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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啥說每天下班去購物就會心情好?(附獲贈《造房子》讀者名單)

講真, 今天想不出推送什麼主題,

所以一直拖延到現在才發…

不過, 其實也跟下班路上買了個冰淇淋吃有關,

(好像並沒有什麼必然的因果關係)

因為有句話說得好:

每天下班後購物就會有好心情, 是因為逃離職場回家的途中, 我們走進市場, 在那裡可以忘掉自己是誰。 或者說, 在這裡能感知“真正的自己”。

這話可不是我隨口瞎說的, 而是來自真正的學術著作哦:

西方的經濟人類學, 或日本的中世紀史研究都發現, 市場, 曾是與現世秩序“無緣”的“公共世界”, 是“樂土”之一。

假如嚴格禁止下班之後的“血拼”會怎樣?

購物狂說:下班不順路去市場轉一轉就活不下去。

那麼, 若將人與神聖領域切斷又會如何呢?

19 世紀的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說:倘如此, 人就會因喪失能量之源而死去。

而除了個人的悲劇下場之外, 由個人組成的社會和國家又會怎樣?

現代社會, 就是在關係不斷被金錢取代的“大道”上狂奔的社會。

在自己種菜吃, 四鄰互分互享的社會, 因作物與服務不在市場中交易, GDP 就會降低。 只要種的菜不是吃而是賣, 也不再與鄰里分享, 大家都到外面就餐, GDP 就會上漲。 較之在家裡和睦相處, 到遊樂園吃喝玩樂, 購買禮物, 並為獲得所需金錢而掙取勞動工資, GDP 會更高。

最後:

人, 不與“超越自我之境”相聯通, 活著是很痛苦的。

好啦, 說正經的。 上面這些話真不是我瞎說的, 而是整理自日本當代重量級社會思想家小熊英二作品《改變社會》第四章《何謂民主主義》中的《祭祀與音樂的世界》《王、祭祀與市場》《塗爾幹的“自殺論”》《超越自我之境》這幾個小節。

應該說, 這本《改變社會》是小熊英二用來討論“今天的日本到底在發生什麼?所謂的改變社會到底是指什麼?”等嚴肅社會話題的,

但有趣的是……就是讀起來很有趣啊……

以下與大家分享還是出自《何謂民主主義》中的一段, 讀完之後, 您大概能明白, 之前美國新任總統在宣誓就職後, 對媒體報導“這屆人民不行”(現場觀禮人數大大少於上一屆總統就職典禮)而大發雷霆了……

對了對了, 在上週四的王澍老師文章《造房子, 就是造一個小世界》(點擊標題可以回看)下面留言的朋友很多, 而且品質很高, 覺得很欣慰。 公佈下獲得好基友之一浦睿君提供的王澍老師作品《造房子》的四位幸運讀者:R's、王梓煦、方羽夕、Sailing。 老規矩, 還請發來您的真實姓名、地址、郵編、手機號。

重要的是“群情激奮、萬眾沸騰”

文|小熊英二譯|王俊之

摘自|《改變社會》

- 聲明:如需轉載先請私信聯繫 -

簡單類推雖為學術禁忌, 但古雅典公民大會所呈現的應該也是這樣的情景。 這裡的軍刀, 既是作為民兵集合時佩帶的武器, 也是成年男性或一家之長的象徵。 即便是今天, 劍、玉、鏡等仍在日本天皇家世代相傳, 王子成人後授之以魔劍的故事也很常見。 也就是說, 持有此刀的人, 擁有參加大會的資格。

此外, 公民大會也是一項宗教活動、節日盛典。 所以, 神職人員一定會出現, 也一定要在神殿前舉行。 在歐洲的市和區, 中心必有廣場, 廣場周圍也必有教會及政府。 在政教合一的“政務”之所, 所有人集匯於一處。 因田間村落沒有娛樂, 這也是一年一度的節慶活動,

還是與親朋好友久別重逢, 歡聚敘舊的地方。

進而, 大會雖有爭論, 但重要的不是將對方辯倒, 而是要“爭”得所有人歡欣雀躍。 熱鬧之後當然會有個結論, 但若只為收集個別意見, 那就毫無特意彙集於一處爭論的必要了。 像輿論調查一樣, 在紙上或郵件裡打鉤劃叉, 收上來就行了。

就像日本今天的議會, 既然“爭論”也不過是個形式, 輿論調查的方式反而更有效率。 既然如此, 為什麼還非要唇槍舌劍一番不可呢?究其原因, 雖易於理解為交換意見非常重要, 但實際就是若非如此, “大家就不認同”。

那為什麼論戰一番“大家就認同”了呢?因為, 議會中有了“我反對!”“我這樣想!”的激烈爭論, 現場就熱鬧了, 就要舉手表決。 在這裡, 不是將選票丟進投票箱, 而是以當場呼啦啦舉起手來為好。有了這一“儀式”,就不是收集個別意見,而是宣示神聖的“民意”。一旦體現出這樣的“民意”,就會認為這是“超越了個別意見”的“神意”的降臨。所以,要在教會或神殿前舉行這一點就很重要,大家也會認同並服從。接下來就成了大團圓,以看熱鬧的方式參與的女人、孩子也同飲同唱,攜手起舞,參與到這一“民主主義”之中。

至此,古希臘公民大會為何要在神殿前舉行,雄辯術(rhetoric)為何受到重視,等等,也就多少能理解了。

在此,論辯先按下不表,一起來思考一下到底什麼是遊行示威。遊行示威,日本稱之為 DEMO,既是 demonstration(遊行示威)的 DEMO,也是 democracy(民主政治)的 DEMO。而其詞源,則是古希臘語的 demos(民眾) kratos(支配),即現代語境中的民眾力量people's power。

對people's power來說,重要的是全體參與者的高漲情緒。即便是人數一樣的遊行,一支隊伍生機勃勃,另一支只為拿到按日支付的補貼,得到大家認同的程度自然也不同。所以,可以說,活潑開心、意氣昂揚,這才是遊行示威的本來面貌。

那麼,為什麼遊行示威中蘊含著改變社會的力量呢?即便是10萬人的遊行,也可能被認為“不過是一群怪人”,“不過是比例代表選區一人當選的人數”。但是,儘管人數不多,一旦被認為“他們代表了社會的意見”,“他們的呐喊也表達了我的憤怒”,其對社會的影響力也就完全不同了。這與是否打出“負責任的政策性替代方案”基本無關。

在這種情況下,並不需要很多人。有時,哪怕只是一個人的行動,一張照片,一首短詩,也能產生莫大的影響。遠在古希臘時,詩人就曾被視為神的意志與民眾意志的“代表”。所以,政治家才會懼怕詩人。如現代日本的政治家,最終最為在意的,也是“後世史學家會如何評價自己”。

當然,這裡所說的詩人,也不是為“自我表達”而吟。若僅是自我表達,就未必能打動他人。

但將在後文中介紹的社會學家塗爾幹認為,在現代社會,因“個人宗教”,即“必須尊重個人”這一集體意識的形成,個人被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若是基於這一理論,自我表達之能打動別人,要麼是因其自我尊重的姿態讓他人產生了“自我尊重”的共鳴,要麼是表達者將“現世幸福”或“世俗”盡皆拋棄,徹底踐行“自我表達”,完成了對“現世之我”的超越而令世人動容。

辯論的意義

至此就能明白,所謂“民主主義”或者說“合法性”,並不是單純的“大家投票即可”。民意並非數量所能代表,人們不會只因票數就會認同。

比如,即便是現代日本,報紙等經常歎息“議會審議氣氛沉悶”,“選舉死氣沉沉”。可為什麼審議、選舉就非要氣氛熱烈?審議在嚴肅的氣氛中按程式進行,選舉中沒有暗箱操作,候選人A最終以多少票當選,又有何不可?為什麼不熱熱鬧鬧地折騰一番,大家就不認同呢?

對此,現代思維是這樣解釋的:選舉氣氛若不熱烈,投票率就會下降,就由一部分人來決定代表了。而若審議中沒有激烈爭論,政策、法案中的問題就得不到充分的指正。所以不折騰就是問題。但也有反對意見認為,若只為指摘政策、法案中的問題,召集專家指摘就行了,人數少議論更為徹底不說,幾百號門外漢議員堆到議會裡又能議論出什麼結果?既然如此,也沒必要投票,更不需要議員,直接讓專家們集中管理國家事務,最多只要履行“民主主義的程式”就可以了。

到底是現代社會,沒人明目張膽地如此宣示。但是,去翻翻外交官回憶錄,你就會發現真有人這樣想。外交官與外交部官員使七十二般變化、費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談成的條約,達成的共識,卻被啥都不懂、突然半路殺出的外行議員或首相給徹底攪黃,或就在簽字生效前一個月,爆發了無知民眾的反對運動,於是前功盡棄。這些記錄中,不乏令提筆者扼腕歎息之事。專門研究外交史的學者,因讀的都是這類書,有時也會被這一立場同化。

現代思維認為,因專家會為自身利害所動,所以也會成為問題。那麼大家都去投票,或只要把投票率提上去,人們就會認同嗎?學校的班長推選投票率高達100%,可學生們未必會接受選舉結果。

由此看來,重要的還是要有一番激烈的爭論。有了激烈的爭論,參與的熱情就會高漲起來,就會感覺是“大家一起決定的”。也可以說是“大家一起幹的”。沒有這個“大家”,沒有“也有我一份兒”的感覺,人們就不會認同。也就是說,所謂熱烈的爭論就是營造一個“大家”,一個“我們”。

如此想來就能明白,“示威不如投票”“不如去遊說政治家”等想法非常狹隘。當然,有靠投票和遊說才能運轉的東西,所以投票和遊說也確有其存在的必要,但若僅有這些,政治就會越來越無聊。

並且,即便去投票或遊說,社會也往往不為所動。社會要動,就只有一種情況,即被選或被遊說的政治家,真被視為“我們的代表”,而該政治家的決定大家又跟隨其而行動的時候。當民眾不再認同並跟隨其行動時,就只能依靠金錢或利益維繫了,但這樣做的後果往往是陷入不認同者越來越多的惡性循環。

祭祀與音樂的世界

那麼,要將神的意志示於塵世,要與神聖世界溝通,又該怎麼做呢?

方法之一便是祭祀儀式,也就是“政治”。若由“代表”聚于一處舉行,這就是代議制。也就是說,將民意這一肉眼不可見之物,以人類的方式呈現於世的人,就是“代表”。

並且,在舉行祭祀儀式的“政務”之所,音樂、表演劇等也不可或缺。音樂是將塵世不可見之物呈現於世的重要方法。在印尼,皮影戲非常受重視,這是因為,皮影戲在“反映”和“代表”真實世界方面,被認為遠在現實世界之上。正如大家所知,在古希臘,戲劇也很繁盛。

若世間萬象不過是神的語言的重複與再現,那麼,展現諸神世界更為出色的戲劇也就成了“真實世界”。如此塵世,也就不過是戲劇上演的“真實世界”的重複和再現。所以,在有這一社會共識的國家,若上演推翻政權的戲劇,會被視為比遊行示威還要嚴重的反政府行為,而上演一方,也將戲劇視為重要的社會運動。

作為其他方法,也會請詩人、巫師,讓神的意志降臨塵世。成為詩人和巫師的,又是什麼樣的人呢?在人類學、宗教學的調查中經常出現的一種看法是,俗世中最無用的人,能與神界溝通。

因俗世為勞動與家庭的領域,所以,俗世中最無用的人,就是既無勞動能力又無生育能力的人。比如,瞎眼的婆婆、初潮前的少女等,經常會在各種儀式中司以通靈之職。平時無用的笨蛋,以意想不到的超凡力量與智慧救全村於危難的事情,在民間故事中也經常出現。因這樣的人不能自食其力,所以,一般是靠他人“佈施”為生。

一言以蔽之,該意見認為,不脫離俗世,就聽不到神界的聲音。所以,要做和尚,就必須離開經濟與生育的世俗領域,即 oikos(也就是家庭)的領域去“出家”。因女性很難逃脫生殖的必然,聖職者就多是男性了。可以認為,聖山禁止女性進入,月經中的女性尤被視為禁忌,也是源於這一認識。

至此,我們就能明白,在古希臘,為什麼會將 polis 視為“自由與永恆的領域”,而將 oikos 視為“必然與無常的領域”了。polis 的世界,即脫離了“私”的利害關係的神聖的“公”的領域。在這裡討論公共事務,唱詩賦曲,表演戲劇。就人類學等迄今探明的範圍而言,人類,若不在某處與此一領域相通,似是活不下去的。或許因為,若只有必然領域,人們會過於痛苦吧。

於是,越接近神聖的自由領域的時間,人們就越加重視,越接近這一領域的人,地位也就越高。在古希臘,沒有勞動者了不起的價值觀。勞動者是低賤的,從事勞動的奴隸也無法進入 polis 的領域。即便在近代,依然認為勞動者沒有學習時間,搞不懂政治,所以就沒有參政權。但相對於這一解釋,可以認為,是仍將勞動視為俗世無常領域的無聊之事而已。

在古希臘,勞動是最為卑下的活動。而與 polis 相關的統治則更為高貴。地位更高的,這就是日譯為“觀照”(佛教中指以智慧直擊事物本質;而美學中則對應英語、法語中的 contemplation ,指面對審美物件時比理論思維更為深邃的直覺。譯者)的人類活動,即無關于現世經濟、政治的思想探索。從事這一活動的一般認為是哲學家,但對東方人來說,說是和尚可能更好理解。

20世紀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猶太人,美國政治理論家,原籍德國,以極權研究著稱。譯者)在《人類的處境》一書中,以古希臘思想為基礎,將人類行為劃分為“勞動”“工作”與“行動”。這裡的“行動”雖是上面所說的統治,但較之於軀殼式政黨政治或行政事務,阿倫特所重視的是政治參與、政治活動等。考慮到古希臘是直接民主主義,這也是理所當然的。阿倫特不但高度評價19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指二戰以後,美國黑人反對種族隔離與歧視,爭取民主權利的運動,其高潮發生於1960年代。譯者),就連她本人,也有逃離納粹統治,在法國投身反法西斯運動,並亡命美國的“行動”經歷。

而漢娜所說的“工作”,則是指能長留於世的神殿、碑塔等的建造。哲學家、公民大會等聽授神的意志,並施行將之體現於世的統治,但作為將神的意志體現于人世的行為,神殿及藝術作品的建造、創作等,地位也要高於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勞動與家務的成果是吃了就沒的無常之物,但神殿卻會矗立數百年甚至幾千載。但是,地位最高的,還是從事卓越的“行動”,而被詩歌萬世吟詠。即便刻寫詩文的石碑消失,其本身也會永世流傳。

(完)

本文選自

《改變社會》

[日] 小熊英二|著

王俊之|譯

日本當代重量級社會思想家作品,中央公論新社新書大獎第 1 名。

社會會改變嗎?又如何去改變?投票,選出議員、政黨,通過法律……這一切不過是誕生於 18 世紀至 19 世紀的近代代議制民主主義思維,若死報不放,思路未免狹隘。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在回答之前,我們有必要搞清楚,今天的日本到底在發生什麼?所謂的改變社會到底是指什麼?而這本書,就是要從歷史的,社會結構的,或思想的層面,對上述問題進行思考。

如您對這本《改變社會》感興趣,試試長按下圖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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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當場呼啦啦舉起手來為好。有了這一“儀式”,就不是收集個別意見,而是宣示神聖的“民意”。一旦體現出這樣的“民意”,就會認為這是“超越了個別意見”的“神意”的降臨。所以,要在教會或神殿前舉行這一點就很重要,大家也會認同並服從。接下來就成了大團圓,以看熱鬧的方式參與的女人、孩子也同飲同唱,攜手起舞,參與到這一“民主主義”之中。

至此,古希臘公民大會為何要在神殿前舉行,雄辯術(rhetoric)為何受到重視,等等,也就多少能理解了。

在此,論辯先按下不表,一起來思考一下到底什麼是遊行示威。遊行示威,日本稱之為 DEMO,既是 demonstration(遊行示威)的 DEMO,也是 democracy(民主政治)的 DEMO。而其詞源,則是古希臘語的 demos(民眾) kratos(支配),即現代語境中的民眾力量people's power。

對people's power來說,重要的是全體參與者的高漲情緒。即便是人數一樣的遊行,一支隊伍生機勃勃,另一支只為拿到按日支付的補貼,得到大家認同的程度自然也不同。所以,可以說,活潑開心、意氣昂揚,這才是遊行示威的本來面貌。

那麼,為什麼遊行示威中蘊含著改變社會的力量呢?即便是10萬人的遊行,也可能被認為“不過是一群怪人”,“不過是比例代表選區一人當選的人數”。但是,儘管人數不多,一旦被認為“他們代表了社會的意見”,“他們的呐喊也表達了我的憤怒”,其對社會的影響力也就完全不同了。這與是否打出“負責任的政策性替代方案”基本無關。

在這種情況下,並不需要很多人。有時,哪怕只是一個人的行動,一張照片,一首短詩,也能產生莫大的影響。遠在古希臘時,詩人就曾被視為神的意志與民眾意志的“代表”。所以,政治家才會懼怕詩人。如現代日本的政治家,最終最為在意的,也是“後世史學家會如何評價自己”。

當然,這裡所說的詩人,也不是為“自我表達”而吟。若僅是自我表達,就未必能打動他人。

但將在後文中介紹的社會學家塗爾幹認為,在現代社會,因“個人宗教”,即“必須尊重個人”這一集體意識的形成,個人被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若是基於這一理論,自我表達之能打動別人,要麼是因其自我尊重的姿態讓他人產生了“自我尊重”的共鳴,要麼是表達者將“現世幸福”或“世俗”盡皆拋棄,徹底踐行“自我表達”,完成了對“現世之我”的超越而令世人動容。

辯論的意義

至此就能明白,所謂“民主主義”或者說“合法性”,並不是單純的“大家投票即可”。民意並非數量所能代表,人們不會只因票數就會認同。

比如,即便是現代日本,報紙等經常歎息“議會審議氣氛沉悶”,“選舉死氣沉沉”。可為什麼審議、選舉就非要氣氛熱烈?審議在嚴肅的氣氛中按程式進行,選舉中沒有暗箱操作,候選人A最終以多少票當選,又有何不可?為什麼不熱熱鬧鬧地折騰一番,大家就不認同呢?

對此,現代思維是這樣解釋的:選舉氣氛若不熱烈,投票率就會下降,就由一部分人來決定代表了。而若審議中沒有激烈爭論,政策、法案中的問題就得不到充分的指正。所以不折騰就是問題。但也有反對意見認為,若只為指摘政策、法案中的問題,召集專家指摘就行了,人數少議論更為徹底不說,幾百號門外漢議員堆到議會裡又能議論出什麼結果?既然如此,也沒必要投票,更不需要議員,直接讓專家們集中管理國家事務,最多只要履行“民主主義的程式”就可以了。

到底是現代社會,沒人明目張膽地如此宣示。但是,去翻翻外交官回憶錄,你就會發現真有人這樣想。外交官與外交部官員使七十二般變化、費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談成的條約,達成的共識,卻被啥都不懂、突然半路殺出的外行議員或首相給徹底攪黃,或就在簽字生效前一個月,爆發了無知民眾的反對運動,於是前功盡棄。這些記錄中,不乏令提筆者扼腕歎息之事。專門研究外交史的學者,因讀的都是這類書,有時也會被這一立場同化。

現代思維認為,因專家會為自身利害所動,所以也會成為問題。那麼大家都去投票,或只要把投票率提上去,人們就會認同嗎?學校的班長推選投票率高達100%,可學生們未必會接受選舉結果。

由此看來,重要的還是要有一番激烈的爭論。有了激烈的爭論,參與的熱情就會高漲起來,就會感覺是“大家一起決定的”。也可以說是“大家一起幹的”。沒有這個“大家”,沒有“也有我一份兒”的感覺,人們就不會認同。也就是說,所謂熱烈的爭論就是營造一個“大家”,一個“我們”。

如此想來就能明白,“示威不如投票”“不如去遊說政治家”等想法非常狹隘。當然,有靠投票和遊說才能運轉的東西,所以投票和遊說也確有其存在的必要,但若僅有這些,政治就會越來越無聊。

並且,即便去投票或遊說,社會也往往不為所動。社會要動,就只有一種情況,即被選或被遊說的政治家,真被視為“我們的代表”,而該政治家的決定大家又跟隨其而行動的時候。當民眾不再認同並跟隨其行動時,就只能依靠金錢或利益維繫了,但這樣做的後果往往是陷入不認同者越來越多的惡性循環。

祭祀與音樂的世界

那麼,要將神的意志示於塵世,要與神聖世界溝通,又該怎麼做呢?

方法之一便是祭祀儀式,也就是“政治”。若由“代表”聚于一處舉行,這就是代議制。也就是說,將民意這一肉眼不可見之物,以人類的方式呈現於世的人,就是“代表”。

並且,在舉行祭祀儀式的“政務”之所,音樂、表演劇等也不可或缺。音樂是將塵世不可見之物呈現於世的重要方法。在印尼,皮影戲非常受重視,這是因為,皮影戲在“反映”和“代表”真實世界方面,被認為遠在現實世界之上。正如大家所知,在古希臘,戲劇也很繁盛。

若世間萬象不過是神的語言的重複與再現,那麼,展現諸神世界更為出色的戲劇也就成了“真實世界”。如此塵世,也就不過是戲劇上演的“真實世界”的重複和再現。所以,在有這一社會共識的國家,若上演推翻政權的戲劇,會被視為比遊行示威還要嚴重的反政府行為,而上演一方,也將戲劇視為重要的社會運動。

作為其他方法,也會請詩人、巫師,讓神的意志降臨塵世。成為詩人和巫師的,又是什麼樣的人呢?在人類學、宗教學的調查中經常出現的一種看法是,俗世中最無用的人,能與神界溝通。

因俗世為勞動與家庭的領域,所以,俗世中最無用的人,就是既無勞動能力又無生育能力的人。比如,瞎眼的婆婆、初潮前的少女等,經常會在各種儀式中司以通靈之職。平時無用的笨蛋,以意想不到的超凡力量與智慧救全村於危難的事情,在民間故事中也經常出現。因這樣的人不能自食其力,所以,一般是靠他人“佈施”為生。

一言以蔽之,該意見認為,不脫離俗世,就聽不到神界的聲音。所以,要做和尚,就必須離開經濟與生育的世俗領域,即 oikos(也就是家庭)的領域去“出家”。因女性很難逃脫生殖的必然,聖職者就多是男性了。可以認為,聖山禁止女性進入,月經中的女性尤被視為禁忌,也是源於這一認識。

至此,我們就能明白,在古希臘,為什麼會將 polis 視為“自由與永恆的領域”,而將 oikos 視為“必然與無常的領域”了。polis 的世界,即脫離了“私”的利害關係的神聖的“公”的領域。在這裡討論公共事務,唱詩賦曲,表演戲劇。就人類學等迄今探明的範圍而言,人類,若不在某處與此一領域相通,似是活不下去的。或許因為,若只有必然領域,人們會過於痛苦吧。

於是,越接近神聖的自由領域的時間,人們就越加重視,越接近這一領域的人,地位也就越高。在古希臘,沒有勞動者了不起的價值觀。勞動者是低賤的,從事勞動的奴隸也無法進入 polis 的領域。即便在近代,依然認為勞動者沒有學習時間,搞不懂政治,所以就沒有參政權。但相對於這一解釋,可以認為,是仍將勞動視為俗世無常領域的無聊之事而已。

在古希臘,勞動是最為卑下的活動。而與 polis 相關的統治則更為高貴。地位更高的,這就是日譯為“觀照”(佛教中指以智慧直擊事物本質;而美學中則對應英語、法語中的 contemplation ,指面對審美物件時比理論思維更為深邃的直覺。譯者)的人類活動,即無關于現世經濟、政治的思想探索。從事這一活動的一般認為是哲學家,但對東方人來說,說是和尚可能更好理解。

20世紀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猶太人,美國政治理論家,原籍德國,以極權研究著稱。譯者)在《人類的處境》一書中,以古希臘思想為基礎,將人類行為劃分為“勞動”“工作”與“行動”。這裡的“行動”雖是上面所說的統治,但較之於軀殼式政黨政治或行政事務,阿倫特所重視的是政治參與、政治活動等。考慮到古希臘是直接民主主義,這也是理所當然的。阿倫特不但高度評價19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指二戰以後,美國黑人反對種族隔離與歧視,爭取民主權利的運動,其高潮發生於1960年代。譯者),就連她本人,也有逃離納粹統治,在法國投身反法西斯運動,並亡命美國的“行動”經歷。

而漢娜所說的“工作”,則是指能長留於世的神殿、碑塔等的建造。哲學家、公民大會等聽授神的意志,並施行將之體現於世的統治,但作為將神的意志體現于人世的行為,神殿及藝術作品的建造、創作等,地位也要高於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勞動與家務的成果是吃了就沒的無常之物,但神殿卻會矗立數百年甚至幾千載。但是,地位最高的,還是從事卓越的“行動”,而被詩歌萬世吟詠。即便刻寫詩文的石碑消失,其本身也會永世流傳。

(完)

本文選自

《改變社會》

[日] 小熊英二|著

王俊之|譯

日本當代重量級社會思想家作品,中央公論新社新書大獎第 1 名。

社會會改變嗎?又如何去改變?投票,選出議員、政黨,通過法律……這一切不過是誕生於 18 世紀至 19 世紀的近代代議制民主主義思維,若死報不放,思路未免狹隘。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在回答之前,我們有必要搞清楚,今天的日本到底在發生什麼?所謂的改變社會到底是指什麼?而這本書,就是要從歷史的,社會結構的,或思想的層面,對上述問題進行思考。

如您對這本《改變社會》感興趣,試試長按下圖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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