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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一僕二主":中國的天下將落入林彪之手!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顧保孜著,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66年6月2日, 陳伯達掌握的《人民日報》在刊登聶元梓的大字報的同時, 發表了他參與炮製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宣稱當時堅持正確領導的北京大學領導班子是“反黨集團”, 煽動師生與他們作堅決鬥爭。 陳伯達還利用掌握的輿論工具, 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口號, 煽動廣大幹部和群眾對堅持革命原則的領導和群眾進行迫害和鎮壓, 全國動亂哄然而起。

7月, 陳伯達派人去清華大學探望被關押著的造反派頭頭蒯大富, 表示對他反工作組的支持。

以後又與江青一起, 以調查“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為名, 多次去北大、北師大等校, 組織批判會, 撤銷工作組, 號召學生“甩掉保姆, 自己解放自己, 踢開黨委鬧革命”。 8月18日, 陳伯達主持了天安門廣場舉行的規模宏大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 他在開幕詞中給毛澤東冠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三個頭銜。 接著, 林彪講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 毛主席是統帥。 ”從此以後, 人們提到毛澤東, 必加“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四個副詞。 一場造神運動和個人崇拜的歪風高漲。 別有用心的陳伯達和林彪可謂配合默契, 他們有共同點, 都野心勃勃, 他們後來成為一夥也就不足為怪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 陳伯達一躍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由11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 陳伯達位居第五位, 排在鄧小平、劉少奇、朱德的前面, 也把康生甩在了後面。 花甲之年, 陳伯達一次“趕浪”, 使他步入了政治生涯的鼎盛時期。

年事雖高, 但由於“官補”, 陳伯達大有煥發青春、大幹一場的熱情。 在對付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問題上, 他摸准了江青的脈搏, 異常活躍。 得意忘形之際, 陳伯達似乎忘了他正在同一個極為難處的女人共事。 而正是這位國家“第一夫人”的頤指氣使, 使他陷入困境。

1966年底的一次會議上, 全國情況匯總, 談到了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全國到處一片打、砸、搶、抄、殺, 黨組織渙散了, 政權快瓦解了。 學校沒人管, 工廠陷於癱瘓。 作為中國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心裡十分不安, 他緊皺眉頭表示, 學生老是這樣闖, 誰的話也不聽, 派軍隊幹部去訓練學生吧, 實行軍訓, 加強紀律性。

毛澤東正說著, 突然只聽一個女人在喊道:“我有意見, 他們總不讓我民主, 不讓我說話。 ”江青半道上殺進來, 尖叫道:“為什麼不把賀龍揪出來?”毛澤東說現在不討論此事。 江青哪裡肯收場, 聽說要把她發動的學生們管起來, 她半是發瘋, 半是撒嬌。 江青起初牢牢抓住毛澤東的一個絕招就是伴嗔撒嬌。

她大聲沖著毛澤東說道:“毛主席, 你不讓群眾起來, 我就要造你的反了!”毛澤東低頭看檔, 但在旁人中站起來了剛直不阿的譚震林, 他怒視江青:“你這是幹什麼?毛主席是我們全黨的主席, 全國人民的主席, 今天是中央會議的主席。 在這討論國家大事的莊嚴會議上, 你有什麼權利胡鬧?!”

譚震林氣得怒髮衝冠, 坐下時嘴裡又咕噥了一句:“什麼東西?”譚震林一生都很認真, “二月逆流”中, 他因認真而被打下去了。 此時, 他的話給會議帶來了極度不安的空氣。 江青的抽泣聲在會場上揚起。 毛澤東宣佈散會, 江青大哭起來。 大部分人迅速離開會場, 如逃離是非之地。 但這天的陳伯達不知是一種什麼複雜心理, 使他湊上前去:“太悲傷要傷身的。 制怒,制怒。”他在江青面前來回踱著步子,拖著腔調說:“今天你也太過分了一點,我都替你感到難堪。這是會議,不是家裡呀……”

陳伯達似教訓開導,又似自言自語,說著說著,他眼睛直了,嘴懸在空中,只見江青像一頭髮了瘋的野獸,什麼體面、影響全都不顧,撲了上去,一把揪住陳伯達的衣領子,用力一拽,把陳伯達的領章揪了下來。江青這一舉動使陳伯達實在意外。他想不到一個“第一夫人”,在大庭廣眾之下會是這樣。其實,江青是好面子的人。譚震林是黨內老同志之一,批評她,她不敢當面有脾氣,可臉沒處放。現在你陳伯達狗膽包天教訓起老娘來了。你算老幾?你有今天,不是老娘提攜你的?“你這個窩囊廢,我瞧不起你!”江青揪了、罵了,一提腳後跟,走了。陳伯達這才從噩夢中醒來,臉皮都撕了,他已無所顧及,追著遠去的聲音,他大聲喊道:“你又算老幾?母烏鴉!”罵完之後,他發現空曠的會場上,僅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突感四處逼來的寒氣。後來的日子裡,陳伯達一直感到這股寒氣不散。

他在思考著,毛澤東已年過古稀,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他百年之後,中國的天下將落入誰人之手喲?林彪!對!如今江青甩掉自己,應該向林彪掛上鉤。他知道,中國共產黨最反對什麼“山頭”、“集團”,正是因為有“山頭”和“集團”的存在。

“你好啊!老夫子!”葉群接到了陳伯達打來的電話,她還保持著延安時打情罵俏的腔調,以為陳伯達又要報告他們哪一位敵人被他打倒了。陳伯達善於把事情辦得發揮最大的功效。打倒陸定一,這是他的個人恩怨。但他知道陸定一同林家有矛盾,尤其是陸夫人嚴慰冰,從延安時就抓住葉群不是處女、假黨員的問題不放。1966年9月,陳伯達同葉群通過電話後,下令正式逮捕陸定一。第二年3月,陳伯達和葉群一陣商議後,又對陸定一夫婦使用了重刑。

這一箭幾雕的做法,頗使林家高興。儘管沒有入夥,但已有幾分親近了。現在,陳伯達與江青的風波,葉群早有耳聞。陳、江的分手之日,葉群就想到陳伯達會過來。她歡迎陳伯達入夥,一來林彪手下都是搞武的,搞文的還真需要他這樣的人;二來經過長時間的合作,她已知道江青無非利用陳伯達,所以拉陳伯達入夥很容易。陳伯達向葉群表決心說:“在今後,我一定在林副主席指示下工作,步步緊跟林副主席的戰備部署前進,為扞衛林副主席貢獻自己的一切!”

從此往後,陳、葉之間幾乎天天熱線電話,有時電話打到衛生間,至於談些什麼,這是天字型大小的秘密。直到九屆二中全會前夕,人們才清楚陳伯達是“一僕二主”。

後來的日子裡,陳伯達一直感到這股寒氣不散。他在思考著,毛澤東已年過古稀,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他百年之後,中國的天下將落入誰人之手喲?林彪!對!如今江青甩掉自己,應該向林彪掛上鉤。他知道,中國共產黨最反對什麼“山頭”、“集團”,正是因為有“山頭”和“集團”的存在。

老夫子原來是欺軟怕硬的迫害狂,許多無辜的人經陳伯達不動聲色地暗算,莫名其妙地大禍臨頭

陳伯達一向自稱是“小小老百姓”。其實,他是一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瘋狂迫害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兇犯!

每年的6月1日,是自從有國際兒童節以來,人類的天真節。但中國1966年的這一天卻是所有天真的人想像不到會發生什麼。這天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像狂惡的暴風橫行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上,所到之處,拔樹毀屋,摧梁折棟,製造了一出出人間罕有的悲劇。在它的“歡呼”下,國家的棟樑,一夜之間變成了“走資派”;許多開國元勳,被投進了監牢;廣大知識份子和專家學者,變成了“臭老九”,有的關進“牛棚”,有的“流放”他鄉;在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老帥和老將軍們,也遭到了殘酷的折磨。在它的“歡呼”下,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幹部以及數不清的無辜群眾,所遭受的災難真是罄竹難書!炮製這篇文章的不是別人,就是這個陳伯達。

《歡呼》不顧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已經存在了17年的事實,竭力鼓吹“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要奪權,陳伯達等人就要打倒阻擋他們奪權的各級領導幹部。於是,《歡呼》煞有介事地攻擊“目前中國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他們所做的,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夢”。它煽動“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陳伯達不僅僅把“橫掃”停留在理論上。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在唐山發表誣陷中共冀東黨組織的講話,誣陷中共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裡起作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等等。陳伯達的這一講話,使受到誣陷、迫害的幹部和群眾共達萬多人,受迫害致死的有2955人,763人致殘。

1968年,陳伯達同謝富治、吳法憲,在追“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的所謂後臺時,又毫無根據地提出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並指名道姓地誣陷一些党和國家領導人是這個傳單案的後臺。事實上,“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發生在前一年的10月8日,這天,天津市的一個工人來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將自己書寫、刻印的80多封油印傳單,分別投進了附近的郵筒,傳單署名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此案同年11月在天津已破獲,作案人供認:“從頭到尾,從始至終都是一個人幹的,沒有任何人參加。”經公安部對原稿筆跡和作案工具的鑒定,也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可是,陳伯達卻一口咬定這是個大現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後臺。

1968年4月,在人民大會堂接待廳,陳伯達剛走到台前,就指著牆上掛的“宜將剩勇追窮寇”標語牌,對坐在台下的專案組人員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你們要學習。抓到刻版的人是起點,不是終點。老闆在後臺,後臺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在又一次接見專案人員的時候,更加氣勢洶洶地說:“就是要往上追,總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誰就是誰。”陳伯達一夥“立足於有,再審訊”,採取一系列指供、誘供等非法手段進行逼供,用謾駡、斥責,甚至用“噴氣式”追逼所謂“後臺”。

同年底就追出了一起離奇的、駭人聽聞的“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誣陷朱德是“中國(馬列)共產黨”中央的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總理,參加的有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餘秋裡等,誣陷這些革命的老同志“裡通外國、準備武裝叛亂”。這都是這個“小小老百姓”做出來的。

如果說在誣陷“中共冀東黨組織”案、“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案以及“中國(馬列)共產黨”案中,陳伯達只是下“指示”的話,那麼,迫害陸定一他是親自動手了。他利用主管“陸定一專案”之機,從1966年10月12日,平均每10天就發一次“指示”,有時打電話,有時親自跑到專案組,指令要給陸定一帶上銬子,交紅衛兵審判。從政治到生活,從肉體到精神,對陸定一多方面進行迫害和摧殘,後來親自下令將陸定一逮捕送監。

對陳伯達的這套整人本領,夢想“改朝換代”的林彪、江青一夥十分賞識。江青吹捧他“點子多”,林彪、葉群又封他為“軍師”,同時他自己也達到了政治頂峰。在1969年召開的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他在由五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排在第三位,在毛澤東、林彪之後,竟位居周恩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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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怒,制怒。”他在江青面前來回踱著步子,拖著腔調說:“今天你也太過分了一點,我都替你感到難堪。這是會議,不是家裡呀……”

陳伯達似教訓開導,又似自言自語,說著說著,他眼睛直了,嘴懸在空中,只見江青像一頭髮了瘋的野獸,什麼體面、影響全都不顧,撲了上去,一把揪住陳伯達的衣領子,用力一拽,把陳伯達的領章揪了下來。江青這一舉動使陳伯達實在意外。他想不到一個“第一夫人”,在大庭廣眾之下會是這樣。其實,江青是好面子的人。譚震林是黨內老同志之一,批評她,她不敢當面有脾氣,可臉沒處放。現在你陳伯達狗膽包天教訓起老娘來了。你算老幾?你有今天,不是老娘提攜你的?“你這個窩囊廢,我瞧不起你!”江青揪了、罵了,一提腳後跟,走了。陳伯達這才從噩夢中醒來,臉皮都撕了,他已無所顧及,追著遠去的聲音,他大聲喊道:“你又算老幾?母烏鴉!”罵完之後,他發現空曠的會場上,僅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突感四處逼來的寒氣。後來的日子裡,陳伯達一直感到這股寒氣不散。

他在思考著,毛澤東已年過古稀,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他百年之後,中國的天下將落入誰人之手喲?林彪!對!如今江青甩掉自己,應該向林彪掛上鉤。他知道,中國共產黨最反對什麼“山頭”、“集團”,正是因為有“山頭”和“集團”的存在。

“你好啊!老夫子!”葉群接到了陳伯達打來的電話,她還保持著延安時打情罵俏的腔調,以為陳伯達又要報告他們哪一位敵人被他打倒了。陳伯達善於把事情辦得發揮最大的功效。打倒陸定一,這是他的個人恩怨。但他知道陸定一同林家有矛盾,尤其是陸夫人嚴慰冰,從延安時就抓住葉群不是處女、假黨員的問題不放。1966年9月,陳伯達同葉群通過電話後,下令正式逮捕陸定一。第二年3月,陳伯達和葉群一陣商議後,又對陸定一夫婦使用了重刑。

這一箭幾雕的做法,頗使林家高興。儘管沒有入夥,但已有幾分親近了。現在,陳伯達與江青的風波,葉群早有耳聞。陳、江的分手之日,葉群就想到陳伯達會過來。她歡迎陳伯達入夥,一來林彪手下都是搞武的,搞文的還真需要他這樣的人;二來經過長時間的合作,她已知道江青無非利用陳伯達,所以拉陳伯達入夥很容易。陳伯達向葉群表決心說:“在今後,我一定在林副主席指示下工作,步步緊跟林副主席的戰備部署前進,為扞衛林副主席貢獻自己的一切!”

從此往後,陳、葉之間幾乎天天熱線電話,有時電話打到衛生間,至於談些什麼,這是天字型大小的秘密。直到九屆二中全會前夕,人們才清楚陳伯達是“一僕二主”。

後來的日子裡,陳伯達一直感到這股寒氣不散。他在思考著,毛澤東已年過古稀,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他百年之後,中國的天下將落入誰人之手喲?林彪!對!如今江青甩掉自己,應該向林彪掛上鉤。他知道,中國共產黨最反對什麼“山頭”、“集團”,正是因為有“山頭”和“集團”的存在。

老夫子原來是欺軟怕硬的迫害狂,許多無辜的人經陳伯達不動聲色地暗算,莫名其妙地大禍臨頭

陳伯達一向自稱是“小小老百姓”。其實,他是一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瘋狂迫害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兇犯!

每年的6月1日,是自從有國際兒童節以來,人類的天真節。但中國1966年的這一天卻是所有天真的人想像不到會發生什麼。這天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像狂惡的暴風橫行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上,所到之處,拔樹毀屋,摧梁折棟,製造了一出出人間罕有的悲劇。在它的“歡呼”下,國家的棟樑,一夜之間變成了“走資派”;許多開國元勳,被投進了監牢;廣大知識份子和專家學者,變成了“臭老九”,有的關進“牛棚”,有的“流放”他鄉;在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老帥和老將軍們,也遭到了殘酷的折磨。在它的“歡呼”下,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幹部以及數不清的無辜群眾,所遭受的災難真是罄竹難書!炮製這篇文章的不是別人,就是這個陳伯達。

《歡呼》不顧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已經存在了17年的事實,竭力鼓吹“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要奪權,陳伯達等人就要打倒阻擋他們奪權的各級領導幹部。於是,《歡呼》煞有介事地攻擊“目前中國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他們所做的,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夢”。它煽動“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陳伯達不僅僅把“橫掃”停留在理論上。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在唐山發表誣陷中共冀東黨組織的講話,誣陷中共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裡起作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等等。陳伯達的這一講話,使受到誣陷、迫害的幹部和群眾共達萬多人,受迫害致死的有2955人,763人致殘。

1968年,陳伯達同謝富治、吳法憲,在追“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的所謂後臺時,又毫無根據地提出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並指名道姓地誣陷一些党和國家領導人是這個傳單案的後臺。事實上,“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發生在前一年的10月8日,這天,天津市的一個工人來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將自己書寫、刻印的80多封油印傳單,分別投進了附近的郵筒,傳單署名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此案同年11月在天津已破獲,作案人供認:“從頭到尾,從始至終都是一個人幹的,沒有任何人參加。”經公安部對原稿筆跡和作案工具的鑒定,也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可是,陳伯達卻一口咬定這是個大現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後臺。

1968年4月,在人民大會堂接待廳,陳伯達剛走到台前,就指著牆上掛的“宜將剩勇追窮寇”標語牌,對坐在台下的專案組人員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你們要學習。抓到刻版的人是起點,不是終點。老闆在後臺,後臺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在又一次接見專案人員的時候,更加氣勢洶洶地說:“就是要往上追,總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誰就是誰。”陳伯達一夥“立足於有,再審訊”,採取一系列指供、誘供等非法手段進行逼供,用謾駡、斥責,甚至用“噴氣式”追逼所謂“後臺”。

同年底就追出了一起離奇的、駭人聽聞的“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誣陷朱德是“中國(馬列)共產黨”中央的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總理,參加的有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餘秋裡等,誣陷這些革命的老同志“裡通外國、準備武裝叛亂”。這都是這個“小小老百姓”做出來的。

如果說在誣陷“中共冀東黨組織”案、“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案以及“中國(馬列)共產黨”案中,陳伯達只是下“指示”的話,那麼,迫害陸定一他是親自動手了。他利用主管“陸定一專案”之機,從1966年10月12日,平均每10天就發一次“指示”,有時打電話,有時親自跑到專案組,指令要給陸定一帶上銬子,交紅衛兵審判。從政治到生活,從肉體到精神,對陸定一多方面進行迫害和摧殘,後來親自下令將陸定一逮捕送監。

對陳伯達的這套整人本領,夢想“改朝換代”的林彪、江青一夥十分賞識。江青吹捧他“點子多”,林彪、葉群又封他為“軍師”,同時他自己也達到了政治頂峰。在1969年召開的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他在由五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排在第三位,在毛澤東、林彪之後,竟位居周恩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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