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眾多歐美歌手去世的消息裡,賈斯特·貝南頓無疑對內地樂迷衝擊最大。
據外媒消息,林肯公園主唱賈斯特·貝南頓(Chester Bennington)於7月20日在家中自縊身亡,年僅41歲。 就在他被發現死亡數分鐘前,樂團發佈了新單曲《Talking To Myself》。
隨後,各種猜測紛至而來,輕生原因眾說紛紜,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其11歲兒子泰勒1個月前的手寫字條叮嚀便能推測出賈斯特·貝南頓長期受抑鬱困擾,有輕聲念頭。 這是無法從表面參透的個人心理狀態。
在試圖理解每個人的“失去”和“掙扎”的同時,更希望將目光聚焦抑鬱病及國內患病者這一群體。
沉默的大多數
之前人們對抑鬱症的認識,多來自於新聞報導。 無論是張國榮還是喬任梁,名人因抑鬱症離世,一方面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和重視抑鬱症,另一方面這也產生了一部分的誤區,抑鬱症好像是一個比較“高級”的病,社會精英,至少是頭腦複雜的文化人,才容易得這個病。 而這是個誤解。
儘管抑鬱症成因複雜,許多先行研究的結論在方向趨於一致:抑鬱症由複雜的社會、心理、遺傳和生理因素相互作用導致,並會帶來器質性改變。 而多項研究已經驗證,貧困是抑鬱症的一大誘因。 2011年,美國蓋洛普福利健康指數通過對全美近29萬成人調查發現,貧困人口中超過三成在一定程度上患有抑鬱症,而這個數字在非貧困人口中的比例為15.8%。
這意味著,新一代在網路上漫不經心刷屏的 “何以解憂,唯有暴富”玩笑話,實際上並非全無道理。
今年4月,國家衛計委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底,全國在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共540萬例,患者家庭貧困率達57.2%。
另有WHO同期引用的一項研究顯示,通過對中國50萬男性和女性的全國性調查,重度抑鬱症與居住在農村和低收入狀態呈正相關關係。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城市下崗人員和農村留守人員,會成為抑鬱症高發群體；還有高校的貧困生,抑鬱症的發病概率也極高。
是的,中國患抑鬱症的最大人群,其實是窮人。 在底層,在農村,在社會大變遷面前。 擔心被時代拋棄的人,因焦慮、惶恐、絕望,都有可能成為抑鬱症的俘虜。
貧困使人抑鬱,抑鬱又使人更加貧困,二者相互作用,導致精神障礙與孤立。 只是這部分群體的局促和惶恐,可能很少被人看到,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
無助的大多數
貧困群體的抑鬱症識別率低,是雪上加霜的另一個原因。 一般來說,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相對優越快樂,他們得了憂鬱症,異乎尋常的痛苦相對容易被察覺,而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窮人,日子本來就困頓艱難,抑鬱症狀會被掩蓋。 他自己也搞不清,他的痛苦到底是抑鬱症,還是來自生活本身。 很多窮人得了抑鬱症,始終都不自知,也不為人所知。
其次,相當薄弱的中國基層精神健康醫療服務使得抑鬱病人求醫和確診變得困難 。
四處奔波求醫,卻因小城市醫生、設備水準低下,多次錯過最佳治療時機,諸如此類因地方精神科發展遲緩而“被耽誤”的案例,實在比比皆是。 在國內的絕大部分二線城市和縣級市,都沒有精神病專科醫院,更落後的甚至在正規綜合醫院裡都找不到像樣的精神科。
仍是根據WHO的資料,2014年,中國約有2.3萬名精神科醫生,則每10萬人共用1.7名精神科醫生,而每10萬美國人,則有12名精神科醫生。 在中國,極少有護士和社區工作人員有精神病學經驗,而與其他專科醫生相比,精神病醫生收入低,社會地位低。
而羞辱和汙名,更是妨礙抑鬱症和其他心理疾病患者換的診斷和治療的因素:一名精神病醫生曾向記者透露,在每年的自殺人群中,80%-90%患有精神疾病。
有一種意見,認為媒體在大量報導自殺事件時,提及“抑鬱”或者是“心理疾病”是貼上標籤。 與其說是貼標籤,不如說是“承認”——承認它帶來足夠的重視,帶來藥物和心理的治療,也減少了許多自以為是的評判,而透過這張標籤,還有另一層的承認——也許我們還缺乏足夠的認識,那就是它作為一份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感、存在於生命經驗之中的痛苦。
封面新聞記者 劉付詩晨
來源:封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