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郭菲兒 彭樂
►智庫也分很多類， 有些是對政府的， 有些是企業的， 給國家做決策參考的最好是獨立公正的研究， 避免個人私利和部門利益， 如果是為了私利， 就算成果做得好， 也會被貼上標籤。
►工資薪金所得適用稅率需要做大幅度調整， 應明確地將個稅改革定位為減稅改革。 綜合考慮企業所得稅稅負和國際稅收競爭背景， 可將相應稅率調整為：月應納稅所得額在20萬元以上的， 適用25%的稅率。
▲楊志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經濟學博士。 財經戰略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財經智庫》編輯部主任， 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生院財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財政學會副秘書長。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天山學者講座教授，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公共經濟學理論體系創新研究”主持人。
【正文】
在多數人的印象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的產出比較高冷。
“但實際並不是”，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財政研究室主任、《財經智庫》編輯部主任楊志勇在接受一條財經採訪時談到， 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智庫》期刊為例， 只要有經濟學常識， 基本就能懂。 《財經智庫》現在的工作， 就是想要拉平從學術研究到政策形成， 以及從學術研究到社會理解的距離。
楊志勇認為， 現在的內容有印刷價值的並不多， 《財經智庫》的價值在於提供“百寶箱”類的內容， 注重深度， 即使以後遇到問題也值得拿出來再讀；一定是做前瞻性、戰略性的研究， 而不是單純的解釋工作， 使人能夠對問題形成較全面的認識，
以下根據採訪實錄整理：
組建財經戰略研究院就是突出智庫功能
一條財經：您之前一直在象牙塔教書， 為什麼後來會選擇到社科院做智庫？社科院與大學相比， 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楊志勇：社科院和科學院是一樣的，
但現在重點大學的待遇上去了， 社科院的吸引力有所削弱， 好的人才還是更傾向于大學， 這也代表了總體實力的一些變化， 在大學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多了。
一條財經：您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與同類智庫相比有何優勢？
楊志勇：2011年12月， 社科院以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為基礎， 組建了綜合性、創新型國家級的財經戰略研究機構——財經戰略研究院。
這裡有一個概念， 我們不是研究所改為研究院，
經濟領域曾有8個研究所， 選擇對財貿所進行改造， 改為現在的財經戰略研究院， 突出智庫的功能， 不止要做學術研究， 我們做的是國家級學術智庫發展道路的探索工作， 社科院是綜合高端智庫， 我們是其中的組成部分。
實施創新工程， 除了工資還有“智力報償”
一條財經：現在機構組成和人員情況大致是怎樣的？這樣一個龐大的研究團隊， 如何做好人員管理和儲備？
楊志勇：現在我們研究院大概有八十人，除了一些行政人員和早期參與者，其他的基本都是博士學位，這個跟其他研究機構一樣。社科院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在國家政策方面或多或少都有參與，國家也需要。
現在機構管理都一樣，要找到一些人才，有管理的，也有研究的，我們是國家事業單位，跟大學不一樣，我們操作的難度要大一些。現在社科院在落實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最終是要創新。在這個工程中，根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特點，經費的使用上做了一些調整，更加注重腦力勞動的報償。社會科學研究需要根據自身特點，設計合理的激勵制度。
創新工程實施之後，多數人的收入狀況和工作條件比過去好很多，加入創新工程後，還有一筆智力報償。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能進創新工程。智力報償根據崗位分期發放。我所在的財政學科，只有十餘人，人數比通常人們所想像的少很多，但大家都很努力，現在是社科院的優勢學科。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拉平學術研究到政策形成的距離
一條財經：國外的大部分智庫會像包裝明星一樣打造個人和團隊，您是如何進行推廣工作的？
楊志勇：我們比較少做這些事情，主要是開一些發佈會來做推廣。網上一些專欄都是媒體找到我們來做，我們一般會選擇一些官方的媒體、學術性的媒體，或者是些有市場深度的媒體。這方面我們確實做得不夠，都是別人約稿，編輯比較專業的話，我都會配合，並沒有專門的推廣管道。
《財經智庫》是公開發行的，我們希望更多人看到，但是在多數人的印象中，社科院做的東西都是比較高冷的。實際上不是，我們做的期刊只要有經濟學常識，基本就能看懂。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拉平學術研究到政策形成，以及從學術研究到社會理解的距離。現在很多決策者和讀者可以通過快消的管道解決這些，但看完我們的內容後，對一個問題就能形成比較全面的認識，而不是碎片化的，更加注重深度，即使以後遇到問題還是值得看。現在的內容值得印刷的不多，我們以最好的方式印刷出來，我們的期刊2016年剛創刊，就得到了“中國最美期刊”的獎項，這是當年中國社科院主管期刊中唯一獲獎的。
給國家做決策參考的最好是獨立公正的研究
一條財經：在智庫成果的各類國際排名中，國外智庫因為母語等優勢，排名比較靠前，我們的國際化程度如何？有沒有英文版的產品？
楊志勇：這個是我們目前的短板，其他的一些所國際化做得比我們好，我們也有一些英文的文章，但都是偏學術類的。財經院有一本英文刊物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 Review，和Springer公司合作出版，2012年創刊，還有很大的挖掘潛力。
一條財經：《財經智庫》接下來有何重大計畫？
楊志勇：去年是注重內容，今年可能會跟更多的經濟類智庫進行交流。我們作為一個高端交流平臺，陣地一直對外開放。期刊需要適當推廣期刊，讓更多人瞭解。現在組織的活動較少，後期會跟一些機構合作。
一條財經：您對智庫產業化、行業模式有何看法？中國智庫能否產業化？
楊志勇：產業化的路徑不好走。主要是看做什麼，智庫也分很多類，有些是對政府的，有些是企業的，給國家做決策參考的最好是獨立公正的研究，避免個人私利和部門利益，如果是為了私利，就算成果做得好，也會被貼上標籤。產業化更多意味著專業化，然後有需求之後才有產業化。
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首先是資訊公開
一條財經：您覺得目前中國智庫的影響力如何？
楊志勇：現在來說是有一定的影響力，和國際智庫相比還是有一段距離。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的話，首先是資訊公開，才能做充分研究，自已做研究的話，可能在資訊收集方面就要費很大的功夫，研究就會打折扣。我覺得我們還需要更加開放，讓更多人做研究，國家就可以有更多選擇，還能節省成本和經歷。
一條財經：你覺得未來5年中國智庫的發展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建立新型智庫應“新”在哪裡？
楊志勇：新型智庫建設首先是要服務決策，從研究的角度來講，主要是針對問題給出一些專業性的解決方案，發揮有效的作用。中國智庫發揮影響力，都有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內部報告的報送。當前，媒體發聲，影響輿情是智庫的常規做法。現在全國上下都在做智庫，說到底是一件好事，但要瞭解真問題，才能提出專業意見。
政策研究的影響面非常大，比如人口政策，現在老齡化非常嚴重，如果人口政策不調整，將面臨巨大的社會問題，以後局面很難應對。還有稅收問題，比如我現在研究的房地產稅，就要有學術支撐，也要根據現實問題做出調整，說的每一句話都得經住考驗，實施不好的都會適得其反，會產生新的問題。
房地產稅和房價調控最好不要關聯
一條財經：您是財稅方面的頂級專家，說到房地產稅問題，有人提出應用增加房地產稅的方法來調整房價，您怎樣看？
楊志勇：應當說他們對房地產稅的理解和我們不太一樣。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房地產稅，即使有了房地產稅，它們的房價也不是沒有上漲。房價上漲的原因是什麼，政策要解決什麼問題，最好不要把這兩者關聯。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房價漲到10%以上，正常的房地產稅，而不是現在上海、重慶的消費稅，房地產稅是按照評估價來徵收的，一般不會超過3%，如果房價一年漲10%，3%交稅，7%算按揭。市場崩潰不是決策者希望看到的，有房的人越來越多，都不願意看到房價下降。現在經常將房價和收入對比，這是買不起房子，如果要收稅，只能以評估價為基準，如果收入和房價不成正比，按評估價收的稅可能超過收入水準。十年前的房子一平方米只要幾千塊，工資維持在幾千塊，現在就交不起了，只能免掉這個稅。買房子了還必須交稅，負擔更重，沒有買房子反而不用交稅，真買不起房子的，就說不收也買不起，把這些排除在外，稅收就收不到多少。
即使國家說得有道理，到了實施階段還是要出問題。我們從學理的角度分析，國家一開始並不是主要靠稅收收入，西歐歷史上一開始國王都靠自己過活，主要是靠土地，到了打仗的時候才靠貴族出錢，後來資本主義興起之後才收稅。
我們國家現在土地收入不少，土地收入跟房地產稅在功能上是一樣的，土地收入也是要提供公共服務，比如基礎設施等。原來講物業稅，現在是物業費，這是兩種概念。像美國收房地產稅，很多開放式社區有很多功能是員警來做，環衛工人來做，通過稅收來解決的，但現在中國很多封閉式社區，都是通過物業費來解決的，物業費的性質跟房地產稅也類似。
一是現在納稅能力不足，二是公共服務已經有收入支撐了，三是我們是土地公有制國家，公有制國家收房地產稅跟其他國家不一樣。這次沒有列入立法很正常，有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們智庫就是在進行這些專業的學術研究，給國家一些好的建議。
“大象還在起舞”，中國經濟還有更大增長空間
一條財經：3月7日，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在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建議，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低至25%，您怎麼看？
楊志勇：你可以看我2015年出版的一本書《現代財政制度探索——國家治理視角下的中國財稅改革》，裡邊就提到過，工資薪金所得適用稅率需要做大幅度調整，應明確地將個稅改革定位為減稅改革。綜合考慮企業所得稅稅負和國際稅收競爭背景，可將相應稅率調整為：月應納稅所得額在20萬元以上的，適用25%的稅率。
我們就是提供這種百寶箱的東西，我們一定是做一些前瞻性、戰略性的研究，而不是單純的解釋工作，跟一般意義上的智庫不一樣，我們是學術型智庫。現在還有很多問題要研究，一些地方對金融行業從業人才的所得稅採取了靈活的做法，這是受國際稅收競爭影響的結果，未來稅制改革應該注意這一點。
一條財經：但很多人認為，這種改革或建議已經提了二十多年了，有當然好，推不下去卻是常態，降低個稅最高稅率比提高免徵稅還難，所以當務之急還是提高免征額？
楊志勇：肖捷部長這次答記者問有了有了新提法，即該提就得提，體現了務實的精神。稅收到底怎麼定，無論是個稅還是房地產稅，首先告訴大家有什麼結果和影響，然後自己選擇，充分知情的情況下願意砸自己的腳那就沒有辦法了，道理是這樣的。
比如我這本書非常貴，假設賣100塊，你覺得太貴，找到稅務局要收100%的暴利稅，一般人有這種想法沒有任何問題，想要解決價格過高的問題，稅務局聽了，但是收稅之後就不可能再用100塊錢買到這本書了，客戶要分攤一部分稅收。
其實房子也是一樣的道理，價格太高，然後收稅，價格只會更高，正常時期是不會降低房價的，除非是市場崩潰，需求和供給出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涉及到土地制度，這些是學香港的，但是稅收沒有學香港。
一條財經：最近很多平臺在發聲，2017年中國還會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您怎樣看？
楊志勇：肯定是這樣，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還要保持6.5的速度，“大象還在起舞”。只要激發更多人的積極性，經濟還有更大增長空間。
《財經智庫》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並向國內外公開發行。《財經智庫》系國內首本經濟領域智庫期刊，秉承“學以致用、研以致用”的學風，以我國重大現實財經問題為研究物件，立足國家級綜合性高端智庫定位，反映圍繞財經領域重大現實問題的國情調研和決策諮詢成果，服務國家的經濟決策；重視思想性、原創性、現實性、戰略性，以定性研究為主，宣導研究成果的決策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
楊志勇：現在我們研究院大概有八十人，除了一些行政人員和早期參與者，其他的基本都是博士學位，這個跟其他研究機構一樣。社科院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在國家政策方面或多或少都有參與，國家也需要。
現在機構管理都一樣，要找到一些人才，有管理的，也有研究的，我們是國家事業單位，跟大學不一樣，我們操作的難度要大一些。現在社科院在落實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最終是要創新。在這個工程中，根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特點，經費的使用上做了一些調整，更加注重腦力勞動的報償。社會科學研究需要根據自身特點，設計合理的激勵制度。
創新工程實施之後，多數人的收入狀況和工作條件比過去好很多，加入創新工程後，還有一筆智力報償。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能進創新工程。智力報償根據崗位分期發放。我所在的財政學科，只有十餘人，人數比通常人們所想像的少很多，但大家都很努力，現在是社科院的優勢學科。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拉平學術研究到政策形成的距離
一條財經：國外的大部分智庫會像包裝明星一樣打造個人和團隊，您是如何進行推廣工作的？
楊志勇：我們比較少做這些事情，主要是開一些發佈會來做推廣。網上一些專欄都是媒體找到我們來做，我們一般會選擇一些官方的媒體、學術性的媒體，或者是些有市場深度的媒體。這方面我們確實做得不夠，都是別人約稿，編輯比較專業的話，我都會配合，並沒有專門的推廣管道。
《財經智庫》是公開發行的，我們希望更多人看到，但是在多數人的印象中，社科院做的東西都是比較高冷的。實際上不是，我們做的期刊只要有經濟學常識，基本就能看懂。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拉平學術研究到政策形成，以及從學術研究到社會理解的距離。現在很多決策者和讀者可以通過快消的管道解決這些，但看完我們的內容後，對一個問題就能形成比較全面的認識，而不是碎片化的，更加注重深度，即使以後遇到問題還是值得看。現在的內容值得印刷的不多，我們以最好的方式印刷出來，我們的期刊2016年剛創刊，就得到了“中國最美期刊”的獎項，這是當年中國社科院主管期刊中唯一獲獎的。
給國家做決策參考的最好是獨立公正的研究
一條財經：在智庫成果的各類國際排名中，國外智庫因為母語等優勢，排名比較靠前，我們的國際化程度如何？有沒有英文版的產品？
楊志勇：這個是我們目前的短板，其他的一些所國際化做得比我們好，我們也有一些英文的文章，但都是偏學術類的。財經院有一本英文刊物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 Review，和Springer公司合作出版，2012年創刊，還有很大的挖掘潛力。
一條財經：《財經智庫》接下來有何重大計畫？
楊志勇：去年是注重內容，今年可能會跟更多的經濟類智庫進行交流。我們作為一個高端交流平臺，陣地一直對外開放。期刊需要適當推廣期刊，讓更多人瞭解。現在組織的活動較少，後期會跟一些機構合作。
一條財經：您對智庫產業化、行業模式有何看法？中國智庫能否產業化？
楊志勇：產業化的路徑不好走。主要是看做什麼，智庫也分很多類，有些是對政府的，有些是企業的，給國家做決策參考的最好是獨立公正的研究，避免個人私利和部門利益，如果是為了私利，就算成果做得好，也會被貼上標籤。產業化更多意味著專業化，然後有需求之後才有產業化。
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首先是資訊公開
一條財經：您覺得目前中國智庫的影響力如何？
楊志勇：現在來說是有一定的影響力，和國際智庫相比還是有一段距離。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的話，首先是資訊公開，才能做充分研究，自已做研究的話，可能在資訊收集方面就要費很大的功夫，研究就會打折扣。我覺得我們還需要更加開放，讓更多人做研究，國家就可以有更多選擇，還能節省成本和經歷。
一條財經：你覺得未來5年中國智庫的發展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建立新型智庫應“新”在哪裡？
楊志勇：新型智庫建設首先是要服務決策，從研究的角度來講，主要是針對問題給出一些專業性的解決方案，發揮有效的作用。中國智庫發揮影響力，都有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內部報告的報送。當前，媒體發聲，影響輿情是智庫的常規做法。現在全國上下都在做智庫，說到底是一件好事，但要瞭解真問題，才能提出專業意見。
政策研究的影響面非常大，比如人口政策，現在老齡化非常嚴重，如果人口政策不調整，將面臨巨大的社會問題，以後局面很難應對。還有稅收問題，比如我現在研究的房地產稅，就要有學術支撐，也要根據現實問題做出調整，說的每一句話都得經住考驗，實施不好的都會適得其反，會產生新的問題。
房地產稅和房價調控最好不要關聯
一條財經：您是財稅方面的頂級專家，說到房地產稅問題，有人提出應用增加房地產稅的方法來調整房價，您怎樣看？
楊志勇：應當說他們對房地產稅的理解和我們不太一樣。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房地產稅，即使有了房地產稅，它們的房價也不是沒有上漲。房價上漲的原因是什麼，政策要解決什麼問題，最好不要把這兩者關聯。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房價漲到10%以上，正常的房地產稅，而不是現在上海、重慶的消費稅，房地產稅是按照評估價來徵收的，一般不會超過3%，如果房價一年漲10%，3%交稅，7%算按揭。市場崩潰不是決策者希望看到的，有房的人越來越多，都不願意看到房價下降。現在經常將房價和收入對比，這是買不起房子，如果要收稅，只能以評估價為基準，如果收入和房價不成正比，按評估價收的稅可能超過收入水準。十年前的房子一平方米只要幾千塊，工資維持在幾千塊，現在就交不起了，只能免掉這個稅。買房子了還必須交稅，負擔更重，沒有買房子反而不用交稅，真買不起房子的，就說不收也買不起，把這些排除在外，稅收就收不到多少。
即使國家說得有道理，到了實施階段還是要出問題。我們從學理的角度分析，國家一開始並不是主要靠稅收收入，西歐歷史上一開始國王都靠自己過活，主要是靠土地，到了打仗的時候才靠貴族出錢，後來資本主義興起之後才收稅。
我們國家現在土地收入不少，土地收入跟房地產稅在功能上是一樣的，土地收入也是要提供公共服務，比如基礎設施等。原來講物業稅，現在是物業費，這是兩種概念。像美國收房地產稅，很多開放式社區有很多功能是員警來做，環衛工人來做，通過稅收來解決的，但現在中國很多封閉式社區，都是通過物業費來解決的，物業費的性質跟房地產稅也類似。
一是現在納稅能力不足，二是公共服務已經有收入支撐了，三是我們是土地公有制國家，公有制國家收房地產稅跟其他國家不一樣。這次沒有列入立法很正常，有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們智庫就是在進行這些專業的學術研究，給國家一些好的建議。
“大象還在起舞”，中國經濟還有更大增長空間
一條財經：3月7日，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在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建議，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低至25%，您怎麼看？
楊志勇：你可以看我2015年出版的一本書《現代財政制度探索——國家治理視角下的中國財稅改革》，裡邊就提到過，工資薪金所得適用稅率需要做大幅度調整，應明確地將個稅改革定位為減稅改革。綜合考慮企業所得稅稅負和國際稅收競爭背景，可將相應稅率調整為：月應納稅所得額在20萬元以上的，適用25%的稅率。
我們就是提供這種百寶箱的東西，我們一定是做一些前瞻性、戰略性的研究，而不是單純的解釋工作，跟一般意義上的智庫不一樣，我們是學術型智庫。現在還有很多問題要研究，一些地方對金融行業從業人才的所得稅採取了靈活的做法，這是受國際稅收競爭影響的結果，未來稅制改革應該注意這一點。
一條財經：但很多人認為，這種改革或建議已經提了二十多年了，有當然好，推不下去卻是常態，降低個稅最高稅率比提高免徵稅還難，所以當務之急還是提高免征額？
楊志勇：肖捷部長這次答記者問有了有了新提法，即該提就得提，體現了務實的精神。稅收到底怎麼定，無論是個稅還是房地產稅，首先告訴大家有什麼結果和影響，然後自己選擇，充分知情的情況下願意砸自己的腳那就沒有辦法了，道理是這樣的。
比如我這本書非常貴，假設賣100塊，你覺得太貴，找到稅務局要收100%的暴利稅，一般人有這種想法沒有任何問題，想要解決價格過高的問題，稅務局聽了，但是收稅之後就不可能再用100塊錢買到這本書了，客戶要分攤一部分稅收。
其實房子也是一樣的道理，價格太高，然後收稅，價格只會更高，正常時期是不會降低房價的，除非是市場崩潰，需求和供給出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涉及到土地制度，這些是學香港的，但是稅收沒有學香港。
一條財經：最近很多平臺在發聲，2017年中國還會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您怎樣看？
楊志勇：肯定是這樣，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還要保持6.5的速度，“大象還在起舞”。只要激發更多人的積極性，經濟還有更大增長空間。
《財經智庫》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並向國內外公開發行。《財經智庫》系國內首本經濟領域智庫期刊，秉承“學以致用、研以致用”的學風，以我國重大現實財經問題為研究物件，立足國家級綜合性高端智庫定位，反映圍繞財經領域重大現實問題的國情調研和決策諮詢成果，服務國家的經濟決策；重視思想性、原創性、現實性、戰略性，以定性研究為主，宣導研究成果的決策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