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如果有人在進行一場女權主義的演講， 那麼台下的人會鼓掌；如果有人在為爭取同性權益而遊行， 人們會支持他們的勇氣；如果有黑人集體示威的話， 他們的聲音會通過大眾傳媒被擴到最大。 然而， 如果有一群人站上街頭， 手舉標語， 發表一場“男權主義”的演說， 結果會怎麼樣——沒有人願意聽他們講話。
沒有人質疑這股“政治正確”的荒謬性：女權主義未必完美， 但男權主義卻一定醜陋墮落。 提及男權主義， 沒有人會去想它有什麼合理的存在性或形成的根源， 它落後、罪惡、暴力、一無是處， 它完全是對女性的壓迫；查閱以男權主義為關鍵字的研究，
這是當代男權主義者們想要改變的東西。 他們想讓人們重新關注男性在社會中的地位， 重新探討性別與犧牲的關係。 只是——你願意傾聽嗎？在大家都呼籲女權的時代， 今天我們想跟大家聊聊“男權”。 實際上， 男權與女權並非是對立的。 對女性的壓迫與束縛：柔弱、回歸家庭等刻板印象， 也意味著將“強硬、功成名就”等刻板印象強加到男性身上。 在這個意義上， 女性的解放與男性的解放是一回事。 不論男性還是女性， 都應該跳出性別的框架， 在性別角色之外擁有更加豐富、靈活的生命。
撰文 | 宮子
最近的一部紀錄片《紅色藥丸》中，
紀錄片《紅色藥丸》截圖
如果只看標題， 或者只看“男權主義”這四個字， 你很難想像這是一個現代思潮的產物。 “男權主義”， 它早就應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不復存在；它在今天出現意味著歷史倒退和陳舊思想的復辟。 想要對男權主義有一個全面瞭解的話， 就得追溯到人類文明的源頭， 從歷史迷霧中找到那個分歧的點：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分道揚鑣， 開始扮演截然不同的社會角色。 它們一個上升， 一個下降；並且一個上升為惡魔， 另一個下降為正義使者。
現在是女權主義的時代， 女權意味著性別平等和人權解放， 男權則意味著歧視和壓迫。
無法擺脫的男性之枷
女權運動的發展的確改變了很多事情。 女性擁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可以進入職場正常工作， 各國也出現了大量女性領導人。 然而， 對社會內部而言， 無論身處上層的是男性還是女性， 底層的東西都沒有發生任何改變。 “男女之間的平等在於上層， 而不在下層”， 男權主義研究者沃倫·法雷爾這樣總結道， 人們總認為由男性統治的社會是暴力的， 好戰的， 充滿了統治欲，
紀錄片《紅色藥丸》截圖
或許， 你可以反駁說， 這些女性統治者也是男權的犧牲品，她們是被迫在男性主宰的社會中採用男性的思維方式。即使如此，男性淪為社會犧牲品的事實還是存在，無論是男性思維還是女性思維，戰爭中死去的男性都不會因此復活。
而且，如果說女統治者或職場女性被迫接受男權規則的話，那麼，關於“統治欲”“佔有欲”“暴力”的字眼又是否屬於強加給男性的偏見標籤呢，正如“柔和”“善良”“單純”等對女性的形象期望被批評為直男型審美一樣？女權主義過多地將男性妖魔化，將“父權”變成純粹的畸形，在女權主義向異性發動猛烈攻擊的時候，男性應該做出正確選擇，站在女性的一邊支持她們的權利運動；而當相反的事情發生時，女性卻不會成為男性的支持者，甚至連聆聽的意願都沒有，任何為男性謀取權益的行動都屬於卑鄙可恥。男權主義被等同於對女性的歧視。
這些形象附加在男性身上，讓他們難以擺脫。類似的，還有“主動權”“統治者”“陽剛”等等，就社會認知對性別的約束而言，男性和女性遭遇的困境幾乎是一樣多；傳統社會強迫女性成為溫馴的奴隸，同時也強迫男性成為有支配能力、有地位的人，否則，他們便會被時代遺棄。
《阿爾芒絲》
作者: [法] 斯丹達爾
譯者: 李玉民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3年10月
《阿爾芒絲》是司湯達的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司湯達塑造了一個孱弱的青年：奧克塔夫。他出身上流社會，卻充滿陰柔氣息，做事反復不定；他總是深陷於自我懷疑，然後迫使自己壓抑內心追求，在和阿爾芒絲的愛情中他十分被動，不敢過度表達自己，畏手畏腳。最後深陷憂鬱的奧克塔夫在對自我的失望中選擇自殺。奧克塔夫的複雜形象向來眾說紛紜，直到司湯達在給紀德的信中寫明瞭原因：奧克塔夫是一個陽痿患者。
所以，男性的枷鎖比女性更難掙脫，而且更加隱蔽。女性可以通過一系列運動擺脫被壓迫的事實——因為那些對女性的壓迫都是肉眼可見的，是顯性的教條，她們擺脫道德束縛正如擺脫纏足的裹布一樣，她們要求選舉權，要求接受教育，要求合理的工薪分配等等；而男性的困惑在於他們的枷鎖不是顯性的，而是隱性的。這層枷鎖像皮膚一樣裹住了他們的形象，讓他們難以掙脫。舉例來說，假如類似泰坦尼克號的事件又一次發生，船馬上就會沉沒，救生艇數量有限，那麼，讓女人和小孩子先撤離一定是最優先的選項，而男性則成為犧牲品——男性永遠沒有辦法擺脫這個“犧牲品”的枷鎖。
當沉船再一次發生的時候，我們似乎從現代回到了古代的“生存型社會”：要麼生，要麼死，船上的所有人都要面臨嚴峻的選擇。這個時候，男性便自動地承擔起了生存型社會中的“捍衛者”（同時也是犧牲品）角色，選擇直面死亡威脅，而把生的機會留給女性，這看起來沒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因為這種關乎性別的生存選擇在人類歷史上由來已久。
男性犧牲的歷史之結
我們能在現代社會選擇各式各樣的生活，要感謝祖先們的野外奮鬥，他們爬出最黑暗的文明洞穴，從野外採集發展到農耕，一點點進步；以最脆弱的體力對抗自然界，逐漸成為地球的統治者。在遠古的社會階段，生存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標，就像野生動物一樣；而男性天然地比女性更有力量，更有爆發力，在同自然對抗的過程中便自然地站在了最前面，手持長矛、化身衛士。男性就這樣逐漸成為了生存型社會的重要部分，並相應地佔據了較有統治力的地位；與此同時，男性的形象也同“捍衛者”“暴力”等概念聯繫在一起。
在今天，其實我們還可以找到這一根源的痕跡。在發展相對落後的地方，生存依然是家庭的主要目標，體力勞動佔據了生活的更多比例，這時候男性的話語權便不可避免地膨脹，他們既是一家之主以及體力工作的承擔者，也意味著經濟重心；而在較發達的地方，生存已經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標，婚姻成員轉而追求個人理想和個人滿足，這時候男性的地位就不再那麼重要。
《男權的神話》
作者: [美] 沃倫•法雷爾
譯者: 孫金紅
版本: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5年9月
因此，“男權”現象形成的一個歷史原因在於，男性是社會生存的捍衛者。無論多麼野蠻落後的文明，當部落遭遇入侵時，依然是男性拿起武器進行戰鬥，捍衛部落的整體財產。烏干達東北部的多多斯人有一個傳統，一個男人每殺死另一個男人，就會被儀式性地刻上一道疤，男人身上的傷疤越多，戰鬥能力便越強，社會地位也相應越高。
男權中心類似於這樣的“疤痕文化”，在一次次關乎生存的搏鬥中，扮演捍衛者的男性積累了大量的疤痕，將他們抬到了社會的中心。
即使在文明前進了無數階段後，“捍衛者”的形象還是被繼承下來，如中世紀的騎士風度要求騎士用手中的劍保護女性等等。這個歷史的結是無解的，沒有人能將男性從“社會捍衛者”的角色剔除，正如沒人能將生育作為生理功能從女性身上摘除一樣。只有在文明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它們才能作為一種個人選擇而被提出，例如我不想當男人/女人，而在漫長的歷史中，個人是沒有選擇權力的。
男權中心在歷史上存在了很久，這期間，女性毫無疑問是受到壓迫的。他們將生存型社會的思維慣性延續了太久，於是理所應當地推想男性在所有領域都佔有優勢，從體力優勢過渡到腦力活動——女人不應該受到教育，女作家在涉足文壇時受到冷嘲熱諷，女性的人權也受到擠壓並被剝奪選舉權等等。這些現象的確應該改變，畢竟，我們已經不再屬於生存型社會，而屬於追求個人滿足的現代型社會，生存型社會的思維慣性沒理由繼續保持下去；女權主義無疑是個好的改變，但問題是，需要維護權益的只有女性嗎。
無人關注的犧牲之哀
每年從事高危職業而喪生的人中，99%都是男性；在戰爭中犧牲的人，99%也是男性；從社會自殺率來看，男性的自殺率平均是女性的四倍，同時男性自殺率仍在成倍數增加，而女性自殺率則漸漸下降（據《美國公共衛生雜誌》統計，近30年間，男性自殺率增長了221%，女性為65%）——這是因為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脆弱嗎？還是因為女權運動漸漸平衡了女性的權益，而男性的掙扎狀態依舊無人關注？
為什麼沒有人通過這個現象去關注男性作為另一種性別的內心，僅僅因為他們擁有一份看似毫無壓迫與不公的生活？（據統計，自殺的男性大多屬於中產階級，接受過一定教育，屬於成功人士，擁有相對體面的生活，但他們的自殺率卻最高，因此被戲稱為“自殺階級”）
年齡
男性
女性
5~9歲
0.1
0
10~14歲
2.1
0.8
15~19歲
18.0
4.4
20~24歲
25.8
4.1
一份來自USDH&HS/NCHS疾病控制中心資料庫的男女自殺率對比。而且研究顯示，在25歲的時候，男性會達到“生存焦慮”的頂峰；這種25歲的生死節點，不知道你是否經歷過。（注：表格單位為1/100000）
紀錄片《紅色藥丸》劇照。
只是，因為男性在社會權益中佔據優勢，人們便不太會關注男性在生活內部遇到的生存焦慮。正如前文所言，人們將男性視為“主動性”的一方，而將女性視為被動的；如今女權主義嘗試將女性從被動一方中解放出來，但是男性卻依然困在主動性的枷鎖裡。這個主動性要求他們不得不去做一些事，要求他們符合社會期待的形象，如果做不到的話，男性便更容易被人視為“無能”“廢料”，比如一個無法保護自己家庭的男人，或者一個無力支付的流浪漢，這些男人遭遇的鄙視肯定比女性要更強烈。那麼，又是什麼樣的社會固見將男性推上這樣一條同樣被動的奮鬥之路？
為什麼男人愛慕虛榮？這並不是一句打趣的玩笑話，而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亞瑟·米勒的戲劇《推銷員之死》或許能解答這個“男性死於面子”的問題。男性總是比女性更需要成功來得到認可，社會、家庭都要求他們承擔更多職責。因此，他們會“吹噓自己的形象”來滿足自我期望。主人公威利·洛曼便深陷於此而變得神經質，最後，他在成功的幻象中走向毀滅。
除此之外，關於男性的刻板印象很多時候都給男性帶來不利的影響。他們總被認為是主動的一方，是暴力的、擁有強烈佔有欲的天生罪犯。當男性和女性犯下同等罪行的時候，對男性的判決普遍更重；如果按刑期來算，那麼同等重罪的情況下，男性的刑期要比女性多上20年。在離婚的時候，女性被認為貼切撫養者的形象而更容易獲得撫養權，而失去孩子的男性僅僅提供經濟支援。這些都是男性的形象枷鎖帶來的負擔，卻同樣被選擇忽視。
《推銷員之死》
作者: [美] 亞瑟·米勒
譯者: 英若誠 / 梅紹武 / 陳良廷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年7月
這也是男權主義者給自己的網站取名“紅色藥丸”的原因：它是一個危險的選擇，要麼，你不吃這顆藥丸，可以繼續活在知足的世界裡；要麼，你吃下這個藥丸，你會痛苦，但也會看清現實的真相。他們發動男權主義運動的目標並不是攻擊女權運動或者打擊女性權益，而是爭取大眾對男性生存困境的關注——這和女權並不衝突。社會曾經將女性劃為柔弱的、回歸家庭的存在，而男性則是強硬的，與外部搏鬥的；如今女權主義解放了自己的形象，而男性的形象解放則無人問津，這是沒有道理的事情。因為，真正的男權與女權，是互相解放與平衡的，其根本意義不是借助對另一方的敵視來抬升自己，而是在於性別之下的人權關注。
希望人們能夠嘗試去聆聽不同的，甚至相異的聲音，爭論是無休止的，也沒有哪個主義能解決世界上所有的矛盾，不同的聲音只是在不同的思考角度間探索平衡。如今，服用了“紅色藥丸”的男權主義者發現了男性的人權困境，他們集合在一起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需要的，只是能坐下來聆聽的聽眾。
“單身狗”在城市哼歌，“單身漢”在鄉村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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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女性統治者也是男權的犧牲品，她們是被迫在男性主宰的社會中採用男性的思維方式。即使如此，男性淪為社會犧牲品的事實還是存在，無論是男性思維還是女性思維，戰爭中死去的男性都不會因此復活。而且，如果說女統治者或職場女性被迫接受男權規則的話，那麼，關於“統治欲”“佔有欲”“暴力”的字眼又是否屬於強加給男性的偏見標籤呢，正如“柔和”“善良”“單純”等對女性的形象期望被批評為直男型審美一樣？女權主義過多地將男性妖魔化，將“父權”變成純粹的畸形，在女權主義向異性發動猛烈攻擊的時候，男性應該做出正確選擇，站在女性的一邊支持她們的權利運動；而當相反的事情發生時，女性卻不會成為男性的支持者，甚至連聆聽的意願都沒有，任何為男性謀取權益的行動都屬於卑鄙可恥。男權主義被等同於對女性的歧視。
這些形象附加在男性身上，讓他們難以擺脫。類似的，還有“主動權”“統治者”“陽剛”等等，就社會認知對性別的約束而言，男性和女性遭遇的困境幾乎是一樣多；傳統社會強迫女性成為溫馴的奴隸，同時也強迫男性成為有支配能力、有地位的人，否則，他們便會被時代遺棄。
《阿爾芒絲》
作者: [法] 斯丹達爾
譯者: 李玉民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3年10月
《阿爾芒絲》是司湯達的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司湯達塑造了一個孱弱的青年：奧克塔夫。他出身上流社會，卻充滿陰柔氣息，做事反復不定；他總是深陷於自我懷疑，然後迫使自己壓抑內心追求，在和阿爾芒絲的愛情中他十分被動，不敢過度表達自己，畏手畏腳。最後深陷憂鬱的奧克塔夫在對自我的失望中選擇自殺。奧克塔夫的複雜形象向來眾說紛紜，直到司湯達在給紀德的信中寫明瞭原因：奧克塔夫是一個陽痿患者。
所以，男性的枷鎖比女性更難掙脫，而且更加隱蔽。女性可以通過一系列運動擺脫被壓迫的事實——因為那些對女性的壓迫都是肉眼可見的，是顯性的教條，她們擺脫道德束縛正如擺脫纏足的裹布一樣，她們要求選舉權，要求接受教育，要求合理的工薪分配等等；而男性的困惑在於他們的枷鎖不是顯性的，而是隱性的。這層枷鎖像皮膚一樣裹住了他們的形象，讓他們難以掙脫。舉例來說，假如類似泰坦尼克號的事件又一次發生，船馬上就會沉沒，救生艇數量有限，那麼，讓女人和小孩子先撤離一定是最優先的選項，而男性則成為犧牲品——男性永遠沒有辦法擺脫這個“犧牲品”的枷鎖。
當沉船再一次發生的時候，我們似乎從現代回到了古代的“生存型社會”：要麼生，要麼死，船上的所有人都要面臨嚴峻的選擇。這個時候，男性便自動地承擔起了生存型社會中的“捍衛者”（同時也是犧牲品）角色，選擇直面死亡威脅，而把生的機會留給女性，這看起來沒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因為這種關乎性別的生存選擇在人類歷史上由來已久。
男性犧牲的歷史之結
我們能在現代社會選擇各式各樣的生活，要感謝祖先們的野外奮鬥，他們爬出最黑暗的文明洞穴，從野外採集發展到農耕，一點點進步；以最脆弱的體力對抗自然界，逐漸成為地球的統治者。在遠古的社會階段，生存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標，就像野生動物一樣；而男性天然地比女性更有力量，更有爆發力，在同自然對抗的過程中便自然地站在了最前面，手持長矛、化身衛士。男性就這樣逐漸成為了生存型社會的重要部分，並相應地佔據了較有統治力的地位；與此同時，男性的形象也同“捍衛者”“暴力”等概念聯繫在一起。
在今天，其實我們還可以找到這一根源的痕跡。在發展相對落後的地方，生存依然是家庭的主要目標，體力勞動佔據了生活的更多比例，這時候男性的話語權便不可避免地膨脹，他們既是一家之主以及體力工作的承擔者，也意味著經濟重心；而在較發達的地方，生存已經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標，婚姻成員轉而追求個人理想和個人滿足，這時候男性的地位就不再那麼重要。
《男權的神話》
作者: [美] 沃倫•法雷爾
譯者: 孫金紅
版本: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5年9月
因此，“男權”現象形成的一個歷史原因在於，男性是社會生存的捍衛者。無論多麼野蠻落後的文明，當部落遭遇入侵時，依然是男性拿起武器進行戰鬥，捍衛部落的整體財產。烏干達東北部的多多斯人有一個傳統，一個男人每殺死另一個男人，就會被儀式性地刻上一道疤，男人身上的傷疤越多，戰鬥能力便越強，社會地位也相應越高。
男權中心類似於這樣的“疤痕文化”，在一次次關乎生存的搏鬥中，扮演捍衛者的男性積累了大量的疤痕，將他們抬到了社會的中心。
即使在文明前進了無數階段後，“捍衛者”的形象還是被繼承下來，如中世紀的騎士風度要求騎士用手中的劍保護女性等等。這個歷史的結是無解的，沒有人能將男性從“社會捍衛者”的角色剔除，正如沒人能將生育作為生理功能從女性身上摘除一樣。只有在文明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它們才能作為一種個人選擇而被提出，例如我不想當男人/女人，而在漫長的歷史中，個人是沒有選擇權力的。
男權中心在歷史上存在了很久，這期間，女性毫無疑問是受到壓迫的。他們將生存型社會的思維慣性延續了太久，於是理所應當地推想男性在所有領域都佔有優勢，從體力優勢過渡到腦力活動——女人不應該受到教育，女作家在涉足文壇時受到冷嘲熱諷，女性的人權也受到擠壓並被剝奪選舉權等等。這些現象的確應該改變，畢竟，我們已經不再屬於生存型社會，而屬於追求個人滿足的現代型社會，生存型社會的思維慣性沒理由繼續保持下去；女權主義無疑是個好的改變，但問題是，需要維護權益的只有女性嗎。
無人關注的犧牲之哀
每年從事高危職業而喪生的人中，99%都是男性；在戰爭中犧牲的人，99%也是男性；從社會自殺率來看，男性的自殺率平均是女性的四倍，同時男性自殺率仍在成倍數增加，而女性自殺率則漸漸下降（據《美國公共衛生雜誌》統計，近30年間，男性自殺率增長了221%，女性為65%）——這是因為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脆弱嗎？還是因為女權運動漸漸平衡了女性的權益，而男性的掙扎狀態依舊無人關注？
為什麼沒有人通過這個現象去關注男性作為另一種性別的內心，僅僅因為他們擁有一份看似毫無壓迫與不公的生活？（據統計，自殺的男性大多屬於中產階級，接受過一定教育，屬於成功人士，擁有相對體面的生活，但他們的自殺率卻最高，因此被戲稱為“自殺階級”）
年齡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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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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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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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來自USDH&HS/NCHS疾病控制中心資料庫的男女自殺率對比。而且研究顯示，在25歲的時候，男性會達到“生存焦慮”的頂峰；這種25歲的生死節點，不知道你是否經歷過。（注：表格單位為1/100000）
紀錄片《紅色藥丸》劇照。
只是，因為男性在社會權益中佔據優勢，人們便不太會關注男性在生活內部遇到的生存焦慮。正如前文所言，人們將男性視為“主動性”的一方，而將女性視為被動的；如今女權主義嘗試將女性從被動一方中解放出來，但是男性卻依然困在主動性的枷鎖裡。這個主動性要求他們不得不去做一些事，要求他們符合社會期待的形象，如果做不到的話，男性便更容易被人視為“無能”“廢料”，比如一個無法保護自己家庭的男人，或者一個無力支付的流浪漢，這些男人遭遇的鄙視肯定比女性要更強烈。那麼，又是什麼樣的社會固見將男性推上這樣一條同樣被動的奮鬥之路？
為什麼男人愛慕虛榮？這並不是一句打趣的玩笑話，而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亞瑟·米勒的戲劇《推銷員之死》或許能解答這個“男性死於面子”的問題。男性總是比女性更需要成功來得到認可，社會、家庭都要求他們承擔更多職責。因此，他們會“吹噓自己的形象”來滿足自我期望。主人公威利·洛曼便深陷於此而變得神經質，最後，他在成功的幻象中走向毀滅。
除此之外，關於男性的刻板印象很多時候都給男性帶來不利的影響。他們總被認為是主動的一方，是暴力的、擁有強烈佔有欲的天生罪犯。當男性和女性犯下同等罪行的時候，對男性的判決普遍更重；如果按刑期來算，那麼同等重罪的情況下，男性的刑期要比女性多上20年。在離婚的時候，女性被認為貼切撫養者的形象而更容易獲得撫養權，而失去孩子的男性僅僅提供經濟支援。這些都是男性的形象枷鎖帶來的負擔，卻同樣被選擇忽視。
《推銷員之死》
作者: [美] 亞瑟·米勒
譯者: 英若誠 / 梅紹武 / 陳良廷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年7月
這也是男權主義者給自己的網站取名“紅色藥丸”的原因：它是一個危險的選擇，要麼，你不吃這顆藥丸，可以繼續活在知足的世界裡；要麼，你吃下這個藥丸，你會痛苦，但也會看清現實的真相。他們發動男權主義運動的目標並不是攻擊女權運動或者打擊女性權益，而是爭取大眾對男性生存困境的關注——這和女權並不衝突。社會曾經將女性劃為柔弱的、回歸家庭的存在，而男性則是強硬的，與外部搏鬥的；如今女權主義解放了自己的形象，而男性的形象解放則無人問津，這是沒有道理的事情。因為，真正的男權與女權，是互相解放與平衡的，其根本意義不是借助對另一方的敵視來抬升自己，而是在於性別之下的人權關注。
希望人們能夠嘗試去聆聽不同的，甚至相異的聲音，爭論是無休止的，也沒有哪個主義能解決世界上所有的矛盾，不同的聲音只是在不同的思考角度間探索平衡。如今，服用了“紅色藥丸”的男權主義者發現了男性的人權困境，他們集合在一起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需要的，只是能坐下來聆聽的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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