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財政資金為基本研究物件的財政學是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學科。 財政學理論科學與否,對國家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具有重要作用,對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只有構建根植於中國財政實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理論,才能適應時代發展需求。 近日,本報記者就構建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的意義、內涵與路徑等問題,專訪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中央財經大學新市場財政學研究所所長李俊生教授。
構建中國財政理論有實踐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什麼要構建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
李俊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從而把財政以及財政學科提升到了關係國家治理能力與水準的綜合性與戰略性高度。 而目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只是將財政活動視為經濟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將財政學科視為經濟學領域的一個“二級”學科,將財政學視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與此同時,財政職能通常也被簡單地理解為是基於糾正市場失靈的需要,被概括為“優化資源配置、調節收入分配和促進經濟穩定”三項職能。 財政學對政府財政職能的如此概括,顯然失之狹隘。 我國財政改革的實踐表明,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而非簡單的、一般意義的經濟範疇。
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學,就是要構建具有解釋力和預測力的財政科學。 這意味著財政學首先必須是普適性的科學,必須對財政一般現象(相對於個別現象)具有解釋能力,對財政一般規律具有描述能力和探索能力,進而對財政一般現象的發展趨勢具有預測力。
我國目前流行的財政學理論,實際上是根植於二戰後期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財政實踐的一種理論。 它是嚴重落後於時代的“盎格魯-撒克遜”特色的財政理論,並且是被嚴重“經濟學化”的財政理論。 這種財政理論顯然無法解釋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的財政現象,也不可能科學客觀地揭示財政實現“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歷史使命的規律,更不能對其發展趨勢給出準確、恰當的預測。
當今我國不僅亟須構建具有足夠解釋力和預測力的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而且也具備了相應的條件。 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財政實踐,為我國財政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提供了豐富的土壤。 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在全國範圍內首先探索改革“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與制度,繼而又在全國範圍內實施有差別的“財政包乾體制”。 今天我國正在調整和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與制度,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當代財政改革實驗場”。 這些中國實踐為構建具有科學解釋力、立足中國服務世界的中國氣派財政科學理論準備了可能性條件,使得我國學術界有能力在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推動理論和學科體系創新,構建具有時代特徵與中國特色的財政科學理論。
西方主流理論基石存在矛盾
《中國社會科學報》:構建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需要反思盛行於世的西方財政學理論。 您認為西方財政學理論的主要缺陷何在?
李俊生:當前西方主流財政學理論是以美國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教授等為代表人物的財政理論。 該理論的基礎是建立在市場失靈理論之上的。 它認為市場上的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是二元對立關係,政府需要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內發揮“干預者”與“糾錯者”的作用。
但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發現,基於市場失靈理論的主流財政學理論基石本身就存在著邏輯矛盾。 首先,當代主流財政學從市場失靈理論出發,從邏輯上論述政府與財政的存在必要性,進而推導出解釋財政現象的方法和分析範式。然而從邏輯上看,這種推理是不科學的,因為從市場失靈並不能推導出財政現象產生的必然性。從財政史上看,財政現象的出現實際上早于現代意義市場的出現。從理論依據上看,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起源理論,還是盧梭等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契約論”,都沒有得出因出現“市場失靈”問題,才需要國家、財政和政府的結論。
其次,政府的財政行為目標與市場上的私人部門的行為目標有本質不同。前者是為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這種目標具有鮮明的政治特徵和社會特徵。而後者是為了滿足企業或者私人的個別需要,這種目標具有鮮明的市場經濟特徵。以市場失靈理論為基石的當代主流財政學理論,把政府的財政行為定義為“糾正市場失靈”經濟範疇的做法,顯然混淆了政府與私人部門的行為目標。因此,其科學性就令人質疑。而過於“經濟學化”的財政學理論,更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政府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嚴重誤導。20世紀30年代,帶有凱恩斯主義濃厚色彩的財政政策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對美國等國家的經濟走出泥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實施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國家均出現了以“停滯與膨脹”並存為特徵的經濟衰退。這表明,主流財政理論作為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由於缺乏基本的預測力,誤導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政府。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後,西方國家財政理論範式依然如故,發端於美國的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與此密切相關。當代西方主流財政理論不僅對現代史上若干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負有理論誤導的責任,而且也無力解釋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流行於西方國家的“新公共管理”運動。
超越西方局限探索中國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財政學界是如何超越西方財政學理論局限的?
李俊生:中國財政學界一個特別值得發揚光大的優良傳統就是立足國情,兼收並蓄,探索中國特色的財政科學理論。以當代中國的財政學理論發展歷史為例,1949年以來,中國老一代的財政學者借鑒蘇聯的財政理論,構建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國家分配論”財政理論。改革開放初期,在以“國家分配論”作為主流財政理論的同時,基於進一步提升與完善中國特色財政理論的目的,還形成了“社會共同需要”財政理論、“剩餘產品論”等財政理論和財政學派。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基於我國開始進入市場經濟發展階段這個現實,我國開始引入現在被稱為“公共財政學”的西方財政理論,開啟了以市場經濟為時代背景的“市場財政學”的理論發展時期。其間,我國財政學者並沒有停止對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的探索。例如,關於財政職能轉換以及財政職能在中國的存在形式的討論、關於“雙元財政”等財政模式的討論等,無不凝結著我國財政學者力圖基於中國實踐、探索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的心血與汗水。
多年來,相關研究團隊一直秉承我國財政學界的優良傳統,在注重研究中國財政實踐和中國本土財政理論的同時,批判性地研究西方財政學理論,在重新審視各國財政理論的同時,還特別研究了構成西方財政理論源泉的兩個重要流派,即盎格魯-撒克遜學派和歐洲大陸學派。盎格魯-撒克遜學派既是目前西方主流財政學理論的主要源泉,也是我們批判反思的主要對象。在對國內本土財政理論的研究與梳理方面,除了研究與借鑒包括“國家分配論”和其他財政理論觀點與學派以外,還特別研究了“社會共同需要”財政理論。我們認為,“社會共同需要”財政理論的時代特徵最為鮮明,因為這個理論不僅從財政本質出發對財政一般現象進行了很好的詮釋,而且對當代西方財政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構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具有特別的借鑒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財政學界是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
李俊生:通過反思西方財政理論,並系統總結、梳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重大財政改革實踐,同時借鑒諸如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管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我們最終摒棄了西方基於市場失靈理論所構建的財政學分析範式,初步建立起以“社會共同需要”為理論源泉、以“公共選擇”為方法論基礎、以公共價值為政府財政活動訴求,這一市場表現形式的理論分析與研究範式的新市場財政學。
相較於西方主流財政學,我們試圖重新定位市場、政府、私人部門之間的關係,建立起市場“平臺觀”和參與型“政府觀”,認為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部門和以私人為代表的私人部門,都是在市場這個大平臺上各自追求自身組織目標,並從中歸納出廣義市場交易環境下的多種不同交互關係,進而建立了基於市場環境的新的財政學核心概念體系,由此形成了新市場財政學強有力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堅持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核心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以新市場財政學為代表的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如何處理其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係。
李俊生:如何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直是考驗中國財政理論發展的前提性問題。我認為,以“社會共同需要”作為財政學體系中的核心概念,實質是搭建了一座連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財政理論的橋樑。
以“社會共同需要”作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的核心概念,一方面,解決了對財政本源的解釋力問題。另一方面,也正是對社會共同需要的滿足,才構成了財政活動的基本目標,進而解決了財政活動的歸宿問題——財政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因此,社會共同需要作為財政學的核心概念,貫穿了整個財政理論體系的中樞環節。
馬克思認為,社會共同需要可以具體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作為共同生產條件的“社會共同需要”,主要由公共工程滿足,涉及鐵路、建築物等基礎設施的供給。第二類是作為共同消費條件的“社會共同需要”,這類需要與勞動力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密切相關,主要包括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多個層面。第三類是作為服務於共同生產條件、共同消費條件的“社會共同需要”,主要涉及國家承擔的社會共同事務,集中體現在政府執行的社會公共職能中,主要包括“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
此外,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闡述了社會總產品分配理論。其中暗含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在社會總產品的分配體系中,必須有一部分用於滿足社會共同需要。馬克思指出,在未來社會裡,社會總產品在進入個人消費之前要進行如下扣除:“第一,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以上三項扣除“在經濟上是必要的,至於扣除多少,應當根據現有的物資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概率計算來確定,但是這些扣除根據公平原則無論如何是無法計算的”。社會總產品中的其他部分在進入個人消費之前,還得進行扣除:“第一,和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一般管理費用”。馬克思指出,“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會極為顯著地縮減,並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第二,用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顯著地增加,並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長。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按照現代財政學的基本原理,馬克思在這裡所說的“和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一般管理費用”、“學校、保健設施”以及“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實際上都是用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社會總產品。這些用於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扣除,在滿足社會成員共同需要的同時,不僅保障了社會生產中再生產的正常運行,還維繫了一個社會的存在與發展。
由此可見,馬克思關於“社會共同需要”的論斷,在財政理論框架建設及其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我們在構建中國特色的財政學理論時,要堅持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核心概念,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繼承與發展。
新市場財政學的兩個基礎性概念
《中國社會科學報》: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是財政學理論的基本問題。新市場財政學如何處理這一重大關係?
李俊生:首先,新市場財政學認為,市場是一個平臺,公私部門皆在其中活動,創造價值。這樣的市場“平臺觀”符合我國以及其他國家市場經濟的客觀實際。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公共部門在市場平臺上與企業、自然人等行為主體,都遵循相同市場規則,按照市場通行方式實現各自目標。我國目前正在興起以政府與民間資本合作為特徵的PPP模式,實際上也是一種政府與私人部門在市場這個平臺上,為了實現各自的目標進行合作,以期實現共贏的模式。
其次,我們還提出了與市場“平臺觀”相對應的、具有邏輯上承上啟下功能的另一個基礎性核心概念——參與型“政府觀”。這一概念將政府視為市場平臺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當前國家推行的政府購買服務、政府採購等財政實踐活動。在處理政府在市場中的定位問題上,新市場財政學的參與型“政府觀”與市場“平臺觀”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新市場財政學體系中的兩個基礎性概念。
記者 肖昊宸
首先,當代主流財政學從市場失靈理論出發,從邏輯上論述政府與財政的存在必要性,進而推導出解釋財政現象的方法和分析範式。然而從邏輯上看,這種推理是不科學的,因為從市場失靈並不能推導出財政現象產生的必然性。從財政史上看,財政現象的出現實際上早于現代意義市場的出現。從理論依據上看,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起源理論,還是盧梭等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契約論”,都沒有得出因出現“市場失靈”問題,才需要國家、財政和政府的結論。其次,政府的財政行為目標與市場上的私人部門的行為目標有本質不同。前者是為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這種目標具有鮮明的政治特徵和社會特徵。而後者是為了滿足企業或者私人的個別需要,這種目標具有鮮明的市場經濟特徵。以市場失靈理論為基石的當代主流財政學理論,把政府的財政行為定義為“糾正市場失靈”經濟範疇的做法,顯然混淆了政府與私人部門的行為目標。因此,其科學性就令人質疑。而過於“經濟學化”的財政學理論,更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政府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嚴重誤導。20世紀30年代,帶有凱恩斯主義濃厚色彩的財政政策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對美國等國家的經濟走出泥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實施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國家均出現了以“停滯與膨脹”並存為特徵的經濟衰退。這表明,主流財政理論作為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由於缺乏基本的預測力,誤導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政府。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後,西方國家財政理論範式依然如故,發端於美國的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與此密切相關。當代西方主流財政理論不僅對現代史上若干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負有理論誤導的責任,而且也無力解釋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流行於西方國家的“新公共管理”運動。
超越西方局限探索中國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財政學界是如何超越西方財政學理論局限的?
李俊生:中國財政學界一個特別值得發揚光大的優良傳統就是立足國情,兼收並蓄,探索中國特色的財政科學理論。以當代中國的財政學理論發展歷史為例,1949年以來,中國老一代的財政學者借鑒蘇聯的財政理論,構建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國家分配論”財政理論。改革開放初期,在以“國家分配論”作為主流財政理論的同時,基於進一步提升與完善中國特色財政理論的目的,還形成了“社會共同需要”財政理論、“剩餘產品論”等財政理論和財政學派。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基於我國開始進入市場經濟發展階段這個現實,我國開始引入現在被稱為“公共財政學”的西方財政理論,開啟了以市場經濟為時代背景的“市場財政學”的理論發展時期。其間,我國財政學者並沒有停止對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的探索。例如,關於財政職能轉換以及財政職能在中國的存在形式的討論、關於“雙元財政”等財政模式的討論等,無不凝結著我國財政學者力圖基於中國實踐、探索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的心血與汗水。
多年來,相關研究團隊一直秉承我國財政學界的優良傳統,在注重研究中國財政實踐和中國本土財政理論的同時,批判性地研究西方財政學理論,在重新審視各國財政理論的同時,還特別研究了構成西方財政理論源泉的兩個重要流派,即盎格魯-撒克遜學派和歐洲大陸學派。盎格魯-撒克遜學派既是目前西方主流財政學理論的主要源泉,也是我們批判反思的主要對象。在對國內本土財政理論的研究與梳理方面,除了研究與借鑒包括“國家分配論”和其他財政理論觀點與學派以外,還特別研究了“社會共同需要”財政理論。我們認為,“社會共同需要”財政理論的時代特徵最為鮮明,因為這個理論不僅從財政本質出發對財政一般現象進行了很好的詮釋,而且對當代西方財政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構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具有特別的借鑒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財政學界是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
李俊生:通過反思西方財政理論,並系統總結、梳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重大財政改革實踐,同時借鑒諸如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管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我們最終摒棄了西方基於市場失靈理論所構建的財政學分析範式,初步建立起以“社會共同需要”為理論源泉、以“公共選擇”為方法論基礎、以公共價值為政府財政活動訴求,這一市場表現形式的理論分析與研究範式的新市場財政學。
相較於西方主流財政學,我們試圖重新定位市場、政府、私人部門之間的關係,建立起市場“平臺觀”和參與型“政府觀”,認為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部門和以私人為代表的私人部門,都是在市場這個大平臺上各自追求自身組織目標,並從中歸納出廣義市場交易環境下的多種不同交互關係,進而建立了基於市場環境的新的財政學核心概念體系,由此形成了新市場財政學強有力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堅持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核心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以新市場財政學為代表的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如何處理其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係。
李俊生:如何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直是考驗中國財政理論發展的前提性問題。我認為,以“社會共同需要”作為財政學體系中的核心概念,實質是搭建了一座連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財政理論的橋樑。
以“社會共同需要”作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的核心概念,一方面,解決了對財政本源的解釋力問題。另一方面,也正是對社會共同需要的滿足,才構成了財政活動的基本目標,進而解決了財政活動的歸宿問題——財政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因此,社會共同需要作為財政學的核心概念,貫穿了整個財政理論體系的中樞環節。
馬克思認為,社會共同需要可以具體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作為共同生產條件的“社會共同需要”,主要由公共工程滿足,涉及鐵路、建築物等基礎設施的供給。第二類是作為共同消費條件的“社會共同需要”,這類需要與勞動力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密切相關,主要包括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多個層面。第三類是作為服務於共同生產條件、共同消費條件的“社會共同需要”,主要涉及國家承擔的社會共同事務,集中體現在政府執行的社會公共職能中,主要包括“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
此外,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闡述了社會總產品分配理論。其中暗含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在社會總產品的分配體系中,必須有一部分用於滿足社會共同需要。馬克思指出,在未來社會裡,社會總產品在進入個人消費之前要進行如下扣除:“第一,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以上三項扣除“在經濟上是必要的,至於扣除多少,應當根據現有的物資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概率計算來確定,但是這些扣除根據公平原則無論如何是無法計算的”。社會總產品中的其他部分在進入個人消費之前,還得進行扣除:“第一,和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一般管理費用”。馬克思指出,“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會極為顯著地縮減,並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第二,用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顯著地增加,並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長。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按照現代財政學的基本原理,馬克思在這裡所說的“和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一般管理費用”、“學校、保健設施”以及“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實際上都是用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社會總產品。這些用於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扣除,在滿足社會成員共同需要的同時,不僅保障了社會生產中再生產的正常運行,還維繫了一個社會的存在與發展。
由此可見,馬克思關於“社會共同需要”的論斷,在財政理論框架建設及其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我們在構建中國特色的財政學理論時,要堅持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核心概念,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繼承與發展。
新市場財政學的兩個基礎性概念
《中國社會科學報》: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是財政學理論的基本問題。新市場財政學如何處理這一重大關係?
李俊生:首先,新市場財政學認為,市場是一個平臺,公私部門皆在其中活動,創造價值。這樣的市場“平臺觀”符合我國以及其他國家市場經濟的客觀實際。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公共部門在市場平臺上與企業、自然人等行為主體,都遵循相同市場規則,按照市場通行方式實現各自目標。我國目前正在興起以政府與民間資本合作為特徵的PPP模式,實際上也是一種政府與私人部門在市場這個平臺上,為了實現各自的目標進行合作,以期實現共贏的模式。
其次,我們還提出了與市場“平臺觀”相對應的、具有邏輯上承上啟下功能的另一個基礎性核心概念——參與型“政府觀”。這一概念將政府視為市場平臺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當前國家推行的政府購買服務、政府採購等財政實踐活動。在處理政府在市場中的定位問題上,新市場財政學的參與型“政府觀”與市場“平臺觀”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新市場財政學體系中的兩個基礎性概念。
記者 肖昊宸