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小明
1956年6月14日，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党和國家領導人接見編制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科學家
1956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關於知識份子問題會議。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大會主題報告——《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 周恩來在報告中以較大篇幅詳盡地談論了中國的科學研究問題。 在當時的國家領導人中， 周恩來比任何人都更為密切地關注著外部世界的發展和變化。 同時， 他也清楚地看到， 中國當時的科學技術水準仍然很落後。 世界上已經取得的很多科學的最新成就， 中國還沒有掌握和利用；中國在建設中遇到的許多複雜的技術問題不能獨立解決，
同時， 周恩來在報告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影響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兩種傾向：
一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賴思想。 認為中國在科學方面的落後反正不能馬上改變， 反正需要靠蘇聯的援助。 其結果是一輩子不能脫離依賴和模仿的狀態， 妨害了我國科學的有計劃的迅速的發展。
二是在理論工作和技術工作之間， 在長遠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間， 沒有形成正確的分工和合作， 以致在力量的分配上不能保持適當的比例。
周恩來指出：“在過去幾年中間， 我國的各種工作都在開始，
儘管周恩來指出了糾正這兩種傾向的方法， 但是在此後的20年間， 這兩種傾向總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 以不同的方式干擾、影響著中國科學技術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 周恩來為了排除這兩種傾向的干擾， 殫精竭慮， 耗盡了畢生的心血， 最終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尖端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
“還有一些任務帶不起來的學科怎麼辦？”“是不是再補充一個基礎科學的規劃？”
在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上， 周恩來鄭重宣佈：國務院現在已經委託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 會同各有關部門， 在三個月內制定從1956年到1967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 在科學規劃制定過程中， 周恩來立足國家當前需要， 放眼未來的發展， 及時妥善地解決了一些重要的方針性問題。 當時， 為了使中國的科學技術工作密切結合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 有效地解決生產建設中的科學技術問題， 規劃小組曾提出“以任務帶學科”的口號。 周恩來聽後， 遲疑了一下， 問道：“那麼， 還有一些任務帶不起來的學科怎麼辦？”他沉思片刻， 接著又問：“是不是再補充一個基礎科學的規劃？”
周恩來的這一提問， 讓規劃小組的成員們頓時茅塞頓開， 立即對一些特別重要而在中國卻很薄弱， 甚至還是空白的學科， 如電子電腦技術、半導體技術、原子能技術、噴氣和火箭技術、自動控制技術等採取了緊急措施。 周恩來高瞻遠矚， 僅僅一句反問， 就點到了問題的要害， 為中國在此後不太長的時間內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某些重要尖端技術， 為導彈、原子彈研製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導彈研究工作應當採取突破一點的辦法， 不能等待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才開始研究和生產。 ”
在周恩來的提議下， 中國的導彈研究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但是導彈怎麼搞， 是沿襲蘇聯、美國走過的老路， 在發展航空工業的基礎上再發展導彈，
5月26日， 周恩來出席中央軍委會議， 代表中共中央宣佈發展中國導彈武器的決定， 要集中僅有的技術力量用於火箭、導彈的研究和製造。周恩來指出：“導彈研究工作應當採取突破一點的辦法，不能等待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才開始研究和生產。要動員更多的人來幫助和支持導彈的研製工作。這項工作所需的技術專家和行政幹部，同意從工業建設、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等部門和軍隊中抽調，軍隊要起模範作用。”同時，他責成航空工業委員會負責組織導彈管理機構和研究機構。幾個月後，國防部五局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任新民、屠守鍔等，都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國防部五院的。
在周恩來的支援和推動下，關於先發展飛機還是先發展導彈的爭論終於得到圓滿解決。後來的事實證明，周恩來的這個決斷是富有遠見的。
“其他方面壓縮不夠，要再壓縮，但是尖端要有。”
1959年6月，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政府走出了撕毀幫助中國發展原子彈協定的第一步——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
首先作出反應的是中國的核動力潛艇研製工程。在核潛艇研製領導小組6月26日召開的會議上，核潛艇就此下馬還是繼續幹下去，兩種意見發生了激烈的碰撞，眼看著蘇聯的援助和支持將要泡湯，一些人悲觀地認為在中國當前工業和科學技術基礎薄弱的情況下即開始研究設計核動力潛艇，是主觀主義、浪費人力；他們進而懷疑核動力潛艇的戰略價值，覺得中國只要有普通動力的潛艇就可以了，沒有必要費很大力氣去研究製造核動力潛艇。另一些人則主張核動力潛艇的研究任務應在現有基礎上堅持下去。目前所有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不是不可能解決，無非是將原先預定完成時間延長一些。由於核動力潛艇續航能力強，如攜帶有原子彈彈頭的導彈，則其威力更強大，可以在較遠距離攻擊敵方沿海基地及工業城市。為此，我們應該積極貫徹以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並實事求是地穩步前進，力求突破核潛艇的尖端技術，這不僅在軍事上有重要價值，同時，對促進工業技術水準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很有益處。雖然目前有很多困難，但是也應該看到，隨著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利條件將不斷增多，物質上、人力上、技術上和經驗缺乏的困難，是可以逐步得到克服的。對新技術的科學研究設計試製工作，必須先行一步，才能取得經驗，為今後發展開闢道路。
聶榮臻積極支持後一種主張，他在核潛艇領導小組組長羅舜初的報告上批示：“研究工作不可洩氣，應鼓足幹勁，長期堅持下去。”但涉及將核潛艇研製列入國家計畫，從而解決人力、物力、財力這些具體問題時，不要說聶榮臻力不從心，就連周恩來說了也不算，事情難辦得很。周恩來當時雖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但決定大政方針的權力在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書記處，不在國務院。遇到重大決策，周恩來也要向書記處請示彙報。
10月的一天，周恩來利用毛澤東要聽他和聶榮臻、羅瑞卿彙報尖端武器研製情況的機會，不顧一些人主張核潛艇下馬的強烈呼聲，頂著壓力把核潛艇作為主要研製項目提了出來。由於周恩來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和要害，毛澤東當即表示說：“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備受責難且險些夭折的核潛艇工程終於被周恩來運用政治智慧保住了。
早在中蘇關係惡化初露端倪的時候，周恩來就未雨綢繆，對負責原子能工業的二機部領導宋任窮等人說：“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1960年7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關於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和合同。一個月後，蘇聯專家不僅全部撤走，還帶走了重要圖紙資料，中止了對中國原子能研究所需設備和材料的供應。
此時，由於“大躍進”運動的重大失誤，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中國的原子彈搞還是不搞，需要領導層從速作出決斷。面對“下馬”的呼聲，周恩來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國防尖端技術，爭取用三年到五年過關。當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時候，原子彈屬不屬於調整之列，一些人拿不准。周恩來明確表示：“其他方面壓縮不夠，要再壓縮，但是尖端要有。有了導彈、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導彈、核武器。”
為了加快原子能工業的發展，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領導中國的原子能事業。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國於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有力地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此後，中央專委在周恩來領導下，承擔起了領導“兩彈一星”、核潛艇和載人航太工程的重任。
“部院合併”，“對生產有利，也對科研有利；對仿製有利，也對自我研製有利；對當前有利，也對長遠有利”
1965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國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與生產部門合併的決定》，決定國防部所屬的這三個研究院分別與國家第三、第四、第六機械工業部合併，史稱“部院合併”。中央認為，這樣做“對生產有利，也對科研有利；對仿製有利，也對自我研製有利；對當前有利，也對長遠有利”。但是部院合併之後不久，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在個別工業部門，以科研面向生產、結合生產、為生產服務為由，作出了“所廠合併”的決定，將已經劃歸對口工業部的研究院進行拆解，將研究院所屬的研究所拆分合併到一個或幾個工廠，有的部甚至連研究院也準備裁掉，於是出現了五馬分肥的現象。一些具有獨立科研能力的研究院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一個研究所被幾個工廠分掉，甚至一個研究室的設備也被幾個工廠分掉，使已經初具規模的科研機構遭到毀滅性的破壞。當聶榮臻將這一現象上報之後，引起了周恩來的極大重視。他立即責成有關領導，立即叫停“所廠合併”，迅速恢復已經形成的科研能力，從而制止了既不利於當前，也不利於長遠的愚蠢做法，避免了一場大的災難，為中國科技的後續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機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彈外，還要搞核電站。”
搞“兩彈”，搞尖端技術是很花錢的。從原子能事業起步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與美國幾百億美元的花銷相比，中國只花了幾十億元人民幣，花費是很低的。但就中國當時的財力來說，儘管幾年下來平均到每個人頭上只有10元左右，但在當時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如何使中國的原子能事業，在提高國防能力的同時，又能產生經濟效益，增強國力，為進一步發展尖端技術提供資金，進入良性發展，是周恩來一直考慮的問題。
在中國的原子彈、氫彈相繼爆炸成功，並與導彈結合，實現了武器化後，周恩來不失時機地著手進行核電站的建設。在一次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上，周恩來指出：“二機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彈外，還要搞核電站。”中國發展核電站的方針是安全、適用、經濟、自力更生。此後，周恩來多次召開專委會研究核電站的設計、施工問題，對核電站的建設提出了許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見。
在人造衛星發展方面，周恩來也是這樣，當“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後，中國發射的第二顆人造衛星就是一顆科學試驗衛星，周恩來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
回顧中國尖端技術發展的歷程，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那就是持續發展不間隔，一環緊扣一環，一個成就接著一個成就，在時間上續接緊湊，在專業上彼此照顧，絕無等米下鍋或因為技術上的參差不齊而影響整個專案進展以及走彎路的情況出現。中國的尖端技術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全面的、巨大的成就，完全有賴於周恩來這位傑出的計畫者、設計者和組織者。
周恩來歷來主張“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一切工作都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反對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碰到什麼問題，臨時抱佛腳的無所用心的懶漢做法。
在領導中國尖端技術的發展中，周恩來十分重視尖端技術的長期發展規劃，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和“部院合併”之後，有人認為進行專案規劃和組織協調的國防科委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主張取消國防科委，周恩來和聶榮臻對此堅決反對。經過他們多方努力，國防科委不僅得以保留，而且還得到了加強。周恩來和聶榮臻多次指導國防科制定尖端武器發展的長期規劃，並根據情況的變化適時修改這些規劃。正是有了全面規劃，當一項任務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的時候，與之配套的項目和專業就已經開始有條不紊地進行預研或試驗。在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前，周恩來就已經批准進行了“東風二號”導彈的發射。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就立即開展原子彈、導彈的結合試驗，僅僅用兩年時間，中國就擁有了導彈核武器。這樣的速度讓那些譏笑中國有彈無槍的西方記者大跌眼鏡。
正是由於周恩來提出了“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的指導思想，中國的尖端技術雖然涉及面廣，門類複雜，但仍然能夠有條不紊地順利發展。在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僅僅用兩年多的時間就成功爆炸氫彈；在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僅僅11個月後，就能成功地發射科學試驗衛星，後續的各種軍用、民用的衛星也都依次整裝待發。
“九一三”事件之後，特別是周恩來生病住院乃至逝世之後，他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科研秩序被打亂，科研規劃和計畫被迫中斷，許多原定20世紀70年代可以完成的任務，如洲際導彈、導航衛星（即“北斗”導航系統的前身）、載人航太工程等都不得不推遲到20世紀80年代甚至更晚的年代才得以完成。
今天，中國的尖端科學技術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我們深切緬懷周恩來為中國的科技現代化作出的豐功偉績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他曾經說過的話：“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水準。我們要記著，當我們向前趕的時候，別人也在繼續迅速地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付出最緊張的勞動。
（作者系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魯中分會副會長）
（鐵嶺市委黨史研究室提供）
要集中僅有的技術力量用於火箭、導彈的研究和製造。周恩來指出：“導彈研究工作應當採取突破一點的辦法，不能等待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才開始研究和生產。要動員更多的人來幫助和支持導彈的研製工作。這項工作所需的技術專家和行政幹部，同意從工業建設、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等部門和軍隊中抽調，軍隊要起模範作用。”同時，他責成航空工業委員會負責組織導彈管理機構和研究機構。幾個月後，國防部五局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任新民、屠守鍔等，都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國防部五院的。在周恩來的支援和推動下，關於先發展飛機還是先發展導彈的爭論終於得到圓滿解決。後來的事實證明，周恩來的這個決斷是富有遠見的。
“其他方面壓縮不夠，要再壓縮，但是尖端要有。”
1959年6月，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政府走出了撕毀幫助中國發展原子彈協定的第一步——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
首先作出反應的是中國的核動力潛艇研製工程。在核潛艇研製領導小組6月26日召開的會議上，核潛艇就此下馬還是繼續幹下去，兩種意見發生了激烈的碰撞，眼看著蘇聯的援助和支持將要泡湯，一些人悲觀地認為在中國當前工業和科學技術基礎薄弱的情況下即開始研究設計核動力潛艇，是主觀主義、浪費人力；他們進而懷疑核動力潛艇的戰略價值，覺得中國只要有普通動力的潛艇就可以了，沒有必要費很大力氣去研究製造核動力潛艇。另一些人則主張核動力潛艇的研究任務應在現有基礎上堅持下去。目前所有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不是不可能解決，無非是將原先預定完成時間延長一些。由於核動力潛艇續航能力強，如攜帶有原子彈彈頭的導彈，則其威力更強大，可以在較遠距離攻擊敵方沿海基地及工業城市。為此，我們應該積極貫徹以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並實事求是地穩步前進，力求突破核潛艇的尖端技術，這不僅在軍事上有重要價值，同時，對促進工業技術水準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很有益處。雖然目前有很多困難，但是也應該看到，隨著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利條件將不斷增多，物質上、人力上、技術上和經驗缺乏的困難，是可以逐步得到克服的。對新技術的科學研究設計試製工作，必須先行一步，才能取得經驗，為今後發展開闢道路。
聶榮臻積極支持後一種主張，他在核潛艇領導小組組長羅舜初的報告上批示：“研究工作不可洩氣，應鼓足幹勁，長期堅持下去。”但涉及將核潛艇研製列入國家計畫，從而解決人力、物力、財力這些具體問題時，不要說聶榮臻力不從心，就連周恩來說了也不算，事情難辦得很。周恩來當時雖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但決定大政方針的權力在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書記處，不在國務院。遇到重大決策，周恩來也要向書記處請示彙報。
10月的一天，周恩來利用毛澤東要聽他和聶榮臻、羅瑞卿彙報尖端武器研製情況的機會，不顧一些人主張核潛艇下馬的強烈呼聲，頂著壓力把核潛艇作為主要研製項目提了出來。由於周恩來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和要害，毛澤東當即表示說：“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備受責難且險些夭折的核潛艇工程終於被周恩來運用政治智慧保住了。
早在中蘇關係惡化初露端倪的時候，周恩來就未雨綢繆，對負責原子能工業的二機部領導宋任窮等人說：“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1960年7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關於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和合同。一個月後，蘇聯專家不僅全部撤走，還帶走了重要圖紙資料，中止了對中國原子能研究所需設備和材料的供應。
此時，由於“大躍進”運動的重大失誤，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中國的原子彈搞還是不搞，需要領導層從速作出決斷。面對“下馬”的呼聲，周恩來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國防尖端技術，爭取用三年到五年過關。當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時候，原子彈屬不屬於調整之列，一些人拿不准。周恩來明確表示：“其他方面壓縮不夠，要再壓縮，但是尖端要有。有了導彈、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導彈、核武器。”
為了加快原子能工業的發展，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領導中國的原子能事業。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國於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有力地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此後，中央專委在周恩來領導下，承擔起了領導“兩彈一星”、核潛艇和載人航太工程的重任。
“部院合併”，“對生產有利，也對科研有利；對仿製有利，也對自我研製有利；對當前有利，也對長遠有利”
1965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國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與生產部門合併的決定》，決定國防部所屬的這三個研究院分別與國家第三、第四、第六機械工業部合併，史稱“部院合併”。中央認為，這樣做“對生產有利，也對科研有利；對仿製有利，也對自我研製有利；對當前有利，也對長遠有利”。但是部院合併之後不久，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在個別工業部門，以科研面向生產、結合生產、為生產服務為由，作出了“所廠合併”的決定，將已經劃歸對口工業部的研究院進行拆解，將研究院所屬的研究所拆分合併到一個或幾個工廠，有的部甚至連研究院也準備裁掉，於是出現了五馬分肥的現象。一些具有獨立科研能力的研究院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一個研究所被幾個工廠分掉，甚至一個研究室的設備也被幾個工廠分掉，使已經初具規模的科研機構遭到毀滅性的破壞。當聶榮臻將這一現象上報之後，引起了周恩來的極大重視。他立即責成有關領導，立即叫停“所廠合併”，迅速恢復已經形成的科研能力，從而制止了既不利於當前，也不利於長遠的愚蠢做法，避免了一場大的災難，為中國科技的後續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機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彈外，還要搞核電站。”
搞“兩彈”，搞尖端技術是很花錢的。從原子能事業起步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與美國幾百億美元的花銷相比，中國只花了幾十億元人民幣，花費是很低的。但就中國當時的財力來說，儘管幾年下來平均到每個人頭上只有10元左右，但在當時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如何使中國的原子能事業，在提高國防能力的同時，又能產生經濟效益，增強國力，為進一步發展尖端技術提供資金，進入良性發展，是周恩來一直考慮的問題。
在中國的原子彈、氫彈相繼爆炸成功，並與導彈結合，實現了武器化後，周恩來不失時機地著手進行核電站的建設。在一次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上，周恩來指出：“二機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彈外，還要搞核電站。”中國發展核電站的方針是安全、適用、經濟、自力更生。此後，周恩來多次召開專委會研究核電站的設計、施工問題，對核電站的建設提出了許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見。
在人造衛星發展方面，周恩來也是這樣，當“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後，中國發射的第二顆人造衛星就是一顆科學試驗衛星，周恩來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
回顧中國尖端技術發展的歷程，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那就是持續發展不間隔，一環緊扣一環，一個成就接著一個成就，在時間上續接緊湊，在專業上彼此照顧，絕無等米下鍋或因為技術上的參差不齊而影響整個專案進展以及走彎路的情況出現。中國的尖端技術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全面的、巨大的成就，完全有賴於周恩來這位傑出的計畫者、設計者和組織者。
周恩來歷來主張“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一切工作都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反對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碰到什麼問題，臨時抱佛腳的無所用心的懶漢做法。
在領導中國尖端技術的發展中，周恩來十分重視尖端技術的長期發展規劃，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和“部院合併”之後，有人認為進行專案規劃和組織協調的國防科委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主張取消國防科委，周恩來和聶榮臻對此堅決反對。經過他們多方努力，國防科委不僅得以保留，而且還得到了加強。周恩來和聶榮臻多次指導國防科制定尖端武器發展的長期規劃，並根據情況的變化適時修改這些規劃。正是有了全面規劃，當一項任務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的時候，與之配套的項目和專業就已經開始有條不紊地進行預研或試驗。在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前，周恩來就已經批准進行了“東風二號”導彈的發射。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就立即開展原子彈、導彈的結合試驗，僅僅用兩年時間，中國就擁有了導彈核武器。這樣的速度讓那些譏笑中國有彈無槍的西方記者大跌眼鏡。
正是由於周恩來提出了“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的指導思想，中國的尖端技術雖然涉及面廣，門類複雜，但仍然能夠有條不紊地順利發展。在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僅僅用兩年多的時間就成功爆炸氫彈；在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僅僅11個月後，就能成功地發射科學試驗衛星，後續的各種軍用、民用的衛星也都依次整裝待發。
“九一三”事件之後，特別是周恩來生病住院乃至逝世之後，他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科研秩序被打亂，科研規劃和計畫被迫中斷，許多原定20世紀70年代可以完成的任務，如洲際導彈、導航衛星（即“北斗”導航系統的前身）、載人航太工程等都不得不推遲到20世紀80年代甚至更晚的年代才得以完成。
今天，中國的尖端科學技術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我們深切緬懷周恩來為中國的科技現代化作出的豐功偉績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他曾經說過的話：“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水準。我們要記著，當我們向前趕的時候，別人也在繼續迅速地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付出最緊張的勞動。
（作者系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魯中分會副會長）
（鐵嶺市委黨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