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歷史上有兩位皇太后臨朝執政：一位是馮太后， 執政時期勇於改革， 推動了北魏社會的發展， 加速了民族融合， 是個成功的政治家， 名垂史冊；另外一位就是胡太后， 她的一生和兒子孝明帝息息相關， 用四句話概括就是“產子受寵， 持子而貴， 靠子掌權， 害子敗亡。 ”2016年年末熱播大戲《錦繡未央》中唐嫣飾演的李未央一角即以馮太后為原型， 反而， 關於胡太后的生平， 卻相當冷僻， 我們不凡來看看這個傳奇而又悲劇的女人吧！
《錦繡未央》劇照， 唐嫣 飾馮心兒/李未央
衝破舊制， 產子得寵北魏宣武帝末年信任外戚， 導致高後和高肇外戚集團掌控朝政與內宮， 他們結黨營私， 獨斷專行， 導致朝綱不振。 高肇是宣武帝母親文昭皇后之兄， 宣武帝的舅父。 高後是文昭皇后之侄女。 宣武帝第一任皇后是順皇后、太尉于烈之女， 生子昌。 順皇后“靜默寬容， 性不妒忌”， 在內宮威望較高，
北魏王朝世系（局部）
胡太后， 原名仙真， 又稱胡充華、胡貴嬪， 生於太和十五年（491年）， 卒于武泰元年（528年）四月十三日， 孝明帝登基後稱胡太后， 因諡曰靈， 也稱靈太后或胡太后。 祖父胡淵在太武帝攻打統萬（今陝西橫山境內）時，
靈胡太后
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十月， 順皇后暴卒。 永平元年（508年）三月， 皇子昌亦薨， 傳為高肇、王顯及高夫人所害。 永平元年七月， 宣武帝立高夫人為後， 即高皇后。 高後曾生皇子， 早夭， 生女建德公主。 高後性格兇橫妒忌。 內宮氣氛相當緊張，
宣武帝一旦絕嗣，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高後和高肇為首的外戚集團。 他們在皇帝駕崩後可選擇元氏皇室中的幼童擁立為帝， 高後則可臨朝稱制， 待時機成熟便可奪權稱帝。 “繼嗣”成為內宮的焦點。 胡太后勇敢地向高後和“立子殺母”的舊制度挑戰， 公開宣稱：“天子豈可獨無兒子， 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肯塚嫡乎？”懷孕後又“幽夜獨誓雲但使所懷是男， 次第當長子， 子生身死， 所不辭也”。 值得注意的是， 《資治通鑒》的記述， 與《魏書》稍有不同， 《資治通鑒》中沒有《魏書》中的“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一句， 代之“妾之志異于諸人”。胡太后之志是什麼？就是要為宣武帝生兒子，使北魏社稷後繼有人，從而得到宣武帝的寵愛，改變卑下的“世婦”地位，可依持兒子，飛黃騰達。她有沒有想到“立子殺母”的舊制會將其處死，應當說她是有心理準備的，“子生身死，所不辭也”。但她是非常聰敏、悟性極高的人，因為她目睹宣武帝無子後嗣的痛苦和焦急的心情，也瞭解宣武帝的性情，治尚簡靜，實行寬政，估計有勝算的可能，所以她要冒險博一下，最後勝利了。永平三年（510年），生子元詡，即孝明帝。宣武帝大喜，立即晉升其為充華嬪。延昌元年（512年）“冬十月，魏立皇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宣告北魏殘酷的“立子殺母”制度終結。這對高皇后是沉重打擊，胡太后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胡太后敢於挑戰舊制度的勇敢精神，應該肯定。
臨朝稱制，穩定政局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宣武帝病逝，太子詡只有5歲。一場爭立年幼皇帝和奪取“臨朝稱制”權力的鬥爭在宮內激烈地展開了。
首先，爭立皇帝。一方是侍中、太子少傅崔光和領軍將軍于忠等，支持胡貴嬪和太子元詡，堅決主張太子元詡當夜登基為帝；另一方是詹事王顯及高肇同黨，支持高後和高肇，主張太子元詡應推遲到天明登位，要求奏請中宮同意後才能登位。崔光等堅決反對，嚴辭駁斥，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天明”，“帝崩太子立，國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當夜，崔光等奉太子元詡至太極殿，即皇帝位，是為孝明帝。
其次，爭奪“臨朝稱制”權。高皇后等不甘心失敗，抬出“立子殺母”舊制，企圖處死胡貴嬪。崔光、於忠聞訊後，立即“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高後和王顯等無法下手，謀殺失敗了。最後孝明帝、於忠等採取斷然措施分別處死了詹事王顯和高肇。孝明帝下詔“暴其罪惡”而“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徹底粉碎了高氏外戚集團。高太后見大勢已去，出家為尼，居瑤光寺。孝明帝的皇位初步穩定。
孝明帝登位初，朝政大權落入於忠之手，既“居門下”，又“總宿衛”，“權傾一時”，獨斷橫行，誅殺無辜，“朝野冤怒，莫不切齒”，人心喪盡。胡太后乘機加緊奪權活動，延昌四年八月，胡太妃被尊為太后，移居崇訓宮，取得了“臨朝稱制”的合法身份。她便重組中樞機構，解除了于忠的尚書令職務，結束了於忠八個月左右的擅權。胡太后終於“臨朝稱制”。
胡太后頗有才幹，“親覽萬機，手筆斷決”，為穩定政局，鞏固政權，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依靠漢化的宗室貴族和漢士族，任用清河王元懌、任城王元澄、高陽王元雍、廣平王元懷，父親胡國珍以及侍中崔光等。
二是暫停對南朝的戰爭。連年戰爭，開拓了疆土，但人力財力損失慘重，國力大傷。胡太后執政不久，東西兩線仍在與南梁作戰。熙平元年（516年），東線淮堰之戰中，魏軍攻佔硤石（今安徽鳳台縣西南），又擊敗淮堰梁軍，不久，淮水暴漲，淮堰崩塌。雙方守軍在淮河一線停戰相持。西線益州（今四川）魏軍擊敗梁軍，戰局漸趨穩定。這樣就為北魏政權的穩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環境。
三是平息羽林、虎賁之亂。神龜二年（519年）二月，洛陽的羽林、虎賁近千人圍攻尚書省，又縱火焚燒張宅，張彝傷重而死，張仲走免。這就是北魏歷史上罕見的、遠近震驚的羽林、虎賁之亂。這次事件實際上是遷洛代北武人和鮮卑中小官吏為爭取自己的權益不受侵犯向權益日漸擴大的漢士族公開挑戰。因此，胡太后處理這次事件從北魏政權整體利益出發，採取懲辦與讓步相結合的政策。事後只處死了首要分子8人，其餘大赦，並下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四是頒佈《停年格》。《停年格》歷來受到批評，說其是北魏選舉制度上一大倒退；又說北魏從此失才，是其滅亡原因之一等等。但是，《停年格》緩和了當時“官多職少”矛盾，尤其是緩解了與鮮卑武人的矛盾，安定了他們的情緒，使他們對前途看到了一些希望，有利於北魏局勢的穩定。
此外，胡太后還敕令製造申訟車，以納冤訟，平反了一批冤案，如給彭城王元勰和被於忠錯殺的漢士族官員裴植和郭祚等平反。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總之，胡太后施行各項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對穩定局勢和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北魏一度出現了“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的局面。
胡太后執政中也做了許多勞民傷財、禍國害民之事，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放縱貴族官僚奢侈浪費，貪污腐敗，重租盤剝。當政的北魏親王和重臣元雍，是奢侈腐敗的典型。他“居業第宅，匹于帝宮”、“僮僕六千，妓女五百”、“一食必數萬錢為限”。
胡太后亦帶頭奢侈浪費，《魏書》說：“靈太后曾令公卿以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齎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廣大百姓過著“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的貧困生活。另一更大的禍國害民事，就是大興土木修建佛寺和濫施佛寺錢物。胡太后親自奠基建築的永寧寺，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佛寺，寺內金像高一丈八，浮圖高九十丈，“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傳入中國，塔廟之極，未之有也”。胡太后佞佛法所耗費的錢財和人力已超越北魏經濟的承受限度，把廣大人民推向水深火熱的深淵。
神龜三年（520年），胡太后臨朝稱制已有5年了，她既稱朕，又稱陛下，正當躊躇滿志時，七月，爆發了元叉、劉騰領頭的宮廷政變，殺清河王元懌，幽囚胡太后，宣稱“還政於帝”。自此，元叉、劉騰聯合專政長達5年之久。這場政變是胡太后的最親近者發動的，其兒子孝明帝是知情者和參與者，殺清河王元懌，是他首肯的。主謀和發動者元叉是胡太后的妹夫，劉騰則是寵臣，分別掌握禁軍和內宮大權，他們打出“還政於帝”的旗號，贏得朝內外不少人的同情。胡太后的失權表明她欲“取帝代之”是不得人心的，註定要失敗。
東山再起，河陰身亡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間（520—525年），元叉、劉騰專政，“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正光四年至五年（523—524年），北鎮和關隴地區爆發了各族人民起義，猛烈衝擊了北魏政權。其時，劉騰已死，元叉對胡太后的防備微緩。胡太后看准有利時機，決心奪回權位。她用母子親情爭取兒子孝明帝，再以欲落髮出家、“永絕人間”相威脅，孝明帝無奈，迫使元叉解除二宮之禁。她獲自由後，利用與孝明帝南游洛水之機，與高陽王元雍商“定圖叉之計”。正光六年，元雍首先發難，以防叛亂之名，要元叉交出兵權。
胡太后立刻表態，要元叉“以餘官輔政”，以表示忠於朝廷。元叉被迫辭去領軍將軍職務，交出兵權。
接著又被貶為庶民，後被賜死於家中。劉騰被追削官爵，沒收財產。胡太后于孝昌元年（525年），又臨朝攝政。
胡太后再次臨朝稱制時，北魏國內形勢非常緊張。葛榮、杜洛周領導的兩支農民起義軍，擊殺了王元融、王元深後，勢力大盛。至孝昌三年（527年），橫掃河北，兵鋒直逼洛陽。同時南梁軍隊北攻淮泗，南線告急，而北線的柔然也揮師南下。更嚴重的是雄居北方的爾朱榮集團崛起，軍力強大，傲視洛陽。北魏封疆日蹙，已陷入困境。但胡太后仍崇信佛教，繼續興建佛寺，百姓勞役繁重，“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勞動力流失，土地荒蕪，破壞了北魏生存的經濟基礎——均田制，加之水旱災害，連年征戰，“國用耗竭，預征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用稅，百姓嗟怨”。百姓只有為“盜賊”了，別無出路。
北魏岌岌可危，作為“攝政”和母親的胡太后，應該在兒子長大成人，具備親政能力時，歸政於帝，並全力匡輔。胡太后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行不修”，放縱私欲，而且權欲極度膨脹，竟然不顧北魏安危，欲圓女皇夢。胡太后重用了一批無德有才或無德無才的大臣，主要骨幹有元徽、鄭儼、徐紇、李神軌。徐紇“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媚”，“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元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眥之忿，必恩將仇報”。
這批佞臣“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為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在佞臣們的策劃下，北魏歷史上最血腥的親母子之間為爭奪最高權利的鬥爭爆發了。胡太后慘殺孝明帝的親近者，“有蜜多道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于城南大巷中殺之。……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穀會、紹達，並帝所親也”。孝明帝十分震驚，深感處境危險，不得不向北方新崛起的以契胡族武士為主體的爾朱氏軍事集團首領爾朱榮求援。爾朱榮女兒是明帝的嬪妃。孝明帝與爾朱榮是翁婿關係，女婿有難，岳父鼎力相助。相反，胡太后與爾朱榮的關係極其緊張。爾朱榮曾“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
鄭儼和徐紇很輕慢爾朱榮，徐紇罵爾朱榮“小胡”，還建議胡太后“以鐵券間爾朱榮左右，榮知，啟求誅之”。
可知爾朱榮非常厭惡鄭儼、徐紇。而“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複以私詔止之”。孝明帝突然令爾朱榮停止進軍，卻為胡太后等人留出時間，“由是鄭儼等竦懼，遂說太后鴆帝”。武泰元年（528年）二月，胡太后竟喪盡天良，毒殺年僅19歲的孝明帝。“時論咸言鄭儼、徐紇之計，於是朝野憤歎”。
孝明帝駕崩，全國震驚，北魏政治發生重大變局。胡太后等成為眾矢之的。爾朱榮聞聽孝明帝被殺的消息，在與洛陽的元子攸達成反胡太后及擁立其為帝的共識後，立即舉兵南下，兵鋒直指洛陽。
元子攸是元勰的第三子，“幼侍肅宗書於禁內。及長……拜中書侍郎、城門校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雅為肅宗所親待，長直禁中。遷散騎常侍、禦史中尉。……轉侍中、中軍將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他是孝明帝的心腹，又任過禁軍的軍職如衛將軍。與禁軍關係密切，可能掌握或影響部分禁軍。因此，遭胡太后的打擊。孝明帝死後，他因“家有忠勳，且兼民望”，成為洛陽反對胡太后勢力的代表。武泰元年（528年）四月九日，爾朱榮軍“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于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四月十二日，爾朱榮擁立元子攸為帝，即孝莊帝，爾朱榮被封為太原王，任侍中、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等職，掌控全國軍政大權。孝莊帝和爾朱榮聯手進軍洛陽，洛陽守軍有的投降，有的不戰而逃，有的則和爾朱榮軍聯合。而北魏“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紱，備法駕”，至河梁迎孝莊帝。胡太后的佞臣們四散逃竄，胡太后自己落髮入道。孝莊帝和爾朱榮為鞏固政權，就要處置胡太后及其黨羽。這時原武衛將軍費穆建議爾朱榮“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於是，武泰元年（528年）四月十三日，在河陰一場血腥大屠殺發生了。胡太后和幼主被沉黃河溺死，二千餘朝官慘遭殺害，史稱“河陰之變”。這場大屠殺，使北魏統治層中精英人士喪失殆盡，元氏皇族死亡慘重，北魏從此名存實亡；胡太后與其兒子的爭鬥也宣告結束，雙方既喪生命，又失政權，可歎可悲。從這場大廝殺中得利的是孝莊帝和爾朱榮。孝莊帝元子攸坐穩了皇帝寶座，爾朱榮則“遂專攻晉陽，以令天下焉”。
結論胡太后對廢除“立子殺母”舊制，以及在“臨朝稱制”初期為鞏固孝明帝皇權，穩定北魏政局均起了積極作用。在和於忠、元叉、劉騰等人的鬥爭中，贏得了勝利，充分顯示了其政治才幹。胡太后再次“臨朝稱制”，私欲放縱，腐敗浪費，淫亂穢行，勞民傷財建寺院，苛捐雜稅害庶民，均應受譴責。但她最大的錯誤是權欲極度膨脹，為達到稱帝的目的，她重用佞臣，慘殺皇帝親信，喪盡天良毒死親生兒子孝明帝，遭天下唾棄，被沉河身亡。胡太后後期的朝政直接加快了北魏的滅亡，是亡魏的主要原因。然而將北魏之亡全部歸罪於胡太后，也是不客觀的。呂思勉先生說過“肅宗在位十二年，而胡靈後之見幽者凡六年，以魏事敗壞，悉蔽其罪於後，實非平情之論。魏之敗壞，乃其政權始終在親貴及代北舊人手中所致，自文明太后以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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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爭立皇帝。一方是侍中、太子少傅崔光和領軍將軍于忠等，支持胡貴嬪和太子元詡，堅決主張太子元詡當夜登基為帝；另一方是詹事王顯及高肇同黨，支持高後和高肇，主張太子元詡應推遲到天明登位，要求奏請中宮同意後才能登位。崔光等堅決反對，嚴辭駁斥，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天明”，“帝崩太子立，國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當夜，崔光等奉太子元詡至太極殿，即皇帝位，是為孝明帝。
其次，爭奪“臨朝稱制”權。高皇后等不甘心失敗，抬出“立子殺母”舊制，企圖處死胡貴嬪。崔光、於忠聞訊後，立即“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高後和王顯等無法下手，謀殺失敗了。最後孝明帝、於忠等採取斷然措施分別處死了詹事王顯和高肇。孝明帝下詔“暴其罪惡”而“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徹底粉碎了高氏外戚集團。高太后見大勢已去，出家為尼，居瑤光寺。孝明帝的皇位初步穩定。
孝明帝登位初，朝政大權落入於忠之手，既“居門下”，又“總宿衛”，“權傾一時”，獨斷橫行，誅殺無辜，“朝野冤怒，莫不切齒”，人心喪盡。胡太后乘機加緊奪權活動，延昌四年八月，胡太妃被尊為太后，移居崇訓宮，取得了“臨朝稱制”的合法身份。她便重組中樞機構，解除了于忠的尚書令職務，結束了於忠八個月左右的擅權。胡太后終於“臨朝稱制”。
胡太后頗有才幹，“親覽萬機，手筆斷決”，為穩定政局，鞏固政權，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依靠漢化的宗室貴族和漢士族，任用清河王元懌、任城王元澄、高陽王元雍、廣平王元懷，父親胡國珍以及侍中崔光等。
二是暫停對南朝的戰爭。連年戰爭，開拓了疆土，但人力財力損失慘重，國力大傷。胡太后執政不久，東西兩線仍在與南梁作戰。熙平元年（516年），東線淮堰之戰中，魏軍攻佔硤石（今安徽鳳台縣西南），又擊敗淮堰梁軍，不久，淮水暴漲，淮堰崩塌。雙方守軍在淮河一線停戰相持。西線益州（今四川）魏軍擊敗梁軍，戰局漸趨穩定。這樣就為北魏政權的穩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環境。
三是平息羽林、虎賁之亂。神龜二年（519年）二月，洛陽的羽林、虎賁近千人圍攻尚書省，又縱火焚燒張宅，張彝傷重而死，張仲走免。這就是北魏歷史上罕見的、遠近震驚的羽林、虎賁之亂。這次事件實際上是遷洛代北武人和鮮卑中小官吏為爭取自己的權益不受侵犯向權益日漸擴大的漢士族公開挑戰。因此，胡太后處理這次事件從北魏政權整體利益出發，採取懲辦與讓步相結合的政策。事後只處死了首要分子8人，其餘大赦，並下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四是頒佈《停年格》。《停年格》歷來受到批評，說其是北魏選舉制度上一大倒退；又說北魏從此失才，是其滅亡原因之一等等。但是，《停年格》緩和了當時“官多職少”矛盾，尤其是緩解了與鮮卑武人的矛盾，安定了他們的情緒，使他們對前途看到了一些希望，有利於北魏局勢的穩定。
此外，胡太后還敕令製造申訟車，以納冤訟，平反了一批冤案，如給彭城王元勰和被於忠錯殺的漢士族官員裴植和郭祚等平反。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總之，胡太后施行各項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對穩定局勢和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北魏一度出現了“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的局面。
胡太后執政中也做了許多勞民傷財、禍國害民之事，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放縱貴族官僚奢侈浪費，貪污腐敗，重租盤剝。當政的北魏親王和重臣元雍，是奢侈腐敗的典型。他“居業第宅，匹于帝宮”、“僮僕六千，妓女五百”、“一食必數萬錢為限”。
胡太后亦帶頭奢侈浪費，《魏書》說：“靈太后曾令公卿以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齎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廣大百姓過著“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的貧困生活。另一更大的禍國害民事，就是大興土木修建佛寺和濫施佛寺錢物。胡太后親自奠基建築的永寧寺，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佛寺，寺內金像高一丈八，浮圖高九十丈，“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傳入中國，塔廟之極，未之有也”。胡太后佞佛法所耗費的錢財和人力已超越北魏經濟的承受限度，把廣大人民推向水深火熱的深淵。
神龜三年（520年），胡太后臨朝稱制已有5年了，她既稱朕，又稱陛下，正當躊躇滿志時，七月，爆發了元叉、劉騰領頭的宮廷政變，殺清河王元懌，幽囚胡太后，宣稱“還政於帝”。自此，元叉、劉騰聯合專政長達5年之久。這場政變是胡太后的最親近者發動的，其兒子孝明帝是知情者和參與者，殺清河王元懌，是他首肯的。主謀和發動者元叉是胡太后的妹夫，劉騰則是寵臣，分別掌握禁軍和內宮大權，他們打出“還政於帝”的旗號，贏得朝內外不少人的同情。胡太后的失權表明她欲“取帝代之”是不得人心的，註定要失敗。
東山再起，河陰身亡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間（520—525年），元叉、劉騰專政，“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正光四年至五年（523—524年），北鎮和關隴地區爆發了各族人民起義，猛烈衝擊了北魏政權。其時，劉騰已死，元叉對胡太后的防備微緩。胡太后看准有利時機，決心奪回權位。她用母子親情爭取兒子孝明帝，再以欲落髮出家、“永絕人間”相威脅，孝明帝無奈，迫使元叉解除二宮之禁。她獲自由後，利用與孝明帝南游洛水之機，與高陽王元雍商“定圖叉之計”。正光六年，元雍首先發難，以防叛亂之名，要元叉交出兵權。
胡太后立刻表態，要元叉“以餘官輔政”，以表示忠於朝廷。元叉被迫辭去領軍將軍職務，交出兵權。
接著又被貶為庶民，後被賜死於家中。劉騰被追削官爵，沒收財產。胡太后于孝昌元年（525年），又臨朝攝政。
胡太后再次臨朝稱制時，北魏國內形勢非常緊張。葛榮、杜洛周領導的兩支農民起義軍，擊殺了王元融、王元深後，勢力大盛。至孝昌三年（527年），橫掃河北，兵鋒直逼洛陽。同時南梁軍隊北攻淮泗，南線告急，而北線的柔然也揮師南下。更嚴重的是雄居北方的爾朱榮集團崛起，軍力強大，傲視洛陽。北魏封疆日蹙，已陷入困境。但胡太后仍崇信佛教，繼續興建佛寺，百姓勞役繁重，“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勞動力流失，土地荒蕪，破壞了北魏生存的經濟基礎——均田制，加之水旱災害，連年征戰，“國用耗竭，預征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用稅，百姓嗟怨”。百姓只有為“盜賊”了，別無出路。
北魏岌岌可危，作為“攝政”和母親的胡太后，應該在兒子長大成人，具備親政能力時，歸政於帝，並全力匡輔。胡太后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行不修”，放縱私欲，而且權欲極度膨脹，竟然不顧北魏安危，欲圓女皇夢。胡太后重用了一批無德有才或無德無才的大臣，主要骨幹有元徽、鄭儼、徐紇、李神軌。徐紇“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媚”，“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元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眥之忿，必恩將仇報”。
這批佞臣“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為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在佞臣們的策劃下，北魏歷史上最血腥的親母子之間為爭奪最高權利的鬥爭爆發了。胡太后慘殺孝明帝的親近者，“有蜜多道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于城南大巷中殺之。……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穀會、紹達，並帝所親也”。孝明帝十分震驚，深感處境危險，不得不向北方新崛起的以契胡族武士為主體的爾朱氏軍事集團首領爾朱榮求援。爾朱榮女兒是明帝的嬪妃。孝明帝與爾朱榮是翁婿關係，女婿有難，岳父鼎力相助。相反，胡太后與爾朱榮的關係極其緊張。爾朱榮曾“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
鄭儼和徐紇很輕慢爾朱榮，徐紇罵爾朱榮“小胡”，還建議胡太后“以鐵券間爾朱榮左右，榮知，啟求誅之”。
可知爾朱榮非常厭惡鄭儼、徐紇。而“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複以私詔止之”。孝明帝突然令爾朱榮停止進軍，卻為胡太后等人留出時間，“由是鄭儼等竦懼，遂說太后鴆帝”。武泰元年（528年）二月，胡太后竟喪盡天良，毒殺年僅19歲的孝明帝。“時論咸言鄭儼、徐紇之計，於是朝野憤歎”。
孝明帝駕崩，全國震驚，北魏政治發生重大變局。胡太后等成為眾矢之的。爾朱榮聞聽孝明帝被殺的消息，在與洛陽的元子攸達成反胡太后及擁立其為帝的共識後，立即舉兵南下，兵鋒直指洛陽。
元子攸是元勰的第三子，“幼侍肅宗書於禁內。及長……拜中書侍郎、城門校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雅為肅宗所親待，長直禁中。遷散騎常侍、禦史中尉。……轉侍中、中軍將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他是孝明帝的心腹，又任過禁軍的軍職如衛將軍。與禁軍關係密切，可能掌握或影響部分禁軍。因此，遭胡太后的打擊。孝明帝死後，他因“家有忠勳，且兼民望”，成為洛陽反對胡太后勢力的代表。武泰元年（528年）四月九日，爾朱榮軍“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于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四月十二日，爾朱榮擁立元子攸為帝，即孝莊帝，爾朱榮被封為太原王，任侍中、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等職，掌控全國軍政大權。孝莊帝和爾朱榮聯手進軍洛陽，洛陽守軍有的投降，有的不戰而逃，有的則和爾朱榮軍聯合。而北魏“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紱，備法駕”，至河梁迎孝莊帝。胡太后的佞臣們四散逃竄，胡太后自己落髮入道。孝莊帝和爾朱榮為鞏固政權，就要處置胡太后及其黨羽。這時原武衛將軍費穆建議爾朱榮“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於是，武泰元年（528年）四月十三日，在河陰一場血腥大屠殺發生了。胡太后和幼主被沉黃河溺死，二千餘朝官慘遭殺害，史稱“河陰之變”。這場大屠殺，使北魏統治層中精英人士喪失殆盡，元氏皇族死亡慘重，北魏從此名存實亡；胡太后與其兒子的爭鬥也宣告結束，雙方既喪生命，又失政權，可歎可悲。從這場大廝殺中得利的是孝莊帝和爾朱榮。孝莊帝元子攸坐穩了皇帝寶座，爾朱榮則“遂專攻晉陽，以令天下焉”。
結論胡太后對廢除“立子殺母”舊制，以及在“臨朝稱制”初期為鞏固孝明帝皇權，穩定北魏政局均起了積極作用。在和於忠、元叉、劉騰等人的鬥爭中，贏得了勝利，充分顯示了其政治才幹。胡太后再次“臨朝稱制”，私欲放縱，腐敗浪費，淫亂穢行，勞民傷財建寺院，苛捐雜稅害庶民，均應受譴責。但她最大的錯誤是權欲極度膨脹，為達到稱帝的目的，她重用佞臣，慘殺皇帝親信，喪盡天良毒死親生兒子孝明帝，遭天下唾棄，被沉河身亡。胡太后後期的朝政直接加快了北魏的滅亡，是亡魏的主要原因。然而將北魏之亡全部歸罪於胡太后，也是不客觀的。呂思勉先生說過“肅宗在位十二年，而胡靈後之見幽者凡六年，以魏事敗壞，悉蔽其罪於後，實非平情之論。魏之敗壞，乃其政權始終在親貴及代北舊人手中所致，自文明太后以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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