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接班人”
眼前這位高鼻樑、深眼眶的“老外”， 操著一口地道的北京話， 回憶起他的童年時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
幾天前， 在北京某酒店舉行的一場聚會上， 他還領著一群和他一樣的“老外”， 唱了一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參加這場特殊聚會的外國人中， 很多人並不是普通的“中國通”， 而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洋孩子”， 用柯馬凱的話說， 他們真正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
柯馬凱1951年出生於北京， 祖籍英國。 父親柯魯克和母親伊莎白1947年來到中國， 在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 馬凱兄弟三人從小就在“北外”的大院裡長大。
雖然成長在異國他鄉，
柯馬凱一家人
然而今年65歲的陽和平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和平的父親陽早原是美國農民， 1946年， 他賣掉了自家農場的三十頭奶牛來到中國，
但作為農場的“娃娃頭”， 捉迷藏、“抓特務”， 從來都是和平領著孩子們一起鬧騰。 有一次， 他模仿電影《地道戰》， 把家裡的一片自留地捅出兩個大窟窿， 儘管被父親揍了一頓， 但和平現在回憶起來還是忍不住連聲說“玩得特痛快”。
6歲時陽和平來到“北外”住了一年， 因此和柯馬凱相識。 事實上， 這兩個際遇相似的家庭， 早在兩個孩子結識之前就有淵源。
1948年， 在晉察冀邊區做土改調查的柯魯克夫婦， 結識了陽和平的父親陽早、舅舅韓丁。 陽早為韓丁和柯魯克夫婦拍下了一張合影，
韓丁與柯魯克夫婦的合影,左一、左二為柯魯克夫婦， 右二為韓丁
“朝聖”的青年
那是共產主義思潮風起雲湧的時代。
30年代， 柯馬凱的父親大衛·柯魯克受左翼思潮影響， 加入英國共產黨， 在西班牙內戰中負傷， 在馬德里治療時讀到了改變他一生的《西行漫記》。
斯諾與《西行漫記》
這本書是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1936年前往陝甘寧邊區訪問時做的中國報導，該書第一次向全世界呈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一經出版隨即引發世界性轟動，吸引了一大批來到中國的“朝聖者”。
1938年大衛第一次來到中國時，在成都與23歲的伊莎白相識，很快愛上了這個出生在中國的加拿大女孩。
伊莎白1915年出生于成都的一個加拿大傳教士家庭，父親是傳教士在成都創辦的華西協和大學的重要參與者之一。這個本沒有任何政治信仰、一心奉行基督教的女孩，最終被柯魯克的革命激情所打動，逐漸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兩人在大衛無數次提起的瀘定橋上，訂立婚約。
年輕的柯魯克與伊莎白
1947年，回英國參加完反法西斯戰爭的柯魯克夫婦，再次返回了伊莎白的“故鄉”，這時，中國革命的勝利即將到來。1948年，二人應中共邀請，為即將建國的中國共產黨培養外語人才。與此同時，陽和平的母親寒春也放棄了在美國的大好前途奔赴中國。
作為師從著名物理學家費米，與楊振寧、李政道同窗的美國核子物理專家，寒春目睹了自己參與研製的原子彈在日本廣島爆炸後的慘狀，年輕的她從此對自己的專業產生了巨大懷疑。同時，已在中國紮根的“追求者”陽早發來了一封封來信，“現在不到中國來，你就錯過末班車了。”
禁不住陽早的感召，寒春最終於1948年前往中國，並於第二年和陽早在延安的窯洞裡結了婚。此後，寒春不再從事核子物理研究，1949年後，夫妻倆拒絕了去首都北京的邀請，一起在延安養牛。
陽早、寒春夫婦
兩個家庭、一代奔赴中國的西方“左派”青年，自此開始了他們別樣的異國人生。
“金色的貧民窟”
隨著“冷戰”爆發，加之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在華的外國專家被劃分為兩大陣營——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柯馬凱和陽和平發現，他們與身邊人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令柯馬凱印象深刻的，是他第一次進友誼賓館的經歷。他們被攔在這座專門為在京援建的蘇聯專家修建的賓館門口，要求登記約見的蘇聯專家姓名、房號。而陽和平也因為同學們“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感到身為美國人的負擔。
這樣的變化在他們的父母身上引發了更劇烈的陣痛。他們的工資只有蘇聯專家的五分之一，在所在的領域也逐漸失去了話語權。陽和平的舅舅韓丁選擇在此時返回了美國。
陽和平一家人從左至右分別是陽建平、寒春、陽和平、陽早、陽及平
然而，時代的風雲起伏詭譎無常。隨著1960年中蘇交惡，蘇聯專家突然全部撤離，堅持留下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專家發現，他們的工資一下子翻了幾番，可以自由出入友誼賓館了。
對於抱著共產主義信仰來到中國的歐美“左派”青年們來說，這一切並不那麼美好。一方面，1960年代的中國人民還在溫飽線上掙扎，享受高工資和福利正是他們最反對的特權化。另一方面，他們在政治上越來越被邊緣化。
1963年開始的“四清運動”，要求“對外家喻戶曉，內外有別”，這些外國專家從革命者變成了“被雇傭的技術員”。1966年，陽早夫婦迫不得已離開西安農場，遷往北京，從事相對輕鬆的譯校工作。與優厚的工資待遇形成對比的，是他們自由的喪失。
陽和平：當時我父母表示堅決不住友誼賓館，結果對方把他們安排在新僑飯店，比友誼賓館還高級，沒法溝通！他們被放在金色的貧民窟裡，物質上是金的，但精神就是在貧民窟裡邊。
陽早一家與昔日農場工友的合影
這種被邊緣化的困境，大大違背了他們來中國的初衷。但是很快，新的時代風暴正在醞釀，而這一次，他們決心抓住轉機，重新站到革命舞臺的中心。
“烏托邦”裡的“洋紅衛兵”
1966年9月，14歲的陽和平正在西安農場過暑假。這天，農場裡一片騷動，工人們給他帶來了一個消息：他的父母在北京寫下了一張大字報。
陽和平父母寫下的大字報
原來，革命伊始，看到北京街頭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陽早夫婦再也按捺不住，聯合另外兩個美國人一起寫下了一篇批判外國專家特權的大字報。這篇大字報很快傳到了中央，毛澤東親自做出了批示。
陽和平：你可以從他的批示裡看出他非常激動，“我同意這個大字報，外國專家和其子女要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底下帶著點兒的。他的那種感情，真是心相連的。
彼時，陽早和寒春還加入了外國專家在華的最大造反組織——白求恩延安戰鬥隊。這個造反組織的組建者，就是被邀請上天安門城樓、接受毛澤東接見的美國專家——李敦白。他曾在1949年因“間諜罪”入獄6年，在革命的大潮裡他不僅洗脫冤情，而且成了在華外國專家的革命先鋒。
毛澤東在李敦白的“紅寶書”上簽字
在父母投身革命大潮的同時，他們出生在中國的孩子更是熱情高漲，14歲的陽和平與他的童年玩伴柯馬凱，都成為各自學校裡的一名“洋紅衛兵”。
柯馬凱：整個社會都那樣，孩子們也很浮躁。有一回他們互相打氣槍，那個美國孩子一槍打到英國孩子朱利安的眼睛，後來他瞎了一隻眼。
事實上，上世紀六十年代正是革命浪潮襲卷全球的十年，激情、憤怒、叛逆，成為一股無法阻擋的潮流，而來自紅色中國的革命，正是這些外國青年們理想的“烏托邦”。柯馬凱的父母都十分贊同文革的初衷，而沒有這場革命，陽和平的父母恐怕也不會留在這裡。
高舉毛澤東、列寧相的西方“左派”革命者
隨著革命如火如荼地開展，混亂的局勢再次顯示出它的不可捉摸，外國革命者的大好局勢急轉直下，新一輪的命運沉浮，正在前方等待著他們。
“可教育好子女”
1967年底，造反派們開始清查“蘇修日美特務”，矛頭很快指向了在華的外國專家。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因“間諜罪”被捕入獄，而他組建的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的很多主要成員，也都陸續被捕。陽早夫婦做著迎接厄運的準備。
這邊，作為“洋二代”的柯馬凱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被特殊照顧，留在北京一家木材廠當工人。這天，他在幾個朋友的慫恿下去觀摩一場武鬥，幾個頭戴柳條盔、手持長矛的小夥子突然向他沖過來，他險些遇害。然而，僥倖逃脫的馬凱很快得知一個噩耗：父親被造反派抓住了。
困惑不解的柯馬凱和母親四處上訪，結果不僅沒得到父親的音信，母親也被造反派帶走。在找主管單位外交部協商的過程中，馬凱親眼目睹了這樣一幕。
柯馬凱：我記得我跑到那門口時，迎面是北外的隊伍沖進去了，沒多會兒，他們架著一個人出來了，孩子們把他連拉帶拽半舉著，他的腳都有點不著地了。
1968年，包括馬凱父母在內的多名外國專家被捕入獄，一些在華革命了幾十年的國際友人提出要離開中國，其中包括抗戰期間就來到中國支援革命的德國醫生米勒，這位“老朋友”的不滿終於引起中國高層關注。此後，在周恩來的斡旋之下，對在華外國專家的抓捕沒有進一步擴大，陽和平的父母倖免于難。
漢斯 · 米勒
父母被捕後，柯馬凱三兄弟被定性為“可教育好子女”，送往海澱農機修配廠參加勞動改造。身邊的朋友紛紛疏遠，因為和他們講上幾句話，都可能被抓起來審訊幾天。
柯馬凱一家的遭遇，讓陽和平的母親寒春心懷愧意，在當時複雜、動盪、危險的局勢之下，她沒敢為他們挺身而出。因此，她決定和幾名外國朋友一起幫助柯馬凱三兄弟補習功課，幾個人還輪流照顧他們的飲食。
寒春和父母幾位老友的關懷，讓迷茫失落的他們感受到了久違的溫暖。柯馬凱至今記得，大專家艾德勒愛談政治經濟，搞自然科學的寒春給他們講相對論，北大的葉文倩帶著他們讀文學，讀易蔔生、馬克·吐溫和莎士比亞，知識的美好就像一層保護膜，將時局的污濁之氣短暫隔離。
中國人民的朋友
1971年，革命的政治高壓有所緩解， 1972年尼克森訪華，更是成為中美兩國關係的“破冰”之旅。同年，柯馬凱的母親和父親被先後釋放回家。在1973年人民大會堂舉辦的一場茶話會上，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向他們道歉。
周恩來與外國友人
柯馬凱發現，他身邊包括自己父親在內的外國專家，對於自己長達數年的關押迫害，沒有太多怨言。他至今記得父親表示，“現在我對革命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國。”
隨著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在華的外國人也被獲准回國。1973年，柯馬凱兄弟三人和陽和平回到了各自父母的故鄉。回國後的柯馬凱進入大學深造，選擇了寒春早年從事的物理專業。
陽和平記得自己初到美國時的興奮和驚喜，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高速公路、高架橋，統統讓他目瞪口呆。後來，加入美國工會的他，常常被邀請講述遙遠神秘的紅色中國。那時，他談起自己在中國的經歷，談起毛澤東時代和文化大革命，充滿了底氣，但隨著中國國內否定的聲音越來越大，他也陷入迷茫。
參加過中國文革的法國專家戴妮絲，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過這麼一段話：我們從無惡意，一直為尋求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為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努力，假如說我們有時在某些方面搞錯的話，也是和許多無辜的人一樣，因為不瞭解情況，過於天真。這個與那場革命相遇的特殊群體，永遠懷著一份揮之不去的無奈、困惑和傷痛。
作為“高人一等”的“國際友人”、“洋二代”，父母那一代人的革命激情，和那場革命的殘酷核心一樣，始終與柯馬凱、陽和平們的生命若即若離。他們無法判斷自己距離這個國家的那段歷史有多遠，也無法理解中國如今對於它的否定。
最終，新世界的魅力沒能抵擋陽和平與柯馬凱對“故土”的探索之心，1990年代，他們先後回到了中國，回到了父母身邊。但“改革開放”和今天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變遷，又讓他們對這個自己出生長大的地方愈發陌生。
陽早與寒春分別於2003年和2010年去世。根據他們的要求，陽和平將他們的骨灰帶回了延安，撒在了他們最初革命的地方。
2000年，大衛·柯魯克病勢於北京。在北外的校園裡，有一尊他的雕塑，根據他的遺囑，上面寫著：大衛·柯魯克，英國人，猶太人，共產黨人，中國人民的朋友。
北外校園中柯魯克的塑像
視頻編導：余晶
文字編輯：劉婧
編輯：田園 倪塑
斯諾與《西行漫記》
這本書是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1936年前往陝甘寧邊區訪問時做的中國報導，該書第一次向全世界呈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一經出版隨即引發世界性轟動，吸引了一大批來到中國的“朝聖者”。
1938年大衛第一次來到中國時，在成都與23歲的伊莎白相識，很快愛上了這個出生在中國的加拿大女孩。
伊莎白1915年出生于成都的一個加拿大傳教士家庭，父親是傳教士在成都創辦的華西協和大學的重要參與者之一。這個本沒有任何政治信仰、一心奉行基督教的女孩，最終被柯魯克的革命激情所打動，逐漸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兩人在大衛無數次提起的瀘定橋上，訂立婚約。
年輕的柯魯克與伊莎白
1947年，回英國參加完反法西斯戰爭的柯魯克夫婦，再次返回了伊莎白的“故鄉”，這時，中國革命的勝利即將到來。1948年，二人應中共邀請，為即將建國的中國共產黨培養外語人才。與此同時，陽和平的母親寒春也放棄了在美國的大好前途奔赴中國。
作為師從著名物理學家費米，與楊振寧、李政道同窗的美國核子物理專家，寒春目睹了自己參與研製的原子彈在日本廣島爆炸後的慘狀，年輕的她從此對自己的專業產生了巨大懷疑。同時，已在中國紮根的“追求者”陽早發來了一封封來信，“現在不到中國來，你就錯過末班車了。”
禁不住陽早的感召，寒春最終於1948年前往中國，並於第二年和陽早在延安的窯洞裡結了婚。此後，寒春不再從事核子物理研究，1949年後，夫妻倆拒絕了去首都北京的邀請，一起在延安養牛。
陽早、寒春夫婦
兩個家庭、一代奔赴中國的西方“左派”青年，自此開始了他們別樣的異國人生。
“金色的貧民窟”
隨著“冷戰”爆發，加之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在華的外國專家被劃分為兩大陣營——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柯馬凱和陽和平發現，他們與身邊人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令柯馬凱印象深刻的，是他第一次進友誼賓館的經歷。他們被攔在這座專門為在京援建的蘇聯專家修建的賓館門口，要求登記約見的蘇聯專家姓名、房號。而陽和平也因為同學們“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感到身為美國人的負擔。
這樣的變化在他們的父母身上引發了更劇烈的陣痛。他們的工資只有蘇聯專家的五分之一，在所在的領域也逐漸失去了話語權。陽和平的舅舅韓丁選擇在此時返回了美國。
陽和平一家人從左至右分別是陽建平、寒春、陽和平、陽早、陽及平
然而，時代的風雲起伏詭譎無常。隨著1960年中蘇交惡，蘇聯專家突然全部撤離，堅持留下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專家發現，他們的工資一下子翻了幾番，可以自由出入友誼賓館了。
對於抱著共產主義信仰來到中國的歐美“左派”青年們來說，這一切並不那麼美好。一方面，1960年代的中國人民還在溫飽線上掙扎，享受高工資和福利正是他們最反對的特權化。另一方面，他們在政治上越來越被邊緣化。
1963年開始的“四清運動”，要求“對外家喻戶曉，內外有別”，這些外國專家從革命者變成了“被雇傭的技術員”。1966年，陽早夫婦迫不得已離開西安農場，遷往北京，從事相對輕鬆的譯校工作。與優厚的工資待遇形成對比的，是他們自由的喪失。
陽和平：當時我父母表示堅決不住友誼賓館，結果對方把他們安排在新僑飯店，比友誼賓館還高級，沒法溝通！他們被放在金色的貧民窟裡，物質上是金的，但精神就是在貧民窟裡邊。
陽早一家與昔日農場工友的合影
這種被邊緣化的困境，大大違背了他們來中國的初衷。但是很快，新的時代風暴正在醞釀，而這一次，他們決心抓住轉機，重新站到革命舞臺的中心。
“烏托邦”裡的“洋紅衛兵”
1966年9月，14歲的陽和平正在西安農場過暑假。這天，農場裡一片騷動，工人們給他帶來了一個消息：他的父母在北京寫下了一張大字報。
陽和平父母寫下的大字報
原來，革命伊始，看到北京街頭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陽早夫婦再也按捺不住，聯合另外兩個美國人一起寫下了一篇批判外國專家特權的大字報。這篇大字報很快傳到了中央，毛澤東親自做出了批示。
陽和平：你可以從他的批示裡看出他非常激動，“我同意這個大字報，外國專家和其子女要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底下帶著點兒的。他的那種感情，真是心相連的。
彼時，陽早和寒春還加入了外國專家在華的最大造反組織——白求恩延安戰鬥隊。這個造反組織的組建者，就是被邀請上天安門城樓、接受毛澤東接見的美國專家——李敦白。他曾在1949年因“間諜罪”入獄6年，在革命的大潮裡他不僅洗脫冤情，而且成了在華外國專家的革命先鋒。
毛澤東在李敦白的“紅寶書”上簽字
在父母投身革命大潮的同時，他們出生在中國的孩子更是熱情高漲，14歲的陽和平與他的童年玩伴柯馬凱，都成為各自學校裡的一名“洋紅衛兵”。
柯馬凱：整個社會都那樣，孩子們也很浮躁。有一回他們互相打氣槍，那個美國孩子一槍打到英國孩子朱利安的眼睛，後來他瞎了一隻眼。
事實上，上世紀六十年代正是革命浪潮襲卷全球的十年，激情、憤怒、叛逆，成為一股無法阻擋的潮流，而來自紅色中國的革命，正是這些外國青年們理想的“烏托邦”。柯馬凱的父母都十分贊同文革的初衷，而沒有這場革命，陽和平的父母恐怕也不會留在這裡。
高舉毛澤東、列寧相的西方“左派”革命者
隨著革命如火如荼地開展，混亂的局勢再次顯示出它的不可捉摸，外國革命者的大好局勢急轉直下，新一輪的命運沉浮，正在前方等待著他們。
“可教育好子女”
1967年底，造反派們開始清查“蘇修日美特務”，矛頭很快指向了在華的外國專家。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因“間諜罪”被捕入獄，而他組建的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的很多主要成員，也都陸續被捕。陽早夫婦做著迎接厄運的準備。
這邊，作為“洋二代”的柯馬凱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被特殊照顧，留在北京一家木材廠當工人。這天，他在幾個朋友的慫恿下去觀摩一場武鬥，幾個頭戴柳條盔、手持長矛的小夥子突然向他沖過來，他險些遇害。然而，僥倖逃脫的馬凱很快得知一個噩耗：父親被造反派抓住了。
困惑不解的柯馬凱和母親四處上訪，結果不僅沒得到父親的音信，母親也被造反派帶走。在找主管單位外交部協商的過程中，馬凱親眼目睹了這樣一幕。
柯馬凱：我記得我跑到那門口時，迎面是北外的隊伍沖進去了，沒多會兒，他們架著一個人出來了，孩子們把他連拉帶拽半舉著，他的腳都有點不著地了。
1968年，包括馬凱父母在內的多名外國專家被捕入獄，一些在華革命了幾十年的國際友人提出要離開中國，其中包括抗戰期間就來到中國支援革命的德國醫生米勒，這位“老朋友”的不滿終於引起中國高層關注。此後，在周恩來的斡旋之下，對在華外國專家的抓捕沒有進一步擴大，陽和平的父母倖免于難。
漢斯 · 米勒
父母被捕後，柯馬凱三兄弟被定性為“可教育好子女”，送往海澱農機修配廠參加勞動改造。身邊的朋友紛紛疏遠，因為和他們講上幾句話，都可能被抓起來審訊幾天。
柯馬凱一家的遭遇，讓陽和平的母親寒春心懷愧意，在當時複雜、動盪、危險的局勢之下，她沒敢為他們挺身而出。因此，她決定和幾名外國朋友一起幫助柯馬凱三兄弟補習功課，幾個人還輪流照顧他們的飲食。
寒春和父母幾位老友的關懷，讓迷茫失落的他們感受到了久違的溫暖。柯馬凱至今記得，大專家艾德勒愛談政治經濟，搞自然科學的寒春給他們講相對論，北大的葉文倩帶著他們讀文學，讀易蔔生、馬克·吐溫和莎士比亞，知識的美好就像一層保護膜，將時局的污濁之氣短暫隔離。
中國人民的朋友
1971年，革命的政治高壓有所緩解， 1972年尼克森訪華，更是成為中美兩國關係的“破冰”之旅。同年，柯馬凱的母親和父親被先後釋放回家。在1973年人民大會堂舉辦的一場茶話會上，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向他們道歉。
周恩來與外國友人
柯馬凱發現，他身邊包括自己父親在內的外國專家，對於自己長達數年的關押迫害，沒有太多怨言。他至今記得父親表示，“現在我對革命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國。”
隨著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在華的外國人也被獲准回國。1973年，柯馬凱兄弟三人和陽和平回到了各自父母的故鄉。回國後的柯馬凱進入大學深造，選擇了寒春早年從事的物理專業。
陽和平記得自己初到美國時的興奮和驚喜，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高速公路、高架橋，統統讓他目瞪口呆。後來，加入美國工會的他，常常被邀請講述遙遠神秘的紅色中國。那時，他談起自己在中國的經歷，談起毛澤東時代和文化大革命，充滿了底氣，但隨著中國國內否定的聲音越來越大，他也陷入迷茫。
參加過中國文革的法國專家戴妮絲，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過這麼一段話：我們從無惡意，一直為尋求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為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努力，假如說我們有時在某些方面搞錯的話，也是和許多無辜的人一樣，因為不瞭解情況，過於天真。這個與那場革命相遇的特殊群體，永遠懷著一份揮之不去的無奈、困惑和傷痛。
作為“高人一等”的“國際友人”、“洋二代”，父母那一代人的革命激情，和那場革命的殘酷核心一樣，始終與柯馬凱、陽和平們的生命若即若離。他們無法判斷自己距離這個國家的那段歷史有多遠，也無法理解中國如今對於它的否定。
最終，新世界的魅力沒能抵擋陽和平與柯馬凱對“故土”的探索之心，1990年代，他們先後回到了中國，回到了父母身邊。但“改革開放”和今天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變遷，又讓他們對這個自己出生長大的地方愈發陌生。
陽早與寒春分別於2003年和2010年去世。根據他們的要求，陽和平將他們的骨灰帶回了延安，撒在了他們最初革命的地方。
2000年，大衛·柯魯克病勢於北京。在北外的校園裡，有一尊他的雕塑，根據他的遺囑，上面寫著：大衛·柯魯克，英國人，猶太人，共產黨人，中國人民的朋友。
北外校園中柯魯克的塑像
視頻編導：余晶
文字編輯：劉婧
編輯：田園 倪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