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西下， 王寧站在小院門口， 迎著自己的兩條狗回家， 門前的鄉間小道偶有車輛駛過， 掀起一陣塵土。 去年初， 王寧租下了這間位於北京房山琉璃河的農家院子， 開起了古琴社， 過上了前院斫琴、後院種菜的生活。
“做古琴行業後， 總被叫‘王老師’。 小的這麼叫， 老的也這麼叫， 這不是折我陽壽麼。 ”整整三年前， 王寧的身份還是華為移動綜合部的部長， 被客戶、同事喚作“王工”、“王經理”、“王部長”， 工作變了， 稱呼也不同了。
隨之改變的還有心態。 剛辭職時， 突然減少的電話量， 讓他一時有些無所適從——總覺得手機在響。 在華為工作8年間， 王寧的手機每天都保持著24小時開機的狀態。 現在， 他已習慣晚上關閉手機， 不再設定鬧鐘， 聽從生物鐘的安排。
“華為在我心目中仍是中國最優秀的企業之一。 ”34歲放棄了高薪， 從華為辭職創業做古琴， 王寧覺得自己很幸運：“任正非40多歲才創建華為，
不想做《摩登時代》裡的螺絲釘
其實在18年前高考時， 王寧也曾考慮， 要一輩子做一個“通信人”。
彼時， 通信工程是一門非常前沿的學科，
幾年時間中， 王寧的腳步遍及深圳、福建、南京， 從一名國內市場部的培訓生， 一步步成長為一名業務骨幹， 在華為南京代表處， 他先後與聯通和移動進行專案對接， 負責通信基站更換工作。 2011年， 已經有了孩子的王甯終於如願以償回到了北京， 對口中國移動集團公司的業務。
回到北京後， 不論是工作上還是家庭中， 王寧面對的挑戰與抉擇都接踵而來。
2012年， 女兒要上幼稚園了，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 王甯卻沒有辦法幫女兒進一家好幼稚園。 “你在華為工作這麼多年了， 圈子還是只有這麼點大， 連個幼稚園都找不到。 ”一氣之下， 老婆帶著孩子回到了老家成都， 夫妻倆開始了兩地分居的生活。 這件事對王寧打擊很大。
而在工作上， 王寧也迎來了轉變。 那時， 公司想要推廣Wifi業務， 成立了移動綜合部，
令他煩惱的不僅僅是工作內容。 當上了部門負責人， “彙報工作”也成了一項重要工作， 大會小會一個接一個， 由於時差， 一些視訊會議還常常在深夜召開。 這些都讓這個習慣了做業務的工科生感到疲於奔命：“總感覺背後有人推著跑。 ”他原本打算將業餘時間投入到自己的愛好中，但“業餘時間”這個概念，對他來說似乎變得越來越奢侈。
大學時，王寧就對古琴產生了濃厚興趣。
“就像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一樣。”回憶那段日子，他說，生活失去了樂趣：“每個人都是生產線上的一個螺絲釘。”這段時間裡，他開始重新考慮人生，考慮自己的初心。從小，王寧就與音樂結緣，雖不是音樂專業，但在親友薰陶下，大學時就對古琴產生了濃厚興趣。創業從事古琴製作的念頭，在他的腦海裡慢慢成形。
在華為，每個新進員工都會領到一個工號。時間越早資歷越深，工號的數位就越小，任正非的工號曾經就是1號。公司內部發郵件時，誰是大佬誰是菜鳥，都一目了然。後來，為了打破論資排輩，公司規定工齡每滿8年，就會調整一次工號。就在換工號的當口，王甯終於向領導遞交了辭呈——背著遠在成都的老婆孩子，也沒有告訴父母。
從小，王寧就與音樂結緣。
“未來不缺工程師，但缺我這樣一個古琴匠人。”
“本來這工作不是挺好的嗎？錢掙得也多，多少人羡慕啊！老老實實幹著不就行了，創什麼業，這不是不務正業麼！”
聽到消息時木已成舟，爸媽一下就懵了。每月15日定期的工資沒有了，每年上半年的股票分紅也沒有了，高科技企業裡的工程師，搖身一變成了穿著大褂在工作間裡鋸木刷漆的斫琴師傅，反差不可謂不大。父母震驚之余更是不解，當然也有些惱火：好端端的工作，怎麼不聲不響就給辭了呢？
責備歸責備，老兩口還是掏腰包給兒子贊助了一筆“啟動資金”。真正讓他們轉變了思想的是2015年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在這份報告中，首次出現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了總理幫忙“吆喝”，王寧的底氣更足了一些。
起初，他在北京海澱自有住房中制琴，後來他將工作室搬到了房山琉璃河的一個農家院子，成立了“律和古琴研習社”。邀請周邊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師朋友來教琴，給琴友們提供一個平等互惠、互相學習的活動場所。由於畢業於鐵道部（現鐵路總公司）的學校，就職於通信行業，以往王寧的視野總跳不出鐵路和通信兩個圈子，如今接觸形形色色的人，他結識了大量各行各業的朋友。工作自由了，他也有了更多時間長住成都，陪伴妻兒。
“通信和樂器製造其實沒什麼不同。”從讀書到工作，王寧與通信打了15年交道，這樣的經歷，反倒為他制琴打下了理論基礎。他介紹，移動通信本質上是研究電磁波的濾波、放大、並進行調製解調。而樂器製作，本質上是研究樂器對聲波的濾波、放大。“早年我見到很多老一代樂器師傅，不太懂這些理論，做琴就會有理論短板。”
對於古琴製作，王寧有自己的思考。“這兩年非常流行一個詞——‘匠人精神’那是一種精雕細琢、執著專一、精益求精、摒棄浮躁的精神。不過在樂器製作和文化產業裡，光靠這些遠遠不夠。”在華為的那段工程師歲月告訴他，執著與堅守外，還需要勇於開拓和創造。缺少了這一點，“匠人”就顯得過於“匠氣”。
2003年，古琴成為了“世界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項原本少人問津的傳統藝術很快飛入了尋常百姓家，暴利的誘惑使得“古琴大師”、“斫琴大師”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原來說北京有三大特產‘吸毒明星’、‘朝陽群眾’和‘仁波切’，如果再加第四個恐怕就是‘國學大師’或‘古琴大師’了。”
大多數人創業，毫無疑問是“利”字當頭，王寧卻不在其列。在“國學熱”“古琴熱”風靡的今天，身處這樣一個迅速膨脹的市場，他常常回憶起，早年去啟蒙老師家學琴的那個安詳、謐靜的小院，一杯清茶、兩張琴，君子對彈，心無旁騖。“我希望在這個資訊時代快速前進的同時，能夠時常給自己可能膨脹的內心降降溫，做這樣一個‘匠人’。”
“未來在通信行業不缺我這樣一個工程師，但我覺得在古琴行業，缺少一個我這樣的匠人。”
（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欄目主編：王海燕，編輯郵箱 ：shzhengqing@126.com )
文/吳頔 ”他原本打算將業餘時間投入到自己的愛好中，但“業餘時間”這個概念，對他來說似乎變得越來越奢侈。
大學時，王寧就對古琴產生了濃厚興趣。
“就像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一樣。”回憶那段日子，他說，生活失去了樂趣：“每個人都是生產線上的一個螺絲釘。”這段時間裡，他開始重新考慮人生，考慮自己的初心。從小，王寧就與音樂結緣，雖不是音樂專業，但在親友薰陶下，大學時就對古琴產生了濃厚興趣。創業從事古琴製作的念頭，在他的腦海裡慢慢成形。
在華為，每個新進員工都會領到一個工號。時間越早資歷越深，工號的數位就越小，任正非的工號曾經就是1號。公司內部發郵件時，誰是大佬誰是菜鳥，都一目了然。後來，為了打破論資排輩，公司規定工齡每滿8年，就會調整一次工號。就在換工號的當口，王甯終於向領導遞交了辭呈——背著遠在成都的老婆孩子，也沒有告訴父母。
從小，王寧就與音樂結緣。
“未來不缺工程師，但缺我這樣一個古琴匠人。”
“本來這工作不是挺好的嗎？錢掙得也多，多少人羡慕啊！老老實實幹著不就行了，創什麼業，這不是不務正業麼！”
聽到消息時木已成舟，爸媽一下就懵了。每月15日定期的工資沒有了，每年上半年的股票分紅也沒有了，高科技企業裡的工程師，搖身一變成了穿著大褂在工作間裡鋸木刷漆的斫琴師傅，反差不可謂不大。父母震驚之余更是不解，當然也有些惱火：好端端的工作，怎麼不聲不響就給辭了呢？
責備歸責備，老兩口還是掏腰包給兒子贊助了一筆“啟動資金”。真正讓他們轉變了思想的是2015年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在這份報告中，首次出現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了總理幫忙“吆喝”，王寧的底氣更足了一些。
起初，他在北京海澱自有住房中制琴，後來他將工作室搬到了房山琉璃河的一個農家院子，成立了“律和古琴研習社”。邀請周邊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師朋友來教琴，給琴友們提供一個平等互惠、互相學習的活動場所。由於畢業於鐵道部（現鐵路總公司）的學校，就職於通信行業，以往王寧的視野總跳不出鐵路和通信兩個圈子，如今接觸形形色色的人，他結識了大量各行各業的朋友。工作自由了，他也有了更多時間長住成都，陪伴妻兒。
“通信和樂器製造其實沒什麼不同。”從讀書到工作，王寧與通信打了15年交道，這樣的經歷，反倒為他制琴打下了理論基礎。他介紹，移動通信本質上是研究電磁波的濾波、放大、並進行調製解調。而樂器製作，本質上是研究樂器對聲波的濾波、放大。“早年我見到很多老一代樂器師傅，不太懂這些理論，做琴就會有理論短板。”
對於古琴製作，王寧有自己的思考。“這兩年非常流行一個詞——‘匠人精神’那是一種精雕細琢、執著專一、精益求精、摒棄浮躁的精神。不過在樂器製作和文化產業裡，光靠這些遠遠不夠。”在華為的那段工程師歲月告訴他，執著與堅守外，還需要勇於開拓和創造。缺少了這一點，“匠人”就顯得過於“匠氣”。
2003年，古琴成為了“世界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項原本少人問津的傳統藝術很快飛入了尋常百姓家，暴利的誘惑使得“古琴大師”、“斫琴大師”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原來說北京有三大特產‘吸毒明星’、‘朝陽群眾’和‘仁波切’，如果再加第四個恐怕就是‘國學大師’或‘古琴大師’了。”
大多數人創業，毫無疑問是“利”字當頭，王寧卻不在其列。在“國學熱”“古琴熱”風靡的今天，身處這樣一個迅速膨脹的市場，他常常回憶起，早年去啟蒙老師家學琴的那個安詳、謐靜的小院，一杯清茶、兩張琴，君子對彈，心無旁騖。“我希望在這個資訊時代快速前進的同時，能夠時常給自己可能膨脹的內心降降溫，做這樣一個‘匠人’。”
“未來在通信行業不缺我這樣一個工程師，但我覺得在古琴行業，缺少一個我這樣的匠人。”
（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欄目主編：王海燕，編輯郵箱 ：shzhengqing@126.com )
文/吳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