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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也頭疼:明清時期京城環境髒亂差

文/陳仲丹

明代北京城(《皇都積勝圖》局部)

明清時期, 京城一般是指北京, 也稱京師。 北京是當時帝國的都城, 人口眾多, 到萬曆年間已有80萬以上的居民,

至晚清(光緒三十八年), 內外城合計人口有94萬。 由於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 人的活動不免會產生垃圾和排泄物, 加之風塵襲擾, 隨之就出現了環境問題。

明清時的北京給外來者留下的印象首先是其高大雄偉的城牆, 據說城牆頂部能並行12匹馬。 進入城內可以看到富麗堂皇的宮殿和衙署, 城區市井繁華, 商業繁盛, “都下生齒益繁, 物貨益滿, 坊市人跡, 殆無所容”。

明代北京最繁華的街市是大明門與正陽門之間的棋盤街, 據《皇都積勝圖》顯示, 棋盤街上處處高張布棚, 縱橫夾道, 貨物形形色色, 遊人熙熙攘攘。 到清代, 棋盤街發展出了熱鬧的商業街區大柵欄, 人稱“京師之精華, 盡在於此”。 但就在這繁榮景象的背後還有著另一些讓人難忘的記憶和煩惱。

風塵

現在人都知道, 北京常出現沙塵暴(風霾)。 這是有歷史淵源的, 早在明清時人們就已領略過北京的風塵天氣, 大風挾帶著細粉似的塵土撲面而來。 直到清代情況未有好轉, “每當風起, 塵氛埃影, 沖天蔽日, 睹面不相識, 俗謂之刮黃沙, 月必數次或十數次, 或竟月皆然”。

北方的風塵讓初來京師的南方士子很不習慣, 來自福建的謝肇淛在筆記中寫道:“燕、齊之地, 無日不風;塵埃漲天, 不辨咫尺。 江南人初至也, 甚以為苦, 土人殊不屑意也。 ”

本地人對此已習以為常。 他又說, 風之大“不減於海颶(颱風), 而吹揚黃沙, 天地晦冥, 咫尺不相見”。 風刮得天昏地暗, 使得人們面對面都無法相認。

北京無孔不入的風沙,

在狂風吹襲之餘, 弄得室內到處“飛埃寸餘”。 遇到這樣討厭的天氣, 住戶用紙糊窗來阻擋沙塵的侵入, “燕地風沙無微不入, 人家窗牖多糊紙以障之”。 結果室內因糊窗紙的隔絕, 無法與外面的空氣暢通的對流。

清末, 陸費達在《京津兩月記》中提到:“北京因患蚊蠅、塵砂之故, 窗櫺皆不能啟, 窗心糊紗, 四周糊紙。 天空空氣, 因地勢高爽, 甚為清鮮。 室中則異常悶苦, 頗害衛生, 一日不外出, 輒如害病。 ”

因為風塵的影響, 住戶不敢開窗, 用紙糊上窗櫺, 只在窗心糊紗以保持空氣流通, 因而室內空氣不新鮮, 對人的健康不利。

為了避免強風挾帶風沙對眼睛造成傷害, 人們在出門時還會帶一種特殊的面紗。 依照明末來華傳教士利瑪竇的描述,

這種面紗“從帽子前面垂下來, 從而遮蔽其面部。 面紗的質料非常精細, 可以看見外面, 但不透灰塵”。 它又被稱為“面衣”“眼罩”。

當時人這樣描繪:“燕市帶面衣, 騎黃馬, 風起飛塵滿衢陌, 歸來下馬, 兩鼻孔黑如煙突”;“正陽門外, 多賣眼罩, 輕紗為之, 蓋以蔽烈日、風沙”, 意思是戴上面紗, 眼睛可免受風沙襲擾, 但鼻孔裡卻滿是沙塵, 像是黑黑的煙囪。

泥濘

據明代人記載, 當時各大城市中街道狀況最好的是南京。 萬曆年間的沈德符比較幾座城市的街道稱:“街道惟金陵最寬潔, 其最穢者無如汴梁, 雨後則中皆糞壤, 泥濺腰腹, 久晴則風起塵揚, 睹面不識。 若京師雖大不如南京, 比之開封似稍勝之。 ”

南京有青石鋪成的街面, 北京的街道則無石板鋪墊,

加上來往車馬多, 路上多車轍溝痕, 一旦下雨就泥濘不堪。 若是連天下雨, 城中還會出現“泥途坎陷, 車馬不通, 潢潦彌漫, 浸貫川澤”的情景。 當時, “燕山積雨泥塞道”已成為居民頭疼的事。

崇文門外北京城牆

北京的街道, 隨著季節的變換, 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春末及秋季氣候乾燥,多風塵;冬季至春初多雪,行走也不易;至春深雪融,道路轉為泥濘;進入夏季多雨,便是滿街濺泥的景象。在這種情況下,要保持鞋襪乾淨幾乎不可能。

造成街道泥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城裡積水嚴重。在明代就常是“東西長安門外通水溝渠,年久淤塞,水不能行”。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代。

後來的乾隆皇帝在諭旨中說:“近年以來,但值雨水少驟,街道便至積水,消泄遲緩”;而“街道溝渠,亦多阻塞,以致偶逢潦雨,便不能暢”。如果遇到大雨,積水泥濘的問題就更嚴重。

陸費達在《京津兩月記》中寫道:“京中道路不治,固也。而溝渠之淤塞尤甚。夏日大雨俄頃,天井之中,積水盈尺,廓又不相銜接,於是一雨而家家之交通斷絕。常有宴客之際,大雨傾盆,宴畢水積,不能步行,遂由僕人負之登車。女賓尤苦,非有健碩之女傭,竟有不能登車之勢也。”

為了下雨天的通行,在北京還出現了一種特殊的行業,叫“人背人”。清末時,由於北京下水道大半阻塞,一到夏季暴雨頻仍時節,各大街道積水成河,難以通行,就有窮人為掙些錢,專門背人過街。

淘溝

北京街道之所以積水嚴重,原因在於排水不暢,而排水不暢又是因為溝渠(下水道)淤塞。導致溝渠淤塞的一是自然因素,當地的土壤多為沙土,容易被沖刷進溝。

據當過梅蘭芳秘書的齊如山回憶:“北京之溝,與各國不同,外國各城,街道極為潔淨,偶爾落雨,溝內亦不至太髒。北京則各處皆系沙土,諺曰:‘無風三尺土,微雨一街泥。’又曰:‘不下雨像個香爐,下了雨像個墨水匣。’故一經落雨,則地面之土,盡行沖入溝中。有時土比水多,溝內安能不受淤塞。”

溝渠淤塞的另一原因是人為因素,居民們常將垃圾倒在街上,一逢下雨,垃圾就順勢沖入溝中,淤塞溝渠,甚至還有直接將糞便倒入溝渠的事。

官府為解決這一問題,明代時就定下每年初春二月淘挖溝渠,後改為三月淘溝。清代沿用明例,成為固定的制度。清初有首詩說的就是這件事:“污泥流到下窪頭,積穢初通氣上浮。逐臭不須掩鼻過,尋常三月便開溝。”

晚清名臣張之洞號香濤,當時有人就以他的號“張香濤”對“開臭溝”來編姓名對,由此可見,淘溝已是為京城人熟知的重要事宜。

每年春季的淘溝,本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但實際效果卻有限,關鍵在於辦事人大多不認真負責,只是“每年應故事而已”,應付了事。嘉慶皇帝就發現:“京城修理溝渠,想來承辦人員,多不認真經理,甚或支領工料、錢糧,從中侵扣,以至管道愈修愈壞,于宣洩全無實裨。”

甚至在淘溝時有舞弊之舉,1876年《申報》上有文章談到京師的淘溝,原本規定“須令工人從此洞中入,蛇行溝中,從彼洞中出,以驗是否一律通達”。但“工人心畏泥汙,乃預伏一人在彼洞口,渾身頭面以穢泥塗之,一人從此洞而入,即伏在洞旁,少頃,預伏之人從彼洞而出,官竟為其所欺,可見無事無弊也”。

而且,即使是認真淘溝對環境也有很大影響。淘溝時清理出溝中的垃圾糞便,並不及時運走,就堆在路上。每年淘溝,路面會隨之增高。堆積在路上的污泥惡臭熏天,“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軋病”。

街上的氣味不僅惡臭,而且溝中的病菌還隨著挖掘擴散開來,讓人致病,“疫氣流行借溝氣,月令觸犯人身災”。由於陰溝中充滿了沼氣,常有挖溝的役夫因之而中毒,“窈然深黑惡氣騰,往往溝夫死絡繹”。

甚而還有人在開溝期間失足跌入溝中,“二、三月間挖溝,出水臭不可邇,人行泥濘中,偶不辨徑,則陷入不能起”;“穢氣外泄,行人不慎,往往滅頂,亦殊可懼”,竟會讓行人有生命危險。

便溺

影響明清時期北京環境狀況的還有一個很不雅觀的現象,就是街上便溺,某些人隨地大小便。這在初到京城的外地人看來尤感驚訝,“北地糞穢盈路,京師尤甚,白日投裸,不避官長,體統褻越,小人相習而暗消敬憚之心”。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城內衛生設施不足,缺少茅廁,即使有些茅廁也要收費,“入廁者必酬以一錢”。一般人家都不設茅房,婦女使用淨桶(馬桶)。“城中人家都無坑廁,其婦女溺器,清晨則傾門外溝眼中。”糞便倒入溝渠,使得溝渠不通,故而需要定期淘溝。

或許是因為廁所難尋,更可能是為了省錢,有些人甚至在街上方便。甚至北京的老字型大小同仁堂門口,也一度成為某些人便溺之地。據民國初年的國學家夏仁虎回憶:“大柵欄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門前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為忤,但清晨命人泛掃而已。蓋惑於堪輿家言,謂其地為百鳥朝鳳,最發旺雲。”

由於迷信風水,店家也不干預,這裡就成了便溺的“黃金地段”。即使被婦女撞見亦若無其事,“便溺於通衢,即婦女過之,了無怍容”。

當然女性大多仍在室內方便,不能像男性那樣在路上蹲踞。在重視女性身體貞潔的明清社會,婦女不能隨意暴露身體,不過經常面對男性隨地便溺的不雅行為,不知她們內心有何想法。

1880年,北京前門大街。

除人糞外,街上還有牲畜糞便,“人與駱駝、驢、騾、牛、馬、犬所遺也”,騷味隨風揚起,“酸風掠面”。北京用畜力多,使得“京城內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門前後,騾馬糞隨時遍佈,一遇雨雪,調成泥糊,臭不可聞,儼然一片大糞廠”。

不過,儘管城內有“糞穢盈路”的現象,但大多數人糞便還是按照傳統的處理方法,由專職的“糞夫”(掏糞工)送往城外,用作農業肥料。糞夫“以剔糞為業”,將糞便以肩擔或車載方式運往糞廠。

齊如山在回憶錄中說:糞廠“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戶、鋪戶之糞,用小車運回,曬乾賣為肥料”。當糞擔或糞車經過街頭,形成一股流動的臭氣,有時還會濺出來,“車有顫動,濺人一身”。

總之,明清時期的北京確實存在著嚴重的環境問題,衛生狀況不佳。不過,這些描述大多是南方來的官員和士子留下的,他們是在將京城環境與其家鄉進行比較後得出的印象,不免有些誇大。

而北方風沙大,黃土塵壤,致使道路容易泥濘,溝渠易於壅塞,糞穢難以沖刷,加之北方使用畜力多,水資源匱乏,又增添了保持潔淨的難度,因而使得這些旅居京城的南方人對環境之差大為詫異,感到失望。

京師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長安城中有何好,惟有十丈西風塵。人畜糞土相和勻,此物由來無世情。”“黃沙如粉滿街飛,城北城南認是非。大道街衢皆臭氣,塵裝甫卸即思歸。”

因為環境不佳,竟然剛來就興起了還鄉的念頭。說起來,這主要是由自然條件的因素所致,由此而影響到生活習慣。

春末及秋季氣候乾燥,多風塵;冬季至春初多雪,行走也不易;至春深雪融,道路轉為泥濘;進入夏季多雨,便是滿街濺泥的景象。在這種情況下,要保持鞋襪乾淨幾乎不可能。

造成街道泥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城裡積水嚴重。在明代就常是“東西長安門外通水溝渠,年久淤塞,水不能行”。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代。

後來的乾隆皇帝在諭旨中說:“近年以來,但值雨水少驟,街道便至積水,消泄遲緩”;而“街道溝渠,亦多阻塞,以致偶逢潦雨,便不能暢”。如果遇到大雨,積水泥濘的問題就更嚴重。

陸費達在《京津兩月記》中寫道:“京中道路不治,固也。而溝渠之淤塞尤甚。夏日大雨俄頃,天井之中,積水盈尺,廓又不相銜接,於是一雨而家家之交通斷絕。常有宴客之際,大雨傾盆,宴畢水積,不能步行,遂由僕人負之登車。女賓尤苦,非有健碩之女傭,竟有不能登車之勢也。”

為了下雨天的通行,在北京還出現了一種特殊的行業,叫“人背人”。清末時,由於北京下水道大半阻塞,一到夏季暴雨頻仍時節,各大街道積水成河,難以通行,就有窮人為掙些錢,專門背人過街。

淘溝

北京街道之所以積水嚴重,原因在於排水不暢,而排水不暢又是因為溝渠(下水道)淤塞。導致溝渠淤塞的一是自然因素,當地的土壤多為沙土,容易被沖刷進溝。

據當過梅蘭芳秘書的齊如山回憶:“北京之溝,與各國不同,外國各城,街道極為潔淨,偶爾落雨,溝內亦不至太髒。北京則各處皆系沙土,諺曰:‘無風三尺土,微雨一街泥。’又曰:‘不下雨像個香爐,下了雨像個墨水匣。’故一經落雨,則地面之土,盡行沖入溝中。有時土比水多,溝內安能不受淤塞。”

溝渠淤塞的另一原因是人為因素,居民們常將垃圾倒在街上,一逢下雨,垃圾就順勢沖入溝中,淤塞溝渠,甚至還有直接將糞便倒入溝渠的事。

官府為解決這一問題,明代時就定下每年初春二月淘挖溝渠,後改為三月淘溝。清代沿用明例,成為固定的制度。清初有首詩說的就是這件事:“污泥流到下窪頭,積穢初通氣上浮。逐臭不須掩鼻過,尋常三月便開溝。”

晚清名臣張之洞號香濤,當時有人就以他的號“張香濤”對“開臭溝”來編姓名對,由此可見,淘溝已是為京城人熟知的重要事宜。

每年春季的淘溝,本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但實際效果卻有限,關鍵在於辦事人大多不認真負責,只是“每年應故事而已”,應付了事。嘉慶皇帝就發現:“京城修理溝渠,想來承辦人員,多不認真經理,甚或支領工料、錢糧,從中侵扣,以至管道愈修愈壞,于宣洩全無實裨。”

甚至在淘溝時有舞弊之舉,1876年《申報》上有文章談到京師的淘溝,原本規定“須令工人從此洞中入,蛇行溝中,從彼洞中出,以驗是否一律通達”。但“工人心畏泥汙,乃預伏一人在彼洞口,渾身頭面以穢泥塗之,一人從此洞而入,即伏在洞旁,少頃,預伏之人從彼洞而出,官竟為其所欺,可見無事無弊也”。

而且,即使是認真淘溝對環境也有很大影響。淘溝時清理出溝中的垃圾糞便,並不及時運走,就堆在路上。每年淘溝,路面會隨之增高。堆積在路上的污泥惡臭熏天,“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軋病”。

街上的氣味不僅惡臭,而且溝中的病菌還隨著挖掘擴散開來,讓人致病,“疫氣流行借溝氣,月令觸犯人身災”。由於陰溝中充滿了沼氣,常有挖溝的役夫因之而中毒,“窈然深黑惡氣騰,往往溝夫死絡繹”。

甚而還有人在開溝期間失足跌入溝中,“二、三月間挖溝,出水臭不可邇,人行泥濘中,偶不辨徑,則陷入不能起”;“穢氣外泄,行人不慎,往往滅頂,亦殊可懼”,竟會讓行人有生命危險。

便溺

影響明清時期北京環境狀況的還有一個很不雅觀的現象,就是街上便溺,某些人隨地大小便。這在初到京城的外地人看來尤感驚訝,“北地糞穢盈路,京師尤甚,白日投裸,不避官長,體統褻越,小人相習而暗消敬憚之心”。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城內衛生設施不足,缺少茅廁,即使有些茅廁也要收費,“入廁者必酬以一錢”。一般人家都不設茅房,婦女使用淨桶(馬桶)。“城中人家都無坑廁,其婦女溺器,清晨則傾門外溝眼中。”糞便倒入溝渠,使得溝渠不通,故而需要定期淘溝。

或許是因為廁所難尋,更可能是為了省錢,有些人甚至在街上方便。甚至北京的老字型大小同仁堂門口,也一度成為某些人便溺之地。據民國初年的國學家夏仁虎回憶:“大柵欄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門前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為忤,但清晨命人泛掃而已。蓋惑於堪輿家言,謂其地為百鳥朝鳳,最發旺雲。”

由於迷信風水,店家也不干預,這裡就成了便溺的“黃金地段”。即使被婦女撞見亦若無其事,“便溺於通衢,即婦女過之,了無怍容”。

當然女性大多仍在室內方便,不能像男性那樣在路上蹲踞。在重視女性身體貞潔的明清社會,婦女不能隨意暴露身體,不過經常面對男性隨地便溺的不雅行為,不知她們內心有何想法。

1880年,北京前門大街。

除人糞外,街上還有牲畜糞便,“人與駱駝、驢、騾、牛、馬、犬所遺也”,騷味隨風揚起,“酸風掠面”。北京用畜力多,使得“京城內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門前後,騾馬糞隨時遍佈,一遇雨雪,調成泥糊,臭不可聞,儼然一片大糞廠”。

不過,儘管城內有“糞穢盈路”的現象,但大多數人糞便還是按照傳統的處理方法,由專職的“糞夫”(掏糞工)送往城外,用作農業肥料。糞夫“以剔糞為業”,將糞便以肩擔或車載方式運往糞廠。

齊如山在回憶錄中說:糞廠“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戶、鋪戶之糞,用小車運回,曬乾賣為肥料”。當糞擔或糞車經過街頭,形成一股流動的臭氣,有時還會濺出來,“車有顫動,濺人一身”。

總之,明清時期的北京確實存在著嚴重的環境問題,衛生狀況不佳。不過,這些描述大多是南方來的官員和士子留下的,他們是在將京城環境與其家鄉進行比較後得出的印象,不免有些誇大。

而北方風沙大,黃土塵壤,致使道路容易泥濘,溝渠易於壅塞,糞穢難以沖刷,加之北方使用畜力多,水資源匱乏,又增添了保持潔淨的難度,因而使得這些旅居京城的南方人對環境之差大為詫異,感到失望。

京師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長安城中有何好,惟有十丈西風塵。人畜糞土相和勻,此物由來無世情。”“黃沙如粉滿街飛,城北城南認是非。大道街衢皆臭氣,塵裝甫卸即思歸。”

因為環境不佳,竟然剛來就興起了還鄉的念頭。說起來,這主要是由自然條件的因素所致,由此而影響到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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