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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中國近代革命不容忽視的三大特點

7月1日, 思想食堂今年第十堂課程在上海中心如期舉行, 邀請楊奎松老師發表了《革命如何塑造今日中國》的演講。

楊奎松

思想食堂講師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

中共黨史研究會常務理事

(以下內容根據楊奎松老師現場演講整理, 有刪節)

演講者 楊奎松 | 整理 思想食堂

我們這裡所說的“革命”, 和古代改朝換代式的王朝更替不同, 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現象。

從英國光榮革命算起, 人類社會各民族經歷了無數大大小小的革命。 最著名的如美國革命、法國革命, 以及二十世紀的俄國革命、土耳其革命、中國革命等等, 幾乎充斥了工業革命以來的整個人類歷史。

時至今日, 這種現代性質的革命和革命的危險, 依舊在許多民族、國家和地區時斷時續地發生或存在著。

今天, 有許多人懷疑革命, 認為還是不革命好, 主張“告別革命”。 問題是, 縱觀十八、十九世紀, 特別是二十世紀, 革命就是孫中山所說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 沛之莫然能禦, 如何能將中國隔絕於這一世界大潮之外?

中國人是十九世紀末才真正開始看清世界是什麼樣的。 當嚴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從日本維新變法的經驗中意識到,

“非變君主專制為憲政民主不能為功”時, 中國革命的種子就已經悄然種下了。

等到1898年他們複製三十年前日本的維新變法時, 支撐歐洲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 已經被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兩大思潮沖得東倒西歪。

1894年孫中山開始認定民族主義的革命方向。

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英國9個月, 他又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

1899年梁啟超流亡日本, 兩年後受到民族主義思潮的衝擊, 開始倡言:十九世紀是資本主義的世紀, 二十世紀必將是社會主義的世紀。

堅定的保皇派領袖人物康有為, 在流曆歐美之後, 也開始相信, 人類社會未來一定會走到共產主義。

孫中山是最早在中國宣告必須將世界最先進之三大主義, 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冶為一爐, 畢其功於一役的。 也是最早向歐洲人保證, 中國將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

二十世紀初, 革命在中國登陸, 就清楚地顯露出其外源性、趨時性, 亦即世界性和現代性特點。 幾乎所有想要救亡和變革的人, 都必須向歐美學習, 但又意圖超越歐美, 想走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路。

現代革命的一個本質特徵,就在於其並非簡單地為利益所驅動,而無不受主義、思想、觀念的影響。現代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於無論誰來革命,都不能不打出一面合乎現代進步主義的旗幟,而不能如古代,只是赤祼祼地以“迎闖王不納糧”為號召。

問題在於,當民主、民族、社會三大主義同時擺到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黨人面前,而所有人又都以社會進化論為思維邏輯的時候,除了極少數人提出過社會進步不能“躐等”的看法外,幾乎沒有人懷疑過在現有基礎上超越資本主義的現實可能性。

不僅如此,當中國精英分子開始力圖在列強欺壓和爭奪中創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之際,無論就其實際,還是就其觀念,也已經不同於英國、美國和法國革命的時代,世界革命的潮流日漸趨於民眾化,甚至底層化。

辛亥革命後劉師複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主張廣泛傳播,無政府主義背景的早期工人宣傳及組織秘密興起。1918年蔡元培、李大釗在北京高唱“勞工神聖”“庶民的勝利”。1920年陳獨秀公然宣告:今後社會將一改“勞心者治人”為“勞力者治人”……

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中國不僅躲不過革命這一關,而且很可能會發生類似1917年俄國式的勞農革命。

中國之所以會有幾種革命同時發生、交錯或衝撞而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同的主義,代表著人們觀念中認定的不同發展道路。而不同發展道路,在人們的觀念中往往意味著中國的變革是否徹底,以及中國能否走出一條不同的,抑或超越的路。

當然,中國不同於俄國,它首先要解決的,還是獨立、統一的問題,創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因此,舉出俄國革命的旗號,或單純依靠工農革命,並不能爭取到絕大多數國人的同情和支持。

所以在中國最早打出共產主義旗幟的共產黨,最後用的恰恰是孫中山的辦法:將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這三大革命主張並舉,並以統一、獨立的訴求為先導。而號稱繼承了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卻只堅守一個民族主義,而把另外兩個主義置於腦後了。

革命只是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的一種突變。歷史依舊是漸進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以政治及社會變革訴求為主旨的革命,可以靠一個突發事件,或一段流血的過程,就一舉成就其理想目標。

同樣,現代革命從上到下,從溫和到激烈的轉變,很大程度是民權觀念普及成為政治正確的一種結果。越來越多底層民眾捲入革命,與革命成功與否、徹底與否,並不發生正相向關係。在落後民族和國家,情況還可能會相反。

歷史地看問題,中國的革命,如同歐美許多國家已經發生過的革命一樣,就其目標與現實的進程而言,迄今恐怕也只是處於進行時,未來的路還十分漫長。

中國革命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激烈程度比較高。從國民捲入革命的程度來看,維新變法最低,國民革命程度只是中等,相對來講只是暴力程度有所提升。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革命物件的變化。維新變法的對象僅限於皇族,國民革命主要是舊勢力和反對革命的力量,沒有關於階級的劃分。

再有就是革命方法的不同。維新變法是改良,雖然有政變,但政變失敗了。即使政變成功,也是對少數力量的傷害。國民革命雖然是用北伐戰爭的方式來統一國家,但實際上北伐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軍閥政治和金錢上的贖買來達到目的。

民族革命最重要的是實現憲政,實現憲政的基礎是人權平等。中國過去的革命所追求的理想都非常美好,但有些設想,即使在今天也很難實現。

現代革命的一個本質特徵,就在於其並非簡單地為利益所驅動,而無不受主義、思想、觀念的影響。現代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於無論誰來革命,都不能不打出一面合乎現代進步主義的旗幟,而不能如古代,只是赤祼祼地以“迎闖王不納糧”為號召。

問題在於,當民主、民族、社會三大主義同時擺到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黨人面前,而所有人又都以社會進化論為思維邏輯的時候,除了極少數人提出過社會進步不能“躐等”的看法外,幾乎沒有人懷疑過在現有基礎上超越資本主義的現實可能性。

不僅如此,當中國精英分子開始力圖在列強欺壓和爭奪中創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之際,無論就其實際,還是就其觀念,也已經不同於英國、美國和法國革命的時代,世界革命的潮流日漸趨於民眾化,甚至底層化。

辛亥革命後劉師複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主張廣泛傳播,無政府主義背景的早期工人宣傳及組織秘密興起。1918年蔡元培、李大釗在北京高唱“勞工神聖”“庶民的勝利”。1920年陳獨秀公然宣告:今後社會將一改“勞心者治人”為“勞力者治人”……

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中國不僅躲不過革命這一關,而且很可能會發生類似1917年俄國式的勞農革命。

中國之所以會有幾種革命同時發生、交錯或衝撞而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同的主義,代表著人們觀念中認定的不同發展道路。而不同發展道路,在人們的觀念中往往意味著中國的變革是否徹底,以及中國能否走出一條不同的,抑或超越的路。

當然,中國不同於俄國,它首先要解決的,還是獨立、統一的問題,創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因此,舉出俄國革命的旗號,或單純依靠工農革命,並不能爭取到絕大多數國人的同情和支持。

所以在中國最早打出共產主義旗幟的共產黨,最後用的恰恰是孫中山的辦法:將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這三大革命主張並舉,並以統一、獨立的訴求為先導。而號稱繼承了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卻只堅守一個民族主義,而把另外兩個主義置於腦後了。

革命只是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的一種突變。歷史依舊是漸進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以政治及社會變革訴求為主旨的革命,可以靠一個突發事件,或一段流血的過程,就一舉成就其理想目標。

同樣,現代革命從上到下,從溫和到激烈的轉變,很大程度是民權觀念普及成為政治正確的一種結果。越來越多底層民眾捲入革命,與革命成功與否、徹底與否,並不發生正相向關係。在落後民族和國家,情況還可能會相反。

歷史地看問題,中國的革命,如同歐美許多國家已經發生過的革命一樣,就其目標與現實的進程而言,迄今恐怕也只是處於進行時,未來的路還十分漫長。

中國革命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激烈程度比較高。從國民捲入革命的程度來看,維新變法最低,國民革命程度只是中等,相對來講只是暴力程度有所提升。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革命物件的變化。維新變法的對象僅限於皇族,國民革命主要是舊勢力和反對革命的力量,沒有關於階級的劃分。

再有就是革命方法的不同。維新變法是改良,雖然有政變,但政變失敗了。即使政變成功,也是對少數力量的傷害。國民革命雖然是用北伐戰爭的方式來統一國家,但實際上北伐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軍閥政治和金錢上的贖買來達到目的。

民族革命最重要的是實現憲政,實現憲政的基礎是人權平等。中國過去的革命所追求的理想都非常美好,但有些設想,即使在今天也很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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