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史斌傑
偉大屬於羅馬。
羅馬是一個千百年來受人稱道並被研究者另眼相看的帝國， 它曾有廣闊的疆域，
這是一個問題。 為了弄清它， 我將從以下四點展開討論。
首先， 問題裡的羅馬是個帝國， 皇帝有著絕對權力。 帝國時代是由凱撒的養子屋大維開啟的， 屋大維稱自己是元首， 稱他的制度是共和， 但他毫不客氣地收走了原本屬於元老院的權力， 自己在中央政府一家獨大。 這是個聰明人， 他把繁榮地區規定為元老院行省， 而把貧瘠的地方規定為皇帝行省， 元老院很高興， 他們覺得自己占了便宜， 屋大維就更高興， 因為他的邊遠地區是軍事區域， 他以此為名壟斷了軍權。 這只是個例子， 諸如此類，
屋大維死了以後， 共和再也找不回來， 他的制度成為國家的傳統， 元老院還因欣賞他的功業， 掀起了一場造神運動， 把屋大維打造成了羅馬人的神， 於是， 他和幹爸爸凱撒一起， 成為羅馬最早的土著神，
皇帝的話成為法律的淵源， 對他個人來說是革命性的勝利， 對法律而言， 對社會而言， 卻是一場沉重的災難， 雖然每個國家的歷史上都不乏嚴格自律的明君， 但老百姓卻害怕將自己的切身利益交給內心對仁君的期待。
因為對外擴張， 羅馬人和他們的帝國一樣， 都從戰爭中得到各種資源， 受益匪淺， 所以他們重視軍人。 這沒有問題， 可皇帝塞維魯曾說：要善待士兵， 其他的人可以不管。 他們對軍隊的重視程度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 這就是錯誤。 古代中國， 重視農業， 它是個農業帝國；曾經的荷蘭， 搞重商主義， 它走向商業帝國；而羅馬如此抬舉軍人，
重軍觀念帶來了三世紀危機， 這場危機開始於西元二百一十七年， 卡拉卡拉被近衛軍殺掉， 終止於二百八十四年， 宮廷近衛軍首領戴克裡先被擁立為帝，
這個時間段， 掌握軍權的領袖像走馬燈一樣連接登上皇帝寶座， 這得歸咎於羅馬公法曾經的漏洞， 依照它的繼承制度， 元老院和人民大會有權任免皇帝， 但是皇帝權力膨脹了呢， 元老院丟掉實權了呢， 該怎麼辦？法律沒說。 那軍人們就肆無忌憚了。
我舉個例子，1932年，日本首相犬養毅被海軍少壯派刺殺，軍隊高官控制內閣，登上了歷史舞臺，結果很糟糕，文官政府從此失去當權條件，軍人把國家綁上了戰爭機器。日本便一發不可收拾，加緊侵華步伐，在亞洲掀起了腥風血雨。軍人掌國實在是危險的。
這就是羅馬覆亡的第二個原因，軍事要素在政治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軍隊領袖實質上影響了政權分配，作為法律淵源的皇帝在多數情況下代表著軍人們的利益，他們置身於內戰中，無暇顧及也不願管法律對繼承制度的完善。
可惡的是士兵路線不僅花費了國家大量的錢，又給羅馬帶來了萬惡的內戰，百姓很苦惱，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卻仍然不消停。這簡直像流氓，既吃國家的豆腐，又放國家的鴿子。
第三點，社會腐敗，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是多少統治者心知肚明的道理，他們不想國家久安嗎？一定想。他們不想抑制腐敗警鐘長鳴嗎？應該想。能做到嗎？恐怕很難。一個政權在它的統治初期，只要努力很容易處理好統治集團內部關，到中晚期就不那麼容易，因為它的腐敗已成為一種文化。
白先勇先生的小說集臺北人裡，有一篇叫最後的尹雪豔，寫了國民黨的遺老遺少們到臺灣以後的生活狀態，甚至一些中級軍官們，集體跑到一個叫尹雪豔的歌女家裡唱卡拉OK，紙醉金迷，夜夜笙歌，打發自己還未老去的風燭殘年。腐敗是一種文化氛圍，一個社會，一個階層，一旦形成了就改之不易。
羅馬人的腐敗苗頭很早就形成了，根據崔連仲世界通史裡的記載，好大喜功的羅馬人在二世紀時已熱衷於節日活動，不能自拔，每年有123天的節假娛樂日，這已經超過了一年的三分之一。到後期，羅馬的統治階層漸漸成為腐朽的代名詞，儘管在法律的保障下，羅馬人想以高度集中的君主權力來解決問題，但無濟於事，羅馬帝國的衰落真的不可逆轉。
第四個是經濟原因，全球通史寫到：經濟分散必然導致政治上的分權。隨著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能再支撐下去，並慢慢開始崩潰。這一因素促使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支持帝國大廈。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用。 這裡的經濟分散，指的是地方豪強和國家財政的力量對比，軍代表們在各地開闢莊園，雇傭農奴，大力發展生產，賺的盆滿缽滿，可中央的稅款卻遲遲沒人上繳。這是地方和國家爭利，地方不僅無禮，而且霸道，他們不偷不漏，公然抗稅。
中央無力管轄。這時候，與其說羅馬法在帝國變遷中起作用，就不如說它壓根無用，或者在被動作用。這時候，羅馬的神不能彌合大家受傷的心靈，基督教越來越受歡迎了，它的興盛是羅馬衰敗的必然結果，也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枝稻草根。
我舉個例子，1932年，日本首相犬養毅被海軍少壯派刺殺，軍隊高官控制內閣，登上了歷史舞臺，結果很糟糕，文官政府從此失去當權條件，軍人把國家綁上了戰爭機器。日本便一發不可收拾，加緊侵華步伐，在亞洲掀起了腥風血雨。軍人掌國實在是危險的。
這就是羅馬覆亡的第二個原因，軍事要素在政治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軍隊領袖實質上影響了政權分配，作為法律淵源的皇帝在多數情況下代表著軍人們的利益，他們置身於內戰中，無暇顧及也不願管法律對繼承制度的完善。
可惡的是士兵路線不僅花費了國家大量的錢，又給羅馬帶來了萬惡的內戰，百姓很苦惱，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卻仍然不消停。這簡直像流氓，既吃國家的豆腐，又放國家的鴿子。
第三點，社會腐敗，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是多少統治者心知肚明的道理，他們不想國家久安嗎？一定想。他們不想抑制腐敗警鐘長鳴嗎？應該想。能做到嗎？恐怕很難。一個政權在它的統治初期，只要努力很容易處理好統治集團內部關，到中晚期就不那麼容易，因為它的腐敗已成為一種文化。
白先勇先生的小說集臺北人裡，有一篇叫最後的尹雪豔，寫了國民黨的遺老遺少們到臺灣以後的生活狀態，甚至一些中級軍官們，集體跑到一個叫尹雪豔的歌女家裡唱卡拉OK，紙醉金迷，夜夜笙歌，打發自己還未老去的風燭殘年。腐敗是一種文化氛圍，一個社會，一個階層，一旦形成了就改之不易。
羅馬人的腐敗苗頭很早就形成了，根據崔連仲世界通史裡的記載，好大喜功的羅馬人在二世紀時已熱衷於節日活動，不能自拔，每年有123天的節假娛樂日，這已經超過了一年的三分之一。到後期，羅馬的統治階層漸漸成為腐朽的代名詞，儘管在法律的保障下，羅馬人想以高度集中的君主權力來解決問題，但無濟於事，羅馬帝國的衰落真的不可逆轉。
第四個是經濟原因，全球通史寫到：經濟分散必然導致政治上的分權。隨著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能再支撐下去，並慢慢開始崩潰。這一因素促使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支持帝國大廈。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用。 這裡的經濟分散，指的是地方豪強和國家財政的力量對比，軍代表們在各地開闢莊園，雇傭農奴，大力發展生產，賺的盆滿缽滿，可中央的稅款卻遲遲沒人上繳。這是地方和國家爭利，地方不僅無禮，而且霸道，他們不偷不漏，公然抗稅。
中央無力管轄。這時候，與其說羅馬法在帝國變遷中起作用，就不如說它壓根無用，或者在被動作用。這時候，羅馬的神不能彌合大家受傷的心靈，基督教越來越受歡迎了，它的興盛是羅馬衰敗的必然結果，也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枝稻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