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留學生之父”、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首個“海歸”——容閎， 有一個中國夢， 那就是實現中國教育的近代化。 1855年， 深愛自己祖國的他就是懷揣著這樣的憧憬回到國內的。
容閎
容閎（1828—1912）， 廣東香山南屏鄉（今珠海市南屏鎮）人， 由於貧困， 家裡無錢供他上學， 在他7歲那年， 被父親送到了學費雜費全免的澳門洋學堂。 校長是德籍傳教士郭士立的夫人溫斯娣。 讓人感歎的是， 這所學校是中國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和鴉片戰爭挑起者查頓募資修建的， 歷史的詭異常在一些不經意處反映出來。 1841年秋， 容閎進入布朗教士負責的馬禮遜學校。 1846年， 容閎跟隨布朗到了美國， 進了麻塞諸塞州的孟松城學校。 3年後， 容閎在美國慈善組織的資助下， 進入耶魯大學， 4年後以優異成績畢業。 容閎成為耶魯大學歷史上第一個畢業的中國留學生。
容閎緣何得以實現中國夢
1840年的鴉片戰爭， 英國人的洋槍洋炮將國人中的以魏源、姚瑩、徐繼佘等為代表的少數知識份子和極少數官員如林則徐等驚醒， 遂有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提出。 不過， 當年這還僅僅停留在極少數文人的思想與口頭上， 離實際運作早著呢！因為此時此刻的中國依舊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從朝廷到民眾根本就沒有接納“師夷長技”的任何心理準備。 可是， 1860年英法聯軍的一把火， 燒掉了那號稱“世界園林之園”的圓明園， 朝野上下驚呼“夷禍之烈極矣”， 這才有了一些中央官員、封疆大吏以及地方官員的眾多幕僚， 開始思考如何將“師夷長技以制夷”付諸實際了。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 容閎回國了。
“海歸”之初， 容閎因與洪秀全之族弟洪仁玕是香港的舊相識，
按照科學原則組建軍隊；創辦武備學堂（陸軍學校）以培養有才幹的軍官；創辦水師學堂（海軍學校）以培養海軍；組織文官政府（平民政府）， 由有才智有經驗的人擔任各個行政部門的顧問；建立銀行體系（金融制度）， 厘定度量衡標準；為國民建立各級學校教育體系， 把《聖經》作為教科書之一；建立一整套實業學校體系。
容閎接受的是西方教育， 洪仁玕在香港也受到歐風美雨的浸潤， 對容閎的建議，
雖然容閎的建議不能被太平天國所接受，
與太平天國形成明顯對照的是曾國藩對西學的重視， 思賢若渴， 對認知外部世界的渴望。 容閎於1863年9月來到安慶， 正式加入曾國藩幕府， 努力推動曾國藩興辦洋務。 容閎投身洋務新政， 可謂是水到渠成， 從此使他的人生歷程豐富多彩，留名青史。他憑藉曾國藩提供的舞臺，有了施展身手之處，從而為中國社會的進步作出了傑出貢獻。如無曾國藩，容閎很可能以經商而了此一生，正是有了曾國藩，容閎才得以將自己的中國夢付諸實踐，而為後世譽為“中國留學之父”；另一方面，由於容閎，曾國藩成為晚清興辦洋務的第一人、奠基者與領軍人物。
第一個提出創辦製造機器之工廠
國家內憂外患的局勢，加之曾國藩的遠見卓識，容閎有了用武之地。1861年，曾國藩即以“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以制器為先”的原則下，與徐壽、華衡芳、李善蘭等人積極謀劃，創設了安慶內軍械所，試製槍炮和船隻。容閎來後並沒有立即建議曾國藩上書朝廷選派幼童出國留學，他很明白曾國藩此時的當務之急是要製造洋槍洋炮，解決燃眉之急，只有等到曾切實認識到選派幼童出國留學的重要性後，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教育夢。所以，他首先按照曾的需求提出自己的第一步建議，這就是自置機器，向國外購買“制器之器”以設廠製造機器，而不僅僅只是建造船炮，還可以造其他器物。容閎說：“我以為目前中國需要建立的應是通用和基礎性的而不宜專以特種用途的機器廠。也就是說，應該建立的機器廠是本身能夠創造或再生產出許多同類性質的機器廠；每個和所有這些機器廠又能夠生產特種機器以製造專門或具體的物件。”他向曾國藩及其部下介紹說：我們“應建立通用和基礎性的機器廠以便製造特種機器。一個機器廠包括不同類型和型號的車床、刨床和鑽床，它能生產出用以製造槍炮、發動機、農業機械和鐘錶等等的機器。”他進一步向曾國藩解釋；“假若中國擁有許多這樣精良的機器廠，那麼必要時就能夠使這些機器廠相互間分工合作。而且國內的勞動力和原材料都比歐美國家低廉。”容閎很早就認識到中國發展的最初優勢在何處——人口紅利是不可忽視的。
曾國藩大為欣賞，採納了容閎的建議，決定在中國創辦能夠“生產機器”的機器廠。曾當即指示容閎與安慶內軍械所徐壽、華衡芳等人商討具體要求，籌畫具體方案，還給容閎簽發任命書，授予五品軍功的頭銜，派容閎全權負責創設“製造機器”的新式通用機器局，並出洋採購能夠“生產機器之機器”。1863年10月，容閎前往美國採購機器設備。
1865年，容閎在美國所採購的機器設備運至上海，江蘇巡撫李鴻章命與上海已有的設備合併為江南製造總局，又稱江南鐵廠。最初位址設在今上海虹口區九龍路、溧陽路沿江一帶。容閎協助總負責局務的江蘇藩司、（後升任江蘇巡撫）的丁日昌，擬訂出江南製造總局經營章程，其內容包括：將原有洋匠留用8人，裁撤濫竽充數的洋人，指定技術過硬的西洋匠人科爾為匠目（技工領班頭目），負責全域工程技術之責；選派國內年輕工人隨其學習，如技能達到與洋人同樣水準，享受與洋人同等薪金，如技術再能提高，則提升為匠目，等等。次年又在今南京設金陵製造局（今中航集團南京晨光集團前身）。看到產品源源不斷地從工廠生產出來，時為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喜不自禁。為了培養人才，容閎建議並經曾國藩批准，在江南製造局設立兵工（機械）學校，培養了一批各種類型的機械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洋務運動中產生的首批工程技術人員就是來自于容閎建議、經曾國藩批准創辦的這所新式學校。
洋務運動興起之初，主要內容就是造船、造炮，當時稱之為“自強新政”。江南製造局建成後，限於財力，先以製造槍炮軍械為主，修造輪船為輔。發展後又將江南製造總局分成5個分廠：一是製造槍炮的軍火工廠；二是製造輪船和修理船舶的船廠；三是煉鋼廠；四是火藥廠；五是機器製造廠。同時，附設翻譯館譯述印刷出版外國書籍。江南製造總局占地700餘畝，逐漸發展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軍事工廠。隨著發展，該企業又從虹口遷至高昌廟，規模更大了，發展到13個分廠，廠房2500餘間，技術工人和職員達3500多人，“制器之器”（工作母機）有662台，真正實現了容閎最初設想的要有自己的“能夠製造機器的機器”。
1867年江南製造總局開始造船，第二年第一艘輪船竣工，船體與鍋爐完全自製，蒸汽機則購之國外。船長185尺，寬27尺，吃水8尺，動力達到392匹馬力，時速上水35裡，下水60裡。9月15日，輪船在高昌廟黃浦江下水試航，經吳淞口，進入東海，到達舟山群島後返回。據當時的《教會新報》報導，觀看試航的“上海軍民無不欣喜”。9月28日，兵船駛抵南京，曾國藩親自命名為“恬吉”，並邀請湘軍水師統帥彭玉麟一同登船，從下關駛向安徽採石磯，來回180裡。曾國藩興奮不已，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中國初造第一號輪船，而速且穩如此，殊可喜也。”
1868年，在容閎的建議下，組織了華股合資汽船公司，開礦產和修鐵路，他還向曾國藩提出，禁止外國教會干涉中國詞訟等。
但是，容閎更大的中國夢是辦學從事教育，推進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實現教育救國，這是他回國前立下的志向。容閎認為中國現時不論幹什麼，最缺乏的是人才。他曾想借太平天國實現自己的理想，沒有能夠成功，現在隨著興辦軍工企業的成功，他覺得說動曾國藩、推動中國幼童出國留學計畫的時機已經成熟。
實現幼童出洋留學
實現中國幼童出洋留學，這是容閎於洋務運動的第二大貢獻，更是他回國要努力實現的中國夢。由於曾國藩的信任，大大鼓舞了容閎，隱藏在他心中的一個更宏偉的教育計畫此時也就呼之欲出了。在兩江總督曾國藩和江蘇巡撫丁日昌的全力支持下，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中國幼童出國留學計畫，在容閎的推進力主之下終於有了結果。
丁日昌以藩司身份兼理過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總辦，非常欣賞容閎，此時對容閎提出的留學計畫鼎力支持。容閎由於曾國藩的保舉，清廷特授他五品實官，明令“以候補同知，指省江蘇，儘先補用”。容閎雖然有了“副地市級”的官品，可還沒有向朝廷上書的資格。所以，他的幼童出國留學開始只能以丁日昌的名義上奏。
1867年，容閎提出4條建議：
組織輪船股份公司，不准許外國人做股東。
政府選派120名優秀幼童出洋留學，分為4批，每批30人。
政府開採礦產。
禁止任何教會或派別的傳教士干涉中國司法。
在這4條建議中，第一、三、四條都是陪襯，容閎真正關心的是第二條——向國外派遣留學生。容閎說“它牽動著我整個的心，是我最渴望被採納的一條”。 既然如此，直截了當只提第二條不就得了嗎？原來，在中國官場，上級批復公事，下級的要求總要遭受折扣，許多建議會被駁回，4條建議中，第一、三、四條實現難度較大，這幾條如被駁回，第二條留學建議獲得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容閎根據《中美續增條約》載明互相優待學生的條款，提出可選派12—14歲的幼童送往美國留學。為了有把握，丁日昌商之于曾國藩，決定由曾國藩正式上奏，並與李鴻章聯名。此舉在中央得到了恭親王奕的大力支持。即使如此，容閎的派遣幼童出洋留學建議仍然拖到1871才獲得正式批准。
從1854年容閎由耶魯大學畢業，次年回國，抱著教育救國的宗旨一心想報效祖國；到1871年，整整17年。期間，為了促成這一“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容閎不斷努力、等待，再努力、再等待，從26歲等到43歲，甘苦自知。不過，總算有了結果。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容閎的幼童出洋留學計畫得以被朝廷批准，竟然是緣於1870年的“天津教案”。正是由於“天津教案”，使得“外交”和“自強”兩件大事變得重要和突出起來。否則，只怕還得等待、再等待。
1871年9月9日，幼童出洋留學計畫終於獲得批准辦理的聖旨，容閎的中國夢終於成為現實。幾千年的古老書桌在容閎宣導、操作下，在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以及恭親王奕等人的力主下，終於被搬動了。李鴻章說過，中國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而促進中國改變“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最大撬動力就是源于容閎此舉。縱觀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是最深遠的。
之後，容閎受命在上海設立“中國幼童出洋肄業局”，首招幼童30名。又在美國康涅狄州的哈特福德設立辦事處，總攬幼童到美後的一切事務。翰林出身的原刑部主事陳蘭彬被任命為該局正委員，容閎為副委員，專門負責選派幼童留學與監督留學計畫的實施。1872年9月中旬，中國第一批幼童留學生抵達大洋彼岸的美國三藩市，《紐約時報》報導說：“昨天到達的30位中國學生都非常年輕。他們都是勤奮而優秀的小姐和先生，並且外表比從前到訪美國的同胞更加整潔。”報導還說，“他們受到了美國人民的極大關注”。對此，國內的報紙也曾作了報導。從1872到1875年一共4批120名幼童出洋留學，費用全部由政府承擔。最為世人熟知的詹天佑、唐紹儀就是這一時期的幼童留學生。
遺憾的是，這一對中國歷史進程將會產生重大積極影響的史無前例的壯舉，隨著曾國藩的去世，李鴻章獨力支持，孤掌難鳴，終不敵朝廷中的頑固勢力。保守勢力斥責留美學生“適異忘本，目無師長，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力主撤回。雖經容閎、李鴻章全力以爭，仍無法回天。1881年，容閎以半生精力促成的中國幼童出洋留學事業，在中國的守舊勢力反對下半途而廢，讓人扼腕歎息。近百名或將完成全部高中學業，或即將在美國各著名大學畢業的留學生，不得不揮手告別那些代表人類社會進步方向的大學，灑淚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歐陽庚獲得耶魯大學學位。
這批留學生被迫提前回國，雖然大多沒有畢業，取得學位，但他們畢竟獲得了新知識、新方法，具有了新思維、新視野，已完全不同于傳統儒學培育出來的士子了。被召回的幼童後來又有部分出國繼續完成他們的學業。他們回國後，大多任職外交、海關、海軍、路礦與其他洋務機關，成為中國近代社會各領域的中堅人物。如蔡紹基任北洋大學校長，鐘文耀任滬寧鐵路總辦，吳仰曾任開平礦務局副局長，梁敦彥任清政府外務大臣，劉玉麟任清政府駐英公使，宋文翽任海軍“廣甲”艦大副，後任海軍司令……
隨著歷史的前進步伐，容閎篳路藍縷開啟的出國留學之路，在40年後終被賡續。1912年，曾是第四批留美幼童的梁誠在駐美公使任上，成功敦促美國返還庚子賠款的剩餘部分，創辦清華學校，考選優秀學子赴美留學，其分期分批、定額定時的培養模式，仍是參照容閎制定的留學章程。而任清華學校校長的唐國安，就是第二批留美幼童。在享受庚子賠款留學生中，很多人在1949年後回到祖國，報效國家。新中國在科技方面的巨大成就，幾無不留下他們的印跡。
從此使他的人生歷程豐富多彩，留名青史。他憑藉曾國藩提供的舞臺，有了施展身手之處，從而為中國社會的進步作出了傑出貢獻。如無曾國藩，容閎很可能以經商而了此一生，正是有了曾國藩，容閎才得以將自己的中國夢付諸實踐，而為後世譽為“中國留學之父”；另一方面，由於容閎，曾國藩成為晚清興辦洋務的第一人、奠基者與領軍人物。第一個提出創辦製造機器之工廠
國家內憂外患的局勢，加之曾國藩的遠見卓識，容閎有了用武之地。1861年，曾國藩即以“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以制器為先”的原則下，與徐壽、華衡芳、李善蘭等人積極謀劃，創設了安慶內軍械所，試製槍炮和船隻。容閎來後並沒有立即建議曾國藩上書朝廷選派幼童出國留學，他很明白曾國藩此時的當務之急是要製造洋槍洋炮，解決燃眉之急，只有等到曾切實認識到選派幼童出國留學的重要性後，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教育夢。所以，他首先按照曾的需求提出自己的第一步建議，這就是自置機器，向國外購買“制器之器”以設廠製造機器，而不僅僅只是建造船炮，還可以造其他器物。容閎說：“我以為目前中國需要建立的應是通用和基礎性的而不宜專以特種用途的機器廠。也就是說，應該建立的機器廠是本身能夠創造或再生產出許多同類性質的機器廠；每個和所有這些機器廠又能夠生產特種機器以製造專門或具體的物件。”他向曾國藩及其部下介紹說：我們“應建立通用和基礎性的機器廠以便製造特種機器。一個機器廠包括不同類型和型號的車床、刨床和鑽床，它能生產出用以製造槍炮、發動機、農業機械和鐘錶等等的機器。”他進一步向曾國藩解釋；“假若中國擁有許多這樣精良的機器廠，那麼必要時就能夠使這些機器廠相互間分工合作。而且國內的勞動力和原材料都比歐美國家低廉。”容閎很早就認識到中國發展的最初優勢在何處——人口紅利是不可忽視的。
曾國藩大為欣賞，採納了容閎的建議，決定在中國創辦能夠“生產機器”的機器廠。曾當即指示容閎與安慶內軍械所徐壽、華衡芳等人商討具體要求，籌畫具體方案，還給容閎簽發任命書，授予五品軍功的頭銜，派容閎全權負責創設“製造機器”的新式通用機器局，並出洋採購能夠“生產機器之機器”。1863年10月，容閎前往美國採購機器設備。
1865年，容閎在美國所採購的機器設備運至上海，江蘇巡撫李鴻章命與上海已有的設備合併為江南製造總局，又稱江南鐵廠。最初位址設在今上海虹口區九龍路、溧陽路沿江一帶。容閎協助總負責局務的江蘇藩司、（後升任江蘇巡撫）的丁日昌，擬訂出江南製造總局經營章程，其內容包括：將原有洋匠留用8人，裁撤濫竽充數的洋人，指定技術過硬的西洋匠人科爾為匠目（技工領班頭目），負責全域工程技術之責；選派國內年輕工人隨其學習，如技能達到與洋人同樣水準，享受與洋人同等薪金，如技術再能提高，則提升為匠目，等等。次年又在今南京設金陵製造局（今中航集團南京晨光集團前身）。看到產品源源不斷地從工廠生產出來，時為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喜不自禁。為了培養人才，容閎建議並經曾國藩批准，在江南製造局設立兵工（機械）學校，培養了一批各種類型的機械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洋務運動中產生的首批工程技術人員就是來自于容閎建議、經曾國藩批准創辦的這所新式學校。
洋務運動興起之初，主要內容就是造船、造炮，當時稱之為“自強新政”。江南製造局建成後，限於財力，先以製造槍炮軍械為主，修造輪船為輔。發展後又將江南製造總局分成5個分廠：一是製造槍炮的軍火工廠；二是製造輪船和修理船舶的船廠；三是煉鋼廠；四是火藥廠；五是機器製造廠。同時，附設翻譯館譯述印刷出版外國書籍。江南製造總局占地700餘畝，逐漸發展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軍事工廠。隨著發展，該企業又從虹口遷至高昌廟，規模更大了，發展到13個分廠，廠房2500餘間，技術工人和職員達3500多人，“制器之器”（工作母機）有662台，真正實現了容閎最初設想的要有自己的“能夠製造機器的機器”。
1867年江南製造總局開始造船，第二年第一艘輪船竣工，船體與鍋爐完全自製，蒸汽機則購之國外。船長185尺，寬27尺，吃水8尺，動力達到392匹馬力，時速上水35裡，下水60裡。9月15日，輪船在高昌廟黃浦江下水試航，經吳淞口，進入東海，到達舟山群島後返回。據當時的《教會新報》報導，觀看試航的“上海軍民無不欣喜”。9月28日，兵船駛抵南京，曾國藩親自命名為“恬吉”，並邀請湘軍水師統帥彭玉麟一同登船，從下關駛向安徽採石磯，來回180裡。曾國藩興奮不已，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中國初造第一號輪船，而速且穩如此，殊可喜也。”
1868年，在容閎的建議下，組織了華股合資汽船公司，開礦產和修鐵路，他還向曾國藩提出，禁止外國教會干涉中國詞訟等。
但是，容閎更大的中國夢是辦學從事教育，推進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實現教育救國，這是他回國前立下的志向。容閎認為中國現時不論幹什麼，最缺乏的是人才。他曾想借太平天國實現自己的理想，沒有能夠成功，現在隨著興辦軍工企業的成功，他覺得說動曾國藩、推動中國幼童出國留學計畫的時機已經成熟。
實現幼童出洋留學
實現中國幼童出洋留學，這是容閎於洋務運動的第二大貢獻，更是他回國要努力實現的中國夢。由於曾國藩的信任，大大鼓舞了容閎，隱藏在他心中的一個更宏偉的教育計畫此時也就呼之欲出了。在兩江總督曾國藩和江蘇巡撫丁日昌的全力支持下，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中國幼童出國留學計畫，在容閎的推進力主之下終於有了結果。
丁日昌以藩司身份兼理過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總辦，非常欣賞容閎，此時對容閎提出的留學計畫鼎力支持。容閎由於曾國藩的保舉，清廷特授他五品實官，明令“以候補同知，指省江蘇，儘先補用”。容閎雖然有了“副地市級”的官品，可還沒有向朝廷上書的資格。所以，他的幼童出國留學開始只能以丁日昌的名義上奏。
1867年，容閎提出4條建議：
組織輪船股份公司，不准許外國人做股東。
政府選派120名優秀幼童出洋留學，分為4批，每批30人。
政府開採礦產。
禁止任何教會或派別的傳教士干涉中國司法。
在這4條建議中，第一、三、四條都是陪襯，容閎真正關心的是第二條——向國外派遣留學生。容閎說“它牽動著我整個的心，是我最渴望被採納的一條”。 既然如此，直截了當只提第二條不就得了嗎？原來，在中國官場，上級批復公事，下級的要求總要遭受折扣，許多建議會被駁回，4條建議中，第一、三、四條實現難度較大，這幾條如被駁回，第二條留學建議獲得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容閎根據《中美續增條約》載明互相優待學生的條款，提出可選派12—14歲的幼童送往美國留學。為了有把握，丁日昌商之于曾國藩，決定由曾國藩正式上奏，並與李鴻章聯名。此舉在中央得到了恭親王奕的大力支持。即使如此，容閎的派遣幼童出洋留學建議仍然拖到1871才獲得正式批准。
從1854年容閎由耶魯大學畢業，次年回國，抱著教育救國的宗旨一心想報效祖國；到1871年，整整17年。期間，為了促成這一“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容閎不斷努力、等待，再努力、再等待，從26歲等到43歲，甘苦自知。不過，總算有了結果。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容閎的幼童出洋留學計畫得以被朝廷批准，竟然是緣於1870年的“天津教案”。正是由於“天津教案”，使得“外交”和“自強”兩件大事變得重要和突出起來。否則，只怕還得等待、再等待。
1871年9月9日，幼童出洋留學計畫終於獲得批准辦理的聖旨，容閎的中國夢終於成為現實。幾千年的古老書桌在容閎宣導、操作下，在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以及恭親王奕等人的力主下，終於被搬動了。李鴻章說過，中國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而促進中國改變“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最大撬動力就是源于容閎此舉。縱觀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是最深遠的。
之後，容閎受命在上海設立“中國幼童出洋肄業局”，首招幼童30名。又在美國康涅狄州的哈特福德設立辦事處，總攬幼童到美後的一切事務。翰林出身的原刑部主事陳蘭彬被任命為該局正委員，容閎為副委員，專門負責選派幼童留學與監督留學計畫的實施。1872年9月中旬，中國第一批幼童留學生抵達大洋彼岸的美國三藩市，《紐約時報》報導說：“昨天到達的30位中國學生都非常年輕。他們都是勤奮而優秀的小姐和先生，並且外表比從前到訪美國的同胞更加整潔。”報導還說，“他們受到了美國人民的極大關注”。對此，國內的報紙也曾作了報導。從1872到1875年一共4批120名幼童出洋留學，費用全部由政府承擔。最為世人熟知的詹天佑、唐紹儀就是這一時期的幼童留學生。
遺憾的是，這一對中國歷史進程將會產生重大積極影響的史無前例的壯舉，隨著曾國藩的去世，李鴻章獨力支持，孤掌難鳴，終不敵朝廷中的頑固勢力。保守勢力斥責留美學生“適異忘本，目無師長，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力主撤回。雖經容閎、李鴻章全力以爭，仍無法回天。1881年，容閎以半生精力促成的中國幼童出洋留學事業，在中國的守舊勢力反對下半途而廢，讓人扼腕歎息。近百名或將完成全部高中學業，或即將在美國各著名大學畢業的留學生，不得不揮手告別那些代表人類社會進步方向的大學，灑淚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歐陽庚獲得耶魯大學學位。
這批留學生被迫提前回國，雖然大多沒有畢業，取得學位，但他們畢竟獲得了新知識、新方法，具有了新思維、新視野，已完全不同于傳統儒學培育出來的士子了。被召回的幼童後來又有部分出國繼續完成他們的學業。他們回國後，大多任職外交、海關、海軍、路礦與其他洋務機關，成為中國近代社會各領域的中堅人物。如蔡紹基任北洋大學校長，鐘文耀任滬寧鐵路總辦，吳仰曾任開平礦務局副局長，梁敦彥任清政府外務大臣，劉玉麟任清政府駐英公使，宋文翽任海軍“廣甲”艦大副，後任海軍司令……
隨著歷史的前進步伐，容閎篳路藍縷開啟的出國留學之路，在40年後終被賡續。1912年，曾是第四批留美幼童的梁誠在駐美公使任上，成功敦促美國返還庚子賠款的剩餘部分，創辦清華學校，考選優秀學子赴美留學，其分期分批、定額定時的培養模式，仍是參照容閎制定的留學章程。而任清華學校校長的唐國安，就是第二批留美幼童。在享受庚子賠款留學生中，很多人在1949年後回到祖國，報效國家。新中國在科技方面的巨大成就，幾無不留下他們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