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愛珍原名奚愛珍， 13歲師從申曲老藝人陳阿東， 17歲進龍家樓的石根福劇團， 23歲進文濱劇團。 1951年9月， 她創辦愛華滬劇團並任團長，
1960年代初期， 愛華滬劇團將電影文學劇本《自有後來人》改編為《紅燈記》， 淩愛珍在劇中飾演第一任李奶奶。 《紅燈記》連演百餘場， 後被移植為京劇。 1964年11月， 淩愛珍率愛華主要演員6人， 赴北京向中國京劇院學習時， 受到毛澤東、鄧小平的接見。
她挑選來的小學員很多都長著雙大眼睛
楊浦區戲曲學館招生考試的時候， 我第一次見到了大名鼎鼎的愛華滬劇團團長淩愛珍。 她年近五十， 仍纖瘦苗條， 勻稱的身材裹在一襲素色旗袍裡， 化著淡妝， 燙著鬈髮， 在人群中格外扎眼， 還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威嚴感。
她是個十足愛美的女人。 一米六四的高挑個頭，
她是個十足能幹的女人。 1951年9月， 她一手創建了愛華滬劇團。 這個百分之百自負盈虧的劇團不拿國家一分錢補貼， 照樣經營得有聲有色。 建團後的16年間， 戲碼一個一個換， 常演常新， 常演常紅。
黃金組合袁濱忠、韓玉敏是她從藝華滬劇團慧眼識才帶到“愛華”的， 並迅速成為當時滬劇界最紅的金童玉女， 人稱“咖啡＋牛奶”， 有一大批忠實觀眾。 除了他們， 還有淩大可、吳樂聲， 與淩團長一起並稱愛華滬劇團的五塊牌子。
可以說， 我們的愛華滬劇團雖小， 但行當齊全， 藝術品質上乘。 因此， 在上海灘林林總總十多個滬劇團裡， “愛華”的藝術水準和經濟狀況始終是排列在前的。 在1965年， 劇團停演的時候， 愛華的現金資產還有二十幾萬！
她的劇團雖然是最年輕的， 但是要成為最好的
她是一個十足要強的女人。 在滬劇界， 大家都喜歡稱她為 “大阿姐”， 團裡的小字輩， 除了我們這幾個小鬼， 都稱呼她為“姆媽”。 有事情、有困難， 只要找“大阿姐”， 她總會挺身而出。 她古道熱腸， 交友廣闊， 每逢她登臺， 後臺必是名流彙集， 衣香鬢影。
她有一股當仁不讓、不甘為人後的大家氣派， 她的劇團雖然是最年輕的， 但是要成為最好的。 所以在1961年， 建團才十年， 她就建立了學館， 有意識地培養“愛華”的下一代。 在投入人力、物力和精力方面， 我們的淩團長是絕對的大手筆。
還在學館的時候， 我們和團部離得遠， 和高高在上的團長離得更遠， 但須玲君老師總會在我們耳邊念叨：“團長今天又撥下來一筆款子”“團長讓我們明天去買黑市米”……雖然我們和她的接觸少得可憐，
三年自然災害鬧得最凶的時候， 缺衣少食。 淩團長特批出一筆錢專門買黑市肉， 如果豬肉買不到，就買兔子肉，確保孩子們生長的營養供給。
有一次，我們正在食堂裡吃飯，四個劇團的老師和領導紛紛走了進來。那時，我們吃飯是圍坐在八仙桌前，一個劇團一張桌子，所以各個劇團的老師都徑直走向自己的孩子。淩團長走到我們桌前，摸摸每個人的腦袋，看看我們碗裡的飯菜，慈愛地問：“好吃嗎？吃得飽嗎？”“好吃！”我們特別驕傲地回答。
當時，我們的練功服裝由各家劇團各自解決，團裡沒有多餘的布票，上哪兒去弄這些布料呢？她一拍腦袋想出一個主意——申請佈景的布料時多打一點預算！
於是，每個小朋友都有了一套粗布料。為了把我們打扮得更漂亮，生活老師魏玉琴還親自動手染起了布料——女生是紅色的，男生是藍色的。那布料其實很粗糙，一段硬一段軟，做成的褲子也是一個褲管硬一個褲管軟。用土辦法染上的顏色也很容易掉，一沾汗水就大塊大塊地掉色，剛穿的那幾天，我們的內衣、皮膚都染得一塌糊塗。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把它當成寶貝一樣。
她對待我們，像母親對待孩子那樣
進了劇團以後，我們更加切身地體會到團長的關愛。那年夏天，“愛華”在中央大戲院演出《少奶奶的扇子》，我們就住在劇院後臺。一天清晨，我在睡夢中一不小心從上鋪摔了下來，手臂先著地，疼得眼淚直流。
這下可把淩團長急壞了，她親自打電話給上海最出名的骨科名醫石筱山，並安排須老師帶著我，叫上一輛黃包車心急火燎地直奔診所。
一到診所，醫生、護士看到我就說：“哦呦呦，‘愛華’的小姑娘來了，快快快，石醫生已經在等你了！”我就這樣一路享受著綠色通道待遇，由石大師親自上了石膏，懵懵懂懂地生平第一次看了名醫。
回到劇場，須老師領著我到團長面前報到，把看病的過程從頭到底彙報了一遍。淩團長仔仔細細地檢查了我的手臂，愛憐地責駡道：“你這小囡，就是太調皮了！”
隔天，舞美隊的師傅就扛著木板來到我們的宿舍，“乒乒乓乓”給所有的上鋪床都裝上了護欄。
淩團長雖然疼愛我們，卻從不嬌慣，她對待我們就像母親對待孩子那樣既慈祥又嚴格。“愛華”的團風非常好，不管什麼樣條件的劇場，化裝間裡總是安排得井然有序，不允許喧鬧，更不允許遲到。這些都是由團長帶頭、主要演員表率所日益形成的。
淩團長留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只要穿上旗袍她就再也不會坐下。1964年我們剛剛隨團，在黃浦劇場演出《桃李頌》，我在戲裡要串好幾個小龍套，其中有一個角色要穿上旗袍和高跟鞋在臺上走一圈。
這可是我有史以來第一次穿旗袍，第一次穿高跟鞋。彩排那天，我套上旗袍、赤著雙腳在服裝間面對一堆高跟鞋手足無措。這時，淩團長正好走進來，她幫我拉上了旗袍的拉鍊，問：“小姑娘，穿幾碼鞋？”
“36碼。”
她從鞋堆裡挑出一雙為我穿上，見我站在高跟鞋裡搖搖晃晃地動也不會動，她伸出手來攙起我，一步一步地扶著我往前走，“一條線，走路要走一條線。來看著我。”
她嫋嫋娜娜地從服裝間這頭走到那頭，教我腳要怎麼放，肩要怎麼擺，我在一邊看傻了。隨後，她扶著我繞著服裝間走了兩圈，又放開手讓我自己走了好幾圈，見我腳步已穩，才輕鬆地說：“可以了，放鬆點就好了。”說完，就往門外走去，可剛走到門口，她突然回過頭來嚴肅地說：“注意哦，穿著旗袍可不能坐，不然旗袍會皺，就不好看啦！”
那天演出，我特地盯著她看了好久。真的，她穿上旗袍以後就再也沒有坐下，實在累的時候她就用手撐著桌沿，在桌邊輕輕地靠一小會兒。直到自己的戲有較大的間隔時，她才換上便服去自己的化裝間休息。她的這個習慣，我深深地記進了腦子裡，也一直遵循到現在。
她主張每個人都有十八般武藝
“愛華”是個自負盈虧的劇團，雖然經營狀況良好，卻一直非常注重節儉，每一分錢都要用在刀口上。淩團長自己有一個淘寄賣商店的嗜好，每當有新戲上演，她就會帶著演員、服裝師去淮海路上的“淮國舊”寄賣商店淘寶。她認為臺上的東西只要漂亮，不需要花大價錢。
她在《少奶奶的扇子》裡穿的金色高跟鞋、金色夜禮服、黑色的羽毛扇都來自寄賣商店。這把黑色的羽毛扇，到20世紀90年代依然使用在上海滬劇院的舞臺上，找不到替代品能讓它“退休”。
她還主張每個人都要一專多能。就拿我們的魏玉琴老師來說，她既是我們的生活老師，又主教文化課。我們畢業以後，她開始負責劇團的化妝頭面，隨團後又做了財務工作，一個人能幹好幾份活兒。
“愛華”有一個傳統，每個人都有十八般武藝，每個人都能參與藝術創作，藝術氛圍十分民主。“愛華”雖然有專職的編劇，但劇團提倡每個人都要尋找、發現新題材，有一支強大的業餘編劇隊伍。每當發現好的題材，大家就圍到一起“頭腦風暴”，出謀劃策，經過團隊論證可行的題材再指定專人執筆撰寫，《紅燈記》就是這樣來的。
最早發現《紅燈記》故事的是夏劍青老師，他無意中看到了電影文學劇本《自有後來人》，馬上想到這個故事適合“愛華”的三根台柱：淩愛珍、袁濱忠、韓玉敏，就推薦給了淩團長。團長立即拍板由淩大可老師和他執筆，並親自出馬請來了當時上海灘一流的創作人員，自己則在劇中扮演李奶奶。
她是戲曲舞臺上的第一個李奶奶。她扮演的這位革命老人，剛強、挺拔，宛如一棵不蔓不枝的青松，但是她又散發著溫暖、柔婉，有一種屬於淩愛珍個人魅力的剛柔相濟。許多年以後，當我自己也扮演李奶奶的時候，她的影子時時在我腦海裡浮現。
她幾乎固執地要求每個角色都要“美”
她甚至不合時宜地主張李奶奶也要“美”，我親眼見過她在後臺倔強地擦掉臉上畫得過多的皺紋，一邊擦還一邊嘟噥：“有必要畫得像只貓兒那樣嗎……”
記得當年演《雷鋒》，她只有一場戲，表現雷鋒的媽媽受迫害自盡。角色要求當然是衣衫襤褸，她卻硬要服裝設計在破破爛爛的戲服裡襯上了綢緞的裡子。
這段插曲曾經被人大做文章，說她“資產階級思想根深蒂固，演勞動人民還要穿綢裡子的衣服！”誰也沒有想到，幾年以後我們搬演京劇樣板戲《紅燈記》，完全按照樣板戲規定的規範做服裝時，驚奇地發現每位主角的戲服都有綢裡子，而李玉和的囚衣居然是的確良面料的！
這時候，淩團長拎起鐵梅的衣角，一字一頓地指著問：“有裡子吧？”
“有……”
“啥料子的？”
“綢的……”
“我說要綢裡子吧，襯了綢裡子的衣服才有骨架，穿到臺上才好看！”
她實在是愛美，最講究的就是自己的髮型，從來容不得頭髮有一絲淩亂，因此養成了捋留海的習慣。即使是在她挨整的時候，雖然被迫收起了往昔的光芒，卻每天都把自己拾掇得一乾二淨，還時不時喜歡捋一兩下留海。
那個時候只要一碰到她的頭髮，她必要把留海捋齊。那一股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傲氣捋得對方憤懣不已，最後陰損地把她前額的頭髮一把剃光。這下可把我們的團長刺激得不輕。
後來，每逢說到這段往事，她還忍不住念叨：“你們做什麼都可以，怎麼可以剪我的頭髮呢？”不過，對於整過她的孩子們，她倒也不是太計較。
我們這位團長就是這樣，她美，她能幹，她還大度。
她的喜悅和驕傲從來不形於色
1969年在上鋼一廠游泳池的臨時房裡排《金訓華之歌》時，她就睡在我對面的下鋪。她對我似乎格外照顧，每次回家她都會帶些好吃的東西給我。我最喜歡吃她的話梅和苔條花生，特別大、特別香。
她豁達睿智，非常善於調整自己的心態。她曾經從一團之長淪落為所謂的“反動權威”，卻從未有任何過激的言行，只是淡淡地默看各色人等的風起雲湧。
1973年，愛華滬劇團與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合併為上海滬劇團之後，她雖然擔任藝委會副主任，卻非常注意說話的分寸，點到為止，明顯沉默寡語了很多。
但是，我畢竟是從小在她身邊長大的，能感覺到，我的每一步成長她都看在眼裡，喜在心裡，但是她的喜悅和驕傲卻從來不形於色。1979年，我出演《少奶奶的扇子》中的少奶奶劉曼萍，她欣慰地拉著我的手直說：“這個角色現在是蠻適合你的，以後你就可以演媽媽金曼萍了。”
愛華滬劇團學館的十個學員是她和愛華的前輩們辛辛苦苦栽培起來的，正因為愛華是一個私營劇團，所以在挑選和培養學員時，老師們都格外慎重、格外認真，每一步團長都思考得仔仔細細。
兩團合併以後，當時上海滬劇團的總支書記兼團長殷功普曾經納悶地問：“你們愛華的幾個小孩是誰教出來的？去找來我看看。”當須玲君老師出現在他面前時，他說什麼也不肯相信：“就你啊？”“啊，就是我！”我想，對於我們這幾個孩子的成長和成就，我們的老團長同樣是非常驕傲，非常欣慰的。
七十二歲那年，淩團長心臟病復發住進了華山醫院。我即將隨《日出》劇組外出巡演，臨走前我去醫院探望她，她開心地向病友們介紹：“這是我們愛華的莉莉，這是我們愛華的莉莉……”
老團長沒有等到我回來就溘然長逝了。她被安葬在風景秀麗的太湖邊——蘇州木瀆，每年清明我都一定要去看看她。每次佇立在她墓前，我總不禁浮想聯翩地回想起這位一代風華的團長。
她四十歲獨立組團，慧眼獨具相中了才二十歲的袁濱忠和韓玉敏，一手把他們捧成當時滬劇界最紅的黃金搭檔；十年後開辦學館招生，十個學生裡走出了好幾個優秀演員；以一個區級小劇團排演《紅燈記》，成為日後八大樣板戲之一……
她在同輩人心目中是當之無愧的“大阿姐”，在我們這些小字輩心裡是永遠的老團長。在每個人的心目中，她是美麗、聰慧、能幹的代言人，是一個集體的主心骨、頂樑柱，權威無限，風光無限。
小時候，我抬著頭無限欽慕地仰望她，心裡總想：淩團長真是能耐！長大了，我才明白，淩團長其實真辛苦！（周曉瑛/審稿）
如果豬肉買不到，就買兔子肉，確保孩子們生長的營養供給。有一次，我們正在食堂裡吃飯，四個劇團的老師和領導紛紛走了進來。那時，我們吃飯是圍坐在八仙桌前，一個劇團一張桌子，所以各個劇團的老師都徑直走向自己的孩子。淩團長走到我們桌前，摸摸每個人的腦袋，看看我們碗裡的飯菜，慈愛地問：“好吃嗎？吃得飽嗎？”“好吃！”我們特別驕傲地回答。
當時，我們的練功服裝由各家劇團各自解決，團裡沒有多餘的布票，上哪兒去弄這些布料呢？她一拍腦袋想出一個主意——申請佈景的布料時多打一點預算！
於是，每個小朋友都有了一套粗布料。為了把我們打扮得更漂亮，生活老師魏玉琴還親自動手染起了布料——女生是紅色的，男生是藍色的。那布料其實很粗糙，一段硬一段軟，做成的褲子也是一個褲管硬一個褲管軟。用土辦法染上的顏色也很容易掉，一沾汗水就大塊大塊地掉色，剛穿的那幾天，我們的內衣、皮膚都染得一塌糊塗。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把它當成寶貝一樣。
她對待我們，像母親對待孩子那樣
進了劇團以後，我們更加切身地體會到團長的關愛。那年夏天，“愛華”在中央大戲院演出《少奶奶的扇子》，我們就住在劇院後臺。一天清晨，我在睡夢中一不小心從上鋪摔了下來，手臂先著地，疼得眼淚直流。
這下可把淩團長急壞了，她親自打電話給上海最出名的骨科名醫石筱山，並安排須老師帶著我，叫上一輛黃包車心急火燎地直奔診所。
一到診所，醫生、護士看到我就說：“哦呦呦，‘愛華’的小姑娘來了，快快快，石醫生已經在等你了！”我就這樣一路享受著綠色通道待遇，由石大師親自上了石膏，懵懵懂懂地生平第一次看了名醫。
回到劇場，須老師領著我到團長面前報到，把看病的過程從頭到底彙報了一遍。淩團長仔仔細細地檢查了我的手臂，愛憐地責駡道：“你這小囡，就是太調皮了！”
隔天，舞美隊的師傅就扛著木板來到我們的宿舍，“乒乒乓乓”給所有的上鋪床都裝上了護欄。
淩團長雖然疼愛我們，卻從不嬌慣，她對待我們就像母親對待孩子那樣既慈祥又嚴格。“愛華”的團風非常好，不管什麼樣條件的劇場，化裝間裡總是安排得井然有序，不允許喧鬧，更不允許遲到。這些都是由團長帶頭、主要演員表率所日益形成的。
淩團長留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只要穿上旗袍她就再也不會坐下。1964年我們剛剛隨團，在黃浦劇場演出《桃李頌》，我在戲裡要串好幾個小龍套，其中有一個角色要穿上旗袍和高跟鞋在臺上走一圈。
這可是我有史以來第一次穿旗袍，第一次穿高跟鞋。彩排那天，我套上旗袍、赤著雙腳在服裝間面對一堆高跟鞋手足無措。這時，淩團長正好走進來，她幫我拉上了旗袍的拉鍊，問：“小姑娘，穿幾碼鞋？”
“36碼。”
她從鞋堆裡挑出一雙為我穿上，見我站在高跟鞋裡搖搖晃晃地動也不會動，她伸出手來攙起我，一步一步地扶著我往前走，“一條線，走路要走一條線。來看著我。”
她嫋嫋娜娜地從服裝間這頭走到那頭，教我腳要怎麼放，肩要怎麼擺，我在一邊看傻了。隨後，她扶著我繞著服裝間走了兩圈，又放開手讓我自己走了好幾圈，見我腳步已穩，才輕鬆地說：“可以了，放鬆點就好了。”說完，就往門外走去，可剛走到門口，她突然回過頭來嚴肅地說：“注意哦，穿著旗袍可不能坐，不然旗袍會皺，就不好看啦！”
那天演出，我特地盯著她看了好久。真的，她穿上旗袍以後就再也沒有坐下，實在累的時候她就用手撐著桌沿，在桌邊輕輕地靠一小會兒。直到自己的戲有較大的間隔時，她才換上便服去自己的化裝間休息。她的這個習慣，我深深地記進了腦子裡，也一直遵循到現在。
她主張每個人都有十八般武藝
“愛華”是個自負盈虧的劇團，雖然經營狀況良好，卻一直非常注重節儉，每一分錢都要用在刀口上。淩團長自己有一個淘寄賣商店的嗜好，每當有新戲上演，她就會帶著演員、服裝師去淮海路上的“淮國舊”寄賣商店淘寶。她認為臺上的東西只要漂亮，不需要花大價錢。
她在《少奶奶的扇子》裡穿的金色高跟鞋、金色夜禮服、黑色的羽毛扇都來自寄賣商店。這把黑色的羽毛扇，到20世紀90年代依然使用在上海滬劇院的舞臺上，找不到替代品能讓它“退休”。
她還主張每個人都要一專多能。就拿我們的魏玉琴老師來說，她既是我們的生活老師，又主教文化課。我們畢業以後，她開始負責劇團的化妝頭面，隨團後又做了財務工作，一個人能幹好幾份活兒。
“愛華”有一個傳統，每個人都有十八般武藝，每個人都能參與藝術創作，藝術氛圍十分民主。“愛華”雖然有專職的編劇，但劇團提倡每個人都要尋找、發現新題材，有一支強大的業餘編劇隊伍。每當發現好的題材，大家就圍到一起“頭腦風暴”，出謀劃策，經過團隊論證可行的題材再指定專人執筆撰寫，《紅燈記》就是這樣來的。
最早發現《紅燈記》故事的是夏劍青老師，他無意中看到了電影文學劇本《自有後來人》，馬上想到這個故事適合“愛華”的三根台柱：淩愛珍、袁濱忠、韓玉敏，就推薦給了淩團長。團長立即拍板由淩大可老師和他執筆，並親自出馬請來了當時上海灘一流的創作人員，自己則在劇中扮演李奶奶。
她是戲曲舞臺上的第一個李奶奶。她扮演的這位革命老人，剛強、挺拔，宛如一棵不蔓不枝的青松，但是她又散發著溫暖、柔婉，有一種屬於淩愛珍個人魅力的剛柔相濟。許多年以後，當我自己也扮演李奶奶的時候，她的影子時時在我腦海裡浮現。
她幾乎固執地要求每個角色都要“美”
她甚至不合時宜地主張李奶奶也要“美”，我親眼見過她在後臺倔強地擦掉臉上畫得過多的皺紋，一邊擦還一邊嘟噥：“有必要畫得像只貓兒那樣嗎……”
記得當年演《雷鋒》，她只有一場戲，表現雷鋒的媽媽受迫害自盡。角色要求當然是衣衫襤褸，她卻硬要服裝設計在破破爛爛的戲服裡襯上了綢緞的裡子。
這段插曲曾經被人大做文章，說她“資產階級思想根深蒂固，演勞動人民還要穿綢裡子的衣服！”誰也沒有想到，幾年以後我們搬演京劇樣板戲《紅燈記》，完全按照樣板戲規定的規範做服裝時，驚奇地發現每位主角的戲服都有綢裡子，而李玉和的囚衣居然是的確良面料的！
這時候，淩團長拎起鐵梅的衣角，一字一頓地指著問：“有裡子吧？”
“有……”
“啥料子的？”
“綢的……”
“我說要綢裡子吧，襯了綢裡子的衣服才有骨架，穿到臺上才好看！”
她實在是愛美，最講究的就是自己的髮型，從來容不得頭髮有一絲淩亂，因此養成了捋留海的習慣。即使是在她挨整的時候，雖然被迫收起了往昔的光芒，卻每天都把自己拾掇得一乾二淨，還時不時喜歡捋一兩下留海。
那個時候只要一碰到她的頭髮，她必要把留海捋齊。那一股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傲氣捋得對方憤懣不已，最後陰損地把她前額的頭髮一把剃光。這下可把我們的團長刺激得不輕。
後來，每逢說到這段往事，她還忍不住念叨：“你們做什麼都可以，怎麼可以剪我的頭髮呢？”不過，對於整過她的孩子們，她倒也不是太計較。
我們這位團長就是這樣，她美，她能幹，她還大度。
她的喜悅和驕傲從來不形於色
1969年在上鋼一廠游泳池的臨時房裡排《金訓華之歌》時，她就睡在我對面的下鋪。她對我似乎格外照顧，每次回家她都會帶些好吃的東西給我。我最喜歡吃她的話梅和苔條花生，特別大、特別香。
她豁達睿智，非常善於調整自己的心態。她曾經從一團之長淪落為所謂的“反動權威”，卻從未有任何過激的言行，只是淡淡地默看各色人等的風起雲湧。
1973年，愛華滬劇團與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合併為上海滬劇團之後，她雖然擔任藝委會副主任，卻非常注意說話的分寸，點到為止，明顯沉默寡語了很多。
但是，我畢竟是從小在她身邊長大的，能感覺到，我的每一步成長她都看在眼裡，喜在心裡，但是她的喜悅和驕傲卻從來不形於色。1979年，我出演《少奶奶的扇子》中的少奶奶劉曼萍，她欣慰地拉著我的手直說：“這個角色現在是蠻適合你的，以後你就可以演媽媽金曼萍了。”
愛華滬劇團學館的十個學員是她和愛華的前輩們辛辛苦苦栽培起來的，正因為愛華是一個私營劇團，所以在挑選和培養學員時，老師們都格外慎重、格外認真，每一步團長都思考得仔仔細細。
兩團合併以後，當時上海滬劇團的總支書記兼團長殷功普曾經納悶地問：“你們愛華的幾個小孩是誰教出來的？去找來我看看。”當須玲君老師出現在他面前時，他說什麼也不肯相信：“就你啊？”“啊，就是我！”我想，對於我們這幾個孩子的成長和成就，我們的老團長同樣是非常驕傲，非常欣慰的。
七十二歲那年，淩團長心臟病復發住進了華山醫院。我即將隨《日出》劇組外出巡演，臨走前我去醫院探望她，她開心地向病友們介紹：“這是我們愛華的莉莉，這是我們愛華的莉莉……”
老團長沒有等到我回來就溘然長逝了。她被安葬在風景秀麗的太湖邊——蘇州木瀆，每年清明我都一定要去看看她。每次佇立在她墓前，我總不禁浮想聯翩地回想起這位一代風華的團長。
她四十歲獨立組團，慧眼獨具相中了才二十歲的袁濱忠和韓玉敏，一手把他們捧成當時滬劇界最紅的黃金搭檔；十年後開辦學館招生，十個學生裡走出了好幾個優秀演員；以一個區級小劇團排演《紅燈記》，成為日後八大樣板戲之一……
她在同輩人心目中是當之無愧的“大阿姐”，在我們這些小字輩心裡是永遠的老團長。在每個人的心目中，她是美麗、聰慧、能幹的代言人，是一個集體的主心骨、頂樑柱，權威無限，風光無限。
小時候，我抬著頭無限欽慕地仰望她，心裡總想：淩團長真是能耐！長大了，我才明白，淩團長其實真辛苦！（周曉瑛/審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