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考古紀事
本文作者 倪方六
今年（2017年）， 距明定陵主人棺槨開啟時間， 正好是50年。 50年來， 關於這座帝王陵考古的是是非非一直沒有停止。 其中最大的爭議是， 明定陵到底該不該挖。
（1957年明神宗棺材打開後， 朱翊鈞早已腐爛， 骸骨暴露）
明定陵的主人叫朱翊鈞， 明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 民間都稱他“萬曆皇帝”， 系明朝第13位皇帝。 1572年， 10歲時開始當皇帝， 到1620年病死， 在位長達48年。
“萬曆”是其年號，
廟號“神宗”，
諡號“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先後有孝端和孝靖兩位皇后，
定陵即為他與兩位皇后的合葬墓。
發掘明定陵是中國有史以來， 在正常社會背景下， 官方主動發掘完好帝王陵的第一起， 也是1949年以後共和國考古界惟一一次主動發掘帝王陵。 雖然之前有發掘南唐二座皇帝陵墓的記錄， 但那是被盜墓者光顧後不得不挖， 而且之前也不知道是南唐二陵。
到底是怎麼想起挖這陵墓的？內幕令人感慨！原來， 竟是為發掘明十三陵首陵長陵、即明成祖朱棣陵墓而進行的一次試掘， 提議者主要是郭沫若、吳晗等。
（明定陵地宮後殿打開當初情景， 帝后棺槨擺放整齊）
據公開資料， 結合一些親歷的回憶，
1955年10月15日， 時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範文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張蘇等6人曾聯名上書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建議發掘明長陵。
聯名上書認為， 十三陵中， “長陵規模最大， 地面建築也最為完整。 ……埋藏在地下的宮殿， 今天如能使其重見天日， 開放為地下博物館， 安裝電燈， 供人參觀， 不但可以豐富歷史智識， 也將使這個古代帝王陵墓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名勝。 ”
（現在遊客看到明定陵地宮內棺槨是仿做的， 原棺槨已被扔了）
在聯名上書中， 明確說明“長陵沒有被盜掘的記錄”。 而且還分析， 一定會有收穫：“如果明成祖的骨殖及殉葬物全部都被保存， 對明初史事的研究將有極大貢獻；既使曾被盜掘， 剩下的文物也一定不少， 金山的明墓就是證據；甚至殉葬物全部被盜， 宮殿必然如故， 整理一下， 也是研究過去帝王墓葬的最完整史料。 ”
為了讓國家領導人能下決心同意發掘，
聯名上書轉到國務院半個月後，周恩來總理于1955年11月3日作出如下的批示——
“原則同意，責成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協同科學院文化部指定專人議定開發計畫送批。”
上書同時轉到了分管總理——陳毅副總理處。陳毅的批示與周恩來總理是一個意思：“科學院主持，文化部、北京市參加為好。”
很快，成了成立了“長陵發掘委員會”。委員會委員由7人組成——
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余心清
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會常務委員尹達
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
時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王冶秋
時北京市文化局局長張季純
北京市園林局局長劉仲華
北京市副市長吳晗
（明定陵地宮）
發掘委員會下設“發掘工作隊”——
隊長：趙其昌
副隊長：白萬玉
隊員：于樹功、劉精義、冼自強、曹國鑒、龐中威、李樹興、王傑。
1956年3月28日，吳晗代表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召集有關部門會議，討論了長陵的發掘問題。遵照該次會議精神，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調查研究組於3月30日派出幹部3人前去陵區調查。
但調查的情況並不樂觀，出於慎重考慮，提出了先行發掘獻陵的意見，據胡漢生先生撰文，當時的理由是：本次開發，以長陵為目標。從時間上看，獻陵的營建年月距長陵最近，因此，陵墓內部的建築結構當變化較小，如發掘獻陵，可為長陵的發掘提供正確的材料。且仁宗統治年限短，陵墓不大，便於發掘。
再是，獻陵明樓、方城、圍牆保存比較完整，發掘後，修復開放，所費不大。
（明長陵明樓）
這次調查建議中，並沒有選定陵為試掘對象。傳言定陵已露出墓道，當時有人提出試掘定陵的建議。但經查後發現，定陵不適合試掘。雖然定陵寶城西南隅露有券門，但不像墓道，很可能是運土的券門。
從發掘體量上考慮，神宗在位48年，統治時間最久，因之陵墓規模很大，不適於試掘。而且，定陵距長陵較遠，又隔一條河，夏季山洪暴發，所以試掘定陵不如獻陵方便。
4月13日，吳晗邀集有關人員對文物調查研究組的意見進行了研究，決定由考古研究所夏鼐副所長、文化部文物局文物處陳滋德處長、市文化局文物組朱欣陶主任組成三人小組去陵區現場複勘，決定試掘物件。
（明獻陵）
4月14日，三人小組對獻、定、慶三陵進行了調查，夏、陳二人基於調查情況提出：定陵封土圍牆有現成缺口，可進行試掘，如不能順利進行時再試掘獻陵。
就這樣，經過反復勘察研究，決定在長陵發掘之前，先對定陵進行試掘——朱翊鈞如果地下靈，不知道作為感想了！
現在，50年過來了，對明定的發掘的是與非，基本有個說法。這是當時郭沬若、吳晗等一批史學專家“衝動性”想法，圈內認為這是“一次無法挽回錯誤”，是主動破壞文化遺產行為。在由於保存手段落後，大量無價之寶無法得到保存，加上特定的年代，大量重要文物被破壞，諸多神秘的文化信號和文化現象沒有被記錄，成了一個永遠的遺憾。
在意識到發掘明定陵的錯誤之後，周恩來很後悔，國家此後再沒有批准過發掘帝王陵，郭沫若發掘長陵的計畫也流產了——朱棣逃過了一劫。
再後，郭沫若又上書，提出了發掘唐高宗李治與皇后武則天乾陵的建議，直接被周恩來否決了，他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們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後人來完成。”並寫到了發掘計畫書上，子孫當不會忘記這句話。
（吳晗像）
還有一個插曲，當時有人與發掘的具體負責人、也是最積極的專家之一、時北京副市長吳晗開了句玩笑，挖帝王陵會遭報應的，吳晗不信邪。說了這話10年後，吳晗在文革中自殺了，家破人亡。
聯名上書轉到國務院半個月後，周恩來總理于1955年11月3日作出如下的批示——
“原則同意，責成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協同科學院文化部指定專人議定開發計畫送批。”
上書同時轉到了分管總理——陳毅副總理處。陳毅的批示與周恩來總理是一個意思：“科學院主持，文化部、北京市參加為好。”
很快，成了成立了“長陵發掘委員會”。委員會委員由7人組成——
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余心清
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會常務委員尹達
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
時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王冶秋
時北京市文化局局長張季純
北京市園林局局長劉仲華
北京市副市長吳晗
（明定陵地宮）
發掘委員會下設“發掘工作隊”——
隊長：趙其昌
副隊長：白萬玉
隊員：于樹功、劉精義、冼自強、曹國鑒、龐中威、李樹興、王傑。
1956年3月28日，吳晗代表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召集有關部門會議，討論了長陵的發掘問題。遵照該次會議精神，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調查研究組於3月30日派出幹部3人前去陵區調查。
但調查的情況並不樂觀，出於慎重考慮，提出了先行發掘獻陵的意見，據胡漢生先生撰文，當時的理由是：本次開發，以長陵為目標。從時間上看，獻陵的營建年月距長陵最近，因此，陵墓內部的建築結構當變化較小，如發掘獻陵，可為長陵的發掘提供正確的材料。且仁宗統治年限短，陵墓不大，便於發掘。
再是，獻陵明樓、方城、圍牆保存比較完整，發掘後，修復開放，所費不大。
（明長陵明樓）
這次調查建議中，並沒有選定陵為試掘對象。傳言定陵已露出墓道，當時有人提出試掘定陵的建議。但經查後發現，定陵不適合試掘。雖然定陵寶城西南隅露有券門，但不像墓道，很可能是運土的券門。
從發掘體量上考慮，神宗在位48年，統治時間最久，因之陵墓規模很大，不適於試掘。而且，定陵距長陵較遠，又隔一條河，夏季山洪暴發，所以試掘定陵不如獻陵方便。
4月13日，吳晗邀集有關人員對文物調查研究組的意見進行了研究，決定由考古研究所夏鼐副所長、文化部文物局文物處陳滋德處長、市文化局文物組朱欣陶主任組成三人小組去陵區現場複勘，決定試掘物件。
（明獻陵）
4月14日，三人小組對獻、定、慶三陵進行了調查，夏、陳二人基於調查情況提出：定陵封土圍牆有現成缺口，可進行試掘，如不能順利進行時再試掘獻陵。
就這樣，經過反復勘察研究，決定在長陵發掘之前，先對定陵進行試掘——朱翊鈞如果地下靈，不知道作為感想了！
現在，50年過來了，對明定的發掘的是與非，基本有個說法。這是當時郭沬若、吳晗等一批史學專家“衝動性”想法，圈內認為這是“一次無法挽回錯誤”，是主動破壞文化遺產行為。在由於保存手段落後，大量無價之寶無法得到保存，加上特定的年代，大量重要文物被破壞，諸多神秘的文化信號和文化現象沒有被記錄，成了一個永遠的遺憾。
在意識到發掘明定陵的錯誤之後，周恩來很後悔，國家此後再沒有批准過發掘帝王陵，郭沫若發掘長陵的計畫也流產了——朱棣逃過了一劫。
再後，郭沫若又上書，提出了發掘唐高宗李治與皇后武則天乾陵的建議，直接被周恩來否決了，他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們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後人來完成。”並寫到了發掘計畫書上，子孫當不會忘記這句話。
（吳晗像）
還有一個插曲，當時有人與發掘的具體負責人、也是最積極的專家之一、時北京副市長吳晗開了句玩笑，挖帝王陵會遭報應的，吳晗不信邪。說了這話10年後，吳晗在文革中自殺了，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