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明治四十二）10月26日上午九點半前後， 安重根（1879—1910）在哈爾濱火車站月臺上擊斃伊藤博文（1841—1909）。 以命相搏的場面， 卻有幾分戲劇色彩。 在伊藤博文檢閱了俄軍儀仗隊， 向前來迎接的各國領事館人員和當地日本居民致辭的時候， 身穿西裝、頭戴鴨舌帽的安重根穿過俄國兵佇列， 走到距離伊藤博文大約5米遠的地方， 從容地掏出8連發勃朗寧手槍， 打出了7發子彈。 3發子彈命中伊藤博文， 其餘4發飛向伊藤身邊的人。 伊藤中彈倒地， 被抬到專列上， 絕命之前隨行醫生喂他喝了一杯白蘭地。
安重根當過獵人， 身為抗日義兵久經沙場， 是熟練的槍手， 又是在那種生死攸關的場合， 打出7發子彈的時間不會超過5秒鐘。 5秒鐘震驚日本， 震驚世界。 因為刺殺者是韓國青年， 而被殺者是日本樞密院院長、伯爵、前日本首相、前韓國統監。 這次斬首行動是認真籌畫的， 伊藤博文在劫難逃。
2014年1月19日， 安重根義士紀念館在哈爾濱火車站的事件發生處開館
安重根以刺殺伊藤博文名揚天下， 所以他在世人心目中主要是作為“刺客”“槍手”“義士”存在的。 中國的安重根紀念館建在刺殺事件發生地， 館名中安重根的身份是 “義士”， 即有這方面的原因。 我知道安重根的名字是在1981年9月， 升入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當時到連雲港市做教育實習， 偶然看了進口影片《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當時還是內參片）， 記住的便是作為槍手與刺客的安重根。 所以， 25年之後在東京讀到日本學者研究安重根的著作，
實際上， 在安重根32年的生命歷程中， 刺殺伊藤博文僅僅是一個符號性事件， 這個事件的含義，
“義士”之外
安重根親筆自傳《安應七歷史》是1978年在長崎被發現的。
1978年即安重根百年誕辰的前一年， 親筆自傳在此時被發現應當是相關人士的設計。 因為此時的 “發現 ”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手稿的價值， 在最好的時機製造最好的宣傳效果。 事實上， 我手裡這部全文收錄《安應七歷史》影印本的巨著《安重根與日韓關係史》（《安重根と日韓関係史》， 市川正明著）， 就是由日本的原書房在1979年即安重根百年誕辰這一年出版的。 1978年9月我能在相對偏僻的海濱城市連雲港看到錄影機播放的內參片《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 亦應與安重根誕辰百年的相關紀念活動有關。
據《安重根與日韓關係史》著者市川正明介紹，《安應七歷史》是寫在一個長19cm、寬12cm的筆記本上。市川著作所收《安應七歷史》影印件是全尺寸的。這份自傳是用漢文書寫，據草稿謄抄，字跡工整，幾乎沒有修改。寫到被押送至旅順監獄之後開始受審，即用“以下略”三字結束。“以下略”即受審部分的約13頁，還是未經謄抄的草稿狀態，字跡相對隨意。“應七”是安重根的字，因其出生時胸腹部有七顆黑痣，故稱。
我作為中國讀者讀《安應七歷史》，首先是驚訝于安重根漂亮的漢字。書寫工具是鋼筆或舊時的蘸水筆，但筆劃的起、止呈現出明顯的毛筆字筆法。幾乎每個字的結構都很合理，字與字之間的連貫性也好。無論是單個字，還是整頁漢字，都呈現出宏大而又嚴謹的書寫風格。現在如果把這份自傳拿去參加硬筆書法評比，應當能夠獲獎。事實上安重根稱得上書法家。他被關押在旅順監獄的時候，多有日本人向他求字，以得到他的字為榮。中野泰雄所著《安重根與伊藤博文》（《安重根と伊藤博文》，恒文社1996年版）的插頁上有安重根的三幅書法作品。兩幅是在獄中寫給日本人的條幅，分別是 “為國獻身軍人本分 ”和“志士仁人殺身成仁 ”，一幅是刻在韓國安重根紀念館門前紀念碑上的安重根手跡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幅均為楷書，用墨、結字均達到相當水準。
安重根的字漂亮，文章同樣漂亮。《安應七歷史》記事、寫景、抒情均準確、生動、傳神，文言之中夾雜著些許現代白話文或口語表達，別有一番韻味。文中偶有錯別字，有個別因韓文與漢文的句子結構差異造成的詞序問題——例如將動詞置於名詞之後、表示上下文關係的副詞後置等等，但整體看來不失為優秀漢文。漢文之外安重根還寫漢詩，《安應七歷史》即收錄兩首。一首是：“男兒有志出洋外，事不入謀難處身。望須同胞誓流血，莫做世間無義神。”（引用者標點，後同）二是決定刺殺伊藤博文之後寫的：“丈夫處世兮，其志大矣。雄視天下兮，何日成業。時造英雄兮，英雄造時。東風漸寒兮，壯士義熱。憤慨一去兮，必成目的。鼠竊伊藤兮，豈肯比命。豈度至此兮，事勢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業。萬歲萬歲兮，大韓獨立。萬歲萬歲兮，大韓同胞。”詩中“東風漸寒”“壯士”“一去”等語，表明此詩受到了荊軻《易水歌》的影響。實質上這是一首現代版《易水歌》。
字如其人，文如其人，詩如其人。從字、文、詩來看，安重根是具有豐厚文化修養的知識份子，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思想者。更為重要的是，安重根寫自傳和那些條幅的時候，身陷囹圄、面臨死亡。所以，在他這裡，高潔、強悍的人格價值又遠在其詩文、書法作品之上。只有視死如歸的勇士，才能在面對死亡的時候如此從容地展示自己的思想、才華與學養。鑄成安重根人格的，從社會根源來說是近代韓國悲慘的歷史，從思想根源來說則是基於儒家倫理思想和天主教教義的愛國主義精神。展現其儒教倫理精神的，就是他書寫的條幅“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這兩句話分別出自《論語》的“衛靈公”篇與“憲問”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在此意義上安重根確為 “義士”——仁義愛國之士。
安重根擁有豐厚的文化修養、強大的人格力量，所以能夠臨危不懼、從容不迫。取伊藤博文性命的時候是如此，自己面臨死亡的時候也是如此。被執行絞刑之前，他沐浴之後穿上潔白的朝鮮民族服裝。在就義5分鐘前留下的那張照片上，他表情安詳。
“東洋和平”的思想
安重根槍擊伊藤博文、被現場的俄國兵控制之後，用俄語高喊“韓國萬歲”。在法庭上被問及身份的時候，他自稱韓國義兵“參謀中將”。在旅順監獄中寫的書法作品，落款署名為“大韓國人安重根”，並且印著他左手的掌印。掌印上的無名指比小手指還短，是因為無名指第一節被切掉了。1909年初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組織救國團體斷指同盟的時候，12名同志用刀切掉左手無名指第一節，以鮮血書寫“大韓國獨立”於太極旗上，然後高呼“大韓獨立萬歲！”要言之，安重根確為民族主義者。但是，民族主義並非安重根思想的全部。韓國獨立、朝鮮民族解放之外，安重根還有更遠大的理想，那就是東洋和平。
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行動之中，已經包含著對東洋和平的追求。被捕之後接受日本檢察官溝淵孝雄審訊的時候，他闡述刺殺行動的理由，列舉了伊藤博文的十五條罪狀：
一、韓國閔皇后弑殺之罪；二、韓國皇帝廢位之罪；三、勒定五條約與七條約之罪；四、虐殺無故[辜]之韓人之罪；五、政權勒奪之罪；六、鐵道、礦山與山林、川澤勒奪之罪；七、第一銀券紙貨勒用之罪；八、軍隊解散之罪；九、教育防 [妨]害之罪；十、韓人外國遊學禁止之罪；十一、教課[科]書押收燒火之罪；十二、韓人欲日本保護云云、而誣罔世界之罪；十三、現行日韓間競爭不息、殺戮不絕，然韓國以太平無事之樣上欺天皇之罪；十四、東洋平和破壞之罪；十五、日本天皇陛下父皇太皇帝弑殺之罪。（市川正明：《安重根與朝鮮獨立運動的源流》，原書房2005年9月版，158—159頁）
這段文字中亦多有動詞被置於名詞（賓語）之後。略為調整詞序，將“軍隊解散”、“教育妨害”等等改為“解散軍隊”、“妨害教育”，讀起來會更順。“然韓國以太平無事之樣上欺天皇”當為“然以韓國太平無事之樣上欺天皇”。據市川正明的考察，安重根的個別指控與事實略有出入。殺害閔妃事件即非伊藤直接製造，韓國皇帝廢位元與伊藤亦無直接關係（《安重根與日韓關係史》，178、182頁）。但由於伊藤博文是明治日本內閣第一任首相、日本侵略者的符號，因此安重根的指控全部成立。安重根列舉的罪狀多達15條，表明其斬首行動是建立在對現實的分析和對中、日、韓三國關係的認識之上。第一至第十二條表明了安重根對韓國國家、民族利益的追求，但十三、十四、十五這三條則表明了安重根超越韓國的視角。譴責伊藤弑殺明治天皇的父皇、欺騙明治天皇，表明他刺殺伊藤也是為了日本。譴責伊藤破壞東洋和平，則表明他是為了 “東洋和平 ”刺殺伊藤博文。可以說，安重根是站在 “東洋 ”的立場上採取行動，這種立場超越了“韓國”這一民族、國家立場。因此，即使是在領導義兵進行抗日鬥爭的時候，他也期待日本民眾覺醒，甚至釋放過數名批判伊藤擴張政策、主張東洋和平的日軍俘虜。
被關押在旅順監獄、面臨死亡的安重根，思考最多的除了自己的歷史，就是東洋和平問題。死刑判決在1910年2月14日下達，安重根3月十15才寫完《安應七歷史》。為了撰寫《東洋平和論》，他要求高等法院推遲行刑日期，獲准之後立即動筆。可惜行刑日期比法院院長承諾的提前，《東洋平和論》半途而廢。《東洋平和論》“序”之外分為“前鑒”“現狀”“伏線”“問答”四部分，安重根寫完了“序”，“前鑒”只寫了兩千餘字，即止于“不顧自然之刑[形]勢、剝害同種鄰邦者終為獨夫之患、必不免矣”一句。所幸，從完整的“序”中我們能夠理解安重根《東洋平和論》的基本思想。“序”開宗明義，曰：“夫合成散敗，萬古常定之理也。現今世界，東西分球，人種各殊。互相競爭，如行茶飯。研究利器，甚于農商。新發明，電氣炮，飛行船，浸水艇，皆是傷人害物之機械也。訓練青年，驅入於戰役之場，無數貴重生靈，棄如犧牲。血川肉地，無日不絕。”這是安重根對二十世紀初世界局勢的基本把握、對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批判。安重根尤憎沙俄，稱其“暴行殘害，西歐東亞，無處不及。惡盈罪溢，神人共怒”。因此他讚美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解釋中韓兩國為何不計前嫌、支持日本，曰：“天賜一期，使東海中小島日本，如此強大之露國，一拳打倒于滿洲大陸之上。孰就能度量乎？此順天、得地、應人之理也。……日露開戰之時，日皇宣戰書‘東洋平和由持、大韓獨立鞏固’雲。如此大義，勝於青天白日之光線。故韓清人士，勿論智愚，一致同心，感和服從者，一也。況日露開伏[戰]，可謂黃白人種之競爭，故前日仇讎心情，一朝消散，反成一大愛種黨。此亦人情之順序矣。可謂合理之一也。”
可見，在安重根這裡，“東洋 ”與“黃種人 ”具有同一性，中、日、韓三國均包含其中。正因為對崛起于明治維新的現代日本抱有厚望，所以他對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在東亞的擴張倍感失望，嚴加斥責，曰：“日本之偉大聲名，正大功勳，一朝變遷，尤甚於蠻行之露國也。嗚呼！以龍虎之威勢，豈作蛇貓之行動乎？”“韓清兩國人之所望，大絕且斷矣。若政略不改，逼迫日甚，則不得已，甯亡於異族，不忍受辱於同種。”在“序”的結尾處，安重根明言自己是代表韓清兩國人民發肺腑之言，聲稱“東洋平和義戰開伏於哈爾濱”。這樣，刺殺事件的“東洋和平”意義得到了明確表達。
安重根是民族主義者，也是東洋主義者、東亞民族主義者。其“東洋”理念雖有地域性，但作為特殊時代對於西力東漸、西方入侵的回應之物，其中包含著普遍性價值。這種價值的核心就是儒家倫理中的忠、孝、仁、義。安重根身體力行，將傳統的儒家倫理精神實踐于現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之中。
日本的安重根認同者
安重根因為刺殺伊藤博文被“大日本帝國”處以絞刑，但日本人對待安重根的態度頗為複雜，欽佩、同情者不乏其人。耐人尋味的是，欽佩、同情者中包括刺殺事件的受害者與司法系統的官員。伊藤博文到達哈爾濱火車站的時候，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理事田中清次郎是隨從人員之一，安重根射向伊藤隨從的四發子彈中，有一發打在他的腳上。如果當時安重根的槍口抬高一些，他就有性命之憂。但是，晚年在接受採訪、被問及“您認為到目前為止自己認識的人當中誰最偉大”的時候，他的回答卻是：“那就是安重根。雖然這令人遺憾。”安重根被關押在旅順監獄的時候，多有管理監獄的日本人求他寫字，善待他，甚至檢察官也關照他的生活。《安應七歷史》記曰：“其後溝淵檢察官，與韓語通譯官園木氏，來到於監獄署內，十餘次審問，而這間酬酌，一筆難記。”“檢察官常對我甚厚，審問後，恒給埃及金口紙捲煙。相對談話，吸煙，評論公直，同憾[感]情現容於色也。”“伊時，典獄栗原氏，與警守系長中村氏，常顧獲特對，每一周日間沐浴一次式，每日午前午後二次，式自監房出自事務室。各國上等紙捲煙與西洋果子及茶水，厚給胞 [飽 ]吃。又朝、午、夕三時飯，上等白米飯饋之。內服品好者一件，棉著、綿衾四件。特給柑子與林檎、黃梨等果實，日日數三次給之。牛乳每日一次式給之。此園木氏之特恩也。溝淵檢察官，雞與煙草等物買給。如此許多特對，感荷不已，難可盡述。”文中的“林檎”即蘋果，“式”字含義不明。
這些日本人善待安重根，並非出於同情，或者非僅僅出於同情，而是有思想觀念方面的共感。按照《安重根與伊藤博文》著者中野泰雄的解釋，田中清次郎高度評價安重根，是因為瞭解安重根法庭上的言論、在獄中的著作。換言之，田中是認同安重根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中野的這種判斷應當能夠成立。安重根及禹德淳、曹道先等人被從哈爾濱押送到旅順監獄之後，1910年2月7日至14日，關東都督府高等法院對他們進行了六次公審。諷刺的是，由於安重根在審判中努力爭取陳述機會，而且法庭旁聽席上有旁聽者（第一次審判時旁聽者約300人），因此審判具有了二重性——是法院對安重根的審判，也是安重根對伊藤博文和日本侵略行徑的審判。日本法官被安重根的陳述打動了。據《安應七歷史》所記，安重根陳述了伊藤博文十五條罪狀之後，檢察官溝淵孝雄“聽罷，愕然謂曰：今聞所述，則可謂東洋義士也。自己義士，必無被死刑之法矣。勿為憂慮焉。我答曰：我之生死勿論，以此意速速上奏于日本天皇陛下，速改伊藤之不善政略，以扶東洋危機之大勢。切望矣！”這裡，溝淵與安重根在東洋意識方面達成了一致，進行了有效對話。不僅是溝淵，甚至高等法院院長平石氏人也共鳴于安重根的思想。據《安應七歷史》所記，平石聽了安重根關於“東洋大勢之關係與平和政略之意見”之後，“慨然答曰：我與君同情雖厚，然政府主權之機關難改。奈何！當君之所述之意見，稟達於政府矣”。因此，當安重根為撰寫《東洋平和論》要求將行刑日期推遲月余時，平石欣然應允，答曰：“不必月餘寬限，雖數個月之餘，特別許可矣。勿慮焉。”此為安撰寫《東洋平和論》之契機。無疑，安重根向平石講述的是《東洋平和論》的基本構想，平石是較早聽到安重根 “東洋和平論 ”並表示認同的日本人。在我看來，日本官方反復審判安重根，並不僅僅是為了弄清事實，以便定罪。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作為強大的侵略者判處安重根極刑易如反掌。反復審判當另有目的，即弄清安重根的思想與刺殺行為的含義，充分估量各種因素，再決定如何處理。在此過程中，那些抱有真誠東洋意識的日本人認同了安重根的思想。中野泰雄在《安重根與伊藤博文》中指出：“在旅順監獄中直接接觸到安重根的日本人，均給安重根以高度評價，共鳴於其思想。這令人吃驚。”據中野介紹，旅順監獄的監獄長栗原為安重根未能寫完《東洋平和論》感到痛心，回到日本之後在家裡設了“安重根大明神”的牌位，長期供奉。擔任安重根辯護律師的水野吉太郎，在安重根受刑之前要求到刑場為安送行，惜未獲允。水野終生珍藏著安重根寫給他的條幅“志士仁人殺身成仁”。
認同安重根的日本人同樣存在於戰後日本。在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風潮中，進步知識人批判近代日本的軍國主義擴張歷史，認同安重根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前文所涉安重根研究著作均為日本人撰寫，均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與侵略。市川正明在《安重根與日韓關係史》“後記 ”中，強調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行動是韓國義兵抗日運動的一環，認為安重根是韓國獨立運動領導者、武裝鬥爭將領、人格高潔的天主教徒，必須給予高度評價。中野泰雄的態度更耐人尋味。他在《安重根與伊藤博文》中從多方面揭穿伊藤博文“明治元勳”、“大政治家”的假面，闡述安重根刺殺行為的合理性，稱安重根為“教育家”、“義兵中將”、“和平的使者”。他甚至把安重根在1907年日本強行簽訂七款《日韓新協約》之後以“安應七”之名行世，解釋為“立志對應七條約”。他在同書後記中說：“現在日本每年都會出現迷戀‘大東亞戰爭’的亡靈、反復‘胡說’、反復‘失言’的大臣。在這種政治環境中，我懇切希望本書能夠在減少‘污泥 ’方面發揮哪怕是一點點作用。”耐人尋味的是，書後 “著者略曆 ”的開頭是“1922年作為中野正剛的四子出生于東京”，著者中野泰雄是把 “中野正剛的四子 ”作為自己的重要身份。而中野正剛（1886—1943）是在“二戰”末期因政治觀點不同批評首相東條英機、被迫剖腹自殺的人。這樣，中野泰雄作為日本人對安重根的肯定、對伊藤博文的批判具有了思想史的延續性。
歷史怎樣重複？
1910年3月26日安重根被處死。處死東洋和平論者安重根，意味著“大日本帝國”走上了殖民侵略的不歸路。日本在處死安重根這一年吞併朝鮮，5年之後向中國提出 “二十一條”，21年之後侵佔中國東北，27年之後全面侵華。於是，35年之後遭到美國原子彈襲擊，隨後被送上東京審判的法庭。如果1910年前後的日本統治者能夠被哈爾濱火車站的槍聲驚醒，能夠接受安重根的《東洋平和論》，那麼日本與東北亞的現代史將是另一種面貌。中野泰雄在其著作中明確指出：日本政府在1910年處死安重根，繼而製造所謂“大逆事件”殺害幸德秋水等社會主義者，是現代日本官僚暴行的起點。
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事件已過去百餘年，但歷史並未終結。在近代以來的日本擴張史上，中韓兩國是受害共同體。安重根好友金九領導的韓國臨時政府成立于上海，韓國志士也在中國的土地上英勇抗日。1909年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23年之後的1932年，另一位韓國英雄尹奉吉（1908—1932）在上海虹口公園用一顆炸彈炸傷多名日本軍政要員，讓日本 “支那派遣軍司令”、陸軍大將白川義則（1868—1932）傷重身亡，在中國19路軍的奮勇抵抗之後給日軍以痛擊。
安重根位於首爾的墳墓
韓國人安重根在中國的土地上進入歷史，遺體也埋葬在旅順。世事變遷，滄海桑田，但安重根留下了一個英雄故事，一種人格典範，一套價值體系，和一本《東洋平和論》。
據《安重根與日韓關係史》著者市川正明介紹，《安應七歷史》是寫在一個長19cm、寬12cm的筆記本上。市川著作所收《安應七歷史》影印件是全尺寸的。這份自傳是用漢文書寫，據草稿謄抄，字跡工整，幾乎沒有修改。寫到被押送至旅順監獄之後開始受審，即用“以下略”三字結束。“以下略”即受審部分的約13頁，還是未經謄抄的草稿狀態，字跡相對隨意。“應七”是安重根的字，因其出生時胸腹部有七顆黑痣，故稱。
我作為中國讀者讀《安應七歷史》，首先是驚訝于安重根漂亮的漢字。書寫工具是鋼筆或舊時的蘸水筆，但筆劃的起、止呈現出明顯的毛筆字筆法。幾乎每個字的結構都很合理，字與字之間的連貫性也好。無論是單個字，還是整頁漢字，都呈現出宏大而又嚴謹的書寫風格。現在如果把這份自傳拿去參加硬筆書法評比，應當能夠獲獎。事實上安重根稱得上書法家。他被關押在旅順監獄的時候，多有日本人向他求字，以得到他的字為榮。中野泰雄所著《安重根與伊藤博文》（《安重根と伊藤博文》，恒文社1996年版）的插頁上有安重根的三幅書法作品。兩幅是在獄中寫給日本人的條幅，分別是 “為國獻身軍人本分 ”和“志士仁人殺身成仁 ”，一幅是刻在韓國安重根紀念館門前紀念碑上的安重根手跡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幅均為楷書，用墨、結字均達到相當水準。
安重根的字漂亮，文章同樣漂亮。《安應七歷史》記事、寫景、抒情均準確、生動、傳神，文言之中夾雜著些許現代白話文或口語表達，別有一番韻味。文中偶有錯別字，有個別因韓文與漢文的句子結構差異造成的詞序問題——例如將動詞置於名詞之後、表示上下文關係的副詞後置等等，但整體看來不失為優秀漢文。漢文之外安重根還寫漢詩，《安應七歷史》即收錄兩首。一首是：“男兒有志出洋外，事不入謀難處身。望須同胞誓流血，莫做世間無義神。”（引用者標點，後同）二是決定刺殺伊藤博文之後寫的：“丈夫處世兮，其志大矣。雄視天下兮，何日成業。時造英雄兮，英雄造時。東風漸寒兮，壯士義熱。憤慨一去兮，必成目的。鼠竊伊藤兮，豈肯比命。豈度至此兮，事勢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業。萬歲萬歲兮，大韓獨立。萬歲萬歲兮，大韓同胞。”詩中“東風漸寒”“壯士”“一去”等語，表明此詩受到了荊軻《易水歌》的影響。實質上這是一首現代版《易水歌》。
字如其人，文如其人，詩如其人。從字、文、詩來看，安重根是具有豐厚文化修養的知識份子，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思想者。更為重要的是，安重根寫自傳和那些條幅的時候，身陷囹圄、面臨死亡。所以，在他這裡，高潔、強悍的人格價值又遠在其詩文、書法作品之上。只有視死如歸的勇士，才能在面對死亡的時候如此從容地展示自己的思想、才華與學養。鑄成安重根人格的，從社會根源來說是近代韓國悲慘的歷史，從思想根源來說則是基於儒家倫理思想和天主教教義的愛國主義精神。展現其儒教倫理精神的，就是他書寫的條幅“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這兩句話分別出自《論語》的“衛靈公”篇與“憲問”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在此意義上安重根確為 “義士”——仁義愛國之士。
安重根擁有豐厚的文化修養、強大的人格力量，所以能夠臨危不懼、從容不迫。取伊藤博文性命的時候是如此，自己面臨死亡的時候也是如此。被執行絞刑之前，他沐浴之後穿上潔白的朝鮮民族服裝。在就義5分鐘前留下的那張照片上，他表情安詳。
“東洋和平”的思想
安重根槍擊伊藤博文、被現場的俄國兵控制之後，用俄語高喊“韓國萬歲”。在法庭上被問及身份的時候，他自稱韓國義兵“參謀中將”。在旅順監獄中寫的書法作品，落款署名為“大韓國人安重根”，並且印著他左手的掌印。掌印上的無名指比小手指還短，是因為無名指第一節被切掉了。1909年初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組織救國團體斷指同盟的時候，12名同志用刀切掉左手無名指第一節，以鮮血書寫“大韓國獨立”於太極旗上，然後高呼“大韓獨立萬歲！”要言之，安重根確為民族主義者。但是，民族主義並非安重根思想的全部。韓國獨立、朝鮮民族解放之外，安重根還有更遠大的理想，那就是東洋和平。
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行動之中，已經包含著對東洋和平的追求。被捕之後接受日本檢察官溝淵孝雄審訊的時候，他闡述刺殺行動的理由，列舉了伊藤博文的十五條罪狀：
一、韓國閔皇后弑殺之罪；二、韓國皇帝廢位之罪；三、勒定五條約與七條約之罪；四、虐殺無故[辜]之韓人之罪；五、政權勒奪之罪；六、鐵道、礦山與山林、川澤勒奪之罪；七、第一銀券紙貨勒用之罪；八、軍隊解散之罪；九、教育防 [妨]害之罪；十、韓人外國遊學禁止之罪；十一、教課[科]書押收燒火之罪；十二、韓人欲日本保護云云、而誣罔世界之罪；十三、現行日韓間競爭不息、殺戮不絕，然韓國以太平無事之樣上欺天皇之罪；十四、東洋平和破壞之罪；十五、日本天皇陛下父皇太皇帝弑殺之罪。（市川正明：《安重根與朝鮮獨立運動的源流》，原書房2005年9月版，158—159頁）
這段文字中亦多有動詞被置於名詞（賓語）之後。略為調整詞序，將“軍隊解散”、“教育妨害”等等改為“解散軍隊”、“妨害教育”，讀起來會更順。“然韓國以太平無事之樣上欺天皇”當為“然以韓國太平無事之樣上欺天皇”。據市川正明的考察，安重根的個別指控與事實略有出入。殺害閔妃事件即非伊藤直接製造，韓國皇帝廢位元與伊藤亦無直接關係（《安重根與日韓關係史》，178、182頁）。但由於伊藤博文是明治日本內閣第一任首相、日本侵略者的符號，因此安重根的指控全部成立。安重根列舉的罪狀多達15條，表明其斬首行動是建立在對現實的分析和對中、日、韓三國關係的認識之上。第一至第十二條表明了安重根對韓國國家、民族利益的追求，但十三、十四、十五這三條則表明了安重根超越韓國的視角。譴責伊藤弑殺明治天皇的父皇、欺騙明治天皇，表明他刺殺伊藤也是為了日本。譴責伊藤破壞東洋和平，則表明他是為了 “東洋和平 ”刺殺伊藤博文。可以說，安重根是站在 “東洋 ”的立場上採取行動，這種立場超越了“韓國”這一民族、國家立場。因此，即使是在領導義兵進行抗日鬥爭的時候，他也期待日本民眾覺醒，甚至釋放過數名批判伊藤擴張政策、主張東洋和平的日軍俘虜。
被關押在旅順監獄、面臨死亡的安重根，思考最多的除了自己的歷史，就是東洋和平問題。死刑判決在1910年2月14日下達，安重根3月十15才寫完《安應七歷史》。為了撰寫《東洋平和論》，他要求高等法院推遲行刑日期，獲准之後立即動筆。可惜行刑日期比法院院長承諾的提前，《東洋平和論》半途而廢。《東洋平和論》“序”之外分為“前鑒”“現狀”“伏線”“問答”四部分，安重根寫完了“序”，“前鑒”只寫了兩千餘字，即止于“不顧自然之刑[形]勢、剝害同種鄰邦者終為獨夫之患、必不免矣”一句。所幸，從完整的“序”中我們能夠理解安重根《東洋平和論》的基本思想。“序”開宗明義，曰：“夫合成散敗，萬古常定之理也。現今世界，東西分球，人種各殊。互相競爭，如行茶飯。研究利器，甚于農商。新發明，電氣炮，飛行船，浸水艇，皆是傷人害物之機械也。訓練青年，驅入於戰役之場，無數貴重生靈，棄如犧牲。血川肉地，無日不絕。”這是安重根對二十世紀初世界局勢的基本把握、對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批判。安重根尤憎沙俄，稱其“暴行殘害，西歐東亞，無處不及。惡盈罪溢，神人共怒”。因此他讚美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解釋中韓兩國為何不計前嫌、支持日本，曰：“天賜一期，使東海中小島日本，如此強大之露國，一拳打倒于滿洲大陸之上。孰就能度量乎？此順天、得地、應人之理也。……日露開戰之時，日皇宣戰書‘東洋平和由持、大韓獨立鞏固’雲。如此大義，勝於青天白日之光線。故韓清人士，勿論智愚，一致同心，感和服從者，一也。況日露開伏[戰]，可謂黃白人種之競爭，故前日仇讎心情，一朝消散，反成一大愛種黨。此亦人情之順序矣。可謂合理之一也。”
可見，在安重根這裡，“東洋 ”與“黃種人 ”具有同一性，中、日、韓三國均包含其中。正因為對崛起于明治維新的現代日本抱有厚望，所以他對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在東亞的擴張倍感失望，嚴加斥責，曰：“日本之偉大聲名，正大功勳，一朝變遷，尤甚於蠻行之露國也。嗚呼！以龍虎之威勢，豈作蛇貓之行動乎？”“韓清兩國人之所望，大絕且斷矣。若政略不改，逼迫日甚，則不得已，甯亡於異族，不忍受辱於同種。”在“序”的結尾處，安重根明言自己是代表韓清兩國人民發肺腑之言，聲稱“東洋平和義戰開伏於哈爾濱”。這樣，刺殺事件的“東洋和平”意義得到了明確表達。
安重根是民族主義者，也是東洋主義者、東亞民族主義者。其“東洋”理念雖有地域性，但作為特殊時代對於西力東漸、西方入侵的回應之物，其中包含著普遍性價值。這種價值的核心就是儒家倫理中的忠、孝、仁、義。安重根身體力行，將傳統的儒家倫理精神實踐于現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之中。
日本的安重根認同者
安重根因為刺殺伊藤博文被“大日本帝國”處以絞刑，但日本人對待安重根的態度頗為複雜，欽佩、同情者不乏其人。耐人尋味的是，欽佩、同情者中包括刺殺事件的受害者與司法系統的官員。伊藤博文到達哈爾濱火車站的時候，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理事田中清次郎是隨從人員之一，安重根射向伊藤隨從的四發子彈中，有一發打在他的腳上。如果當時安重根的槍口抬高一些，他就有性命之憂。但是，晚年在接受採訪、被問及“您認為到目前為止自己認識的人當中誰最偉大”的時候，他的回答卻是：“那就是安重根。雖然這令人遺憾。”安重根被關押在旅順監獄的時候，多有管理監獄的日本人求他寫字，善待他，甚至檢察官也關照他的生活。《安應七歷史》記曰：“其後溝淵檢察官，與韓語通譯官園木氏，來到於監獄署內，十餘次審問，而這間酬酌，一筆難記。”“檢察官常對我甚厚，審問後，恒給埃及金口紙捲煙。相對談話，吸煙，評論公直，同憾[感]情現容於色也。”“伊時，典獄栗原氏，與警守系長中村氏，常顧獲特對，每一周日間沐浴一次式，每日午前午後二次，式自監房出自事務室。各國上等紙捲煙與西洋果子及茶水，厚給胞 [飽 ]吃。又朝、午、夕三時飯，上等白米飯饋之。內服品好者一件，棉著、綿衾四件。特給柑子與林檎、黃梨等果實，日日數三次給之。牛乳每日一次式給之。此園木氏之特恩也。溝淵檢察官，雞與煙草等物買給。如此許多特對，感荷不已，難可盡述。”文中的“林檎”即蘋果，“式”字含義不明。
這些日本人善待安重根，並非出於同情，或者非僅僅出於同情，而是有思想觀念方面的共感。按照《安重根與伊藤博文》著者中野泰雄的解釋，田中清次郎高度評價安重根，是因為瞭解安重根法庭上的言論、在獄中的著作。換言之，田中是認同安重根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中野的這種判斷應當能夠成立。安重根及禹德淳、曹道先等人被從哈爾濱押送到旅順監獄之後，1910年2月7日至14日，關東都督府高等法院對他們進行了六次公審。諷刺的是，由於安重根在審判中努力爭取陳述機會，而且法庭旁聽席上有旁聽者（第一次審判時旁聽者約300人），因此審判具有了二重性——是法院對安重根的審判，也是安重根對伊藤博文和日本侵略行徑的審判。日本法官被安重根的陳述打動了。據《安應七歷史》所記，安重根陳述了伊藤博文十五條罪狀之後，檢察官溝淵孝雄“聽罷，愕然謂曰：今聞所述，則可謂東洋義士也。自己義士，必無被死刑之法矣。勿為憂慮焉。我答曰：我之生死勿論，以此意速速上奏于日本天皇陛下，速改伊藤之不善政略，以扶東洋危機之大勢。切望矣！”這裡，溝淵與安重根在東洋意識方面達成了一致，進行了有效對話。不僅是溝淵，甚至高等法院院長平石氏人也共鳴于安重根的思想。據《安應七歷史》所記，平石聽了安重根關於“東洋大勢之關係與平和政略之意見”之後，“慨然答曰：我與君同情雖厚，然政府主權之機關難改。奈何！當君之所述之意見，稟達於政府矣”。因此，當安重根為撰寫《東洋平和論》要求將行刑日期推遲月余時，平石欣然應允，答曰：“不必月餘寬限，雖數個月之餘，特別許可矣。勿慮焉。”此為安撰寫《東洋平和論》之契機。無疑，安重根向平石講述的是《東洋平和論》的基本構想，平石是較早聽到安重根 “東洋和平論 ”並表示認同的日本人。在我看來，日本官方反復審判安重根，並不僅僅是為了弄清事實，以便定罪。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作為強大的侵略者判處安重根極刑易如反掌。反復審判當另有目的，即弄清安重根的思想與刺殺行為的含義，充分估量各種因素，再決定如何處理。在此過程中，那些抱有真誠東洋意識的日本人認同了安重根的思想。中野泰雄在《安重根與伊藤博文》中指出：“在旅順監獄中直接接觸到安重根的日本人，均給安重根以高度評價，共鳴於其思想。這令人吃驚。”據中野介紹，旅順監獄的監獄長栗原為安重根未能寫完《東洋平和論》感到痛心，回到日本之後在家裡設了“安重根大明神”的牌位，長期供奉。擔任安重根辯護律師的水野吉太郎，在安重根受刑之前要求到刑場為安送行，惜未獲允。水野終生珍藏著安重根寫給他的條幅“志士仁人殺身成仁”。
認同安重根的日本人同樣存在於戰後日本。在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風潮中，進步知識人批判近代日本的軍國主義擴張歷史，認同安重根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前文所涉安重根研究著作均為日本人撰寫，均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與侵略。市川正明在《安重根與日韓關係史》“後記 ”中，強調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行動是韓國義兵抗日運動的一環，認為安重根是韓國獨立運動領導者、武裝鬥爭將領、人格高潔的天主教徒，必須給予高度評價。中野泰雄的態度更耐人尋味。他在《安重根與伊藤博文》中從多方面揭穿伊藤博文“明治元勳”、“大政治家”的假面，闡述安重根刺殺行為的合理性，稱安重根為“教育家”、“義兵中將”、“和平的使者”。他甚至把安重根在1907年日本強行簽訂七款《日韓新協約》之後以“安應七”之名行世，解釋為“立志對應七條約”。他在同書後記中說：“現在日本每年都會出現迷戀‘大東亞戰爭’的亡靈、反復‘胡說’、反復‘失言’的大臣。在這種政治環境中，我懇切希望本書能夠在減少‘污泥 ’方面發揮哪怕是一點點作用。”耐人尋味的是，書後 “著者略曆 ”的開頭是“1922年作為中野正剛的四子出生于東京”，著者中野泰雄是把 “中野正剛的四子 ”作為自己的重要身份。而中野正剛（1886—1943）是在“二戰”末期因政治觀點不同批評首相東條英機、被迫剖腹自殺的人。這樣，中野泰雄作為日本人對安重根的肯定、對伊藤博文的批判具有了思想史的延續性。
歷史怎樣重複？
1910年3月26日安重根被處死。處死東洋和平論者安重根，意味著“大日本帝國”走上了殖民侵略的不歸路。日本在處死安重根這一年吞併朝鮮，5年之後向中國提出 “二十一條”，21年之後侵佔中國東北，27年之後全面侵華。於是，35年之後遭到美國原子彈襲擊，隨後被送上東京審判的法庭。如果1910年前後的日本統治者能夠被哈爾濱火車站的槍聲驚醒，能夠接受安重根的《東洋平和論》，那麼日本與東北亞的現代史將是另一種面貌。中野泰雄在其著作中明確指出：日本政府在1910年處死安重根，繼而製造所謂“大逆事件”殺害幸德秋水等社會主義者，是現代日本官僚暴行的起點。
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事件已過去百餘年，但歷史並未終結。在近代以來的日本擴張史上，中韓兩國是受害共同體。安重根好友金九領導的韓國臨時政府成立于上海，韓國志士也在中國的土地上英勇抗日。1909年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23年之後的1932年，另一位韓國英雄尹奉吉（1908—1932）在上海虹口公園用一顆炸彈炸傷多名日本軍政要員，讓日本 “支那派遣軍司令”、陸軍大將白川義則（1868—1932）傷重身亡，在中國19路軍的奮勇抵抗之後給日軍以痛擊。
安重根位於首爾的墳墓
韓國人安重根在中國的土地上進入歷史，遺體也埋葬在旅順。世事變遷，滄海桑田，但安重根留下了一個英雄故事，一種人格典範，一套價值體系，和一本《東洋平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