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蘭， 在中國電影的“人物志”上是不願被提及但又繞不過去的人物， 就像1937至1945年間的中國電影史並非空白的膠片， 它也記錄了許多故事，
李香蘭原名山口淑子， 家人稱她為豆豆。 1920年02月12日出生於中國遼寧省奉天附近的北煙臺， 不久舉家遷往撫順。 山口淑子出生在日本一個漢學世家， 祖父是佐賀縣的漢學學者， 父親受其影響早年到中國學習， 後任職于“滿鐵”公司。 山口淑子少年時代留在腦海裡的那片血紅讓她終生難忘：1932年， 她親眼看到幾名被綁的中國人被日本憲兵當場槍殺，
1943年， 年輕幼稚的李香蘭滿懷著對中國和日本的愛， 對未來生活的憧憬， 來到北平， 以“潘淑華”這個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書。 由於她從小天生麗質， 說一口流利的漢語， 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 她的藝術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縱策劃的偽“滿洲電影協會”相中。 他們動員她入會， 並決定將她大力包裝， 作為中國歌星推出， 為侵略政策鼓噪。 年幼無知的她心中滿懷對偽“滿洲國”的無限希望， 在日本奉天廣播電臺新節目《滿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漁家女》《昭君怨》《孟薑女》等中國歌曲， 更以一曲《夜來香》而聲名大噪。 “歌星李香蘭”迅速在歌壇和影壇走紅， 成為家喻戶曉的“超級巨星”。
流利的漢語、日語， 令人驚豔的外貌以及猶如當時好萊塢玉女紅星狄安娜的歐洲聲樂唱腔， 完全體現了日本人對於中國女人的理想憧憬。 就這樣李香蘭成了關東軍推行戰爭政策中的“糖衣炮彈”。 她拍攝了《木蘭從軍》與《萬世流芳》， 在《萬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則徐的女兒而蜚聲中國影壇。 她對這兩部電影有不同的解釋，她認為它們完全可以被中國觀眾從愛國抗敵、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說這是中、日雙方都能接受的電影。她真正紅火是上世紀50年代繼演出好萊塢電影及百老匯歌劇後，應香港電影公司之邀拍攝的幾部電影《金瓶梅》、《一夜風流》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親自演繹並灌成唱片。雖然有人指責她出演的電影充滿日本軍國主義色彩，但是，藝術不可能完全成為軍國主義的宣傳工具。在《支那之夜》中，李香蘭留給觀眾的印象是一個美豔的中國女性及其甜美的歌聲，但是“支那”這個對中華民族帶有侮辱性的詞彙卻極容易刺痛國人的情感。
山口淑子的“李香蘭時代”正值日本侵華時期。《李香蘭》的作者之一藤原作彌說，“她在祖國日本和故國中國之間的夾縫中受到命運捉弄，度過了非常苦惱的青春歲月。”對此，山口淑子說有兩件事讓她終生難忘，至今想起來還覺得心酸。1938年10月，18歲李香蘭作為“日滿親善”代表首次回日本，興奮之中她萬萬沒想到，當驗過護照剛要下船時，聽到官員兇狠地喝叫：“你還是日本人嗎？一等國民卻穿著支那服，不覺得羞恥嗎？”山口淑子說：“當時我都蒙了，不明白那個日本人為什麼說那種話，為此我十分苦惱。”後來在東京，當她身穿中式服裝演唱中國歌曲時，掌聲中不時傳來謾駡。這使她對祖國日本的幻想開始破滅，她感到可悲的，“不是為日本人錯把我當成中國人而歧視，而是祖國的日本人對我出生的中國——我母親之國的侮辱。”
在北平的一次記者招待會後，有位元年輕記者追上來問她：“李香蘭，你不是中國人嗎？為什麼演出《支那之夜》《白蘭之歌》那樣侮辱中國的電影？你中國人的自豪感到哪裡去了？”面對責問，她道歉說：“那時我年輕不懂事，現在很後悔。在此向大家賠罪，再不幹那種事了。”追憶往事，山口淑子說：“在那個戰爭年代，為了生存，我的確是拼足了力氣學唱歌”。她稱，對那些曾為軍國主義服務、歧視中國人的電影而感到內疚。因受不了“李香蘭”身份的重壓，她在1944年從“滿映”辭職，客居上海。
1945年日本戰敗，李香蘭被軍事法庭以“漢奸罪”嫌疑審訊，後因公佈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倖免。而同樣被起訴的川島芳子卻因旗人的身份被視為叛國罪。告別了“李香蘭”的山口淑子，回國後跨入影壇，其間甚至想過要到好萊塢發展，後因故放棄。1958年，山口淑子與外交官大鷹弘墜入愛河，婚後改姓大鷹淑子，並退出演藝界當起了外交官夫人。1969年，將近50歲的大鷹淑子圓了記者夢，當起了富士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還前往越南、柬埔寨、中東等戰爭前線，採訪過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風雲人物。1974年，頻頻在電視上出鏡的大鷹淑子在田中角榮首相的勸說下出馬競選，從此當了18年的參議院議員。
1975年，已是國會議員的大鷹淑子訪問平壤，路經北京時，受到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的盛情款待。1978年，她再次訪問了留下過青春足跡的北京、上海、哈爾濱和長春等地。同年8月，她含著淚水看了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實況轉播。1992年，山口淑子從參議院退休。丈夫去世後，她選擇了獨居。其間，她仍擔任著“亞洲女性基金”的副理事長。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戰爭受害者、當年的從軍“慰安婦”道歉賠償。
李香蘭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成為很多日本人心中的傳奇，因而屢屢被被改編為劇本、搬上大銀幕。
山口淑子的“李香蘭時代”正值日本侵華時期。《李香蘭》的作者之一藤原作彌說，“她在祖國日本和故國中國之間的夾縫中受到命運捉弄，度過了非常苦惱的青春歲月。”對此，山口淑子說有兩件事讓她終生難忘，至今想起來還覺得心酸。1938年10月，18歲李香蘭作為“日滿親善”代表首次回日本，興奮之中她萬萬沒想到，當驗過護照剛要下船時，聽到官員兇狠地喝叫：“你還是日本人嗎？一等國民卻穿著支那服，不覺得羞恥嗎？”山口淑子說：“當時我都蒙了，不明白那個日本人為什麼說那種話，為此我十分苦惱。”後來在東京，當她身穿中式服裝演唱中國歌曲時，掌聲中不時傳來謾駡。這使她對祖國日本的幻想開始破滅，她感到可悲的，“不是為日本人錯把我當成中國人而歧視，而是祖國的日本人對我出生的中國——我母親之國的侮辱。”
在北平的一次記者招待會後，有位元年輕記者追上來問她：“李香蘭，你不是中國人嗎？為什麼演出《支那之夜》《白蘭之歌》那樣侮辱中國的電影？你中國人的自豪感到哪裡去了？”面對責問，她道歉說：“那時我年輕不懂事，現在很後悔。在此向大家賠罪，再不幹那種事了。”追憶往事，山口淑子說：“在那個戰爭年代，為了生存，我的確是拼足了力氣學唱歌”。她稱，對那些曾為軍國主義服務、歧視中國人的電影而感到內疚。因受不了“李香蘭”身份的重壓，她在1944年從“滿映”辭職，客居上海。
1945年日本戰敗，李香蘭被軍事法庭以“漢奸罪”嫌疑審訊，後因公佈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倖免。而同樣被起訴的川島芳子卻因旗人的身份被視為叛國罪。告別了“李香蘭”的山口淑子，回國後跨入影壇，其間甚至想過要到好萊塢發展，後因故放棄。1958年，山口淑子與外交官大鷹弘墜入愛河，婚後改姓大鷹淑子，並退出演藝界當起了外交官夫人。1969年，將近50歲的大鷹淑子圓了記者夢，當起了富士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還前往越南、柬埔寨、中東等戰爭前線，採訪過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風雲人物。1974年，頻頻在電視上出鏡的大鷹淑子在田中角榮首相的勸說下出馬競選，從此當了18年的參議院議員。
1975年，已是國會議員的大鷹淑子訪問平壤，路經北京時，受到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的盛情款待。1978年，她再次訪問了留下過青春足跡的北京、上海、哈爾濱和長春等地。同年8月，她含著淚水看了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實況轉播。1992年，山口淑子從參議院退休。丈夫去世後，她選擇了獨居。其間，她仍擔任著“亞洲女性基金”的副理事長。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戰爭受害者、當年的從軍“慰安婦”道歉賠償。
李香蘭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成為很多日本人心中的傳奇，因而屢屢被被改編為劇本、搬上大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