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丁玲》作者、中國人民老朋友愛德格·斯諾的前妻、美國進步作家海倫·福斯特編寫的《中國新女性》一書中曾有記述。 海倫· 福斯特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1904年10月12日， 丁玲出生於湖南臨澧， 長於常德， 原名蔣偉， 字冰之。 蔣家是臨澧有名的官宦之家， 丁玲的祖父做過大官， 但丁玲幼年喪父， 她是在具有濃厚民主主義思想的母親的教育和薰陶下成長起來的， 從小就具有反叛思想， 後來又受“五·四”精神影響， 形成了獨立自強的性格。 少年丁玲曾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師範讀書， 後進長沙周南女校、岳雲中學讀書。 1921年， 17歲的丁玲來到上海， 進入陳獨秀、李達等早期共產黨人創辦的平民女校學習。 1922年暑假後， 又考入瞿秋白等主持的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 但唯讀了一年多， 就於1924年初， 來到北京， 決定報考北京大學， 可並未如願。 1925年暑假後， 她結識了在《京報》副刊和《民間文學》雜誌當編輯的胡也頻。
那是1925年初冬， 21歲的丁玲第一次在古城北京看到中國人拍攝製作的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的名字叫“空谷蘭”， 是中國電影先驅、時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編導的洪深從上海帶到北京的。 丁玲頭一次看到中國人拍攝的電影， 固然感到好奇， 但是看完這部電影， 又覺得電影裡的人物動作很機械， 演員沒有表情， 也沒有感情。 一向多愁善感的丁玲， 感到自己“可以提供這種感情”。 於是， 丁玲在頭腦中萌生了一個“可以成為一個電影女演員的”念頭。
帶著這個念頭， 她多次給逗留北京， 推介上海電影的洪深寫信或打電話， 表達自己要當“電影演員”的想法， 而且直言不諱地表示借此找份工作， 來維持在北京的生活。 在一個寒風凜冽的冬日， 丁玲應約來到北京故宮後身的北海， 與洪深見了面。 那天， 丁玲穿著單薄的衣服， 洪深以為丁玲是一個涉世不深、急於找活幹的窮女孩， 而經過深入交談， 洪深才瞭解了丁玲的身世和經歷， 感到眼前的丁玲不是一個平常的女孩。 於是， 洪深給丁玲詳細講述了當一個電影女演員所應具備的素質， 丁玲覺得洪深講得很有道理， 便對洪深說：“我要掙錢養活自己， 要找一份工作， 就是想當一個電影演員， 實現自己從事富於想像工作的才能”。
舊上海雖說是中國電影的發祥地和搖籃， 但是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十裡洋場”、“冒險家樂園”的上海灘， 當時經營電影業的人多貪財逐利，一些流氓、惡棍混跡其中，影片製作低劣、粗糙，演員道白多使用上海方言，電影題材的格調也不高。丁玲到上海之後，經過洪深介紹，走進了“電影圈”。
丁玲曾在上海讀過書，生活過一段時間，對上海方言比較懂。但是，她剛一進入電影圈，就對上海電影使用“上海話”的做法很反感，認為這種做法很狹隘，很愚蠢。在較短時間內，丁玲先後試演了兩個角色，由於扮相好，表情也豐富，電影圈裡人誇她“夠美麗”。但丁玲感到，這種讚美不是“純潔”的，而是把她像“商品”一樣欣賞，丁玲“大為生氣”。洪深做編導的那家影片公司想和丁玲簽訂三年合同，這也是當時上海電影圈的慣例，丁玲覺得這樣不妥，不肯簽這個三年期合同。經洪深出面調解，丁玲才勉強和這家公司簽了一年合同。隨著置身電影圈的深入，丁玲漸漸地感到，做個電影演員並不是輕鬆和快樂的事情，而是很苦的事情，而且當時“十裡洋場”的電影圈裡爾虞我詐、烏煙瘴氣，也令丁玲“難以容忍”。
於是，苦悶的丁玲，就去拜訪當時正在上海領導“南國電影劇社”，從事戲劇電影活動的湖南老鄉、著名戲劇家田漢，想到這裡闖一闖、試一試。那天，丁玲第一次來到田漢的住所，卻看到田漢的屋子裡有幾個男士正與幾個“摩登女孩”跳舞，有的男人還化妝成女士，這與她事先的想像出入很大。見到這番情景，丁玲既感到噁心，又很傷心，便不辭而別，含淚跑出了田漢的住所。田漢追了出來，問丁玲為什麼剛進來就走，丁玲傷感地說：“我曾想成為一名女演員，而且為藝術奉獻我的一生的崇高理想和目的，但是我來到這裡，看到這種戲劇界的人，我知道我絕不會在舞臺上工作，也絕不會在電影裡演出，所以我一定得走。”田漢就勸她說：“但你必須理智和有耐心。”第二天，田漢來看丁玲。此後，田漢又給丁玲寫了幾次信，安慰和勸說丁玲，並答應特別為丁玲寫一齣戲，表現中國新的進步女性。田漢還鼓勵丁玲“你有當一名女演員的才能”。
不久，丁玲再次拜訪田漢。這時，田漢正計畫上演一齣被他稱之為“走向人民的戲劇”，劇的名字叫“到民間去”。田漢希望，所有的女演員，無論是有名的，還是未成名的，都來試演劇中主要角色。丁玲應邀成為“試演者”。丁玲這次“試演”很用心，她在臉上塗了很多化妝品，穿了一件時髦的長袍，但試演結果，並未成功，因為丁玲怎麼演，也不能把內心和感情放進這個角色裡面，她的性格也與戲中這個塗脂抹粉的人物不協調。當時，劇社只有一台簡易的攝影機，丁玲試演時，攝影機還發生了故障，只給丁玲拍攝幾個鏡頭，就草草收場了。
這次“試演”的失敗，給丁玲的思想觸動更大。她聯想幾個月來自己接觸電影的經歷，又想到上海灘電影界、戲劇界的氛圍，感到如果電影、戲劇掌控在適合低級趣味，見錢眼開的商人手裡，它們作為“藝術”，就不會有什麼前途。丁玲雖然與田漢領導的南國電影劇社建立聯繫，但終究沒有成為它的成員。她還專門給田漢寫了一封信，感謝他的鼓勵，但直言不諱地表述了自己對當時電影、戲劇不良氛圍的厭惡，表示“不想為使資產階級取樂而演戲”。
就這樣，丁玲的“電影夢”、“明星夢”萌發得快，而破滅得也很快。丁玲在上海灘“觸電”的那段日子是很艱難的，多虧有胡也頻寫詩賺取一些報酬，來資助她，並在生活上安慰她，她才得到一些慰籍。丁玲的“電影夢”破滅了，加上經濟拮据和生活困窘，丁玲無法在上海呆下去。她帶著惆悵的情緒，和胡也頻一起返回北京，並從1927年起，走上一條小說寫作之路，後來成為聞名中外的文學大家。
當時經營電影業的人多貪財逐利，一些流氓、惡棍混跡其中，影片製作低劣、粗糙，演員道白多使用上海方言，電影題材的格調也不高。丁玲到上海之後，經過洪深介紹，走進了“電影圈”。丁玲曾在上海讀過書，生活過一段時間，對上海方言比較懂。但是，她剛一進入電影圈，就對上海電影使用“上海話”的做法很反感，認為這種做法很狹隘，很愚蠢。在較短時間內，丁玲先後試演了兩個角色，由於扮相好，表情也豐富，電影圈裡人誇她“夠美麗”。但丁玲感到，這種讚美不是“純潔”的，而是把她像“商品”一樣欣賞，丁玲“大為生氣”。洪深做編導的那家影片公司想和丁玲簽訂三年合同，這也是當時上海電影圈的慣例，丁玲覺得這樣不妥，不肯簽這個三年期合同。經洪深出面調解，丁玲才勉強和這家公司簽了一年合同。隨著置身電影圈的深入，丁玲漸漸地感到，做個電影演員並不是輕鬆和快樂的事情，而是很苦的事情，而且當時“十裡洋場”的電影圈裡爾虞我詐、烏煙瘴氣，也令丁玲“難以容忍”。
於是，苦悶的丁玲，就去拜訪當時正在上海領導“南國電影劇社”，從事戲劇電影活動的湖南老鄉、著名戲劇家田漢，想到這裡闖一闖、試一試。那天，丁玲第一次來到田漢的住所，卻看到田漢的屋子裡有幾個男士正與幾個“摩登女孩”跳舞，有的男人還化妝成女士，這與她事先的想像出入很大。見到這番情景，丁玲既感到噁心，又很傷心，便不辭而別，含淚跑出了田漢的住所。田漢追了出來，問丁玲為什麼剛進來就走，丁玲傷感地說：“我曾想成為一名女演員，而且為藝術奉獻我的一生的崇高理想和目的，但是我來到這裡，看到這種戲劇界的人，我知道我絕不會在舞臺上工作，也絕不會在電影裡演出，所以我一定得走。”田漢就勸她說：“但你必須理智和有耐心。”第二天，田漢來看丁玲。此後，田漢又給丁玲寫了幾次信，安慰和勸說丁玲，並答應特別為丁玲寫一齣戲，表現中國新的進步女性。田漢還鼓勵丁玲“你有當一名女演員的才能”。
不久，丁玲再次拜訪田漢。這時，田漢正計畫上演一齣被他稱之為“走向人民的戲劇”，劇的名字叫“到民間去”。田漢希望，所有的女演員，無論是有名的，還是未成名的，都來試演劇中主要角色。丁玲應邀成為“試演者”。丁玲這次“試演”很用心，她在臉上塗了很多化妝品，穿了一件時髦的長袍，但試演結果，並未成功，因為丁玲怎麼演，也不能把內心和感情放進這個角色裡面，她的性格也與戲中這個塗脂抹粉的人物不協調。當時，劇社只有一台簡易的攝影機，丁玲試演時，攝影機還發生了故障，只給丁玲拍攝幾個鏡頭，就草草收場了。
這次“試演”的失敗，給丁玲的思想觸動更大。她聯想幾個月來自己接觸電影的經歷，又想到上海灘電影界、戲劇界的氛圍，感到如果電影、戲劇掌控在適合低級趣味，見錢眼開的商人手裡，它們作為“藝術”，就不會有什麼前途。丁玲雖然與田漢領導的南國電影劇社建立聯繫，但終究沒有成為它的成員。她還專門給田漢寫了一封信，感謝他的鼓勵，但直言不諱地表述了自己對當時電影、戲劇不良氛圍的厭惡，表示“不想為使資產階級取樂而演戲”。
就這樣，丁玲的“電影夢”、“明星夢”萌發得快，而破滅得也很快。丁玲在上海灘“觸電”的那段日子是很艱難的，多虧有胡也頻寫詩賺取一些報酬，來資助她，並在生活上安慰她，她才得到一些慰籍。丁玲的“電影夢”破滅了，加上經濟拮据和生活困窘，丁玲無法在上海呆下去。她帶著惆悵的情緒，和胡也頻一起返回北京，並從1927年起，走上一條小說寫作之路，後來成為聞名中外的文學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