是否也有類似的人道主義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