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提出《隆中對》後， 隨即加入劉備集團， 用他自己的話說， 是“受任於敗軍之際， 奉命於危難之間”， 從此開始了他從事政治、軍事鬥爭的一生。
他輔助劉備， 貫徹《隆中對》的路線， 取得許多重大的勝利， 直至以益州為根據地， 建立穩定的蜀國。
但他始終沒有達到復興漢室、卒成霸業的目的。
這固然是由於魏、吳力量的強大， 然而與諸葛亮在鬥爭中犯了某些錯誤， 特別是在荊州問題上措置失當， 有很大的關係。
（圖）隆中對
按照《隆中對》的路線， 首先是奪取荊州。
荊州是曹、孫、劉三方必爭之地， 誰佔據了荊州， 誰就可西進四川， 東下三吳， 為統一中國打開通路。
然而從劉備與孫權的關係來說， 荊州既是雙方矛盾的焦點， 又是建立聯盟共同抗曹的交點。
劉備不取得荊州， 就沒有立足之地， 不能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 孫權就不會重視與他的聯盟；若劉備不與孫權聯盟共破曹操，
怎樣奪取荊州， 如何保住荊州， 是劉備集團始終都必須重視的問題。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 諸葛亮犯了急躁冒進和重益輕荊的錯誤。
起先是奪取荊州時急躁冒進。
西元208年曹操大軍南下指向荊州時， 盤踞荊州的劉表病逝， 內部隨之發生分裂。 以長子劉琦為首的一派倒向劉備一邊， 這支力量不大， 且屯駐在夏口（今漢口， 屬江夏郡）， 時劉備屯樊城， 相距頗遠。
以次子劉琮為首的一派動搖于曹操、劉備之間， 屯聚襄陽， 離劉備近， 力量也較強。 當時諸葛亮主張立即吞併劉琮， 乘機佔領襄樊， 為奪取全荊州建立基地。
對這個建議， 劉備以為不可，
後世史家對此事有不同議論：一種意見認為當時劉備完全有力量解決劉琮， 佔領荊州， 沒有採納諸葛亮的建議， 是坐失良機；另一種意見認為， 劉備雖能吞併劉琮， 但不能抵禦曹操南下大軍， 即或佔領了荊州， 也是保不住的。
應該肯定， 在荊州問題上， 劉備與諸葛亮並無根本分歧。 劉備對荊州早已垂涎三尺， 劉表在世時對劉備也早有戒心。
請
（圖）劉備
此時劉備不立即吞併劉琮以奪取荊州是正確的， 所謂對已故劉表不願“背信自濟”只是托詞。
他審度當時形勢：
第一， 以武力解決劉琮雖不困難， 但是難以完全制服劉表集團將士， 民心未服。 在劉表集團內掌握兵權並有相當影響的是蒯越、蔡瑁這一干人， 他們是當地的望族， 反對劉備而傾向曹操， 是劉備奪取荊州的極大阻力。 劉備從他的政治生涯經驗中， 深深感到不取得荊州大多數人的擁護， 要在那裡站穩腳跟是不容易的。
第二， 荊州是曹、孫、劉三方必爭之地， 誰搶先佔據了荊州， 將成為其他兩方攻擊的目標。 若劉備搶先佔領荊州， 不僅會受到曹操大軍的全力攻擊， 同時還可能引起孫權的嫉妒， 得不到他們的支持， 使自己陷於孤立境地， 最後還是被迫退出荊州。
第三， 曹操是劉備、孫權的共同勁敵， 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與之抗衡， “外結好孫權”， 建立孫劉同盟是戰勝曹軍的保證， 本是《隆中對》的決策， 而如何解決荊州的歸屬問題， 是孫劉能否合作的關鍵。 曹操南下的矛頭雖主要指向孫吳， 若按諸葛亮的意見搶先佔領荊州，孫劉聯盟必然不可能建立起來。孫吳難以抵抗南下的曹操大軍，劉備集團更不是曹軍的對手，也必然是損兵折將，
再度飄零，只有利於曹操。
所以劉備主張暫時不奪取有爭議的荊州，先與孫吳建立聯盟，同心破曹，是完全符合孫劉雙方共同利益。
以後的事實表明，諸葛亮也認識到暫時不取荊州的正確性，故能擔當起與孫吳結盟的談判並完滿地達成協議的使命。
（圖）諸葛亮
曹操大軍威逼東吳，孫權忙派人與劉備聯繫，劉備就毫不遲疑地派諸葛亮與之進行結盟談判。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諸葛亮去柴桑（今江西九江市）勸說孫權，他說曹軍雖眾，但皆“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孫權）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劉備）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會談中諸葛亮只著重分析各方軍事實力，爭取孫權全力抗曹，絕口不提荊州的歸屬問題。
“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公。”隨後的赤壁之戰能取得勝利，正是孫、劉聯盟的結果。劉備趁勝輕易地佔領了荊州江南的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四郡，從而初步實現其《隆中對》奪權荊州的計畫。
後來曹操聽說劉備取得了荊州，大為震驚，“方作書，落筆於地”。
赤壁會戰後，曹操兵敗北歸，當時的主要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在荊州的歸屬問題上，孫、劉兩家的矛盾上升到突出地位。
清代王鳴盛指出：“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荊而並圖蜀。”形勢的新變化，劉備是清楚的，所以進取四川時，留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率大軍鎮守荊州，自己在龐統、法正等人輔佐下，率兵進攻益州。
（圖）赤壁之戰
諸葛亮鎮守荊州的任務是很重大的。
一是要繼續極力保持劉孫友好結盟關係，維持劉孫和平共處的局面，保住已得的疆土，使劉備專力西進巴蜀而無後顧之憂，不至於東西兩面同時用兵。
二是必須保住荊州的安全，防止曹操再度揮師南下爭奪荊州。
在奪取益州的計畫順利進行的過程中，龐統不幸中箭而亡。
與此同時，諸葛亮卻丟下荊州，率張飛、趙雲等部大隊人馬開赴四川，把鎮守荊襄的重任交給關羽。
當時的實際情況正如王夫之所分析的那樣，“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餘，而不必武侯也”。諸葛亮的這一行動破壞了原來兵力的戰略配置。若是為了盡速奪取整個益州，諸葛亮這次援蜀還無可厚非，但在益州取得之後，就應該還師荊州，把住入川的大門。
問題在於他沒有這樣做，到了四川就一直蹲在那裡，眼看著剛愎自用的關羽在荊州破壞了孫、劉和平相處的關係，以至於喪師失地，關羽被殺，讓孫吳佔據了荊襄。
荊州之失，導致西元222年蜀吳夷陵之戰，劉備大敗，從此劉蜀只能閉守四川一隅，《隆中對》所擬定的統一天下的戰略計畫終成泡影。
荊州的喪失是諸葛亮重益州而輕荊州的指導思想所造成的後果。
在《隆中對》中，他認為荊州在統一天下的戰略地位只不過是“用武之國”，只有軍事上的價值，而且在軍事上也是處於側翼地位，所以只需“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就行了，主力應放在益州，由劉備親自率領出於秦川以圖中原。
諸葛亮對益州的看法則不同，認為是地形險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的地方，政治上、軍事上都非常重要，是“復興漢室”的根基所在。
顯然，這裡已經包含著明顯重益輕荊的思想。
（圖）關羽
王夫之一再批評這一思想的錯誤，他認為這是不從當時政治形勢出發，而僅依據地理形勢，“以為制勝之略”，是靠不住的，“而形勢之外無恃焉”，其結果是“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祗成乎坐困”。
諸葛亮為蜀漢在四川經營了幾十年，“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矣”。
或許有人說，諸葛亮輕視荊州的思想和荊州在赤壁大戰以後的變化是有關係的。
赤壁大戰之前，“自中平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沃野萬里，士民殷富”。
但是，經過赤壁大戰，情況不同了，並引龐統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說的話：“荊州荒殘，人物殫盡。”實際情形並非如此，赤壁之戰雖在荊州地區進行，但為時不久，曹操水軍敗于孫吳後，加之軍中瘟疫流行，便立即撤兵北歸，荊州再沒有大規模的戰爭，沒有遭到很大破壞，倒是孫吳把佔有荊州的圖謀提到日程上來了。
如前所述，早在劉備進軍益州之前，孫權接受周瑜和甘寧圖取西蜀的意見。赤壁戰後，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孫吳方面開始了向四川進兵的軍事部署，周瑜提出願與奮威將軍孫瑜“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
情況急迫，而建安十六年（211）十月劉備對入川圖蜀的事尚猶豫不決。龐統非常急切，因進言道：“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劉備這才決定西進。
益州確實是“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正好“權藉以定大事”，這可能就是諸葛亮之所以重益輕荊的主客觀原因。
但是諸葛亮也知道，劉備取得益州後，那裡的士民並不心悅誠服，“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
顯然，諸葛亮把戰略重點放在益州是不適當的，西晉初年就有些士大夫多譏議他“托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圖）曹操
儘管他在益州苦心經營多年，有併吞曹魏之志，想從秦川進攻中原，出奇制勝，走四百年前劉邦統一天下的老路，結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也始終沒有成功，最後只得向後主劉禪表示：“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王夫之對《隆中對》的批評說：“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謀天下之大，而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規模定乎大全，而奇正因乎時勢。……而公乃執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敵矣”。
“當先主飄零屢挫、托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為資，可也；從此而畫宛、雒、秦川之兩策，不可也。”
這是十分正確的評論。
若按諸葛亮的意見搶先佔領荊州，孫劉聯盟必然不可能建立起來。孫吳難以抵抗南下的曹操大軍，劉備集團更不是曹軍的對手，也必然是損兵折將，再度飄零，只有利於曹操。
所以劉備主張暫時不奪取有爭議的荊州，先與孫吳建立聯盟，同心破曹，是完全符合孫劉雙方共同利益。
以後的事實表明，諸葛亮也認識到暫時不取荊州的正確性，故能擔當起與孫吳結盟的談判並完滿地達成協議的使命。
（圖）諸葛亮
曹操大軍威逼東吳，孫權忙派人與劉備聯繫，劉備就毫不遲疑地派諸葛亮與之進行結盟談判。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諸葛亮去柴桑（今江西九江市）勸說孫權，他說曹軍雖眾，但皆“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孫權）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劉備）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會談中諸葛亮只著重分析各方軍事實力，爭取孫權全力抗曹，絕口不提荊州的歸屬問題。
“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公。”隨後的赤壁之戰能取得勝利，正是孫、劉聯盟的結果。劉備趁勝輕易地佔領了荊州江南的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四郡，從而初步實現其《隆中對》奪權荊州的計畫。
後來曹操聽說劉備取得了荊州，大為震驚，“方作書，落筆於地”。
赤壁會戰後，曹操兵敗北歸，當時的主要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在荊州的歸屬問題上，孫、劉兩家的矛盾上升到突出地位。
清代王鳴盛指出：“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荊而並圖蜀。”形勢的新變化，劉備是清楚的，所以進取四川時，留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率大軍鎮守荊州，自己在龐統、法正等人輔佐下，率兵進攻益州。
（圖）赤壁之戰
諸葛亮鎮守荊州的任務是很重大的。
一是要繼續極力保持劉孫友好結盟關係，維持劉孫和平共處的局面，保住已得的疆土，使劉備專力西進巴蜀而無後顧之憂，不至於東西兩面同時用兵。
二是必須保住荊州的安全，防止曹操再度揮師南下爭奪荊州。
在奪取益州的計畫順利進行的過程中，龐統不幸中箭而亡。
與此同時，諸葛亮卻丟下荊州，率張飛、趙雲等部大隊人馬開赴四川，把鎮守荊襄的重任交給關羽。
當時的實際情況正如王夫之所分析的那樣，“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餘，而不必武侯也”。諸葛亮的這一行動破壞了原來兵力的戰略配置。若是為了盡速奪取整個益州，諸葛亮這次援蜀還無可厚非，但在益州取得之後，就應該還師荊州，把住入川的大門。
問題在於他沒有這樣做，到了四川就一直蹲在那裡，眼看著剛愎自用的關羽在荊州破壞了孫、劉和平相處的關係，以至於喪師失地，關羽被殺，讓孫吳佔據了荊襄。
荊州之失，導致西元222年蜀吳夷陵之戰，劉備大敗，從此劉蜀只能閉守四川一隅，《隆中對》所擬定的統一天下的戰略計畫終成泡影。
荊州的喪失是諸葛亮重益州而輕荊州的指導思想所造成的後果。
在《隆中對》中，他認為荊州在統一天下的戰略地位只不過是“用武之國”，只有軍事上的價值，而且在軍事上也是處於側翼地位，所以只需“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就行了，主力應放在益州，由劉備親自率領出於秦川以圖中原。
諸葛亮對益州的看法則不同，認為是地形險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的地方，政治上、軍事上都非常重要，是“復興漢室”的根基所在。
顯然，這裡已經包含著明顯重益輕荊的思想。
（圖）關羽
王夫之一再批評這一思想的錯誤，他認為這是不從當時政治形勢出發，而僅依據地理形勢，“以為制勝之略”，是靠不住的，“而形勢之外無恃焉”，其結果是“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祗成乎坐困”。
諸葛亮為蜀漢在四川經營了幾十年，“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矣”。
或許有人說，諸葛亮輕視荊州的思想和荊州在赤壁大戰以後的變化是有關係的。
赤壁大戰之前，“自中平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沃野萬里，士民殷富”。
但是，經過赤壁大戰，情況不同了，並引龐統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說的話：“荊州荒殘，人物殫盡。”實際情形並非如此，赤壁之戰雖在荊州地區進行，但為時不久，曹操水軍敗于孫吳後，加之軍中瘟疫流行，便立即撤兵北歸，荊州再沒有大規模的戰爭，沒有遭到很大破壞，倒是孫吳把佔有荊州的圖謀提到日程上來了。
如前所述，早在劉備進軍益州之前，孫權接受周瑜和甘寧圖取西蜀的意見。赤壁戰後，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孫吳方面開始了向四川進兵的軍事部署，周瑜提出願與奮威將軍孫瑜“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
情況急迫，而建安十六年（211）十月劉備對入川圖蜀的事尚猶豫不決。龐統非常急切，因進言道：“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劉備這才決定西進。
益州確實是“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正好“權藉以定大事”，這可能就是諸葛亮之所以重益輕荊的主客觀原因。
但是諸葛亮也知道，劉備取得益州後，那裡的士民並不心悅誠服，“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
顯然，諸葛亮把戰略重點放在益州是不適當的，西晉初年就有些士大夫多譏議他“托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圖）曹操
儘管他在益州苦心經營多年，有併吞曹魏之志，想從秦川進攻中原，出奇制勝，走四百年前劉邦統一天下的老路，結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也始終沒有成功，最後只得向後主劉禪表示：“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王夫之對《隆中對》的批評說：“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謀天下之大，而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規模定乎大全，而奇正因乎時勢。……而公乃執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敵矣”。
“當先主飄零屢挫、托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為資，可也；從此而畫宛、雒、秦川之兩策，不可也。”
這是十分正確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