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 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 字卓如, 號任公, 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 漢族, 廣東新會人, 清光緒舉人。
說起梁啟超, 人們自會聯想到“戊戌變法”, 他與康有為共同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
1891年梁啟超隨康有為就讀于萬木草堂, 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革維新的道路, 世人合稱“康梁”。 同年與其妻李蕙仙結婚。
梁啟超第一次投身政治運動, 是1895年參與“公車上書”。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 康有為聯合3000舉人上書請求變法, 作為康最得力的弟子, 梁啟超積極參與了這樁震動中國的大事。
談起戊戌變法, 就必須說起甲午戰爭,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 國力大大增強, 開始準備向外侵略礦張。 戰爭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這時在清廷內部, 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占上風。 是年慈禧太后六十歲,
1895年4月, 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 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 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 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 “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 其最終目標, 是推行君主立憲制。 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 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 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的。 無奈變法受到清朝廷內保守勢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對, 加上支持新政的光緒沒有實權及經驗不足, 最後演變成為政變,
戊戌變法失敗後, 康有為、梁啟超遭到清政府通緝, 被迫流亡到外國。
武昌起義爆發後, 梁啟超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 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 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13年,進步党“第一流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
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
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梁啟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
1917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11月,段內閣被迫下臺,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後來,在1925年,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任四大導師之一。
1926年初,梁啟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於3月16日做了腎臟切除手術。極其不幸的是,手術中卻被“美帝國主義派出的醫生”、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與其助手,誤切掉了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虛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殘留的一隻“壞腎”(左腎)來維持供給。
此時西醫在中國立足未穩,大受質疑,而手術主要主持者乃是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協和醫學院院長劉瑞恒。劉的副手則是純種的美國人,聲名赫赫的外科醫生。為了維護西醫社會聲譽,以便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對於這一“以人命為兒戲”的事故,作為親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學生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徐志摩語)通過媒介向協和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梁啟超仍把西醫看做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的形象就是維護科學,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並艱難地支撐著病體親自著文為協和醫院開脫。1926年6月2日,《晨報副刊》發表了梁啟超《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內中詳述了自己此次手術的整個過程,同時肯定協和的醫療是有效的。梁啟超說:“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後,應該完全復原。至於其它的病態,一點都沒有。”至於該不該割去右腎的問題,梁啟超提出責任不在協和。他說:“右腎是否一定該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但是那三次診斷的時候,我不過受局部迷藥,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診查的結果,我是逐層逐層看得很明白的。據那時的看法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罪不該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是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文章的最後極為誠懇地講道:“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啟超默默承受著內心的煎熬與苦痛,維護著他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而代價是他的整個生命。與其說梁啟超“白丟腰子”是被他所“篤信的科學”所害,不如說他為科學所作出的犧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這年9月底,梁啟超再度入協和醫院,治病期間托人覓辛棄疾材料,以便撰寫《辛稼軒年譜》。一日,忽得一朋友送來的《信州府志》等書,梁氏不勝狂喜,遂不顧病情未愈,攜書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連續筆耕七日。此時死神已開始“嘭嘭”叩擊梁府大門那個怪獸狀的銅環,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乾薪盡,回天乏術,只能聽從死神的召喚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57歲。噩耗傳出,學界政壇天下同悲,清華同仁撫棺慟哭,梁的友朋故舊、學生與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樑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間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發出了“痛斯人之難再,嗟舉世之皆瘖,天喪斯文悲天憫人”的哀歎。
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1913年,進步党“第一流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
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
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梁啟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
1917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11月,段內閣被迫下臺,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後來,在1925年,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任四大導師之一。
1926年初,梁啟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於3月16日做了腎臟切除手術。極其不幸的是,手術中卻被“美帝國主義派出的醫生”、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與其助手,誤切掉了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虛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殘留的一隻“壞腎”(左腎)來維持供給。
此時西醫在中國立足未穩,大受質疑,而手術主要主持者乃是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協和醫學院院長劉瑞恒。劉的副手則是純種的美國人,聲名赫赫的外科醫生。為了維護西醫社會聲譽,以便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對於這一“以人命為兒戲”的事故,作為親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學生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徐志摩語)通過媒介向協和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梁啟超仍把西醫看做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的形象就是維護科學,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並艱難地支撐著病體親自著文為協和醫院開脫。1926年6月2日,《晨報副刊》發表了梁啟超《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內中詳述了自己此次手術的整個過程,同時肯定協和的醫療是有效的。梁啟超說:“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後,應該完全復原。至於其它的病態,一點都沒有。”至於該不該割去右腎的問題,梁啟超提出責任不在協和。他說:“右腎是否一定該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但是那三次診斷的時候,我不過受局部迷藥,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診查的結果,我是逐層逐層看得很明白的。據那時的看法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罪不該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是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文章的最後極為誠懇地講道:“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啟超默默承受著內心的煎熬與苦痛,維護著他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而代價是他的整個生命。與其說梁啟超“白丟腰子”是被他所“篤信的科學”所害,不如說他為科學所作出的犧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這年9月底,梁啟超再度入協和醫院,治病期間托人覓辛棄疾材料,以便撰寫《辛稼軒年譜》。一日,忽得一朋友送來的《信州府志》等書,梁氏不勝狂喜,遂不顧病情未愈,攜書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連續筆耕七日。此時死神已開始“嘭嘭”叩擊梁府大門那個怪獸狀的銅環,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乾薪盡,回天乏術,只能聽從死神的召喚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57歲。噩耗傳出,學界政壇天下同悲,清華同仁撫棺慟哭,梁的友朋故舊、學生與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樑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間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發出了“痛斯人之難再,嗟舉世之皆瘖,天喪斯文悲天憫人”的哀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