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12日， 印度偉大詩人泰戈爾來到上海， 開啟了首度訪華之旅。
意外的是， 泰戈爾在得到蔡元培、梁啟超、徐志摩等熱烈歡迎的同時，
在這批文章中， 陳獨秀寫道：“請不必多放莠言亂我思想界！泰戈爾！謝謝你罷， 中國老少人妖已經多的不得了呵。 ”
“泰戈爾專號”惹麻煩
1913年， 泰戈爾獲諾貝爾文學獎， 此後不斷出訪， 曾赴日、美、英、德及瑞典。 1923年初， 泰戈爾助手、英國人恩厚之來華， 向北大表示泰戈爾訪華意願， 但北大無力接待， 恩厚之只好去找徐志摩， 徐馬上與恩師梁啟超商量。
梁啟超1920年成立講學社， 與商務印書館達成協議， 延聘西哲來華講學， 書館年助5千元， 可壟斷演講稿的出版權。 有了錢， 講學社曾邀杜威、羅素、杜裡舒訪華， 懾于泰戈爾的名氣， 梁啟超立刻表示同意。
為了“預熱”， 《小說月報》在9、10月連推兩期“泰戈爾專號”， 連孫中山、閻錫山、遜帝溥儀、梅蘭芳等都對此事高度關切。
但正是這兩期“專號”， 引起陳獨秀的不滿， 馬上回以《我們為什麼歡迎泰谷兒（即泰戈爾，
陳獨秀似乎忘了， 8年前， 正是他最早將泰戈爾的詩譯成中文。 陳獨秀髮飆， 因“科玄大戰”已至白熱化， 各派間正暗中角力。
被錯劃入玄學派
所謂“科玄大戰”， 始於1923年2月14日， 張君勱在清華大學演講“人生觀”， 批評“科學萬能論”， 4月12日， 丁文江撰文《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回擊。
“科玄論戰”是“五四”後知識階層的又一次大分裂， 分成三派：一是以梁啟超、張君勱為首的玄學派， 認為科學只能指導物質生活， 哲學才能指導精神生活；二是以胡適、丁文江為首的科學派， 認為哲學是空想， 生活應由科學支配；三是以陳獨秀為首的唯物派， 認為根本不存在“思想自由”。
討論漸被異化成：誰才能救中國？是靠東方哲學， 還是靠西方科學， 還是靠唯物論？各方都認為自己唯一正確。
到1923年10月， 玄學派已呈敗勢， 而此時炒作泰戈爾即將訪華消息， 自然會引起科學派和唯物派的懷疑，
胡適在給美國情人韋蓮司的信中曾寫道：“當我聽到泰戈爾的演說， 我往往為他所謂東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恥。 ”胡適一向反感“西洋崇物質、東方重精神”說， 認為全是偏見， 他認為， 西方現代文明對人類精神的重視程度遠超東方舊文明。
郭沫若開了第一炮
出人意料的是， 站出來打頭炮的， 竟是郭沫若。
1916年， 泰戈爾訪日， 引起熱潮， 給正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以深刻印象， 郭讀了《吉檀迦利》等， 說：“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 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樣。 ”甚至流下“感謝的淚水”。
此時郭沫若正與安娜（即佐藤富子）戀愛， 在他第一本詩集《女神》中， 有很多首模仿泰戈爾的詩。因博學多才，郭沫若一度被人們稱為“中國的泰戈爾”。
1917年，郭沫若與安娜的孩子降生，靠郭的留學官費已難支撐，他將自己翻譯的《泰戈爾詩選》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以濟時困，卻被拒絕，轉投中華書局，再度被拒。
當時中國知道泰戈爾的人不多，而郭沫若的知名度更低，經此挫折，郭曾淒涼地說，泰戈爾“是一個貴族的聖人，我是一個平庸的賤子；他住的是一個世界，我住的是另一個世界。”
對於泰戈爾訪華，郭沫若炮轟道：“一切甚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階級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的毒物。”
越不理睬越瘋魔
郭沫若曾激賞泰戈爾“泛神論”，但並沒真正理解它，只是當作反抗現實、張揚個性的藉口，不關心其形而上的內涵，一旦在現實中遇到挫折，便徹底喪失信心，成為激烈的反對者。
此外，還有一些媒體參與了“批泰”，令人好奇的是，茅盾也參與其中，茅盾是泰戈爾小說最早的中譯者，還曾在《小說月報》的“泰戈爾專號”中發文參與“預熱”。
茅盾在晚年自傳中說：“泰戈爾的訪華，使當時的一部分知識份子十分激動，也引起了共產黨的注意，中央認為，需要在報刊上寫文章，表明我們對泰戈爾這次訪華的態度和希望。我的這兩篇文章，就是根據這個精神寫的。”
所謂“這個精神”，其實就是陳獨秀的精神。
所有“批泰”文章，都發在政治媒體上，而非文學媒體，且集中在上海，夠不到已在北京的泰戈爾，見沒有回應，陳獨秀的火力更猛烈，甚至謾駡道“泰戈爾在北京亂吠了一陣”。
胡適的仗義執言
4月27日，北京學界宴請泰戈爾，席間林長民提起詩歌革命，泰戈爾即席起立，演說了一個多小時，闡述自己不模仿古印度詩歌和英國詩歌的理由，他說，雖然很多印度人指責他，但他堅信自己是詩歌革命家。
這番話，深深地打動了力推“新詩革命”的胡適，他說：“我過去也是反對歡迎泰戈爾來華之一人，然自泰戈爾來華之後，則又絕對敬仰之。”
幾天後，泰戈爾在北京公開演講，遭“驅象黨”攪場，反對者現場發放傳單，引發騷動。胡適激於義憤，第二場演講前，率先登臺發言：“這種不容忍的態度，是野蠻的國家對付言論思想的態度。我們一面要爭自由，一面卻不許別人有言論的自由，這是什麼道理？”但現場仍有人發傳單、搗亂。最終，只好將原計劃的6場公開演講減為3場。
對於激烈批評，泰戈爾深感意外，在清華大學演講時，他傷感地說：“我是倦了，我年紀也大了，我也許再也不能會見你們了……因此我竭誠懇求你們不要錯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記你們的天職，千萬不要理會那惡俗的力量的引誘。”
5月20日，在告別辭中，泰戈爾說：“你們一部分的國人曾經擔著憂心，怕我從印度帶來提倡精神生活的傳染毒症，怕我搖動你們崇拜金錢與物質主義的強悍的信仰。我現在可以吩咐曾經擔憂的諸君……我沒有本領可以阻止你們人們奔赴貿利的鬧市。”
語調雖平靜，卻飽含怨懟。
文/唐山
有很多首模仿泰戈爾的詩。因博學多才，郭沫若一度被人們稱為“中國的泰戈爾”。1917年，郭沫若與安娜的孩子降生，靠郭的留學官費已難支撐，他將自己翻譯的《泰戈爾詩選》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以濟時困，卻被拒絕，轉投中華書局，再度被拒。
當時中國知道泰戈爾的人不多，而郭沫若的知名度更低，經此挫折，郭曾淒涼地說，泰戈爾“是一個貴族的聖人，我是一個平庸的賤子；他住的是一個世界，我住的是另一個世界。”
對於泰戈爾訪華，郭沫若炮轟道：“一切甚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階級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的毒物。”
越不理睬越瘋魔
郭沫若曾激賞泰戈爾“泛神論”，但並沒真正理解它，只是當作反抗現實、張揚個性的藉口，不關心其形而上的內涵，一旦在現實中遇到挫折，便徹底喪失信心，成為激烈的反對者。
此外，還有一些媒體參與了“批泰”，令人好奇的是，茅盾也參與其中，茅盾是泰戈爾小說最早的中譯者，還曾在《小說月報》的“泰戈爾專號”中發文參與“預熱”。
茅盾在晚年自傳中說：“泰戈爾的訪華，使當時的一部分知識份子十分激動，也引起了共產黨的注意，中央認為，需要在報刊上寫文章，表明我們對泰戈爾這次訪華的態度和希望。我的這兩篇文章，就是根據這個精神寫的。”
所謂“這個精神”，其實就是陳獨秀的精神。
所有“批泰”文章，都發在政治媒體上，而非文學媒體，且集中在上海，夠不到已在北京的泰戈爾，見沒有回應，陳獨秀的火力更猛烈，甚至謾駡道“泰戈爾在北京亂吠了一陣”。
胡適的仗義執言
4月27日，北京學界宴請泰戈爾，席間林長民提起詩歌革命，泰戈爾即席起立，演說了一個多小時，闡述自己不模仿古印度詩歌和英國詩歌的理由，他說，雖然很多印度人指責他，但他堅信自己是詩歌革命家。
這番話，深深地打動了力推“新詩革命”的胡適，他說：“我過去也是反對歡迎泰戈爾來華之一人，然自泰戈爾來華之後，則又絕對敬仰之。”
幾天後，泰戈爾在北京公開演講，遭“驅象黨”攪場，反對者現場發放傳單，引發騷動。胡適激於義憤，第二場演講前，率先登臺發言：“這種不容忍的態度，是野蠻的國家對付言論思想的態度。我們一面要爭自由，一面卻不許別人有言論的自由，這是什麼道理？”但現場仍有人發傳單、搗亂。最終，只好將原計劃的6場公開演講減為3場。
對於激烈批評，泰戈爾深感意外，在清華大學演講時，他傷感地說：“我是倦了，我年紀也大了，我也許再也不能會見你們了……因此我竭誠懇求你們不要錯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記你們的天職，千萬不要理會那惡俗的力量的引誘。”
5月20日，在告別辭中，泰戈爾說：“你們一部分的國人曾經擔著憂心，怕我從印度帶來提倡精神生活的傳染毒症，怕我搖動你們崇拜金錢與物質主義的強悍的信仰。我現在可以吩咐曾經擔憂的諸君……我沒有本領可以阻止你們人們奔赴貿利的鬧市。”
語調雖平靜，卻飽含怨懟。
文/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