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天性“仁孝淳厚”， 他在位20餘年期間， 節儉敦朴， 嚴於律己， 知人善任， 從善如流， 省用民力， 平獄緩刑， 致力於恢復生產， 改善民生， 清明吏治， 敦厚風俗， 造就了天下“大治”， 為西漢王朝走向全面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漢文帝也因其高尚的品德與卓越的功業而成為歷史上明君的典範， 為後人推崇備至， 歌頌有加。
漢文帝對內政治運作能把捏分寸， 恰到好處；對外戰略實施上， 審時度勢， 收放自如
漢文帝的政治睿智， 反映在他處理具體棘手政治難題上所施展的高明政治藝術。 漢文帝以外藩入主九五之尊，
應該說， 漢文帝的應對是非常自然並大獲成功的。 他在即位之前， 對是否進入京師繼承大統一事， 曾與代王幕下眾心腹親隨反復商議， 審慎評估， 而沒有倉促行事， 做到了謀定而後動。 即位當日， 即任命親信宋昌為衛將軍， 統領京師的衛戍部隊南北二軍， 控制京師中樞的大局；同時任命另一位親信張武為郎中令， 主持皇宮的安全保衛事宜， 以確保自己的安全。 這裡所展現的， 就是漢文帝政治上的大智慧。
對那些早年即跟隨劉邦南征北戰，
眾所周知， 漢初諸侯王尾大不掉，
事緩則圓， 不同於後來的漢景帝採納晁錯之策急於“削藩”的冒進， 漢文帝的做法有利於政局由分權到集權的平穩過渡， 是政治大智慧的體現， 如果能假以時日， 就不至於發生“吳楚七國之亂”式的動盪。
對內政治運作能做到把捏分寸， 恰到好處， 對外戰略實施上， 漢文帝同樣做到了審時度勢， 收放自如。 漢匈矛盾與衝突是西漢王朝所長期面臨的外部挑戰。 漢文帝能清醒地評估雙方的戰略優劣態勢， 正確地認識到反擊匈奴的戰略時機尚未成熟。 因此， 他在位期間， 一如既往地繼承自漢高祖劉邦以來的基本國策，
漢文帝處處以律己節儉為先， 以改善民生為務
漢文帝深諳“為君之道”， 懂得老子所說的“高以下為基， 貴以賤為本”的不易之理， 明白儒家祖師爺孔夫子所講的治國之道的精髓：“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處處以律己節儉為先， 以改善民生為務。
他一方面“歸農著本”， 提倡關注本業， 發展經濟， 做大做強國家的經濟基礎， “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另一方面，“讓利於民”，儘量減輕農民的負擔，讓民眾擁有基本的生存條件。漢文帝時代實行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是眾所周知的史實，其力度之大、範圍之廣、影響之巨，超過了一般人的想像。西元前178年、西元前168年，漢文帝曾兩次將租率由十五稅一蠲減為三十稅一。三十稅一，遂成為了漢代的定制。西元前167年，他還一度宣佈全部免去田租，這可能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舉措了。也是在漢文帝時代，當時的算賦——也即人頭稅，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錢銳減為四十錢。另外徭役的徵發也有明顯的減輕，一般民眾的負擔減少到每三年才服役一次。
這些舉措，都讓普通民眾直接受惠，屬於典型的“藏富於民”“為富安天下”，它實施的結果是正常的經濟活動能夠順利開展，社會財富迅速積累，糧價的低廉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漢文帝統治時期國家經濟機器運轉的正常與良好，據桓譚《新論》追敘，當時的穀價便宜到每石數十錢。而《史記·律書》更記載，每石“粟”的價格居然有賤“至十余錢”的狀況。
與厚待民眾相對應的，是漢文帝對自己生活享受上的節制自律，從其種意義上講，他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節儉的皇帝了。《道德經》有雲：“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作為遵行“黃老之道”的漢文帝，對民眾做到了厚待關愛，是謂“慈”；在大政處理上，不折騰、不急於求成，穩妥沉著，以靜制動，是謂“不敢為天下先”；在個人生活上，敦朴節儉，是謂“儉”。老子所推許的“三寶”，漢文帝都做到了，作為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這是難能可貴的。
史籍中有不少關於漢文帝節儉故事的記載。這些故事表明，漢文帝的“薄奉節儉”，不是虛有其表的作秀，而是不折不扣的身體力行：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等，無所增益；想建個“露臺”，一看預算下來需要開銷“百金”，立即中止計畫，“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有人進獻千里馬，辭謝不受，並進而下詔，遍告天下自己不受獻的立場：“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漢文帝不僅管住自己，同樣，他也基本上管好了身邊的人，所寵倖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帳不文繡”，就是後人津津樂道的例子，“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他不僅生前約儉，甚至預先安排後事時一再強調喪事節辦，厲行“薄葬”，嚴防浪費，避免擾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當然，他任意賞賜銅山於近佞寵臣鄧通之類記載的傳世，說明漢文帝的“節儉”與“禦下”也並非盡善盡美，但這畢竟是瑕不掩瑜而已。
漢文帝虛心納諫，聞過則改
漢文帝政治上的睿智，也體現為他胸襟寬闊，擁有博大的包容心，能夠虛心納諫，聽取臣下的合理意見與建議，聞過則改，集思廣益。
居於統治最頂端的皇帝，擁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所謂“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在這種情況下，最容易發生的問題是文過飾非，獨斷專行，信讒拒諫，為所欲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漢文帝之所以為後人所肯定和頌揚，就在於在他的身上幾乎看不到通常帝皇所容易犯的這些毛病。恰恰相反，他的寬容、包涵、大度，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少的佳話，膾炙人口，彪炳史冊。
漢文帝即位後的第二年，他就下詔讓臣下進諫：“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在他的鼓勵下，當時賈山、賈誼、晁錯、張釋之等人，紛紛上書條陳意見，有的甚至犯顏直諫，漢文帝大都能虛心採納。並明確表示，上書者話說得最激烈尖銳，也絕對不算是“狂悖”，“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固在於此”。漢文帝在政治上的確始終保持了極其清醒的頭腦，他明白，許多事壞就壞在做皇帝的以明主自居，自以為天縱英明，把臣下的正確意見視為狂言，聽不進勸告。有了這樣的氣度與襟懷，漢文帝才能夠做到開誠佈公，從善如流。
如果說下詔徵求意見還多少有一些虛應故事、擺顯姿態的成份，那麼在實際生活中，他的大度、豁達、包容，可是實實在在讓人仰慕不已了。到周亞夫統領的細柳營勞軍慰問，車駕居然讓門崗攔了下來，通報是天子駕到，也不奏效，被告知：“軍中只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好不容易進了軍營，車駕又被“限速”，很掃面子。等到見了周亞夫，人家以甲胄在身為由，來一個不跪不拜，還美其名曰：“請以軍禮見。”話固然不錯，《司馬法》也宣導“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但真的頂真起來，肯定是讓人感到沒面子，不舒服。可漢文帝不但不以為忤，反而充分肯定和表揚了周亞夫的做法，稱道周亞夫為“真將軍”。這種胸襟，又有何人能及。漢文帝雖然有個性，但在大方向上，卻是始終保持理性的。約束自我，尊重法紀，毫無疑問是其擁有政治睿哲的又一個形象寫照。
《晉書·段灼傳》載曰：“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王夫之稱道：“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由此可見，對漢文帝的煌煌功業，後人是欽仰不已、推崇備至的。毫無疑問，在這輝煌畫圖的深處，閃耀的正是漢文帝那非凡的睿哲之光。而在今天，我們穿越歷史的時空，體會和借鑒漢文帝的政治大智慧，當然不無積極的意義。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②[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另一方面，“讓利於民”，儘量減輕農民的負擔，讓民眾擁有基本的生存條件。漢文帝時代實行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是眾所周知的史實，其力度之大、範圍之廣、影響之巨，超過了一般人的想像。西元前178年、西元前168年，漢文帝曾兩次將租率由十五稅一蠲減為三十稅一。三十稅一，遂成為了漢代的定制。西元前167年，他還一度宣佈全部免去田租，這可能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舉措了。也是在漢文帝時代，當時的算賦——也即人頭稅，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錢銳減為四十錢。另外徭役的徵發也有明顯的減輕，一般民眾的負擔減少到每三年才服役一次。這些舉措，都讓普通民眾直接受惠，屬於典型的“藏富於民”“為富安天下”，它實施的結果是正常的經濟活動能夠順利開展，社會財富迅速積累，糧價的低廉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漢文帝統治時期國家經濟機器運轉的正常與良好，據桓譚《新論》追敘，當時的穀價便宜到每石數十錢。而《史記·律書》更記載，每石“粟”的價格居然有賤“至十余錢”的狀況。
與厚待民眾相對應的，是漢文帝對自己生活享受上的節制自律，從其種意義上講，他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節儉的皇帝了。《道德經》有雲：“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作為遵行“黃老之道”的漢文帝，對民眾做到了厚待關愛，是謂“慈”；在大政處理上，不折騰、不急於求成，穩妥沉著，以靜制動，是謂“不敢為天下先”；在個人生活上，敦朴節儉，是謂“儉”。老子所推許的“三寶”，漢文帝都做到了，作為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這是難能可貴的。
史籍中有不少關於漢文帝節儉故事的記載。這些故事表明，漢文帝的“薄奉節儉”，不是虛有其表的作秀，而是不折不扣的身體力行：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等，無所增益；想建個“露臺”，一看預算下來需要開銷“百金”，立即中止計畫，“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有人進獻千里馬，辭謝不受，並進而下詔，遍告天下自己不受獻的立場：“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漢文帝不僅管住自己，同樣，他也基本上管好了身邊的人，所寵倖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帳不文繡”，就是後人津津樂道的例子，“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他不僅生前約儉，甚至預先安排後事時一再強調喪事節辦，厲行“薄葬”，嚴防浪費，避免擾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當然，他任意賞賜銅山於近佞寵臣鄧通之類記載的傳世，說明漢文帝的“節儉”與“禦下”也並非盡善盡美，但這畢竟是瑕不掩瑜而已。
漢文帝虛心納諫，聞過則改
漢文帝政治上的睿智，也體現為他胸襟寬闊，擁有博大的包容心，能夠虛心納諫，聽取臣下的合理意見與建議，聞過則改，集思廣益。
居於統治最頂端的皇帝，擁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所謂“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在這種情況下，最容易發生的問題是文過飾非，獨斷專行，信讒拒諫，為所欲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漢文帝之所以為後人所肯定和頌揚，就在於在他的身上幾乎看不到通常帝皇所容易犯的這些毛病。恰恰相反，他的寬容、包涵、大度，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少的佳話，膾炙人口，彪炳史冊。
漢文帝即位後的第二年，他就下詔讓臣下進諫：“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在他的鼓勵下，當時賈山、賈誼、晁錯、張釋之等人，紛紛上書條陳意見，有的甚至犯顏直諫，漢文帝大都能虛心採納。並明確表示，上書者話說得最激烈尖銳，也絕對不算是“狂悖”，“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固在於此”。漢文帝在政治上的確始終保持了極其清醒的頭腦，他明白，許多事壞就壞在做皇帝的以明主自居，自以為天縱英明，把臣下的正確意見視為狂言，聽不進勸告。有了這樣的氣度與襟懷，漢文帝才能夠做到開誠佈公，從善如流。
如果說下詔徵求意見還多少有一些虛應故事、擺顯姿態的成份，那麼在實際生活中，他的大度、豁達、包容，可是實實在在讓人仰慕不已了。到周亞夫統領的細柳營勞軍慰問，車駕居然讓門崗攔了下來，通報是天子駕到，也不奏效，被告知：“軍中只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好不容易進了軍營，車駕又被“限速”，很掃面子。等到見了周亞夫，人家以甲胄在身為由，來一個不跪不拜，還美其名曰：“請以軍禮見。”話固然不錯，《司馬法》也宣導“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但真的頂真起來，肯定是讓人感到沒面子，不舒服。可漢文帝不但不以為忤，反而充分肯定和表揚了周亞夫的做法，稱道周亞夫為“真將軍”。這種胸襟，又有何人能及。漢文帝雖然有個性，但在大方向上，卻是始終保持理性的。約束自我，尊重法紀，毫無疑問是其擁有政治睿哲的又一個形象寫照。
《晉書·段灼傳》載曰：“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王夫之稱道：“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由此可見，對漢文帝的煌煌功業，後人是欽仰不已、推崇備至的。毫無疑問，在這輝煌畫圖的深處，閃耀的正是漢文帝那非凡的睿哲之光。而在今天，我們穿越歷史的時空，體會和借鑒漢文帝的政治大智慧，當然不無積極的意義。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②[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