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譚伯牛
摘編自《戰天京》，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出版
曾國藩
自從咸豐三年元月曾國藩到長沙， 短短半年間， 就把滿城文武都得罪了。
得罪文官， 是因為他在行轅內設置“審案局”。 凡有被舉報從匪、搶劫及其他嚴重違反治安管理條例的犯罪嫌疑人， 統統屬於“審案局”的承辦範圍。
解到之後， 只有三種處理辦法：“重則立決， 輕則斃之杖下， 又輕則鞭之千百。 ”審案局並不尊重正常辦案程式， 即使已被州縣立案、尚未就審的嫌疑人， 也是“聞信即提來”， “即時訊供， 即時正法， 亦無所期待遷延”。
不但一般“惡民”他要殺， 官吏也不放過， “有上言胥吏貪恣， 輒捕治斬之”。 他自覺為民除害， 問心無愧， 即使“身得武健嚴酷之名， 或有損于陰騭慈祥之說， 亦不敢辭”， 而且“三月以來僅戮五十人， 于古之猛烈者， 曾不足比數”。
這是一到四月的資料， 而到七月底再統計， 審案局共殺掉二百多人，
但是， 案子就是錢， 案子就是人情， 曾大人把案子都拿去了， 全省上下， 自布政使以至知縣的人情、案費就都不見了， 人家能沒意見嗎？
所以， 長沙城中“文法吏大嘩”， 都看不慣他（當時官紳李瀚章、魁聯、朱孫詒、郭嵩燾、歐陽兆熊等都給他寫信， 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抗議）。 巡撫駱秉章也不以為然， 想要制止他。 但是皇帝支持他， 還鼓勵他“務期根株淨盡”， 所以“未有以難也”。
越俎代庖的治安嚴打得罪了文官， 恪遵職守的練勇治軍則得罪了武將。
曾國藩剛到省城， 每月逢三逢八之日， 他就召集鄉勇和標兵（巡撫、提督的親兵）“會操”， 親自校閱。 但只練了幾次， 對於借此提高標兵技戰術水準的可能性， 曾國藩就感覺希望渺茫，
去年太平軍攻城， 挖通地道， 炸坍南城， 協副將清德嚇得摘掉頂戴， 跑到市民家躲藏， 部下兵丁則四處逃竄， 脫掉的號衣堆滿街道。 直到今年， 這還是長沙市民茶餘飯後的笑料。 他和巡撫、提督關係好， 所以未被奏革， 繼續在軍營裡混日子。
清德有養花的雅好， 平日下鄉剿匪也不忘尋訪奇花異草， 每次都要帶回滿船的花木。 每月五次的會操， 他從未參加， 天天在家裡伺候花草。 曾國藩要拿來祭刀的， 此君自然是當仁不讓。
塔齊布剛因去年守城有功被提拔為參將，
於是， 六月十二日， 他連上兩折， 分別參劾清德和保舉塔齊布、諸殿元。 摺子裡不管說好說歹， 都是斬釘截鐵的狠話：參折不但要求革職， 還請求將其解交刑部， 從重治罪；保折則請求破格超擢， 並將塔、諸二人的未來表現一併擔保——“如該二人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 即將微臣一併治罪”。
為了不讓和清德共事已久的巡撫駱秉章從中阻撓， 參折和湖廣總督張亮基會銜上奏，
駱秉基和清德料不到曾國藩下手如此狠辣， 不聲不響就告了黑狀， 但是天命難違， 只好吃了這個啞巴虧。 提督鮑起豹是清德的鐵哥們兒， 卻怎麼也咽不下這口氣， 於是， “驅曾運動”開始了。
首先， 洩憤于塔齊布。 以炎夏操練、虐待兵丁為藉口， 禁止塔齊布參與會操， 並停止日常訓練。 鮑起豹揚言， 沒有提督的命令， “敢再妄為者， 軍棍從事”。
其次， 內部傳達密令， 慫恿輕侮湘勇。 本來， 七月以前， 綠營兵和湘勇就有摩擦， 甚至對曾國藩也大為不敬。 二月在桂東， 六月在三江口， 都發生了綠營兵毆鬥、殺傷湘勇的事件。 曾國藩的親兵僕人“每次上城， 必遭毒罵痛打”。
三月，標兵與曾國藩親兵發生衝突，甚至打爛了他的轎子。現經提督倡揚，駐城標兵欺負起湘勇來，就更加無所顧忌了。
七月十三日，湘勇試槍，誤傷提標長夫（類似今日的工程兵或者勤務兵），標兵立即執旗吹號，持械列隊，找湘勇開戰。曾國藩自覺理虧，只好把肇事湘勇交出，送到提標營內打了三百軍棍。
八月四日，塔齊布管帶的辰勇和標兵賭錢，因小事造釁，標兵再次糾集起來，要和湘勇開戰。這次曾國藩不服氣，給鮑起豹發公文，要求嚴懲帶頭鬧事的標兵。鮑起豹二話不說，捆了肇事者就往曾公館送。然後鼓動標兵在公館前示威抗議，把皮球原封不動地踢還給曾國藩。
怕引起兵變，曾國藩不敢殺；怕屬下恥笑，曾國藩不敢放。就這麼猶豫不決，過了兩天。標兵日夜喧鬧，要求放人，最後把公館團團圍住，聲言再不放人，就要闖進公館強行搶人。公館就在巡撫辦公室隔壁，曾國藩硬著頭皮請駱秉章調解，駱以此事不屬巡撫管轄範圍為由謝絕。
沒辦法，曾國藩扛著欽差牌子在公館內挺著，希望拖幾天再作打算。哪料到六日晚上，標兵悍然沖入公館，刺傷門丁、衛兵，嚇得曾國藩跑到駱秉章家裡求救。駱秉章故作驚訝，然後建議放人，平息事態。
萬分無奈，十分沒臉，曾國藩同意放人。第二天，滿城傳言：曾欽差這事純屬人格障礙，心裡陰暗，自作自受，活該。
按道理，這種事情完全應該告禦狀，到天子那裡討說法。可是，曾國藩沒有這麼幹。冠冕的理由，他是這麼說的：“為臣子者不能為國家弭大亂，反以瑣事上瀆君父之聽，方寸竊所不安。”
誅心而論，他首先是擔心沒有勝訴的把握，更擔心僥倖勝訴，還得提防日後的報復。因為，上告的話，被告只能是鬧事的標兵，而調查取證卻得由巡撫、提督來做，不利於原告，那是肯定的。即使萬歲聖明，明斷萬里之外，判原告勝訴，也不過殺幾個標兵抵罪而已。而再次哄鬧，保不准就真得搭進去自己這條命。
左右權衡，于公於私，告狀都是下策。那麼，不能靠告狀出這口惡氣，還能忍辱包羞在長沙混下去嗎？斯文掃地，將來還怎麼和這一城的文武談公事、修私誼？尊嚴盡喪，將來還怎麼對下屬發號令、施獎懲？輾轉反側，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於是，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鬱悶的欽差選擇了逃避。
八月十三日，曾國藩以就近剿匪為由，奏稟移駐衡陽，于省城發生的變亂隻字不提。第二天，帶領屬下（包括患難之交塔齊布）啟程南下。
必遭毒罵痛打”。三月，標兵與曾國藩親兵發生衝突，甚至打爛了他的轎子。現經提督倡揚，駐城標兵欺負起湘勇來，就更加無所顧忌了。
七月十三日，湘勇試槍，誤傷提標長夫（類似今日的工程兵或者勤務兵），標兵立即執旗吹號，持械列隊，找湘勇開戰。曾國藩自覺理虧，只好把肇事湘勇交出，送到提標營內打了三百軍棍。
八月四日，塔齊布管帶的辰勇和標兵賭錢，因小事造釁，標兵再次糾集起來，要和湘勇開戰。這次曾國藩不服氣，給鮑起豹發公文，要求嚴懲帶頭鬧事的標兵。鮑起豹二話不說，捆了肇事者就往曾公館送。然後鼓動標兵在公館前示威抗議，把皮球原封不動地踢還給曾國藩。
怕引起兵變，曾國藩不敢殺；怕屬下恥笑，曾國藩不敢放。就這麼猶豫不決，過了兩天。標兵日夜喧鬧，要求放人，最後把公館團團圍住，聲言再不放人，就要闖進公館強行搶人。公館就在巡撫辦公室隔壁，曾國藩硬著頭皮請駱秉章調解，駱以此事不屬巡撫管轄範圍為由謝絕。
沒辦法，曾國藩扛著欽差牌子在公館內挺著，希望拖幾天再作打算。哪料到六日晚上，標兵悍然沖入公館，刺傷門丁、衛兵，嚇得曾國藩跑到駱秉章家裡求救。駱秉章故作驚訝，然後建議放人，平息事態。
萬分無奈，十分沒臉，曾國藩同意放人。第二天，滿城傳言：曾欽差這事純屬人格障礙，心裡陰暗，自作自受，活該。
按道理，這種事情完全應該告禦狀，到天子那裡討說法。可是，曾國藩沒有這麼幹。冠冕的理由，他是這麼說的：“為臣子者不能為國家弭大亂，反以瑣事上瀆君父之聽，方寸竊所不安。”
誅心而論，他首先是擔心沒有勝訴的把握，更擔心僥倖勝訴，還得提防日後的報復。因為，上告的話，被告只能是鬧事的標兵，而調查取證卻得由巡撫、提督來做，不利於原告，那是肯定的。即使萬歲聖明，明斷萬里之外，判原告勝訴，也不過殺幾個標兵抵罪而已。而再次哄鬧，保不准就真得搭進去自己這條命。
左右權衡，于公於私，告狀都是下策。那麼，不能靠告狀出這口惡氣，還能忍辱包羞在長沙混下去嗎？斯文掃地，將來還怎麼和這一城的文武談公事、修私誼？尊嚴盡喪，將來還怎麼對下屬發號令、施獎懲？輾轉反側，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於是，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鬱悶的欽差選擇了逃避。
八月十三日，曾國藩以就近剿匪為由，奏稟移駐衡陽，于省城發生的變亂隻字不提。第二天，帶領屬下（包括患難之交塔齊布）啟程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