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耀曦
作為民國學界牛人， 傅斯年有“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之稱。 不過， 其爆得大名是在五四運動中的北大， 而跳龍門卻是在其後的濟南。
眾所周知， 傅斯年(字孟真)是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北大學生領袖。 不過， 功成名就後的牛人傅孟真， 對當年“火燒趙家樓”等輝煌革命經歷， 則絕口不談。 據說是事後頗有反思。 如何反思不得而知， 但對時年23歲即將畢業的“傅胖子”來說， 此時爆得大名卻並非什麼幸事， 若非有數月後留學海外的遠走高飛， 則他這個率眾鬧事的學生頭子， 其前途殊難預料。 他的山東老鄉張含英， 即因此被北洋大學銷了學籍。 而傅斯年之幸就在於，
要知民國初的官費留學， 不僅名額少之又少， 且非年年皆有。 故時人以“牽著駱駝穿針眼”而謂之。 但儘管概率如此之低， 卻偏偏就讓傅胖子給撞上了。 其大喜之過望如夢如幻， 豈非天上掉餡餅？不過這個大餡餅並非直接掉到作為五四運動大本營的北大校園， 而是落在了山東老家省會濟南， 是他經過一番運籌帷幄往返奔波， 才努力爭取到手的。 那麼當年在家鄉濟南， 又是誰幫這個鬧事的學生頭子過了“政審關”， 從而助其實現了由“土鼈”而為“海歸”的華麗轉身呢？這一切則皆因其日後的諱莫如深而成了一個歷史之謎，
《南渡北歸》
可巧， 最近出版的岳南所著《南渡北歸》中寫到了這件事情。 書中說：儘管傅斯年考得很好， 成績名列第二， 但當權者拒絕錄取他，
傅斯年的“《範進中舉》時刻”
書中還對其當時聞訊後的反應，
做了一番生動形象的描述：“正在濟南一間小旅館垂頭喪氣的傅氏得此喜訊，
當場喊了一聲‘我的親娘！’眼珠一翻，
差點驚昏過去。
待跑堂的店小二弄來一碗涼水灌下，
傅斯年才緩過勁來。
”
其實在是年秋天舉行的那場“山東官費赴歐美留學考試”中， 北大幸運兒不獨傅氏一人， 而是共有四名魯籍學子被錄取， 分別為：趙太侔———益都青州府；傅斯年———聊城東昌府；何思源———菏澤曹州府；楊振聲———蓬萊登州府。 此外登州府人士中， 還有一個齊大畢業的劉世傳。 這些人日後均成為民國學術教育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劉氏已畢業數年， 時在濟南基督教青年會任幹事長， 留美七年歸來後， 曾任齊魯大學校長多年)。當年的官費留學考試，雖說是由山東教育廳組織，再上報北洋政府教育部覆核(地方初試北京複試)，但經費乃由本省自出(所以亦稱“省費留學”)，而條例的制定及名額的確定則是在省議會，均需省議會決議通過，並實行監督之。換句話說，此事不是教育廳一家能左右得了的，省議會議員們持何態度至關重要。
說起當年省議會在官費留學中所起的作用，倒讓筆者想起了另一個人，民國山東教育家王祝晨先生。王祝晨是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其時也恰為省議會議員。近年筆者與王祝晨之四子王恒先生有過幾次攀談。在一次閒聊中王恒先生忽然記起來說：那年傅斯年來濟南投考山東官費留學，曾找過家父，是登門拜訪，事前先寫了三封信來，然後人就到了。當年傅斯年的來信以及胡適、蔡元培等人的信函一直保留著，到“文革”抄家時就都抄沒了。筆者聽後大感興趣，又就細節詢問過幾次，大致瞭解了其前後過程。
那麼傅斯年為什麼會找到王祝晨呢？原來此前兩人就已認識。王祝晨曾當過傅斯年老家“山東省立聊城二中”的校長，還曾請傅斯年到學校做過演講呢。
王祝晨在省立聊城二中任校長三年，使之享譽省內外，而獲有“王大名士”的稱號。不過傅斯年結識這位教育家則另有原因。一是1918年初春王祝晨聽說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發起“留法勤工儉學會”，便即刻與濟南省立一中校長趙同源同赴北京，訪問了北大校長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等人，接洽留學生事宜。回到聊城後他便與北美長老會德牧師商定，由其於1919年回國休假之機，帶兩名聊城二中學生孫芳時和鐘爾康試行自費勤工儉學，此為山東學生勤工儉學留美之肇始。也就是在此次訪問北大期間，胡適把大弟子傅斯年介紹給了他家鄉的這位山東教育家。而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經聞知王祝晨的大名。原因是當時王祝晨還開創了山東民俗研究。他規定省立二中學生每年放假回家一定要做鄉土調查，開學後將調查報告直接上交校長並彙報回鄉心得。王祝晨還親自搜集了一些山東民謠，寄給北大校長蔡元培，陸續發表在《北京大學月刊》上。
如今的傅斯年陳列館
1908年夏天傅斯年回聊城過暑假。王祝晨遂趁便請傅胖子到校給家鄉的小學弟們上了“三課”(演講)。第一課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第二課是“現時的北大”。第三課是“現實與未來”。傅氏這三次演講對二中學生觸動很大，在校園內引起強烈反響，出現了舉辦演講會的熱潮。當時三場演講都作了刻印分發並存檔，今日如有當應還能查到。而當年的省立二中校園位於東昌府老城中心光岳樓東南側的孫家胡同，原清末啟文書院舊址，距今日的聊城傅斯年紀念館僅一條馬路之隔，這也算是歷史的一種巧合吧。
說起當年省議會在官費留學中所起的作用，倒讓筆者想起了另一個人，民國山東教育家王祝晨先生。王祝晨是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其時也恰為省議會議員。近年筆者與王祝晨之四子王恒先生有過幾次攀談。在一次閒聊中王恒先生忽然記起來說：那年傅斯年來濟南投考山東官費留學，曾找過家父，是登門拜訪，事前先寫了三封信來，然後人就到了。當年傅斯年的來信以及胡適、蔡元培等人的信函一直保留著，到“文革”抄家時就都抄沒了。筆者聽後大感興趣，又就細節詢問過幾次，大致瞭解了其前後過程。
那麼傅斯年為什麼會找到王祝晨呢？原來此前兩人就已認識。王祝晨曾當過傅斯年老家“山東省立聊城二中”的校長，還曾請傅斯年到學校做過演講呢。
王祝晨在省立聊城二中任校長三年，使之享譽省內外，而獲有“王大名士”的稱號。不過傅斯年結識這位教育家則另有原因。一是1918年初春王祝晨聽說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發起“留法勤工儉學會”，便即刻與濟南省立一中校長趙同源同赴北京，訪問了北大校長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等人，接洽留學生事宜。回到聊城後他便與北美長老會德牧師商定，由其於1919年回國休假之機，帶兩名聊城二中學生孫芳時和鐘爾康試行自費勤工儉學，此為山東學生勤工儉學留美之肇始。也就是在此次訪問北大期間，胡適把大弟子傅斯年介紹給了他家鄉的這位山東教育家。而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經聞知王祝晨的大名。原因是當時王祝晨還開創了山東民俗研究。他規定省立二中學生每年放假回家一定要做鄉土調查，開學後將調查報告直接上交校長並彙報回鄉心得。王祝晨還親自搜集了一些山東民謠，寄給北大校長蔡元培，陸續發表在《北京大學月刊》上。
如今的傅斯年陳列館
1908年夏天傅斯年回聊城過暑假。王祝晨遂趁便請傅胖子到校給家鄉的小學弟們上了“三課”(演講)。第一課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第二課是“現時的北大”。第三課是“現實與未來”。傅氏這三次演講對二中學生觸動很大，在校園內引起強烈反響，出現了舉辦演講會的熱潮。當時三場演講都作了刻印分發並存檔，今日如有當應還能查到。而當年的省立二中校園位於東昌府老城中心光岳樓東南側的孫家胡同，原清末啟文書院舊址，距今日的聊城傅斯年紀念館僅一條馬路之隔，這也算是歷史的一種巧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