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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書福的汽車帝國野心

當地時間2017年6月23日, 中國浙江吉利控股集團在吉隆玻與馬來西亞DRB-HICOM集團簽署最終協定, 收購DRB-HICOM旗下寶騰汽車(PROTON)49.9%的股份以及豪華跑車品牌路特斯(Lotus)51%的股份。

視覺中國 圖

6月23日, 吉利控股集團正式收購DRB旗下的寶騰汽車, 收購寶騰汽車, 李書福這位中國汽車界的大神再次刷屏, 他創立的吉利汽車是中國本土汽車品牌的代表, 當年攪動汽車行業的“一條鯰魚”到“蛇吞象”的富豪收購案, 也讓李書福從一個本土企業家成長為具有全球視野的企業領袖。 從富豪到寶騰, 可見李書福的汽車帝國野心從未停止過。

李書福為什麼會看上富豪?

恐怕沒有人能想到, 在2002李書福對富豪就有興趣, 那會年輕的吉利才剛剛拿到汽車生產許可證。

包括楊健、安聰慧、俞學良在內的吉利中高層都記得, 在這一年於浙江臨海召開的一次公司中層幹部會議上, 李書福忽然提出一個石破天驚的構想:“我們要去買富豪,

現在起就應該做準備了!”當時在座的與會人員全懵了。

富豪?這顆“衛星”, 放得未免太大了吧?

要知道, 這家于1927年成立的瑞典汽車公司是瑞典人最引以為傲的汽車公司, 其背後的富豪集團(AB Volvo)在歐洲更是廣為人知, 是世界領先的卡車、客車、建築設備、船舶和工業發動機製造商。

在歷史上, 富豪曾與ABB在市場上分庭抗禮。 以銷量計算, 20世紀五六十年代, 賓士、寶馬和奧迪公司的發展均落後於富豪汽車公司。 20世紀80年代, 富豪仍與賓士、寶馬並駕齊驅, 並略勝於寶馬公司。 以1986年為例, 富豪的年銷量是50.4萬輛, 賓士銷量為59.2萬輛, 奧迪銷量是35.3萬輛, 寶馬的銷量為43.2萬輛。

不過, 在整個富豪集團, 富豪轎車雖然承擔了主要角色,

但研發投入太大, 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轎車產業是一個規模效應特別明顯的行業, 與福特、通用、豐田、大眾這樣的汽車集團巨頭相比, 富豪的規模相對較小, 所以很難獨立生存, 因此集團決定見好就收, 對其進行重組。 加之20世紀90年代末, 歐洲的資產重組運動風起雲湧, 在這種背景下, 富豪轎車於1999年被福特收購, 成為福特旗下的汽車品牌。

李書福為什麼會看上富豪呢?

2008年前後, 世界上有多家汽車公司面臨重組、破產, 其中包括阿斯頓馬丁、捷豹、路虎、馬自達、通用、菲亞特、克萊斯勒、韓國雙龍、瑞典薩博、德國歐寶等, 李書福為什麼盯住富豪不放呢?

原因只有一個:富豪的原創能力很強, 安全基因舉世無雙, 還有車內空氣品質技術控制及環保技術全球領先。

在李書福的戰略規劃中, 吉利不僅要獲得生存權, 更要盡可能地發展壯大, 而要發展壯大不能不依賴創新。

2014年, 李書福進行了一場主題為“我們未來的汽車生活”的精彩演講。 在演講中, 他這樣回顧自己的過去:“我們總覺得技術和世界上最頂尖的汽車同行相比, 差距還是明擺著的。 中國所有自主品牌汽車公司都面臨這樣一個共同的問題, 吉利也一樣。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一直在思考。 自己這麼一點一點地成長, 可以, 但仍然面臨能不能趕上全球同行, 我們的品牌附加值能不能趕上競爭同行, 我們的研發能力、創新能力、成本控制能力、服務能力、人才培養能力、企業管制能力能不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和同行形成競爭而且取得成功的問題。

所以, “經過反復研究自身發展與外部並購, 我們認為要分兩條腿走路, 兩個方面都要齊步走。 一方面, 自己要開展大規模的人才培養培訓, 要招聘全球範圍內的優秀汽車行業精英分子, 會聚到吉利汽車的旗下, 為吉利汽車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提升提供支援。 還有一個方面, 我們要去並購海外的成熟技術、成熟零部件、成熟汽車公司。 我們在2002年基本上已經形成這樣一種戰略思考, 就是既要把自己的基礎做扎實, 把自己應該做的工作做好, 同時我們要借助外部的力量, 為自己理想實現提供支持”。

對李書福而言, 富豪顯然是“海外成熟技術、成熟零部件、成熟汽車公司”的最佳選擇。 “我認為全球汽車工業的安全技術的發展,完全源自富豪。健康技術的發展,車內空氣品質管制技術的發展,包括排放技術的發展,也是源自富豪。所以在研發技術,原發性、創造性的發明上,富豪走在全球汽車同行前面。”

如果我們再深度解析富豪,就會發現它與ABB在市場上多年並駕齊驅並不是偶然,而是源于兩位創始人亞瑟•格布裡森和古斯塔夫•拉爾森“車是由人來駕駛的,我們的指導原則是而且必須是安全”這一理念,自成立以來安全和以人為本便已深入富豪的骨髓,成為富豪品牌和精神的一部分。

富豪掌握未來的強大競爭力

收購富豪已過7年,有人問李書福:富豪目前的發展是否超出了你的預期?他的回答令人意外:沒有,在我的預期之內。

在李書福眼裡,富豪的發展速度甚至低於預期。不過,收購富豪之後的一次參觀,讓李書福明白,在自動化方面,富豪甚至比寶馬汽車還要先進。“幸好是收購之後發現的,要是之前發現的,富豪的價格可能要高不少。”李書福半開玩笑地說。

在李書福看來,富豪的優勢有很多。第一,由於地處北歐,富豪研發和生產製造出來的車,一定有獨特的生命力;第二,和中國結合在一塊,富豪的特殊體制是其他同行所不具備的;第三,“放虎歸山”的戰略激發了富豪全體員工的鬥志,讓他們找回了自信。

李書福認為,富豪是一個比較成功的從傳統汽車公司轉向高科技汽車公司的典型。“現在雖然說世界上有那麼多的新型的汽車公司,但是當一個傳統的汽車公司插上高科技的、自動化的、智慧化的翅膀以後,它所揮發出來的青春活力是現在的這些新興的汽車公司無法抗拒的,我認為富豪有很多的優勢。”

李書福還認為,富豪會是傳統汽車公司轉向高科技、高技術的智慧化汽車的先驅。這一看法與富豪汽車CEO漢肯·薩繆爾森不謀而合。不過,對富豪來說,未來的挑戰仍在。與ABB等競爭對手相比,富豪的利潤率較低。

在漢肯·薩繆爾森看來,未來的富豪,將會是一家強大的全球優質製造企業,提供強大的產品,到時會擁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品牌定位。與此同時,銷量絕對不是富豪首要考慮的。“如果富豪的銷量可以接近100萬輛,完全足夠了。”他說,對於目前擁有50萬輛銷量的富豪來說,這是目標,但是,他強調:“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製造出吸引客戶眼球的優質產品,提供特殊的品牌體驗,並且成為自動駕駛和電氣化領域的佼佼者,只比ABB規模上小一點。”

吉利需要體系,富豪需要效率

“也許富豪從沒有經歷過這麼快速的成長。”

在2012年加入富豪負責制造,並於2013年起同時肩負起採購的拉爾斯•鄧看來,吉利與富豪的合作,帶來了真正的雙贏局面。尤其是在採購工作上,可以說是“成效顯著”。

富豪有八成的增值服務要依靠外購,產品的增值空間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供應商,因此將採購與製造整合,讓一個團隊去處理,以便更好地進行外觀設計與供應鏈的流程管理,這是拉爾斯•鄧上任時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他所期望達到的最理想的狀態。

在採購範圍上,中國已經成為富豪全球採購的一個重要區域。富豪全球採購部有一個分部就設立在中國,到今天,各種產品的採購比例達10%。比如富豪所需要的天線或車窗這兩種零件,就由中國分部採購。

“不能把所有職能集中在哥德堡的總部,”拉爾斯•鄧說,“採購工作在中國實現了本土化,但要求中國同事具備全球化視角。這一點至關重要。”吉利人常說的全球化思維、本土化行動就是這個意思。

通常當最好的產品的產地是中國時,富豪就會從中國採購這項產品。他們認為這是順理成章的做法。但這也表示,如果你是中國上海採購分部的一員,你的目光不能僅局限在中國……所以當接到製造新車採購任務的中國分部在採購零件時,他們同時也在為歐洲和美國的新車製造採購零件。而且,他們的標準是一樣的。

標準體系的建立,讓吉利也明白了這一點:要吸引潛在的顧客,只打低成本這張牌是不夠的,必須具備更多能吸引顧客的特性。

富豪當然也從吉利身上學到不少。比如說,作為一家北歐的傳統車企,富豪的產品研發流程嚴格遵循“產品定型—制定生產流程—進行設計或研發—制度技術規範”的開發步驟。而吉利的工作方法完全不一樣,當他們開始造新車時,車子的研發只有個大框架。他們先通過不同的供應商,從成本核算角度採購低成本的標準件。“等各種零件都買齊了,他們就交給研發部門並告知說,我們採購了價格非常低的零件,請用它們做出一輛車來吧。”這種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甚至讓拉爾斯•鄧感到好笑。

在採購和製造整合之初,吉利為此成立了成本委員會和採購委員會,規定富豪側重供應商品質管制,吉利側重商務談判。但當吉利完成商務談判之後,富豪卻遲遲不肯簽字。

當吉利實現了在張家口建立發動機廠時,在原有合同上降低20%成本的承諾後,富豪漸漸相信了吉利。另外,吉利“為了用戶而設計,不要浪費錢,如果客戶不打算為某個功能或設施付錢,就不要提高配置”的理念,打破了富豪“對每個細節都要精益求精”導致成本過高產品難以定價的局面。

“富豪現在也很清楚自己缺的是什麼,”在安聰慧眼裡,“它缺乏對中國市場的瞭解。”

李書福也贊同安聰慧的評價:“在我看來,富豪是一個讓人非常放心的企業,但又是一個讓人放心到有些擔心的企業。”

李書福的判斷完全正確,幾年前,富豪對中國豪華轎車的觀念仍然是“豪華轎車應該易於駕駛”,但在中國買豪華轎車的人不是司機,而是坐在後座右側的人。起初,富豪表明“絕不會改變後座”,但李書福也堅持,“你們必須改善後座的外觀”。

吉利與富豪的合作是相輔相成的,吉利幫助富豪進一步把握中國的消費市場需求。而富豪為吉利提供技術上的支援,也讓更多的供應商願意與吉利加深合作。

吉利全新的工作方式讓傳統的富豪找到了收支平衡點。在拉爾斯•鄧看來,則有更直接的表達:通過吉利,富豪對中國市場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這是李書福帶給富豪的巨大轉變。

正如拉爾斯•鄧對李書福最初的印象:“他好像一直在尋找一種‘衝鋒陷陣’的精神,汽車業界並不瞭解這種精神。”但現在,富豪顯然欣然接受了這一點。

關於中國企業的海外收購,李書福也有獨特的見解:第一,重視全球化企業的文化建設,促進多元文化、跨文化的認同交融,形成大家共同的價值追求。第二,不要耍小聰明,耍小聰明是沒有出路的。一定要穩重、講誠信,說一不二,這是很重要的。第三,管理上要透明,透明才能建立信任,才能讓大家有預期,減少猜疑,也更容易形成合力。第四,要依法合規。

《新製造時代》書封。

(本文整理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新製造時代》,王千馬、梁冬梅等/著 何丹主編)

“我認為全球汽車工業的安全技術的發展,完全源自富豪。健康技術的發展,車內空氣品質管制技術的發展,包括排放技術的發展,也是源自富豪。所以在研發技術,原發性、創造性的發明上,富豪走在全球汽車同行前面。”

如果我們再深度解析富豪,就會發現它與ABB在市場上多年並駕齊驅並不是偶然,而是源于兩位創始人亞瑟•格布裡森和古斯塔夫•拉爾森“車是由人來駕駛的,我們的指導原則是而且必須是安全”這一理念,自成立以來安全和以人為本便已深入富豪的骨髓,成為富豪品牌和精神的一部分。

富豪掌握未來的強大競爭力

收購富豪已過7年,有人問李書福:富豪目前的發展是否超出了你的預期?他的回答令人意外:沒有,在我的預期之內。

在李書福眼裡,富豪的發展速度甚至低於預期。不過,收購富豪之後的一次參觀,讓李書福明白,在自動化方面,富豪甚至比寶馬汽車還要先進。“幸好是收購之後發現的,要是之前發現的,富豪的價格可能要高不少。”李書福半開玩笑地說。

在李書福看來,富豪的優勢有很多。第一,由於地處北歐,富豪研發和生產製造出來的車,一定有獨特的生命力;第二,和中國結合在一塊,富豪的特殊體制是其他同行所不具備的;第三,“放虎歸山”的戰略激發了富豪全體員工的鬥志,讓他們找回了自信。

李書福認為,富豪是一個比較成功的從傳統汽車公司轉向高科技汽車公司的典型。“現在雖然說世界上有那麼多的新型的汽車公司,但是當一個傳統的汽車公司插上高科技的、自動化的、智慧化的翅膀以後,它所揮發出來的青春活力是現在的這些新興的汽車公司無法抗拒的,我認為富豪有很多的優勢。”

李書福還認為,富豪會是傳統汽車公司轉向高科技、高技術的智慧化汽車的先驅。這一看法與富豪汽車CEO漢肯·薩繆爾森不謀而合。不過,對富豪來說,未來的挑戰仍在。與ABB等競爭對手相比,富豪的利潤率較低。

在漢肯·薩繆爾森看來,未來的富豪,將會是一家強大的全球優質製造企業,提供強大的產品,到時會擁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品牌定位。與此同時,銷量絕對不是富豪首要考慮的。“如果富豪的銷量可以接近100萬輛,完全足夠了。”他說,對於目前擁有50萬輛銷量的富豪來說,這是目標,但是,他強調:“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製造出吸引客戶眼球的優質產品,提供特殊的品牌體驗,並且成為自動駕駛和電氣化領域的佼佼者,只比ABB規模上小一點。”

吉利需要體系,富豪需要效率

“也許富豪從沒有經歷過這麼快速的成長。”

在2012年加入富豪負責制造,並於2013年起同時肩負起採購的拉爾斯•鄧看來,吉利與富豪的合作,帶來了真正的雙贏局面。尤其是在採購工作上,可以說是“成效顯著”。

富豪有八成的增值服務要依靠外購,產品的增值空間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供應商,因此將採購與製造整合,讓一個團隊去處理,以便更好地進行外觀設計與供應鏈的流程管理,這是拉爾斯•鄧上任時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他所期望達到的最理想的狀態。

在採購範圍上,中國已經成為富豪全球採購的一個重要區域。富豪全球採購部有一個分部就設立在中國,到今天,各種產品的採購比例達10%。比如富豪所需要的天線或車窗這兩種零件,就由中國分部採購。

“不能把所有職能集中在哥德堡的總部,”拉爾斯•鄧說,“採購工作在中國實現了本土化,但要求中國同事具備全球化視角。這一點至關重要。”吉利人常說的全球化思維、本土化行動就是這個意思。

通常當最好的產品的產地是中國時,富豪就會從中國採購這項產品。他們認為這是順理成章的做法。但這也表示,如果你是中國上海採購分部的一員,你的目光不能僅局限在中國……所以當接到製造新車採購任務的中國分部在採購零件時,他們同時也在為歐洲和美國的新車製造採購零件。而且,他們的標準是一樣的。

標準體系的建立,讓吉利也明白了這一點:要吸引潛在的顧客,只打低成本這張牌是不夠的,必須具備更多能吸引顧客的特性。

富豪當然也從吉利身上學到不少。比如說,作為一家北歐的傳統車企,富豪的產品研發流程嚴格遵循“產品定型—制定生產流程—進行設計或研發—制度技術規範”的開發步驟。而吉利的工作方法完全不一樣,當他們開始造新車時,車子的研發只有個大框架。他們先通過不同的供應商,從成本核算角度採購低成本的標準件。“等各種零件都買齊了,他們就交給研發部門並告知說,我們採購了價格非常低的零件,請用它們做出一輛車來吧。”這種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甚至讓拉爾斯•鄧感到好笑。

在採購和製造整合之初,吉利為此成立了成本委員會和採購委員會,規定富豪側重供應商品質管制,吉利側重商務談判。但當吉利完成商務談判之後,富豪卻遲遲不肯簽字。

當吉利實現了在張家口建立發動機廠時,在原有合同上降低20%成本的承諾後,富豪漸漸相信了吉利。另外,吉利“為了用戶而設計,不要浪費錢,如果客戶不打算為某個功能或設施付錢,就不要提高配置”的理念,打破了富豪“對每個細節都要精益求精”導致成本過高產品難以定價的局面。

“富豪現在也很清楚自己缺的是什麼,”在安聰慧眼裡,“它缺乏對中國市場的瞭解。”

李書福也贊同安聰慧的評價:“在我看來,富豪是一個讓人非常放心的企業,但又是一個讓人放心到有些擔心的企業。”

李書福的判斷完全正確,幾年前,富豪對中國豪華轎車的觀念仍然是“豪華轎車應該易於駕駛”,但在中國買豪華轎車的人不是司機,而是坐在後座右側的人。起初,富豪表明“絕不會改變後座”,但李書福也堅持,“你們必須改善後座的外觀”。

吉利與富豪的合作是相輔相成的,吉利幫助富豪進一步把握中國的消費市場需求。而富豪為吉利提供技術上的支援,也讓更多的供應商願意與吉利加深合作。

吉利全新的工作方式讓傳統的富豪找到了收支平衡點。在拉爾斯•鄧看來,則有更直接的表達:通過吉利,富豪對中國市場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這是李書福帶給富豪的巨大轉變。

正如拉爾斯•鄧對李書福最初的印象:“他好像一直在尋找一種‘衝鋒陷陣’的精神,汽車業界並不瞭解這種精神。”但現在,富豪顯然欣然接受了這一點。

關於中國企業的海外收購,李書福也有獨特的見解:第一,重視全球化企業的文化建設,促進多元文化、跨文化的認同交融,形成大家共同的價值追求。第二,不要耍小聰明,耍小聰明是沒有出路的。一定要穩重、講誠信,說一不二,這是很重要的。第三,管理上要透明,透明才能建立信任,才能讓大家有預期,減少猜疑,也更容易形成合力。第四,要依法合規。

《新製造時代》書封。

(本文整理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新製造時代》,王千馬、梁冬梅等/著 何丹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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