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以來：對於宋朝“強幹弱枝”“崇文抑武”等導致宋朝軍事孱弱的國策認識並不到位， 本文結合曾瑞龍《經略幽燕》《拓邊西北》二書， 對北宋軍事對外軍事表現的分析認識。
在不少傳統認識中， 北宋軍事孱弱的認知已是個定局， 但是從大戰略方向（即北宋的國策）方面認知存在局限。 而局限于傳統史觀， 不少知名史家的認識並不到位。
著名學者錢穆在書中說道：
在當時本有兩個國策， 一是先打黃河北岸， 把北漢及遼打平了， 長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 這個政策是積極進取的， 不過也很危險。 假使打了敗仗， 連退路都沒有。 一個是先平長江流域， 統一了南方， 再打北方， 這個政策比較持重穩健。 宋太祖采了第二策， 先平南方， 卻留著艱難的事給後人做。 所以宋太祖臨死， 聽他母親話， 傳位他弟弟趙匡義， 這是宋太宗。 太宗即位， 曾兩次對遼親征， 但都打了敗仗。 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門外直去西山頤和園的那條高粱河邊上交戰，
從這段論述中無疑， 錢穆先生認為先南後北以及崇文抑武的國策對於宋朝軍事的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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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一例：
(1)高度集權的行政體制， 中央完全掌控地方。 中央官僚的設置又疊床架屋， 互相牽扯， 以利於皇帝控制。 結果冗官過多， 使國家財政捉襟見肘， 兩宋變革呼聲不絕， 亦根植於此。
（2)重內輕外的軍事部署。 重點防範國內可能的變局或軍事叛變， 結果大幅削減對外的軍事力量， 使對契丹、黨項、女真等政權的戰爭屢戰不勝， 邊患不斷加劇。
(3)重文輕武的價值選擇。 在內政上重用文臣， 使文臣的地位大大高於武將， “滿朝朱紫貴， 盡是讀書人”；“施政之純出於士大夫之手者， 惟宋為然”。
很顯然這些對於宋朝的認知基本上是正確的， 然而有其局限性， 以下為對宋朝幾個學界傳統認定的檢討。
首先，學者認識到這項政策的普遍性，因為唐末藩鎮割據的現象。在五代時期逐步加強確立的。然而該項政策在古代往往用來泛指中央集權的制度，將其作為宋朝國策的認知，也就是普遍的積貧積弱的論點，是和民族主義的漢族中心論史觀相關聯的。
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會因為產生統治者僅為一家之利而罔顧民族利益的認知，而大加批判。很明顯，這是這種認知的一定局限性
但是在以國家不出現大變局以安定為主的大戰略主導下，是否必然犧牲對外的軍事勝利？這是值得思考和論述的。
很顯然，以往的認知具有局限性，認識的不全面和深入分析並沒有到位。因而簡單的認為該項政策導致軍事孱弱貌似是不合適的
這就是北宋的大致戰略。一支合理部署的野戰軍和城防軍。但是這兩支部隊都是禁軍。
廂軍本身的設置就是裁汰不合格的兵員，而且不承擔作戰任務，減少財政負擔。
以下是對“重文輕武”的再檢討
首先是對“唐宋變革論”的認知，這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等的觀點，並於此劃分中國古代中古史的節點，而且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質疑
這裡對這一學說的進一步瞭解，可以有利於對本問題的認知
其實在中國古代應該是不存在所謂的軍政的，但是在唐朝由於積極拓邊等大戰略影響，中晚唐藩鎮割據的現象可以看成某種程度上的軍人專政，而這一現象在唐末亂世很明顯帶來巨大破壞，五大中後期明顯有所好轉。因此北宋的“重文輕武”國策是對於這現象的解決
但是，這一政策是否就是簡單的崇尚文治，而壓抑武臣嗎？學界似乎並沒有深入認識，目前學界的認知在這方面上似乎有所不足。
很顯然，其中存在爭議。傳統以來的認識，其中關鍵的一點是，重文是否一定輕武，那麼輕武又是怎麼樣的表現，貌似並不能做出合適的論斷。
然而，在貫徹宋朝的大部分時期，初期的經略幽燕活動，中期對西夏，青唐反復進行的拓邊行為。無疑表明，並沒有想像的壓制武功。
那麼，是否又是表現在對武臣的壓制上面了？比如單純的武將無法做到路帥級別，或者無法進入中央呢？
杯酒釋兵權的存在雖然存疑，可是很明顯宋朝對軍人武臣是有一定的防範的，很明顯這是一種“收兵權”的行為，但是這在某種程度上僅是為了配合“強幹弱支”，使得兵權收歸中央。我們不能簡單的看成“輕武”
我們會發現這並不可以擴大成一種普遍的政策，首先，太祖為了對遼實施嚴密的監控，給予部分鎮守將領“便宜”節制之權，同樣這現象並不只是在初年，之後不少名將也獲得過這種權利，例如楊延昭被授予組建野戰騎兵，而不受路帥節制
其次，“重文輕武”也存在其漏洞，比如，我們並不能界定文武的分界，北宋不少名將都是文臣出身，投筆從戎的文臣立志于邊功。另外，武人是否可以進入中央呢，我們可以發現，仁宗時期之後，不少武將品級並不低，例如做到樞密副使的狄青
我們還能注意到一些現象的存在，例如積極從事拓邊行為活動的豪士，以及在北宋一朝中具有相當自主權的將門例如楊氏，折氏等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文人掌兵，節制武臣的現象
文臣享有較大指揮權的普遍已經是開國接近百年，而文臣作為路帥的普遍存在性也是在仁宗朝才開始的。
綜合上述，“重文輕武”的現象或是政策並不是那麼輕易能夠界定的，那麼簡單的認為這造成積貧積弱並不恰當。
另外，補充一點，以上所說並不是否定重文輕武的現象，我們能夠很明顯地從史載中發現這點是在不斷的加強。
正如這個例子一樣，對於士卒的輕視古已有之
正如前面所說，軍人掌權或者說是軍功階級掌權在我國古代並不是普遍現象
最後一個在宋朝國策方面的檢討，也就是一般認為的“先南後北”也是具有相當的局限
對於這一點，依舊在傳統認識中，不少學者的觀點為批判態度
認為這個目的在於先易後難，失去北伐良機，疲敝之後的失敗是很必然的，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鎬”
顯然，不可否認，後周和宋初具有“先南後北”的戰略思維，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特定的戰略決策，而因為唐末藩鎮割據現象的存在，同時宋初也一直有遏制北漢的軍事思維
而後周世祖柴榮的軍事行動屢屢無功，並沒有受到注意，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宋太祖的統一基礎是後周奠定大局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普遍認為的先南後北政策是在太祖雪夜訪問趙普的記錄中得到確認的。但是之前太祖已經完成了對後蜀的軍事行動，也扼守了江淮
那麼我們足以認識到這個“先南後北”戰略不是錯誤的
之後，我們也需要看看這個戰略決策是否會造成對遼軍事慘痛軍事災難具有重要影響
高梁河慘敗，士卒“眾怠莫克”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此時正好是攻下北漢，銳氣正盛之時，無疑和“兵以疲敝四方，而幽州卒不以成功”矛盾，但是如果指責“促師奪燕”的錯誤，那麼謹慎緩圖也就是宋初戰略的正確性毋庸置疑
相反，北宋立國十六年內，慕容延釗963年下荊湖，次年王全斌六十六天攻西川，之後潘美滅南漢，曹彬取南唐，宋太宗滅北漢，吳越納土。基本上完成了統一的貢獻是應該得到讚賞的。
最後是對以上論述的總結：
首先，學者認識到這項政策的普遍性，因為唐末藩鎮割據的現象。在五代時期逐步加強確立的。然而該項政策在古代往往用來泛指中央集權的制度，將其作為宋朝國策的認知，也就是普遍的積貧積弱的論點，是和民族主義的漢族中心論史觀相關聯的。
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會因為產生統治者僅為一家之利而罔顧民族利益的認知，而大加批判。很明顯，這是這種認知的一定局限性
但是在以國家不出現大變局以安定為主的大戰略主導下，是否必然犧牲對外的軍事勝利？這是值得思考和論述的。
很顯然，以往的認知具有局限性，認識的不全面和深入分析並沒有到位。因而簡單的認為該項政策導致軍事孱弱貌似是不合適的
這就是北宋的大致戰略。一支合理部署的野戰軍和城防軍。但是這兩支部隊都是禁軍。
廂軍本身的設置就是裁汰不合格的兵員，而且不承擔作戰任務，減少財政負擔。
以下是對“重文輕武”的再檢討
首先是對“唐宋變革論”的認知，這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等的觀點，並於此劃分中國古代中古史的節點，而且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質疑
這裡對這一學說的進一步瞭解，可以有利於對本問題的認知
其實在中國古代應該是不存在所謂的軍政的，但是在唐朝由於積極拓邊等大戰略影響，中晚唐藩鎮割據的現象可以看成某種程度上的軍人專政，而這一現象在唐末亂世很明顯帶來巨大破壞，五大中後期明顯有所好轉。因此北宋的“重文輕武”國策是對於這現象的解決
但是，這一政策是否就是簡單的崇尚文治，而壓抑武臣嗎？學界似乎並沒有深入認識，目前學界的認知在這方面上似乎有所不足。
很顯然，其中存在爭議。傳統以來的認識，其中關鍵的一點是，重文是否一定輕武，那麼輕武又是怎麼樣的表現，貌似並不能做出合適的論斷。
然而，在貫徹宋朝的大部分時期，初期的經略幽燕活動，中期對西夏，青唐反復進行的拓邊行為。無疑表明，並沒有想像的壓制武功。
那麼，是否又是表現在對武臣的壓制上面了？比如單純的武將無法做到路帥級別，或者無法進入中央呢？
杯酒釋兵權的存在雖然存疑，可是很明顯宋朝對軍人武臣是有一定的防範的，很明顯這是一種“收兵權”的行為，但是這在某種程度上僅是為了配合“強幹弱支”，使得兵權收歸中央。我們不能簡單的看成“輕武”
我們會發現這並不可以擴大成一種普遍的政策，首先，太祖為了對遼實施嚴密的監控，給予部分鎮守將領“便宜”節制之權，同樣這現象並不只是在初年，之後不少名將也獲得過這種權利，例如楊延昭被授予組建野戰騎兵，而不受路帥節制
其次，“重文輕武”也存在其漏洞，比如，我們並不能界定文武的分界，北宋不少名將都是文臣出身，投筆從戎的文臣立志于邊功。另外，武人是否可以進入中央呢，我們可以發現，仁宗時期之後，不少武將品級並不低，例如做到樞密副使的狄青
我們還能注意到一些現象的存在，例如積極從事拓邊行為活動的豪士，以及在北宋一朝中具有相當自主權的將門例如楊氏，折氏等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文人掌兵，節制武臣的現象
文臣享有較大指揮權的普遍已經是開國接近百年，而文臣作為路帥的普遍存在性也是在仁宗朝才開始的。
綜合上述，“重文輕武”的現象或是政策並不是那麼輕易能夠界定的，那麼簡單的認為這造成積貧積弱並不恰當。
另外，補充一點，以上所說並不是否定重文輕武的現象，我們能夠很明顯地從史載中發現這點是在不斷的加強。
正如這個例子一樣，對於士卒的輕視古已有之
正如前面所說，軍人掌權或者說是軍功階級掌權在我國古代並不是普遍現象
最後一個在宋朝國策方面的檢討，也就是一般認為的“先南後北”也是具有相當的局限
對於這一點，依舊在傳統認識中，不少學者的觀點為批判態度
認為這個目的在於先易後難，失去北伐良機，疲敝之後的失敗是很必然的，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鎬”
顯然，不可否認，後周和宋初具有“先南後北”的戰略思維，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特定的戰略決策，而因為唐末藩鎮割據現象的存在，同時宋初也一直有遏制北漢的軍事思維
而後周世祖柴榮的軍事行動屢屢無功，並沒有受到注意，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宋太祖的統一基礎是後周奠定大局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普遍認為的先南後北政策是在太祖雪夜訪問趙普的記錄中得到確認的。但是之前太祖已經完成了對後蜀的軍事行動，也扼守了江淮
那麼我們足以認識到這個“先南後北”戰略不是錯誤的
之後，我們也需要看看這個戰略決策是否會造成對遼軍事慘痛軍事災難具有重要影響
高梁河慘敗，士卒“眾怠莫克”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此時正好是攻下北漢，銳氣正盛之時，無疑和“兵以疲敝四方，而幽州卒不以成功”矛盾，但是如果指責“促師奪燕”的錯誤，那麼謹慎緩圖也就是宋初戰略的正確性毋庸置疑
相反，北宋立國十六年內，慕容延釗963年下荊湖，次年王全斌六十六天攻西川，之後潘美滅南漢，曹彬取南唐，宋太宗滅北漢，吳越納土。基本上完成了統一的貢獻是應該得到讚賞的。
最後是對以上論述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