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三次被捕

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瞿秋白曾三次被捕入獄。 前兩次均發生在1919年。

第一次發生在6月3日。 當天上午， 北京20多所學校各派數百名學生上街講演。 瞿秋白和俄文專修館的同學一起到達預定地點， 開展講演活動。 反動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驅散聽講的群眾， 逮捕講演的學生。 當天， 被逮捕的學生達178人， 瞿秋白也在其中。 由於捕人過多， 員警廳容納不下， 便把位於北河沿的北京大學法科校舍改為臨時監獄。 6月4日， 更多的學生上街講演， 又被捕了700多人。 北京大學法科校舍收容不下， 位於馬神廟的北大理科校舍也被改為臨時監獄。

瞿秋白和被捕同學一起堅持鬥爭， 抗議軍警非法捕人， 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 6月5日， 各校出動講演的學生， 增加到5000餘人。 當日， 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的消息傳來， 北京政府急忙召開國務會議， 被迫釋放全部被捕學生。 但是被捕學生拒絕出獄， 而且反拘了7名員警， 留下兩座軍警帳篷， 作為揭露反動當局拘捕學生的證據。 6月6日， 學聯通告全國， 控訴當局迫害愛國學生的罪行。 直到6月8日， 學生們為準備參加中等以上學校組織的學生大請願， 才離開了臨時監獄， 返回各校。

第二次發生在8月23日。 當時， 山東省發生了“馬良禍魯”事件， 由此引發了全國人民對“魯案”的聲援。 瞿秋白積極投入這場聲援的鬥爭中。

山東是皖系軍閥和安福系政客盤踞的省份。 山東督軍張樹元、濟南鎮守使兼警備司令馬良（回族）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將。 當時， 馬良公然主張中國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反對抵制日貨， “感激”日本接濟餉械， 甚至鼓吹中日合併。 7月25日， 北京政府下令宣佈濟南戒嚴， 任命馬良為戒嚴司令。 8月3日， 山東學生請願團要求省當局解除戒嚴令， 禁止賣米給日本， 釋放被捕的愛國人士。 馬良派兵鎮壓， 拘捕請願者16人。 不久， 又將馬雲亭等3位回族愛國者逮捕槍殺。 馬良禍魯殘民的罪行， 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 於是， 一個以要求取消山東戒嚴令、懲辦馬良為中心內容的請願運動勃然而起。 北京、天津、山東、唐山、山海關等地代表齊聚北京進行聯合請願鬥爭， 要求總統徐世昌取消山東戒嚴令。

8月23日上午10時， 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東中學集會， 決定面見徐世昌， 呈遞請願書。 當天下午3時， 瞿秋白與全體代表30多人一起到達新華門。 徐世昌不予接見， 派員警處長和督察長敷衍代表， 被代表們問得理屈詞窮。 4時許， 京師員警廳竟將包括瞿秋白在內的全體代表加以逮捕， 拘入員警廳。 北京政府原本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槍決， 以達殺一儆百之效， 但在全國愛國運動的壓力下， 不得不在8月30日將兩次逮捕拘押的請願代表全部釋放。

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捕。 由於勞碌過度， 再加上監獄中的惡劣條件， 他出獄之後， 竟至吐血， 病了幾個月。 對於親戚的慰問， 瞿秋白在覆信中說：“幹了這平生痛快事，

區區吐血， 算什麼一回事！”

第三次發生在1935年2月24日。 中央紅軍長征以後， 瞿秋白等人留在蘇區繼續戰鬥。 蘇區被包圍後， 1935年2月， 瞿秋白和鄧子恢、何叔衡等人化裝成商人， 離開瑞金向江西會昌和福建長汀、武平交界處的四都山區轉移。 2月24日上午， 瞿秋白在福建省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小徑村牛莊嶺附近被俘， 隨後被押送至上杭， 囚在縣獄， 身份暴露後又被押回長汀。 6月18日， 他從容就義， 遺骸葬于羅漢嶺盤龍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